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概論·地理（張偉然）

一、傳統地理觀念的出現與發展

　　將「地理」二字與西文的 Geography相對應，認為它是一門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分布規律及其成因的科學，包括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等分支領域，這是晚清以來西學東漸的結果。從這一意義而言，地理學的現代概念完全是外來的。

　　但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並非沒有地理學的觀念，而且其形成和發展過程與西方相比自成體系。「地理」一詞最先見於《易·繫辭上》：「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孔穎達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這一闡釋較為含糊，大略可以理解為山川形勢。因而地球表面具有地域差異的事象在古代一切均可以「地理」二字出之。如《漢書·郊祀志下》稱：「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這指的是自然環境要素；《漢書·王莽傳下》載：「予製作地理，建封五等」，這大體指一種地緣政治形勢。由此引申出來的還有《博物志》卷一所言：「地理廣大，四海八方」，這簡直指整個地表範圍；而《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稱：「寫了他地理角色與來人」，這又具體指地址以及行走線路。

　　如果當作一門學問，「地理」在中國古代也有兩種含義。其一是將山川形勢與星象、陰陽相結合的相地術，即風水地理。如《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存目二所錄明李國木撰《地理大全一集》三十卷《二集》二十五卷，明羅珏撰《地理總括》三卷，以及不著撰人名氏的《地理玉函纂要》二卷，都是這一類的東西。這一門學問起源甚早，自唐末以後大盛於世。元人稱：「極於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書自負，塗之人人人以地理術自售」[1]；實際上，直到晚清民國這一情形在民間依然改變無多。由於其要旨在辨陰陽、卜吉凶，與科學精神相去甚遠，本文對其且不加討論。

　　地理作為科學意義上的一門學問，其在中國形成始於漢代。東漢班固為西漢一代撰述國史，編成《漢書》，其中關於地理方面的專篇即為《地理志》。這是我國第一部以「地理」為名的地理學著作，它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傳統的地理學至此已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當然我國的地理學知識並不自《漢書·地理志》始，最早的典籍當推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禹貢》。《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包含九州、導山導水、五服三個部分。歷史上曾長期認為它是大禹治水成功的紀錄，而九州是當時曾實行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它只是戰國時期人的偽托，大一統思潮興起之後的產物。

　　與《禹貢》差相同時的地理著作還有著名的《五藏山經》，即現存《山海經》中的《山經》部分。有人認為它成書於《禹貢》之前，如顧頡剛先生；也有人認為它受到了《禹貢》的影響，如王成祖先生。但大體說來，認為它成書於戰國時期，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的。它包括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五個部分，共26篇，儼然將地面分為五大區，通過山列的走向記載各地的礦產、奇異的動植物乃至巫醫、神話傳說。它記事帶有很明顯的夸誕、浪漫的特徵，難以徵信，因而其地理價值根本不能與平實質樸的《禹貢》相提並論。

　　《禹貢》中各部分的地理價值當然也不可以等量齊觀。有人認為其精華在導水、導山的部分[2]，從知識的準確性而言此說不無道理，但若考慮到知識體系以及對後世所產生的影響，《禹貢》最有價值的部分無疑是九州。它所劃分的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彼此間的界線都是自然的山川；每一州又分述其山川、澤藪、植被、土壤、賦稅、貢品以至貢道（交通），貢品中既有天然的動植物、礦產品又有人工培植的或手工藝品。敘述的內容從自然到人文，儘管未免有想像的成分，但已充分體現了作為現代地理學核心的區域性和綜合性的特點，構成了我國區域地理最早的範式。即便在世界上它也是最古老的區域地理著作。

　　在《禹貢》與《漢書·地理志》之間還有一些其它的典籍含有部分與地理相關的內容，如《管子》、《呂氏春秋》、《爾雅》、《周禮》、《史記》。託名管仲所作的《管子》實際上主要是戰國後期的作品，其《地數》、《地員》、《度地》諸篇涉及到礦藏、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要素，不妨認為是自然地理知識的萌芽，只是這些知識並沒有對傳統的地理學體系產生影響。《呂氏春秋》的《有始覽》包含著對「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諸概念的解釋，但這些概念及解釋都不很可靠，頗有向壁虛構之嫌。

　　同樣提出了九州概念的還有《爾雅》和《周禮》，這些九州與《禹貢》中的劃分各有異同。《爾雅》大約成書於漢初，是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書，其《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諸篇包含許多地理知識；儘管受體例的限制，這些知識彼此之間缺乏足夠的有機聯繫，但由此可以了解到許多地理名詞的來歷，其中有不少在後世已經發生了變化。《周禮》與地理相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職方氏》一篇，過去傳說它是周代的制度，實際上不過是西漢末年劉歆為王莽篡漢製造輿論而編造的。《職方氏》中的九州方案，每州都列出山鎮、澤藪、川、浸、出產、居民男女比例、畜宜、谷宜，其敘述內容與《禹貢》大體相仿而文句更為整齊單調；所謂「川」、「浸」、「澤藪」彼此的區別並不很清楚；況且各州之間也沒有交待具體的界限，一望而知是以《禹貢》為藍本而炮製出來的。

　　《史記》是班固在修《漢書》時著重參考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過去不少人喜歡比較班（固）、馬（司馬遷）優劣，普遍認為司馬遷更為傑出；實際上持此論者不過是覺得《史記》行文生動，閱讀時可以獲得一種審美的愉悅；若以專業的角度視之，《漢書》在許多方面無疑更勝：它語言平實，好用古字，這些頗受非議的地方都是其學術氣味更濃的表現。以地理方面而言，儘管我們用現代地理學的眼光可以發現《史記》中有不少地理內容，如《貨殖列傳》、《平準書》可謂是經濟地理專篇，《貨殖列傳》中還提出了我國第一份內容相當翔實的經濟地理區劃；此外《河渠書》可謂是水利、河道變遷專篇，《封禪書》包含有不少宗教地理、自然地理資料；但按照傳統地理學觀念，司馬遷的意識終究還是不夠的。例如，從戰國到秦社會變遷那麼劇烈的一個時代，《史記》中竟沒有一個相當於後世《地理志》之類的專篇，以致後世對於當時的地理狀況雖努力研究，卻一直不能有滿意的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深的遺憾。

