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什麼啟示

　　由於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推薦，法國人托克維爾寫於一個半世紀以前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幾乎在一夜之間變得盡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級暢銷書，市面上一下子湧現出十多個新版本，有珍藏版、插圖版，還有所謂政務版，此外還有《為什麼要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類的導讀類圖書。《舊制度與大革命》當然是一本名著，但如此這般的一夜爆紅依然是一樁意外事件，也頗耐人尋味。《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老書，今天讀它有何意義？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毅教授就這此問題曾有過一次談話，現刊發於此，以饗讀者。——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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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碩士階段起我就跟張芝聯先生做法國革命史研究，一直做到博士畢業。我為什麼關注法國大革命這個題目呢？主要是因為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看到過當時發生的那些事，讀法國革命史有似曾相識之感，尤其是法國革命中也發生過文化革命，也有過紅色恐怖等等，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覺得研究法國革命史可能有助於認識我們的現實生活。

　　法國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世界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民主化的新時代。實際上法國革命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為什麼？因為法國革命的目標是要在全球實現政治民主化，只要這個目標沒有達到，法國革命就沒有結束。法國革命裡面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東西，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的許多課題都是從法國革命當中萌生的，現代性、現代文明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到法國革命當中去追根溯源。法國革命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來源。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非常經典。它出版於1856年，在這之前已經有過一些法國革命史的著作出版，但托克維爾另闢蹊徑，他不做編年史敘述，而是把歷史本身和歷史哲學結合起來，把思想和歷史結合起來，做了這麼一個研究，這在當時是一個重大創新。

　　這本書的學術意義非常重大，全世界相關領域裡的學者都非常關注它，尤其在歐美。但這本書介紹到中國是非常晚的事情了，還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這大概和改革開放前極左思潮盛行有關。前蘇聯史學界就批評托克維爾太右，舊貴族習氣太重，他的確也是個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就像我的導師張芝聯先生在序言里所說的，這本書出版一百三十五年後才傳到中國，真是委屈了這本經典著作。

　　最近這本書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很暢銷。但是也有人反映說這本書讀起來比較枯燥，不大容易讀懂。的確，這本書學術性很強，對於那些不是專門研究法國革命史的讀者來說，理解起來可能真有點麻煩，所以專業學者有必要做一些導讀性的工作。

　　為什麼人們現在特別關注這本書？有人說這本書特別像在說中國的事情。說實話，我最初讀到這本書的時候，也很興奮，覺得這本書怎麼這麼貼近我們的現實。最近我還參加過一個討論會，一個關於革命問題的討論會，發現社會上流行著一種焦慮，感到當下中國將走向何處、若干年後將會發生什麼，很不確定。所以國人今天對這本書的熱讀，並非偶然，反映了現實社會生活的某種需要。作為學者，我在這裡只能著重從歷史學、政治學的角度來對這本書做一個初淺的介紹，但願這種談論也能為人們對它的解讀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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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維爾名氣很大，但寫的書不多，現在看來最重要的也就是三部。第一部是《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1840年出版。然後是《1848年革命回憶錄》，1848年革命後不久即寫就，但直到1893年才出版，那時他都去世34年了。為什麼當時不能出版？因為他在書里罵了一些人，當時政壇上的一些名人，革命失敗了，他覺得這些人有責任。托克維爾其實是個性情中人，情急之下難免要罵人，所以當時不好出版。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直接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著作。

　　托克維爾終生關注的是法國的問題，當然他也有超出國界的那種世界主義的關懷，但他首先是個愛國者，非常熱愛自己的祖國，總在思考法國的問題。但他覺得光研究法國不行，必須要和其他的國家做比較，主要應和美國、英國和德國作比較。但是無論研究什麼，都有一個中心問題意識貫穿在他的思維和作品當中，這就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現代社會當中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

　　托克維爾是一個非常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是貴族出身，因此對個人的獨立自由特別關注、特別熱愛。但是他也不反對民主，而且對民主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因為他很早就敏銳地認識到民主是時代大潮，而且民主的確也比封建時代那種不民主、不平等的情況更好、更符合人性一些，走向民主是一種進步。但是走向民主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民主社會人人平等，這會讓個人的自由陷入危險。他從法國大革命中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這種危險。他發現，在美國，民主和個人自由好像也有矛盾，但這個矛盾獲得了較好的解決，所以他就先去研究美國了。

