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發現了詩文書畫編劇全才的「古今第一人」徐文長？

大明萬曆25年（1597年），一個名叫袁宏道的人，來到紹興看望朋友。在某個晚上，百無聊賴的他，隨手從朋友的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這是一本名叫《闕編》的詩集，紙張印刷都很不講究。借著油燈的光，袁宏道讀了起來，才讀了幾篇，不覺驚起，便問朋友這本書的作者是誰？朋友說是鄉中的一位前輩，名叫徐渭，字文長，五六年前去世了。現在有些地方掛著的捲軸書畫中，有落款為「田水月」的，就是這個人。

袁宏道不禁想起少年時，在酒肆上見過一個名叫天池生的人所寫的雜劇，意氣豪放曠達，和當代人完全不同，因此他懷疑作者應該是個元人。後來到紹興，見到一些地方掛著的書畫捲軸，落款為「田水月」的，點畫之間，鐵骨丹心，似乎胸中別有一股不平之氣。袁宏道很是驚駭，卻不知「田水月」是何人？原來此人正是徐文長。

於是，兩人跳了起來，一邊讀詩，一邊大聲叫好，把一邊酣睡的童子都驚醒了。

從此，袁宏道逢人就稱文長先生。朋友來看他，就拿出徐先生的詩念給他聽。後來，他寫了《徐文長傳》，收在萬曆28年刊刻的《徐渭長蘭集》中。其後稍作修改，收入萬曆36年的刊本《瓶花齋集》里。在袁宏道竭力推動下，迎來了徐文長遺著出版和評論的高潮。

就這樣，袁宏道和《闕編》的一次偶遇，改變了徐文長寂寥的身後事。在生命消失之後，他卻如夜空中的星星，放射出璀璨的光華。

這種穿越時空的相逢，實在是太有偶然性了。

關於袁宏道和徐文長的奇蹟般的相遇，黃宗羲《青藤歌》說：

「豈知文章有定價，未及百年見真偽。光芒夜半驚鬼神，即無中郎豈肯墜?」

在袁宏道看來，徐文長「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

以袁宏道的觀點，徐文長的詩，比李賀、杜甫、蘇軾更為全面。如此評價，堪為古今第一人了。所以，袁宏道把徐文長的詩文，定為本朝第一，實在不算什麼。

那天晚上和袁宏道一起邊看便叫好的朋友叫陶望齡，他在文中記敘了這件事。

「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陶望齡對袁宏道把徐文長稱為「有明一人」，是有所保留的。陶稱道更多的是袁的發現之力，將袁比作「渭之桓譚」。桓譚是東漢著名文學家楊雄的知音。據《漢書·楊雄傳》：

「（楊雄）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陶望齡之所以將徐渭比作楊雄，是感於兩人安於困苦，不被時人了解的相似命運。與桓譚對楊雄的評價一致，是袁宏道對徐文長的褒揚。正是袁對徐不遺餘力的推廣，才使得徐聲名鵲起。

「今海內無不知有徐文長矣！而倉猝邂逅之間，斷編殘簡之際，巧而合者，無如袁中郎。」

女芙館十詠（局部） 徐渭 明 上海博物館藏

在詩文之外，袁宏道順便評論了徐文長的字畫。在袁宏道看來，徐文長的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余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

這個王雅宜，就是唐寅的兒女親家，著名書法家王寵。在袁宏道看來，徐文長的書法成就，當在王寵和文徵明之上，理由是書法不僅是「法」，更在於「神」。徐文長的書法，筆意奔放，蒼勁中別有姿媚，神出法外，就像是散聖和俠客。這個評論，我以為是極到位的。

筆意蒼勁，若無丰姿內蘊，就如乾柴，無趣得很了。此文在收入《瓶花齋集》時，刪去了與王寵和文徵明的對比，及後面的議論與感嘆，而加了句歐陽永叔的話：「妖韶女老，自有餘態」。妖女老，而風騷入骨，拿來評價書法，袁中郎真可謂行家了。

徐渭 明 《水墨花卉圖卷》（局部之一） 紙本手卷墨筆

至於畫，看來袁宏道確是知之不多，所以未敢多言，只是認為徐的畫，是詩文書法修養的自然旁溢，所以「超逸有致」。

對於徐文長的畫，袁宏道的評價可謂小心翼翼，只是他未想到的是，今人己把他看作是大寫意花鳥畫的開山祖師，地位堪比由董其昌推定的文人畫鼻祖王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