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07-20

范展(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鴉片戰爭後,抵禦外侮與學習西方,成為中國生存發展中的兩大課題。而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運動連結了起來。雖有不少學者認為,民族主義並不總是現代化的促進因素,但看到了師夷之長的必要性與必然性,總歸是把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化動力的一個起點。所謂師夷之長,在中國近代意味著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向以往不屑一顧而又茫然不知其所的小國偏邦學習。由於鴉片戰爭以及接踵而來的外患打擊了民族保守主義者的自尊心與自大心,要接受這一主張,絕非易事。然而,中國現代化的無情邏輯是,舍師夷一途則無以自強。從鴉片戰爭後的師夷之長技,到甲午戰爭後效法西方謀求整體性變革,近代中國不得不依照這一邏輯指明的途徑跚跚前行。畢竟,現代化追求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禦侮與師夷的辯證統一,在近代對日關係中表現得格外突出。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日本是處心積慮侵掠無已的兇惡敵人,同時也是學習西方的榜樣與橋樑。孫中山曾明確說過「, 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多因中日間的矛盾與對抗得以激發和釋放,同時也因昔日的「老師」不顧戰敗的屈辱,反身學習和取法昔日的「弟子」而顯露出理性的光澤。甲午戰敗後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此等做法,讓日本輿論大為嘆服,稱「真不愧大國風度」。此舉開啟了經久不衰的中國學生留日潮,至1905 年前後,在日留學生幾達萬人,成為世界留學史上的盛事。如果說,甲午戰爭前,還只有如黃遵憲等極少數有識之士提出仿效日本明治維新以謀變革的話,那麼,經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學習日本、變法圖強,已成為涌動於朝野上下的強大潮流,戊戌維新和清末新政無不受其影響,並進而影響到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中國早年引入社會主義思潮,也以日本為重要渠道和「加工點」。

無須諱言,中國之師法日本,雖則反映了對現代化的迫切要求,但也是受了御日失敗的刺激所致。將禦侮失敗激化的民族情緒轉變為學習強鄰的集體意志,這固然體現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良性化,但也不無偏叵之處。事實上,甲午戰爭後興起的師日熱潮,很大程度上並非學習日本本身,而是試圖藉以覓取學習西方的「捷徑」。正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所說,「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日本對西學用過一番獨到的取捨功夫,模仿日本學西方,或可省力不少。但這類取巧的想法和做法,其實是大害,也是對日本缺乏研究和了解的表現。學習和仿效日本某些現代化的做法和經驗自無不可,但更主要的須注重考察其成功學習西方的特殊條件和環境,諸如日本的地域條件、民族特性、立國精神以及思維方式等,這樣方能明了日本現代化變革的成敗得失及其可取之點。否則,難免出現盲目性。

回顧近代中外關係尤其是中日關係,可以看出,為了抵禦外侮不可避免地要強化民族意識,而實行現代化要求認真反思傳統,揚棄那些與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東西。在近代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的現代化訴求中,民族主義難免會顧此失彼。在以現代化為既定目標的前提下,需要尋求民族精神與現代化的完滿結合。這就要從禦侮與師夷相統一的歷史經驗中去獲取啟示。畢竟,禦侮與師夷都是中國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禦侮與師夷的雙重努力中,能有效學習和汲取外國現代化的優長和經驗,防止和克服民族自大或自卑心理。今天,中國不但早已在抵禦外侮中取得了完全勝利,而且在現代化建設中獲得了長足進展。然而,我們在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後,似乎失去了近代以來在逆境中學習日本時的熱情。我們至今沒有對近代屢敗於日本侵略的教訓作出令人信服的總結,對戰後現代化競爭中中國何以長時間滯後於日本也缺乏足夠的思考。近代歷史昭示我們,抗日之後必轉為「師日」,只要中國還落在日本後頭,這一歷史現象便不容忽視。今天我們應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努力地研究、了解和學習日本,這是振興民族應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