　　《論美國的民主》指出，美國在建設民主社會方面相當成功，自由與平等在美國得到了很好的協調，個人自由因而得到了比較有效的保障。但是他也感到新大陸這個經驗要在舊大陸推行可能會非常困難。他回國以後親歷了1848年歐洲革命，這場革命主要就是要推進歐洲社會的民主化，解決法國大革命沒有完成的任務。然而這段革命經歷證實了他的預感：要在歐洲建立美國式民主非常非常困難。因此他就有點悲觀失望，也有點氣急敗壞，以至於寫《回憶錄》時，對1848年的革命者們說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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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臨近生命終點的時候，托克維爾寫出了這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其實只是他的大革命史研究計劃的第一部分，後面他還想繼續寫下去，一直寫到拿破崙帝國垮台，可惜天不假年，後續部分他沒能寫出來，只留下一些片段性的筆記，後來被人們作為《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卷編進了他的全集。我想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探討1848年法國民主試驗失敗的歷史原因。他覺得1848年革命失敗的根源在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因為這兩個革命在政治文化上是非常一致的，其實1848年革命的政治文化，或者說革命者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完全是從1789年革命繼承過來的，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沒能成功地建立現代民主政治，也完全是這種政治文化的罪過。那麼大革命政治文化又是怎麼來的呢？他覺得還得再往前追溯，首先得追溯到大革命前的舊制度去，而所謂「舊制度」，也就是大革命之前法國存在過幾百年的一種被稱作「絕對君主制」的專制政治體制，以及由這種體製造就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狀態。

　　因此，《舊制度與大革命》主要討論的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國革命特有的那種狂暴性、狂想性的原因。實際上托克維爾想說的是，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特別追求的是平等價值的實現，為了追求平等人們不惜犧牲個人自由。這種理念也是盧梭提出過的一種說法，近乎憤激之語。大革命時代的法國人特別痛恨不平等，為了消滅不平等哪怕破壞自由都在所不惜，這的確是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而托克維爾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這種政治文化恰恰是從法國舊制度政治文化中蛻變出來的。這樣他就首次指出了舊制度和大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往人們都覺得法國大革命是和舊制度、舊傳統的決裂，和舊制度文明沒有任何關聯，但是托克維爾說不是的，這裡面有延續性，而且延續性還非常強。這是托克維爾非常重要的理論貢獻，他由此開闢了大革命研究的新思路。

　　這個思路就是要在歷史本身和歷史哲學或者說事實和思想相結合的基礎上，回答有關法國革命的幾個主要問題：第一，所有國家都有舊制度的問題，不光法國才有，那麼為什麼法國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摧毀這些東西，為什麼革命首先在法國爆發？第二，路易十六時期是王朝最繁榮的時期，革命一般是在人們窮得活不下去的時候才發生，可是法國革命恰恰是在它最繁榮的時候爆發的，這是怎麼回事？第三，為什麼法國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權，法國封建特權究竟為什麼那麼招人憤恨？第四，為什麼18世紀法國文人會成為國家主要的政治人物？在啟蒙運動時期也是這樣，文學家承擔政治功能，對社會產生了許多政治上的影響，而文學家既沒有政治經驗，也沒有政治訓練，可是他們卻偏要去干預政治，結果把法國搞得一團糟，搞得非常激進，非常激越、浪漫，導致法國革命的空想性和嚴重的破壞性。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更深刻的問題，這裡我們暫且不談。