　　《漢書·地理志》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問世的。它的內容包括三個部分：開頭引錄《禹貢》全文和《周禮·職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間以西漢的行政建置為綱，將山川、物產、古迹等各項地理資料分條附記於其中，末尾輯錄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並記載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況。

　　這一結構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對於「地理」的理解。他在《漢書·敘傳下》中稱：「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說，他觀念中的「地理」雖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勢，但更關心的是對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對《禹貢》給予充分的尊重，在《漢書·地理志》開頭將其全文照錄，並不是象我們今天這樣意識到《禹貢》對於地理學所具有的意義，而只是將其當作行政制度之一種，恰好在傳說中它曾實行於夏禹時代。同理，他將傳為周代行政制度的《職方氏》九州也一併照錄，而不辨析其來歷及真實與否。正因為如此，當歷史行進到秦漢時代，五等之封已經革剗，傳說中的九州也已成為過去，此時的「剖判」是通過郡縣。班固順應時變，在正文中將「地理」的綱領由《禹貢》、《職方氏》的九州一變而至於漢代的郡國，這不能不說具有開創之功。這份功勞本應該屬於太史公司馬遷的。

　　對「地理」的這種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重實用、重功利，而輕視學理上的探討。《漢書·李尋傳》載傳主之言云：「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製法度，考禍福」。很明顯，當時人將地理當作一種應用之學。無論自然要素（山川變動）還是人文狀況（人民謠俗），研究的目的都是為了經世濟民（法度、禍福）。班固在敘述完西漢的行政建置和相應的地理資料之後，還將當時「猶未宣究」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輯而論之，不能不說有其深意存焉。

　　這一觀念再滲透到地理學中，那便是形成一種很強烈的思維定勢，即輕自然而重人文。《漢書·地理志》而後，歷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個傳統，但內容不過照著《漢書·地理志》亦步亦趨，有些簡單的甚至只有光禿禿的政區綱目，其它內容如山川、物產、古迹、水利等一概沒有。沈約在《宋書·州郡志》序中稱：「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將「地理」當作「政區」的同義語，這可以說是古代對於「地理」一詞最為極端的理解。

　　也正因為如此，地理學在我國傳統中一直被當作歷史學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為標的的著作往往成為歷史著作中的專篇，如國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之學往往帶有歷史地理的性質。即便體例不受《地理志》影響，內容也往往不免帶有濃厚的歷史色彩。如《水經注》，它以水道為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學著作，但從內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歷史著作。——當然，它同時還是一部文學名著。

　　體例不受《地理志》影響、內容又不帶歷史色彩，這樣的地理學著作在我國傳統中固然也不乏，而且它們也得以分享「地理」這一稱號，但它們一直沒有成為地理學的正宗。史載南朝時庾仲容曾抄「眾家地理書二十卷」行於世[3]，當時陰陽地理之書在社會上並不流行，這些「地理書」顯然是自魏晉以來蔚為風氣的圖經、地記之類，可惜這些地理書命途多舛，後來大多佚失了。宋元以降，這一類著作不絕如線，甚至還出現了《夢溪筆談》、《徐霞客遊記》這樣在科學史上遙遙領先西方數百年的偉大著作，但傳統地理學的觀念和體系並沒有因之而有所改變。

　　周振鶴先生提出，到了晚明，由於《徐霞客遊記》和王士性《廣志繹》兩大著作的行世，已使得中國傳統的地理學脫離歷史學附庸的地位而獨立[4]。這一主張顯然是考慮到這兩大著作在科學史上所具有的價值。但考慮到它們在歷史上並沒有產生相應的社會影響，筆者覺得恐怕還是將傳統地理學脫離歷史學的時間下推到晚清更為妥當。

在清中葉修撰的《四庫全書》中，地理類作為史部十五類中的一類，下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迹、雜記、外紀九屬。這一分類將自《隋書·經籍志》以來歷代公私書目中籠而統之的「地理類」條分縷析，直觀地顯示了傳統地理學發展到極致時它所擁有的知識體系。與《漢書·地理志》的時代相比，此時地理學的知識積累已龐大了許多，但知識結構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徐霞客遊記》被編入外紀之屬，而《廣志繹》被列為外紀之屬存目。這與《漢書·地理志》在敘完西漢的行政建置及一應地理資料之後，將朱贛《風俗》輯而論之並附載域外地理的做法如出一轍。可以說，《四庫全書》地理類各屬的知識類型在《漢書·地理志》中都已經出現了。

　　自晚清輸入現代地理學的觀念以後，我國傳統的地理學被稱為「沿革地理」。上世紀50年代，在侯仁之先生、譚其驤先生等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的呼籲、倡導下，沿革地理最終被改造為歷史地理學，由此實現了地理學在我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

二、沿革地理述略

　　沿革地理現在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民國它曾盛極一時。「沿革」具有兩層含義：其一，「沿」和「革」分別作為動詞，前者指沿襲前代，後者指對前代的建置有所變革；其二，當它們組合成為名詞的時候，一般特指行政建置的變化。沿革地理指的是以沿革為中心的地理，其研究對象以疆域政區為主，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比勘不同時代的變化，而極少進行更廣的考察和更深的探索。也有人稱之為地理沿革。

　　沿革地理的發展具有兩條主線。其一是疆域政區的建置沿革，這方面的鼻祖是《漢書·地理志》。它開頭徵引《禹貢》和《職方氏》，旨在表明古今疆域政區的異同；主體部分以西漢的行政建置為綱，「採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其歷史地理意義十分明顯。此後歷代正史十分注重《地理志》的修纂，凡有志便有《地理志》，二十四史中共有《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舊五代史·郡縣誌》、《新五代史·職方考》、《宋史·地理志》、《遼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十六部地理志。

