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溟網 · 《順風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

07-20

《順風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

Notes on the Shun-feng Xiang-song(Fair Winds for Escort) with a Focus on Its Auchor and Compilation

[摘要]作者認為《順風相送》與《東西洋考》﹑《東西洋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均明代漳人之作。其初編本係漳州詔安人吳朴於嘉靖十六年 (1537)所撰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該書參考了永樂十九年(1421)始編的《鄭和航海圖》(即永樂十九年而非永樂元年始繪的「山為微簿」﹐亦即「微型島嶼簿」)﹔全書最後完成於萬曆廿一年(1593年)或其前﹐比《東西洋考》(1618)早25年﹐比《東西洋圖》(約1624)早30年左右。

中國向來號稱歷史悠長久遠﹑典籍汗牛充棟﹐或正因為如此﹐許多古書不是埋沒﹑亡佚就是被劫﹐一些圖籍倖存卻未著撰者或年代。元明以降舟子船工代代相傳﹑遞補的「海道針經」就有類似的情況。其中之一﹐即與《指南正法》合訂為《兩種海道針經》(向達校注)的《順風相送》(下以「本書」稱之) [1]。據校注者介紹﹐本書原只是舊鈔本﹐既無書名又無作者名﹐也未署著作年代﹔唯封面題寫「順風相送」四字﹐副葉用拉丁文寫明為坎德伯里主教牛津大學校長勞德大主教(Arch. Laud)於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贈送給該校的鮑德里氏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Liber Guib: Laud Archirbi Cant. et Cancillor Universit. Oxon. 1639 .」。向達先生於1935年在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整理中文圖書時﹐抄錄了這部他後來命名為《順風相送》的鈔本﹐並加校注而於1961年在北京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與其合訂一冊的《指南正法》也是向氏抄回的鮑德里氏圖書館藏書。《順風相送》另有何毓衡氏據牛津大學所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該鈔本照片排版﹐於1966年在台北的刊印本[2]。兩種版本大同﹐唯後者有所簡略﹐漏排〈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等五條內文﹔另兩者標點有異﹐或有部分錯漏字﹐可相互參訂。敝人在1975-1981年間蒐集及編撰古代南海地名資料時﹐曾多番閱讀參考﹑認真摘錄並充分利用了《兩種海道針經》[3]﹔1981-1982年承蒙友人謝方兄委託﹐為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中外關係史論叢》審閱稿件﹐又進一步留意上述兩書的編撰問題﹐然並未公開發表己見﹔近來因撰寫〈《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編繪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4]﹐將此地圖與《順風相送》反覆比對﹐並萌生一些新看法﹐乃對該書的編者及著作時間進行一番遲到的補充考訂。

一﹑關於《順風相送》編著年代的各種意見

因為《順風相送》鈔本原無書名﹑無著作者﹑無編書年代標示﹐故長期以來中外學術界對相關問題均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大致說來﹐有如下的看法﹕

(一)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初﹕ 吳天穎氏《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 ― 兼質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主張其原本在1372-1403年成書[5]。另見鞠德源氏《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列島主權辨》﹑《釣魚島正名》[6]。此論以該書反映了元明之際的對外航海針路成果。

(二)1403年(永樂元年)始撰﹕ 許多論者均據《順風相送?序文》有「永樂元年奉差……累次較正針路」字樣﹐主張本書始撰於永樂初年。徐玉虎氏《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謂「《順風相送》成書之年﹐最早不能越過明永樂元年﹔即一四0三年……最晚不能遲於崇禎十二年﹔即一六三九年」[7]。鄭海麟氏《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意見大同﹐其增訂版自序另作「一四0三年前後成書」[8]。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釣魚臺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同意上說﹐但在本書名下逕標1403年[9]。

(三)成書於1430年(宣德五年)﹕ 戴文達氏(J. J. L. Duyvendak)主張此說﹔李約瑟氏(Joseph Needham)同意﹐認為其「年代在1430年左右或在鄭和下西洋結束之時」[10]。

(四)十五世紀上半葉﹐鄭和下西洋時期﹕ 修中誠氏(E. R. Hughes)有此見﹔李約瑟氏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亦持其說[11]。

(五)永樂年間(1403至1424)出版﹕ 張崇根氏原主張成書於1571年-十六世紀末[見下列第(十) 說]﹐後前進至認為「明朝永樂年間(1403至1424)出版」[12]。

