辛亥百年紀念系列公民！公民！
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專制，中國邁向公民社會，而公民課也正式成為一門功課，進入中小學課堂。
1912年新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為中堅」的教育方針，並且將「公民道德教育」作為「五育」之首。蔡元培、張元濟這些人，作為飽讀儒家經典的翰林、進士，同時又是晚清修身教科書的編撰者，他們是那個過渡時代兼顧新舊的人物，也是為公民教育在中國開路的人。
啟蒙
1912年，由沈頤、包公毅等編，高鳳謙等校訂的《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高小共6冊。
第二冊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課。《自由》一課中提到：
人類者，天賦以自由權者也。有身體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體自由者，苟不犯罪，無論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體。思想自由者，若言論權，若出版權，若著作權，皆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國力強制之。夫以國體共和，吾人可益伸張自由之權。然自由者，固以法律為範圍也。
第六冊有寬容、博愛、人權、人格、國際道德、中華國民等課，《人權》一課說：
人權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損者也。析而言之，有對於公眾之權，有屬於個人之權。
組織社會，參與政治，選舉議員，舉吾學識之所及，皆得發佈於外，以求有益於人類。此人權之對於公眾者。
信教自由，營業自由，生命自由，財產自由，意志所在，即權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權之屬於個人者。
具此偉大之人權，但能各保其權，而不相侵犯，任所欲為，無施不可也。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國民學校用《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第八冊有「守法律」、「服兵役」、「納稅」、「教育」、「選舉」、「平等」、「自由」、「好國民」、「尊重名譽」等課文，其中第十一課是《選舉》：
立憲政體必有國會，由全體國民選舉議員，以議國政。凡定法律，收賦稅，必經國會議決，然後施行。
國會之外，有地方議會，由其地居民選出議員，以議一地方之事。
議員代議政治，關係甚巨，故選舉議員者，及被選舉為議員者，皆宜慎重從事也。
第十六課是《平等》：
共和國無君主，無貴族，人民不分階級，凡權利義務，一切以法律為斷，不相侵犯，此之謂真平等。
這些內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層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公民的自由、如何成為一個好公民，包括選舉等都涵蓋其中了。
1912年6月初版的這個版本第一冊第一課就是《國體與政體》：
國體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襲者，是為君主國，不置君位，由人民公舉總統者，是為民主國。
政體有二，曰專制，曰立憲，政權由一人或一部獨攬者，是為專制國。政權分為數部者，是為立憲國。
立憲國之政權，大抵分為三部，立法屬於議院，司法屬於法院，行政屬於政府，各有許可權，一切以憲法為斷。
世界各國，有君主立憲，有民主立憲，各因其歷史而異。惟君主專制，不適於今日之世界，幾無復存者矣。
以如此簡明的方式將國體、政體問題告訴初入高小的學生，使他們明了專制與立憲的區別，這是政治常識的啟蒙，一種典型的公民教育。
這套「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風行海內外，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之所以曇花一現，恐怕與這些教科書所普及的觀念也不無關係。儘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稱帝前夕，共和國教科書已不能使用，將「共和」教科書更名為「普通」，刪去了「平等」、「自由」等內容，但此前四五年間，共和觀念、公民常識已抵達全國的上學兒童那裡。
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一度推行「國定本」，商務印書館代表的民營出版業最後一版教科書止步於此。深化
1917年1月，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劉大紳編、教育部審定的共和國教科書《公民須知》，供國民學校修身科學生用，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級教科書。
1919年，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屆大會上，有人提出編訂公民教材案，「凡屬國民，自應具有公民知識;值此世界大勢日趨改進，平民主義澎湃五洲，苟非於公民知識教養有素，勢必盲從輕舉，易入歧途，關係於國家實非淺鮮。」
1922年到1929年前後，可稱為公民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教科書也不例外。
《新學制公民教科書》(小學校高級用書)每冊16課，從本市、本省生活到國家生活、國際生活，步步擴大，以造就一個「好國民」為目標。
在一個長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該書第二冊第一課《職業》卻這樣告訴小學生：「我們從前的觀念，以做官為榮，因此，一般人都以為官吏是最尊貴的職業。我們應當打破這種舊觀念，要曉得，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業都是一樣的尊貴。」
第十一課《社會領袖》說：「我們中國人向來對社會的事情漠不關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會領袖之缺乏，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原因。……做社會領袖的，應當具備三個要件，第一個要件是要有熱烈的感情，第二個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個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識。無感情的人，辦事就沒有熱忱和毅力;無知識、無思想的人，辦事就動輒出軌。」
第十六課《法治精神》在列舉了人治的惡例之後如此解釋：「民國成立後，我們有了國會，國會裡的議員，都是人民舉出來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應當由他們議決，再請政府公布施行。照這樣規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所能變更或廢止的。無論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護。這就叫做法治。我們要維持這制度，必須人人具備法治的精神。」
第三冊第五課這樣解釋「代議制度的精神」：
就國會方面來說，議員要明白他們是人民的代表，無論議決的什麼案件，都要以人民全體的福利為前提。就政府方面來說，第一，行政首領須將財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務詳細報告於國會;第二，所有法律須交國會議決，然後公布。就人民方面來說，人民雖則選出代表組織國會來執行政權，卻不可因此卸責;一方面應當監督議員的言論，一方面應當做議員的後盾。這都是代議制度的精神。
第十六課是《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動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動力還是好人民。好人民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呢?好人民應當做的事情就是：對於政治事務要時時關心，時時監督。在選舉的時候，人民固然要認真選舉;選舉以後，也要隨時監督國會和政府。國會和政府一舉一動都有人民監督著，國會就不敢議決違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違背民意的事情。這樣一來，自然會產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別人，只要自己對於政治事務，肯時時關心和監督就是了。」