　　在這十六部地理志中，最重要的是《漢書·地理志》和《隋書·地理志》。《漢書·地理志》不僅自我作古，開百世典型，而且它還是修得最好的一部。這一方面表現在它的內容非常豐富。它以西漢郡縣作為綱目，注文中記載了各郡國和若干大縣的戶口數，當時四百多條水道的源流，政府設在各地的鹽、鐵、工、服等手工業管理機構，以及各地的名山、礦藏、陂澤、神祠、有歷史意義的城邑鄉聚、重要的關塞亭障等等，後來的地理志沒有哪一部堪與比肩。其篇末所輯的朱贛《風俗》更是堪稱獨步，後來的地理志只有《南齊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有一些簡略的相似內容，而資料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方面，它的體例相對較為嚴謹。地理資料是具有時效性的，行政建置尤其如此。中國歷史上的政區變化有一個特點，即每個朝代初建的時候，出於安定團結的需要，往往對前代建置變革無多；而一旦形勢穩定，才漸次進行大幅度的更張。因而歷史上的政區差異在兩個朝代之間往往不及一個朝代內部來得劇烈。地理志要反映一個朝代的行政建置，比較合理的做法是選取一個時間斷面，最好是該朝代疆域最大時的一個斷面，將所有的政區在同一時間平面上作橫向展開；然後在每個政區下分別敘述其來龍去脈，反映出縱向的變化。《漢書·地理志》正是這樣做的。它在戶口資料首次出現時標明其時效為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區資料未標明時間，其中郡國級政區與戶口資料相匹配，縣級政區時效清儒錢大昕考定為元延、綏和之際（公元前8年）。這固然是班固為例不純之處，但與後世地理志相比，《漢書·地理志》總體上仍然是最嚴謹的。後來的地理志對於時代斷限大多很含糊，有些甚至根本就無所謂時代斷限；以至於志中所載行政建置從來就不曾存在過，還使得不少讀者誤以為整個朝代的政區便是如此。這都是傳統文人「好讀書不求甚解」之弊。

　　《隋書·地理志》之所以重要，關鍵在於它反映了從南北朝後期到隋代的行政建置。《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都沒有志。唐初修《隋書》的時候，本來也是沒有志的。唐太宗命令修《五代史志》，以配合這五部史書；起先它是單行的，後來被編入《隋書》，也就被稱作《隋志》。因而《隋書》中的各志都很重要。《隋書·地理志》在總序中敘及南北朝的政區概要，正文以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為斷限，注文記載此前的沿革；還穿插著按《禹貢》九州的區劃記載了各州的人文地理概況。雖然與《漢書·地理志》相比，《隋書·地理志》在內容的豐富性、資料的系統性、組織的合理性等各方面都大為不如，但比其它正史地理志則明顯高出一籌。

　　從唐代開始，出現了單獨的全國地理總志。最早的是貞觀十五年（641）魏王泰主持修成的《括地誌》。它以貞觀十三年（639）的政區為綱，敘述建置沿革、兼記山嶽形勝、河流溝渠、風俗物產、往古遺迹以及人物故實，共555卷。可惜後來散佚了，只有其《序略》和零星被引用的條文保存了下來。傳世最早的地理總志是成書於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縣誌》。其編者為當時的宰相李吉甫。該書以貞觀時規劃的十道為綱，配合當時的47方鎮，分鎮記載府、州與屬縣的等級，戶、鄉的數目，四至八到，開元、元和的貢賦，以及建置沿革、山川、鹽鐵、墾田、軍事設施、兵馬配備等項。其中，所記元和時的行政建置以及戶、鄉等地理情況為其它資料中所不載，而縣以下山、川、宮、戍、故城之類小地名遠較兩《唐書》地理志為多。該書本來是有圖的，稱《元和郡縣圖志》，每鎮一圖一志；南宋時圖已散佚，故只稱《元和郡縣誌》。現存文字內容也有殘缺。

　　宋代的地理志總志非常發達，有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南宋《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共5部。其中，《太平寰宇記》成書於宋初，內容非常豐富，體例較《元和郡縣誌》亦有所創新，所記多宋以前事，尤以唐代占很大比重。《元豐九域志》以元豐八年（1085）政區為準，當時政區及戶口資料現存僅此一份，但其它內容較為簡略。《輿地廣記》開頭敘歷代疆域，分區論述形勢，此後按宋代政區敘述其沿革，所列為北宋政和（1111-1118）中之制。《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是兩部以保存人文地理資料見長的總志，前者記述歷代地方建置沿革其詳盡程度不亞於《元和郡縣誌》和《太平寰宇記》，而可信程度又有過之。它對資料都註明出處，對不同的說法詳加考訂，所記宋代監司的沿革尤為其它總志所無。相對而言，《方輿勝覽》對於政區沿革較為馬虎。

　　元代出現了官修的全國地理總志《大元一統志》。該書1300卷，分建置沿革、坊郭鄉鎮、里至、山川、土產、風俗形勝、古迹、宦跡、人物、仙釋等門類。可惜這部規模空前的巨制在明代就已經散佚，如今只能看到輯本。受其影響，明天順五年（1461）也有《大明一統志》90卷之作。其山川湖泊、津梁館驛、土特物產、寺觀祠廟、學校書院等資料均勝於《明史·地理志》。客觀地講，唐以後的正史地理志讓人感覺未能達到《漢書·地理志》和《隋書·地理志》的水平，全國性地理總志的興起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清代對於一統志的編撰更是慎重其事，先後凡三修，從康熙延續至嘉慶，最後修成《嘉慶重修天下一統志》560卷，簡稱《大清一統志》。它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政區為斷， 按省、府州、縣三級敘述。其古迹部分對歷史上大量的故城、廢縣作了精密考訂，既用史實說明其興廢年代，又考訂其今地，堪稱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

　　明清時期還有兩部著名的私修地理總志：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前者120卷，主要講各地的利病，即資源、水利、賦役、民情等等。後者130卷，主要講形勢，即「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它先敘述歷代州域形勢，即歷代的疆域政區，主體部分按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詳述各地的形勢、城鎮、山川、關隘、橋樑、驛站等，對歷史地名的考訂極為精詳。