　　托克維爾能提出這些問題，顯示了一種高超的學術洞察力。而一個學者能不能提出好的問題往往是學者能不能成功的關鍵，托克維爾能夠提出這些問題，決定了托克維爾這本書的不朽性。因為就像這個書的編者梅耶說的：有些書出了不長時間就過時了，但有些書不會過時，它們永垂不朽，像維柯的《新科學》，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些書是會永葆青春的。的確，托克維爾提出的問題超越了時代，也超越了法國，這些事情在哪個國家都可能發生，因為它折射的是人性的某些共同特點，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某些帶有普遍性的東西，所以能在今天的中國產生這麼大的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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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托克維爾提出的問題當中有三個跟我們現實生活特別有關聯性，有助於我們去認識現實的中國。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本書第二編第一章中提出的：為什麼革命不在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農民受苛政折磨最厲害的地方爆發，反而在人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的確，法國在13、14世紀的時候就廢除農奴制。可是由於發展不平衡，中歐、東歐的情況顯示出和西歐某種相反的發展趨勢，西歐這邊廢除農奴制之後，東邊的歐洲反而出現了所謂的「農奴制再版」，那裡的農民越來越失去自由，受到的壓迫越來越重。法國的東鄰各國如普魯士、奧地利、波蘭等等，到18世紀末還盛行農奴制，農奴起碼每個星期要給奴隸主白乾三天活，另外還要交其他一些捐稅等等，生活很悲慘。

　　但是情況到18世紀末突然發生了變化，就是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年中發生了變化，那時貴族和資產階級在財富上此消彼長的趨勢越發明顯，貴族陷入了貧困化，很多人瀕臨破產，可越是這樣，他們就越是強烈地要求恢復傳統的封建權力。就出現了所謂的「貴族反動」，表現在政治上這些貴族要求重新壟斷國家、教會和軍隊的所有重要權位，比如，路易十四時期平民可以通過花錢買個貴族爵位或官職，而現在貴族控制的高等法院就規定，今後平民要買個高官至少祖上得有四位貴族才有資格。1781年還有個國王敕令，規定軍隊中只有三代都是貴族的人才能當軍官，第三等級分子只能做士官，等等。

　　另外還發生一個「領主反動」，指的是破落的鄉居貴族要求恢復過去的生活水平。托克維爾在書裡面也說到了類似的情況，說舊制度時代的一些貴族雖然還住在農村裡，但他們已經沒有過去的政治管理權了，許多經濟上的封建權利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年代久遠而被銷蝕了，一般只享受某些免稅特權、社會榮譽等，是所謂第一居民。而現在他們提出要恢復他們過去曾經享受過的種種封建權利，主要是各種稅費，以擺脫他們經濟上的困境。結果，一些早已廢棄的舊封建法規又重新生效，已經被遺忘好幾代的封建稅費又被發掘出來，並且要農民不折不扣地繳納。

　　這兩種「反動」完全背離了當時的時代潮流，因為18世紀正是啟蒙時代，啟蒙運動如火如荼，自由平等思想已深入人心，可就在這個時候貴族們開起了歷史的倒車，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說這個時候法國最令人憤恨的就是這種封建勢力復辟的問題：情況本來已經改善了，突然那些特權等級、貴族勢力要把已經給了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好處再收回來，這樣就很危險。

　　我覺得從這段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歷史潮流不可逆轉，開倒車肯定會激起眾怒，釀成革命。第二，特權階級在行將滅亡的時候，會以某種瘋狂的勁頭拚死維護他們的特權，但是這種維護只能是一種垂死掙扎，後果很嚴重，它會引發大革命，而大革命不但會毀滅這個特權等級本身，也還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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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問題是托克維爾在書的第三編第四章提出的：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這一章是恐怕是最能引起今日國人關注的一章。托克維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關鍵是王權政府在肆意胡作非為，它不斷刺激全民族的發展慾望，又不斷阻撓這種慾望的滿足。這就非常危險，因為時過境遷，三十年前對同樣的痛苦能逆來順受的人們現在已無法忍受了。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托克維爾似乎沒有做出任何直接的解釋。但他的解釋隱藏在他所敘述的一些事實當中，比如他說到當時這樣一個事實：所有跡象都表明，人口在增加，財富增加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未減慢這一趨勢。北美戰爭就是當時法國傾其所有去援美抗英幫助鬧獨立，結果美國勝利了，法國國庫空了。國家雖然因為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致富，他們變得更加勤奮，更富有事業心，也更有創造性。這裡的「他們」指的是誰呢？很明顯指的是資產階級的企業家們。大繁榮使他們的經濟實力空前壯大，他們的腰桿也從未有過地硬朗，當然財大氣也粗了。同時老百姓對不平等的不滿也變得更加強烈，再也不願逆來順受。大繁榮帶來中產階級經濟力量增長，而這個時候還出現了「貴族反動」和「領主反動」，要開歷史的倒車，這就是玩火自焚了。此外，托克維爾在多處強調的由王朝政府行政集權造成的公民政治自由的喪失，也在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由於市民社會缺乏政治自由，王權政府的所有胡作非為都不能得到及時的、有效的抑制或糾正，結果只能任由政府在錯誤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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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問題就是「文學政治」的問題，那是托克維爾在這本書的第三編第一章提出來的。托克維爾問道：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我覺得托克維爾在這裡討論的主要是法國革命那種特有的暴烈性或者空想性的文化根源，他覺得法國革命之所以那麼暴烈或者充滿空想，主要是因為文人或文學家掌握了革命的領導權。文人成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導致「文學政治」在法國大行其道。所謂「文學政治」指的就是一幫在舊制度下沒有政治自由也沒有政治經驗的文人充當了政治領袖，而它的發生主要也是因為舊制度下政治自由以及與之相關的言論自由的缺乏。