式微
國民黨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之後，以黨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興起，1928年大學院頒布《小學暫行條例》，在公民科外，增設三民主義科，後合併，改名黨義。教育部1929年8月頒布的《中學校課程標準》已沒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黨義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觸，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民族危機，「黨義科」僅僅三年後即無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標準》，公民訓練與國語、算術等一起被列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頒布《小學公民訓練標準》，訓練小學校的兒童「以養成健全的公民」為目標。
公民教育再度回歸，但是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已逐漸滲入教科書的編輯當中，商務版的公民教科書也不能倖免，這是教育部課程標準規定的。
趙景源、魏志澄編，王雲五、傅經緯校訂的第四冊有很多意識形態內容，包括「以黨治國」、「建國大綱」、「五權憲法」等，在觀念上主張犧牲個人的自由，爭團體的自由等。但在講法治精神時，明確「無論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護，這就叫做法治。我們要維持這制度，必須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復興初級中學公民教科書」共三冊，一年一冊，第一冊道德，第二冊政法，第三冊經濟。這一版的公民課本雖深受三民主義的影響，但還是保持了不少相對獨立的公民教育內容。
在「國家道德」這一章有一節「尊重輿論」：
民主政治是輿論政治。國民既將政權委託於政府，政府的設施是否正當，還要取決於國民。國民對於政治的意見，叫做輿論。國民真正的輿論，政府應當採取，作成法律，期其實行。
輿論是一般國民的公共意見。一個政黨的意見，不是輿論。一個報紙的主張，也不是輿論。真正的輿論是由國民幾經討論而後成立。國民關於輿論，應當有尊重少數和服從多數的精神。
初一年級的公民教科書能對輿論作出如此清晰篤定的解釋，這樣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價值的。1923年生在無錫的李慎之先生回憶：
30年代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整整三年都學一門公民課，用的是民營的商務印書館編的課本。雖然分量不大，但是相當扼要而明確地教給了我們什麼是國家或政府的權力與責任，什麼是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什麼叫公民，他與中國人歷來說的老百姓有什麼區別。我們當年的教師又是一個口才極好，極善於啟發學生對公民權利的覺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
……我推想與我同時學過公民課的應當有幾百萬人，最少也應當有幾十萬人……
他高中畢業於1940年，1937年之前讀初中，讀的大概就是這個版本的公民教科書。他說由於時代的風浪起伏不定，受過商務公民課本陶冶的一代學子，多少人還能在未來的人生中憶及公民課給予他的訓練?今天已無法知道，但是，可以確定，包括李慎之在內，那個時代上過公民課、接觸這些課本的少年，他們還是有幸的。學者謝泳說，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親口對他談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響，「他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他感到他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規則，都來源於早年公民教育，雖然經歷了時代的變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內容後來不再提了，但那些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還是保留在了他們那一代人身上。中國50年代社會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過公民教育的人來支撐的……」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課程標準，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書，「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公民》第一冊，李之鷗編著，韋愨校訂，增加了公民道德與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等內容，當時戰爭迫在眉睫，特別增加「童子軍訓練」一節。
這個版本先從「群己」關係入手，再澄清公民與公民的關係，提出一個良好公民須具備的條件，「不但須有強健的體魄，豐富的知識，並須有優美的道德，有濃厚的愛國心，有努力從公的精神;對於為國家服務方面，應謹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權利，應竭力的實踐政治上的責任。一個國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與否;國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趨強盛，否則便日趨衰弱。」
在「學校生活與公民道德之培養」一章說，學校設置的各種科目「都是使學生們獲得必要的知識，和養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語文課的國文，不獨可使我們能明白清楚地敘述事理，表達情意，而且可從中了解我國固有的文化;外國文，使我們得由外國的語言文字中了解外國的事物情況。又如歷史地理，不但使我們明白本國與外國的歷史事實與地理情況，且可激發我們的愛護國家、愛護民族的觀念。這些知識，可說沒有一種不是一個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們做課業的活動，直接是學習功課，間接乃是培養公民道德」。比如養成對公民服務的責任心，守規矩的習慣，虛心謹慎無形中養成做公民的根本條件。
至於課外活動，無論讀書會、演講會、運動會、遠足等，更不要說學生自治、社會服務等，不僅可補課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實習。日本侵略者對商務教科書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識都深懷疑慮，「一二八」事變時之所以要轟炸商務的工廠、焚燒東方圖書館，其中就有毀滅文化達到毀滅一個民族意志的險惡用意。
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一度推行「國定本」，商務印書館代表的民營出版業最後一版教科書止步於此。抗戰後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學畢業，曾在成都一個中學教過半年書，校長讓他包教全校高中三個年級六個班的全部公民課，教的大概已是國定本。
1997年11月李慎之在《改革》雜誌的一次座談會上說，「近年來我常常想，如果一個人真的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麼，我下一輩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課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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