　　清中葉乾嘉漢學興起以後，對沿革地理的研究曾形成一股熱潮。這一熱潮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國。其中，有對缺志朝代的補苴之作，如洪亮吉的《東晉疆域志》、洪齮孫的《補梁疆域志》、臧勵龢的《補陳疆域志》；也有對歷代正史地理志的考訂和糾正，如全祖望的《漢書地理志稽疑》、楊守敬的《隋書地理志考證》。這些工作就具體結論而言有不少至今仍值得重視，但總體看來，已只有資料薈集的作用。尤其那些補志，高明得實在有限。

　　沿革地理的另一條主線是水道變遷。我國處於東亞季風氣候區，降水的時間分布和空間分布都很不均衡，作為農業基礎的水利，自來便關係到國計民生。《史記》創立《河渠書》的篇目，此後《漢書》有《溝洫志》，《宋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河渠志》。這些《河渠志》主要記載以黃河為中心的水道變遷與水利興修，其出現與否完全取決於該朝代黃河是否安定。其中，《河渠書》記載了春秋戰國以至漢武帝時各地的運河及灌溉渠道，以及西漢前期規模較大的兩次河患。《溝洫志》則詳細保存了漢武帝以後黃河決溢、改道、成災、治理及其影響的資料，從中可以了解到當時黃河河道、河性、河床、含沙量等自然特徵，還保留了一些先秦時期黃河的信息。

　　東漢以後，黃河安流了近八百年，因而這段時間的正史里也就不再有《河渠志》的位置。五代以後，黃河為患愈益猖獗，宋、金、元、明諸史便不得不將其作為常設篇目。《宋史·河渠志》是各《河渠志》中篇幅最大也是質量最高的一部，其覆蓋範圍遍及宋代全境，在內容中又吸收了當時自然科學方面的成果，對於水利事業的重要資料網羅無遺。相對而言，《金史·河渠志》便顯得粗疏，它只記述黃河、漕渠、盧溝河、滹沱河、漳河五條大河，而且內容頗多掛漏。《元史·河渠志》的粗疏猶有過之，除局部間有可取之外，從內容到組織都相當混亂。《明史·河渠志》基本上反映了有明一代黃河變遷及各省水利建設的概貌，它將海運、淮河列為專篇，具有當時的時代特點，每一篇的敘述組織也清晰得當。[5]

　　除了正史河渠志，還有一些記述水道變遷的專著。這方面，最著名的當然是北魏酈道元所撰的《水經注》。我國古代一直有撰寫《水經》的傳統，如《山海經·海內東經》所附26條水道、《說文解字》水部所據資料，都應該是不同時期成書的《水經》。酈道元所注的《水經》從內容推斷應該成書於三國時期。它本來只是簡略地記載全國137條河流的發源、流經和匯入之地，酈道元採取作注的形式，「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將掌握的資料分別編織到《水經》相關的字句之下，「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6]。該書篇幅達40卷，記載了大小水道1000多條。不僅註明其河道、河床、水文及沿途地貌、自然景觀，而且還旁及人文內容，如政區沿革、城鎮、交通、關隘、建築、水利工程、物產、礦藏、地名、風俗、謠諺、傳說等等。可以說，該書是我國6世紀前內容最豐富、完備的地理巨著。

《水經注》之後，唐代李吉甫有《刪水經》10卷，金代蔡正甫有《補正水經》3卷，但都沒有流傳下來。明清時期這一類著作也有不少。黃宗羲有《今水經》，較為簡略。齊召南有《水道提綱》28卷，用《水經》遺意，以海為綱，所舉地名以乾隆時期為準。徐松又有《西域水道記》，仿《水經注》之體，記述11個湖泊流域的河流及地理狀況。另外較著名的又有《行水金鑒》和《續行水金鑒》，系統地彙集了黃河、淮河、長江、運河諸流域的水道變遷、水利工程以及行政管理的文獻資料。前者176卷，傅澤洪、鄭元慶編，成書於雍正三年（1725），所輯資料自上古至康熙末；後者157卷，道光時黎世序、張井、潘錫恩等編，所輯資料自雍正至嘉慶末。

　　在疆域政區、水道變遷兩條主線之餘，過去講沿革地理的也有人旁及都邑。這方面，古代也有不少著作，如《三輔黃圖》、宋代程大昌《雍錄》、明顧炎武《歷代帝王宅京記》、清代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等等，現在大抵屬於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研究範圍，但在過去的沿革地理中並不受重視。

三、古代地圖的測繪

　　地圖是地理學的基本工具。它用圖象表達地理事物的空間存在形式，以及人類對於客觀世界的空間感知，直觀地顯示著地理學的發展水平。

　　我國古代對地圖一直很重視。民國時期王庸先生著《中國地理學史》，在《弁言》中辟頭就說：「我國舊日地理學的著作，以地圖和地誌為主」[7]，這一感覺是很對的。地圖的出現應該在文字出現之前。傳說中夏禹曾鑄九鼎，據《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有學者認為，九鼎上所鑄的就是地圖[8]。九鼎自秦以後下落不明，但晉代尚有流傳的《山海經圖》便是從九鼎之圖演變而來的。

　　在《詩經》中有不少關於地圖應用與測繪的記載。《周頌·般》有句云：「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玄注稱：「猶，圖也」，謂「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這是關於地圖的應用。而《大雅·公劉》中有「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和「度其隰原」之句，景即日影，顯然這是關於測量的資料。相傳為周代制度的《周禮》中，有關地圖的記載更多，如《地官》稱：「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又《夏官》亦稱「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戰國後期成書的《管子》甚至列有《地圖》專篇，謂：「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由此可以感受當時地圖的大致情形。