　　舊制度的政體是絕對君主制，這種政體帶有很強的專制性，有秘密警察，有書報檢查制度，凡是跟天主教意識形態不符或批評政府的言論通通被壓制，相關的著作要被焚燒，寫這些書的人也會被送進監獄或被課以罰款，總之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同時舊制度時代的國家政治本質上還是貴族政治，以國王為代表的貴族階級壟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權，政治生活基本上仍是特權等級的禁臠。儘管強勢的國王如路易十四會把對他有威脅的許多貴族分子的實權奪走以加強中央集權，但一有機會那些貴族分子就會把自己的一部分傳統權力奪回去，而平民階級即第三等級雖然在絕對君主制時代也能涉足政壇，甚至位極人臣，但這些幸運的第三等級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第三等級從整體上看還是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的。他們無權參政也無權議政，儘管他們特別關心政治，因為政治與他們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尤其是他們當中不少人家產殷實，閑暇很多，因而飽讀詩書富於教養，但他們的才能只能往與政治無關的領域裡發展，而法國人又是一個天性愛好文學的富於浪漫精神的民族，所以第三等級里文才好的知識人頗多。這些文人總對政治問題感興趣，而由於政府管理不善，問題極多，他們也有極強的批評朝政的慾望。可是他們有話又不能公開說，怎麼辦呢？就只好藉助文學用曲筆來表達了，於是18世紀法國政治文學作品尤其是政治諷刺詩文特別流行，伏爾泰就是靠寫這種東西起家的，結果法國的文人們就靠文學贏得了公眾，成為輿論界的領袖。民眾的革命情緒其實也是他們的政治文學作品煽起來的。及至大革命爆發，民眾登上政治舞台，他們也就順理成章地被公眾推為政治領袖。可他們是一群只懂文學、不懂政治、毫無政治經驗的領袖，只會用浪漫的、不切實際的文學語言來說話，「文學政治」就這麼來了，大革命不切實際的空想性和暴烈性也就在所難免了。

　　托克維爾在這裡實際上想強調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公共自由或者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對於預防暴力革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他特別提到，在法國革命爆發之前很奇怪，輿論界沒有任何關於暴力革命的討論，人們的頭腦裡面根本就沒有暴力革命這個概念，而實際上暴力革命在法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但是人們從不去討論它。托克維爾說，如果允許大家去自由討論這個問題，就會對社會不斷地產生某種刺激或警醒的作用。有沒有這樣一種危機意識，在他看來對社會的安全至關重要。但是18世紀末就要落入深淵的法國社會卻絲毫聽不到這樣的警告，因而毫無危機感。托克維爾說這個話實際上就是在告訴我們：言論自由不僅可以防止反叛意識潛入文學，從而防止浪漫的文學家成為危險的政治領袖，而且還有一種預警功能，有助於阻止不可收拾的大動亂髮生。

　　總而言之，我感到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就在民主化或現代化時代如何避免革命的問題，主要說了這樣兩點意思：一是特權集團不可刻意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二是中央政府不可肆意壓制公民的政治自由。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點理解，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