　　現存最早的地圖實物是1986年出土於甘肅天水放馬灘的7幅繪製於木板上的地圖，其中6幅為成品。這些地圖所表示的地域大致在今天水地區，其時代約為戰國中後期。6幅地圖之間互有聯繫，2號圖下方標有「上」字註記，表明其方向為上北下南、左西右東，與今普遍地圖的方向一致。圖中以突出的水系，構成圖面的總體框架；突出重點，擴大主區；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經形成；還形成和應用了接合圖的概念；具備了一套地圖要素的表示方法，現代地圖中地形、水系、居民點和交通線四大要素，在圖中都有相應的表示符號。特別是處於半成品狀態的5號圖中用閉合曲線表示山體形狀、山脈走向及山谷位置，頗接近於現代等高線的用法[9]。這不僅是我國，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地圖實物。其內容之豐富、精確，繪圖技術之成熟，都達到了令人驚訝的水平。

　　天水放馬灘地圖出土之前，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也出土了3幅地圖，其時代為西漢初期。這3幅地圖繪製在帛上，學界根據內容將其分別稱為《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其中，《地形圖》主區相當於今湘水支流瀟水的上游，鄰區包括今嶺南的北江以西、桂江以東。《駐軍圖》主區大致包括瀟水的上源地區。《城邑圖》內容較為簡略，繪製風格也與另兩幅截然不同。可以推斷《地形圖》和《駐軍圖》大體出自一人之手。這3幅地圖顯示當時已經根據用途而區別圖類，在精度確定上主鄰有別、詳近略遠；繪製的過程中擬定比例，實測精繪，可以肯定其背後已經有一套完整的製圖理論在支持。

　　這套理論在西晉時終於被裴秀（223-271）明確提出。他主持編繪《禹貢地域圖》18篇，在序中他提出「製圖六體」，即地圖繪製的六項原則。他所繪的地圖作為我國見於記載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開創了古今地名對照的體例，可惜後世失傳了，但他提出的製圖理論卻得以流傳下來，成為我國地圖學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製圖六體」的前三項為分率、准望、道里，大體相當於現代所謂比例尺、方位、距離；後三項為高下、方邪、迂直，前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張修桂先生認為可分別解釋為高低起伏、方位偏斜和迂迴曲直，其作用在於校正圖上的距離，使其與實地距離保持一致[10]。

　　裴秀提出的製圖理論一直為我國傳統的地圖學者所遵循。從南北朝到隋唐，各種地圖廣泛流行，其中較引人注目的有兩類，一是與魏晉以降大量湧現的地誌相匹配的山水都邑之圖及區域性地圖，如《隋書·經籍志》載有《周地圖記》109卷、《諸州圖經集》100卷。這類圖往往與山水畫結合在一起。二是不同時期全國性的行政區劃圖，史載隋代有《區宇圖志》129卷，唐代有不同時期的《十道圖》，如《長安十道圖》（704）、《開元十道圖》（715）、《元和十道圖》（806-820）。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宋代，如《淳化天下圖》（993）、《景德山川形勢圖》（1007）、《熙寧十八路圖》（1073）以及沈括編繪的《天下州縣圖》（1088），此時一般稱之為《十八路圖》。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唐代賈耽（730-805）對地圖學的貢獻。他曾繪製《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以及《海內華夷圖》，其中尤以後者影響深遠。該圖寬3丈，長3丈3尺，比例尺為1寸比100里，圖中既區分華夷、又分別古今，古地名以黑色註記，今地名用紅色註記，開後世沿革地圖以朱墨對照體例的先河。這幅圖本身未保存下來，現存西安碑林的兩幅石刻地圖《華夷圖》和《禹跡圖》據說都是後人根據它改編的。

　　這兩幅石刻地圖是傳世最早的地圖實物，它們都出自宋人的手筆，刻成於1137年。當時大量繪製的地圖除上文提及的不同年代的《十八路圖》外，還有出於對邊疆問題的焦慮而繪製的邊境圖及軍用圖，如《通志·藝文略》所載《大遼對境圖》、《大金對境圖》，《玉海》卷14所載《咸平河西隴右圖》、《祥符山川城寨圖》等，為數極多，可惜後來都失傳了。得以流傳至今的這兩幅地圖採用石刻作為載體，應該說是一個創造。

　　《禹跡圖》採用計里畫方，圖名下小注「每方折地百里」，旁邊還有三行標記：「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其底圖為北宋時制度，河流和海岸輪廓畫得相當精確。《華夷圖》有「唐賈魏公（耽）圖」的小注，但顯然也出自宋人的手筆。該圖不畫方，基本格局比較粗略。圖上很突出地畫出長城的位置，四周有不少關於異族的文字說明。此外還有一幅地圖刻石保存在蘇州孔廟，名《地理圖》，刻於1247年；其精度與《禹跡圖》不能相侔，風格深受與山水畫相結合的繪圖傳統的影響。

　　傳世的宋人地圖還有一些印刷品，其中規模最大的當推現存日本的《歷代地理指掌圖》[11]，該圖集包含自上古至宋代的44幅歷史地圖，但繪製較為粗略。

　　元代出現了一位著名的地圖學家朱思本（1273-1337），他根據遊歷、考察所得的新資料，並參考舊地圖和文獻，編繪成《輿地圖》2卷。其圖長廣七尺，採用計里畫方之法，異域不詳之處則闕疑；曾刻石於龍虎山，後不傳。明人羅洪先（1504-1564）在其基礎上增補資料，改編成《廣輿圖》，將行政區劃更為明代制度，並分成小幅，刊刻成圖集。80年後陳組綬又據《廣輿圖》改編成《皇明職方地圖》，對資料作了補充，圖幅也作了增補。

　　明初還留下了一種特殊的地圖，即《鄭和航海圖》。它與陸地上的地圖大相徑庭，圖上並不按照沿途地物的實際方位，只把左右兩邊經過的重要地點分別標在航線的兩側，而與航行無關的許多地段都被省略。因此圖面非常失真，缺乏統一的比例尺。顯然這種地圖有其自身獨特的傳統，應該是從宋代傳下來的。

　　明代後期中國地圖學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東來，帶來了用西法繪製的萬國全圖，並於1584年取名《山海輿地全圖》用中文出版，隨後又多次增訂、翻版。其法採用經緯度定位，遠比我國傳統的計里畫方來得精確。從此揭開了用西法繪製中國地圖的序幕。利瑪竇之後，艾儒略撰有《職方外紀》，南懷仁撰有《坤輿全圖》。受此影響，終致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清廷組織一批傳教士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大地測量，1718年完成《皇輿全覽圖》，藏之內府。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之後，又組織測繪了《西域圖志》，並於1761年由蔣友仁將《皇輿全覽圖》添加西藏、新疆編繪成《十三排皇輿全圖》，亦稱《乾隆內府輿圖》。

　　可惜此後清政府閉關鎖國，導致我國地圖測繪水平停滯不前，而且康、乾兩朝用西法繪製的輿圖又深藏內府，直到同治年間胡林翼改編為《大清一統輿圖》，才漸漸流通，成為一般輿圖的藍本。清末地理學家楊守敬編繪《歷代輿地圖》，它是傳統沿革地圖的集大成者，在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問世以前中國最好的歷史地圖集，其底圖便是《乾隆內府地圖》。民國以後，自清末以降進行大地測量的成果陸續問世，這一狀況才漸次得以改變。

四、地理考察及其著述

　　野外考察是地理知識的最初源頭。中國早期的地理著作與野外考察之間的關係，如今已不甚明朗，因為它們都已經過了深度加工。《禹貢》是一部高度綜合性的著作，自不必說；《史記》、《漢書》中的地理篇章，也不再有野外考察記錄的痕迹。稍微比較接近的是《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所輯朱贛《風俗》部分，但如此系統深入而分布範圍廣闊的地理資料，很難令人相信出自個人的地理經驗；只有《史記·大宛列傳》所載的域外地理狀況，應該是依據張騫的報告。比較而言，考察意味更為明顯的是《五藏山經》，然而其中那麼多令人不可思議的地理現象，恐怕主要是浪漫主義想像的產物。

　　不過既然知識積累到如此程度，說明當時的地理考察已相當發達；未能留下原始記錄，主要可能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缺乏足夠的記錄媒介。這一狀況直到漢魏以後才得以改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人口移動和民族遷徙空前頻繁、地理經驗變遷十分劇烈的時代，陳橋驛先生曾將4-6世紀這一段形象地描述為「地理大交流」[12]。其結果當然是導致地理著作的不斷湧現。而早在東漢，撰寫區域性的地理著作已漸成風氣，如盧埴《冀州風土記》、圈稱《陳留風俗傳》以及楊孚的《交州異物志》和《臨海水土記》之類。這些著作的全貌已不可得見，但從其它著作徵引的殘篇斷簡來看，它們的考察經驗是相當直接的。魏晉以降，這類著作愈發昌盛。僅劉緯毅《漢唐方誌輯佚》所錄，計東漢9種，三國時期魏16種、蜀4種、吳19種，兩晉十六國時期67種，南朝宋55種、齊8種、梁9種、陳7種以及時代不詳12種，北朝34種[13]。其中，不少地方都有多種同名或書名近似的著作，如荊州即有晉范汪、宋庾仲雍、盛弘之、郭仲產、齊劉澄之所作的數家《荊州記》和梁蕭世誠《荊南地誌》、佚名的《荊州圖記》、《荊州圖副》、《荊州圖記》等，《交州記》、《廣州記》、《益州記》、《吳地記》、《尋陽記》、《南康記》、《永嘉記》、《湘州記》等也都有不同作者所撰的多種。

　　可惜當時印刷術尚未發明，這些著作在流傳的過程中都已經佚失。所幸在其它著作中還保存一些吉光片羽，其中最為集中的是《水經注》。過去不少人認為，《水經注》是酈道元進行實地調查、親自尋訪探求的結果，這一看法與事實不符。《水經注》中標明引用的書籍達400多種，而沒有說明出處的地方，實際上也往往是引用前人著作。如膾炙人口的描寫長江三峽的一段，便出自盛弘之《荊州記》[14]。酈道元並不是一個旅行家，他足跡所及的範圍有限，南朝境內根本就沒有到過。該書主要是充分利用已有資料編成的。

　　隨著佛教的興盛，魏晉南北朝時期僧人西行求法也漸成潮流。其中，東晉末年遊歷西土回國的法顯曾撰寫一部回憶錄，敘述其在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見聞，這便是留傳至今的《法顯傳》，或名《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該書的資料曾被酈道元采入《水經注》中。其後唐初玄奘西遊回國後也曾留下一部口述自傳《大唐西域記》，記述了玄奘親身遊歷的110國和得之傳聞的28國的情況。稍後又有義凈，曾撰寫《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其中也有不少記錄沿途見聞的內容。這些著作後先輝映，成為研究當時中亞、南亞史地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

　　但隋唐時期關於國內的地理考察較之此前卻發展不多。或者說，就觀察而言不無進步，而地理著作則乏善可陳。此時沿襲南北朝風氣，各地誌書的撰述仍不絕如縷，但其中地理觀察的意味大不如以前。就連一些著名的山水文學作品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其重點亦在主觀世界而非客觀知識。此時值得關注的倒是一些單篇的文章，如各地的廳壁記、碑記以及某些贈序、碑序之類，其中常有一些區域地理狀況的概述，這些概述往往是地理觀察的結果。

宋代是我國地理觀察取得長足進步的一個時期，無論觀察的深度還是地理著述的豐富程度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根據野外考察所得提出了多項地理學說。其一是沉積成陸說，即「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他根據太行山「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便斷定「此乃昔之海濱」。此前雖有人注意到海陸變換的可能，如顏直卿在《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寫道麻姑曾「見東海三為桑田」[15]，但對於變化的過程缺乏說明。沈括認為：「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為這一現象給出了一個科學解釋。其二是以溫州雁盪山為例提出侵蝕學說，認為山體「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而負地形「皆是水鑿之穴」；連類而及，沈括斷定黃土澗中的地貌「亦雁盪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這兩項學說比西方提出早600年。其三是發現地域分異規律。他注意到「地氣」對形成自然景觀的作用：「嶺嶠微草，凌冬不凋，並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所謂「地氣」顯然指熱量。這是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他注意到「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是由於「地勢高下之不同」。這些地域分異現象唐人曾分別有所覺察，但並沒有將其作為一個規律提出。沈括這一發現較俄國學者道庫恰耶夫提出地帶性學說早800餘年。

　　《夢溪筆談》無疑代表了宋代地理觀察的最高水平，但該書並不算一部地理著作。宋代地理觀察的結果更集中地表現在遊記中。這一文體在唐代只是一些單篇的文章，至此發展成一種著述之體，出現了篇幅呈專書狀態的遊記。其中最著名當推陸遊的《入蜀記》和范成大的《吳船錄》，事實上這類著作當時頗有不少，范成大即另有《驂鸞錄》、《攬轡錄》，其它如張舜民《郴行錄》、樓錀《北行日錄》等等，不勝枚舉。

　　值得指出的是，宋人的求實精神相當強。因而宋人的遊記不像此前的山水文學作品那樣過分追求詞藻的華麗。試比較《吳船錄》、《入蜀記》和《水經注》對長江兩岸景物的描寫，可以看到范、陸二公在記載沿途所見所聞之餘，還間以考證，其間景色、風土、情懷、歷史交相輝映，文筆優美而不夸誕，堪稱辭采與徵實的完美結合。而這正是宋人的典型風格。

　　除了遊記，宋代還留下了一些筆記體的地理考察著作，如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類。其中較突出的是記述異族以至異國的《溪蠻叢笑》、《嶺外代答》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這些著作經過了作者的加工整理，不再以行蹤而以知識的類別為線索，與遊記可謂各有千秋。

　　元代的文化水準較之宋代明顯低落，但其時地理考察則頗有值得稱述之處。元世祖時，命都實「往求河源」，完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黃河河源考察。都實曾到達星宿海，其經歷被撰為《河源志》，後被改編為《元史·地理志》附錄。其結果已以今黃河正源卡日曲為河源。此外還產生了兩部著名的遊記，其一是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反映了蒙古高原北部的地理情況；另一部是劉郁筆錄的《西使記》，記述旅行家常德往返中亞的沿途見聞。

　　也正是從元代開始，我國的域外地理考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前主要是通過陸路；即便偶爾假道海路，如南北朝隋唐時期部分西行求法的高僧，也往往只是假道而已，旅行者對於沿途的風土人情並不感興趣。宋代海路交通漸趨發達，但當時出海者並沒有撰述其海外見聞，現存《諸蕃志》所載雖皆海外之事，而資料主要得自耳食。此時出現了兩部取道海路交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其一是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以作者往返三載的聞見為基礎；其二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記述作者附舶海外所經數十國的地理狀況。這些資料大大地拓展了中國人的地理視野。

　　入明不久，又出現了三部性質類似的域外地理著作，即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三位作者都曾是鄭和下西洋的隨行人員，其中馬歡且曾充當翻譯。各書大抵以親身見聞寫成，所記內容不盡相同，而著述方式大同小異。當時所謂西洋即今南洋西部及印度洋北部。個中資料曾被其它許多著作引錄、利用，甚至有由此改編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的小說出現，足見其社會影響之巨。

　　明中葉以後，地理考察進入了一個鼎盛的時期。此時社會上旅遊之風甚盛，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旅行家群體[16]。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徐霞客和王士性。

自1928年丁文江整理出版《徐霞客遊記》以來，有關的研究已可謂汗牛充棟；成立了學會，出版了學刊。但評價未免有點過高。丁文江認為是徐霞客發現了長江江源，經過譚其驤先生辯析，實則「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17]，他只是糾正了「岷山導江」的傳統錯誤。又，不少人認為《徐霞客遊記》內容豐富，自山川、地貌、動植物、礦產、手工業、居民點、物價到民情風俗、民族關係、邊陲防務都很關注，實際上與同時期其它著作相較，該書人文方面的內容有限。

不過徐霞客當然有其偉大之處：首先，中國人歷來強調經世致用，絕少超乎功利的科學精神，而徐霞客不帶任何功利目的，純粹為出遊而出遊，從這一意義而言，他的出遊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科學考察。其次，徐霞客對於自然現象成因的解釋雖然較前人無明顯進步，但他留下的觀察記錄忠實可靠；尤其對於傳世史料不多的西南地區，他的記錄彌足珍貴。其三，他對於石灰岩地貌的觀察和描述，在很多地方都達到了相當準確的水平；在這一基礎上，他為石灰岩地貌給出了一個名稱系統。這些都是他的同時代人望塵莫及的。

與徐霞客不同，王士性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文方面。他曾遊歷過除福建外的兩京十二省，撰寫出《五嶽游草》和《廣游志》，由此再加工提煉成《廣志繹》。他深刻地認識到地理現象的區域性，在《廣志繹》中按區域對各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概況作了高度綜合性的描述。可以說，該書便是一部當時的人文地理區劃。同時，他還注意到自然環境對於人類活動的影響，提出了類似於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當然，這是發展了《禮記·王制》中「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的論調。而且，他還具有動態的觀念。他認為全國的經濟文化重心既然能從中原轉移到江南，就有向嶺南和西南轉移的可能。這一判斷結果雖未免機械，但不以一成不變的觀點分析地理現象是難能可貴的。

在深入分析各地人文特點的基礎上，王士性產生了明顯的「郡國利病」的思想，即不同的地理環境中各有其利、弊。這一點直接構成了清初學術重鎮顧炎武的地理學思想。顧氏三大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一卷中全文照錄了《五嶽游草》的《地形》、《形勝》、《風土》三節文字，《肇域志》在各省的最後都抄錄了《廣志繹》相應省份的幾乎全部內容，《日知錄》中也多有《廣志繹》中的文字，只不過顧氏在抄錄時沒有交待出處，使後人誤以為這些便是顧炎武本人的思想[18]。

徐霞客、王士性之外，當時其他人也留下了許多遊記或筆記，其中頗不乏精彩之作，如張翰的《松窗夢語》、謝肇淛的《五雜俎》等。《千頃堂書目》卷八載有明代57人的遊記，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

清代就遊記數量而言並不輸與明代，然而地理觀察成績則大為倒退。《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搜羅了大量的清人遊記及其它地理觀察作品，但並沒有出現《徐霞客遊記》、《廣志繹》那樣偉大的著作。自清初開始，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向書齋，到中葉時形成一股席捲全國的考據學風氣，與野外考察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值得注意的倒是晚清的那些海外遊記。在自然地理方面它們固然無所建樹，但人文地理價值則頗有可觀。它們是中國固有文化價值體系遭受空前嚴重挑戰時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思考。郭嵩燾曾在《使西紀程》中對西方文明多有肯定，然而竟致物議騰起，甚至有人請求政府銷毀該書。由此不難想見這些遊記在當時為國人打開地理視野所起的作用。

五、西方地理學的輸入及其影響

中國傳統的地理學有兩個根本缺陷，一是其宇宙觀為天圓地方說，沒有認識到大地為一個球體；二是其方法論缺乏數理基礎，不能將知識建立起一個有機的體系。因而在古代儘管對個別現象取得了非常超前的發現，如沈括比西方人早那麼多就提出了沉積學說、侵蝕學說和地域分異規律，但這些知識只是彼此孤立地存在，並未帶來整個地理學水平的進步。明代徐霞客曾有意以實地考察為基礎改造輿地之學，然而構成其思想基礎的仍不過是傳統的「龍脈」觀念，顯而易見不可能導致傳統地理學的革命。

為傳統地理學帶來革命的是西方地理學觀念的輸入。早在元代，已經有畫著經緯度的木製地球儀傳入中國，但並沒有產生任何影響。明萬曆時利瑪竇帶來他的世界地圖，圖上畫著赤道、二極、南北半球、五帶，並列出五大洲的名稱，這才讓中國人接觸到大地為一球體的概念。稍後艾儒略著《職方外紀》，又闡明了太陽回歸形成四季、五帶的原理。清初南懷仁撰《坤輿圖說》二卷，卷上在前人基礎上更詳細地介紹了地球知識，並以科學觀念解釋了地震、山嶽、海水之動、海之潮汐、江河、風、雲雨諸自然現象以及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卷下按洲分國簡介了各地的地理概況。

為了與傳統的地理學接榫，這些西儒對天圓地方說作出了新的解釋。當時西方的宇宙觀為地心說。《職方外紀》謂：「天體一大圜也，地則圜中一點，定居中心，永不移動」，從而認為「天圓地方乃語其動靜之德，非以形論也」。受其影響，《坤輿圖說》也寫道：「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這種論調顯然是為了增加中國人接受新觀念時的愉快程度。

可惜這一伎倆並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儘管這些西儒之書在社會上有所流傳，而且確實有不少學者對其將信將疑，但更多的則是斥之為偽妄。到明末哥白尼的日心說傳入中國，1767年蔣友仁向乾隆皇帝獻上的《坤輿全圖》已經吸收了其中的多項成果，可是它非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數十年後才被改編為《地球圖說》出版，反而因與此前之說矛盾愈發引起了當時著名學者對西方地理學的輕蔑。

隨後清廷的閉關自守中斷了西學東漸的勢頭。西方地理學的再次湧入，已到了鴉片戰爭以後。與此前所不同的是，此時的西方地理學已受到中國人熱誠歡迎，並成為引領中國人認識世界、奮發圖強的銳利的思想武器。1842年魏源編成《海國圖志》，該志主要以西洋人談西洋，為國人展現了一幅廣闊的世界地理圖景，後又迭加增訂。1948年徐繼畬撰成《瀛寰志略》，一掃此前以東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來劃分世界的做法，改為以四大洲、五大洋來劃分全球，在自然地理、區域地理和地名學諸多方面為近代的地理學建立了一套嶄新的範式。

自此以降，以地理學為嚆矢研究西學成為時代風尚。如康有為便是從「讀《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開始，「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礎」的[19]。當時一些西人報刊如《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也不斷發表一些地理學譯著。當然更直接的是對西方地理學著作的引進。據統計，在1819-1911年間出版的西方地理學譯著達208種之多[20]。其中尤為集中的是1902-1908年。由於甲午以後日本成為中國自強的榜樣，留學日本漸成潮流，這段時間引進的西方地理學著作大多由日文轉譯而來。以致晚清的地理學文獻中大量的自然地理新詞來自日本，其中有不少沿用至今，如「北回歸線」、「大陸」、「地殼」、「背斜」、「冰川」、「高原」、「流域」、「子午線」、「自轉」之類。

1895年，鄒代鈞（1854-1908）在武昌組織了譯印西文地圖公會。這是我國近代第一個研究地理科學的學會。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後改為「輿地學社」，後又改稱「輿地學會」。1909年張相文（1867-1933）創立中國地學會，並於1910年創辦《地學雜誌》。至此，近代科學意義上的地理學在中國已經正式產生。

　　而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傳統地理學向近代地理學的學術轉型早在此前已經完成。經過約半個世紀的西學東漸，到清末已經形成了嶄新的地理學思維體系。有人認為地理學包括天文地理、地文地理和人文地理，其中人文地理又包括政治地理和經濟地理。也有人將地理學分為數理地理、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雖然這些分類不無歧異，且與現代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不無距離，但毫無疑問，此時的地理學與傳統的地理學已迥然不同。

　　與此同時，地理教育在各級學校中也蔚然興起。晚清的各級新式學堂中，大部分都設置了新式地理學的課程。1904年我國正式頒定的第一個學制「癸卯學制」對初等、中等、高等各個層次的地理教育都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奠定了地理作為一門基礎課的地位。受其影響，各種地理教科書風起雲湧。在1904年《上海書業公所出底挂號》中，各種地理教材名目繁多，而《地球韻言》堪稱暢銷書目，頗可以反映地理學在當時社會上受關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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