(六)1537年(嘉靖十六年)編撰成書﹕ 先師韓振華氏在〈我國古代航海用的航天尺〉一文註解中﹐認為本書即撰於嘉靖十六年(1537)的吳朴[吳氏自署「朴」而非「樸」]《渡海方程》[13]。田汝康氏更以〈《渡海方程》― 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專文﹐另行詳論此說[14]。近日見黃盛璋氏〈《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一文﹐亦主張《順風相送》「最早﹑也最接近吳朴書」[15]。

(七) 1405年-嘉靖朝(1522-1566)完成﹕ 陳國燦氏〈明初航向東西洋的一部海道針經 ― 對《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的考察〉認為本書成於永樂間﹐最後增補於嘉靖朝[16]。

(八) 成書於十六世紀﹕ 向達氏的《兩種海道針經?序言》認為「此書很可能成於十六世紀」[17]。井上清氏〈「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同意其說[18]。郭永芳氏〈《順風相送》最初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質疑〉認為本書係以「山」為名者編於永樂間﹐而成書於十六世紀[19]。

(九) 不早於十六世紀後半葉﹕ 米爾斯氏(J. V. Mills)以書中有「佛郎番」的記載而持此說[20]。

(十) 1571年-十六世紀末﹕ 張崇根氏〈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一文的主張[21]。

(十一) 1567-1619年(隆慶-萬曆間)﹕ 向達和修中誠氏在1935年整理該書並作鑒定時﹐原持此說[22]。

(十二)1639年前﹕ 除上引徐玉虎等「最晚不能遲於崇禎十二年﹐即一六三九年」的見解外﹐也有的逕標為「《順風相送》(1639)」[23]。

總之﹐諸說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當然﹐也有的主張在1663年前﹐如奧原敏雄氏〈尖閣群島領有権の根拠〉[24]以某些航線出發港口在明末清初的淤塞而作如此主張﹐或認為何時成書不太重要。其實我們這裡所進行的是歷史的考證﹐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不為某些政治需要而篡改史實。唯本書由勞德大主教於1639年贈送給牛津圖書館﹐其完成年代自不可能在此之後。因已超出學術研究的範疇﹐故不將此種主張置於上列之內[25]。

二﹑《順風相送》最初作者應是漳州人吳朴

綜合諸家意見﹐大致均同意明清「海道針經」承繼了宋元之際尤其是明初以降的航海經驗﹐如元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及明初的《海道經》等[26]﹐並不斷修訂﹑增刪各種更路圖簿而成。但《順風相送》最初參考了何種圖籍﹐由何時何人首先纂輯成書﹐最後又完成於何時﹐均不無值得探討的餘地。為了方便比對及探討﹐下面刊錄《順風相送》首頁(即「序」)的文字於此﹕

「昔者周公設造指南之法﹐通自古今﹐流行久遠。中有山形水勢﹐抄描圖寫終悞﹐或更數增添無有之﹐或籌頭差別無有之。其古本年深破壞﹐有無難以比對。後人若抄寫從真本﹐惟恐悞事。予因暇日﹐將更籌比對稽考通行較日﹐於天朝南京直隸至太倉並夷邦巫里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攢寫於後﹐以此傳好遊者雲爾。昔者上古先賢通行海道﹐全在地羅經上二十四位﹐變通使用。或往或回﹐須記時日早晚。海島山看風汛﹐東西南北起風落一位平位﹐水流緩急順逆如何。全用水掏探知水色深淺﹐山勢遠近。但凡水勢上下﹐仔細詳察﹐不可貪睡。倘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悔何及焉。若是東西南北起風籌頭落一位﹐觀此者務宜臨時機變。若是弔戧﹐務要專上位﹐更數多寡﹐順風之時﹐使補前數。其正路若七州洋中﹐上不離艮下不離坤﹐或過南巫里洋及忽魯謀斯﹐牽星高低為準﹐各宜深曉。行路難者有徑可尋﹐有人可問。若行船難者﹐則海水接連於天﹐雖有山嶼﹐莫能識認。其正路全憑周公之法﹑《羅經針簿》為準。倘遇風波﹐或逢礁淺﹐其可忌之皆在《地羅經》中取之。其主掌人觀看針路﹐船行高低﹐風汛急緩﹐流水順急﹐機變增減。或更數針位﹐或山嶼遠近﹐水色淺深﹐的實無差。又以牽星為準﹐保得寶舟安穩。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 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務要取選能諳針深淺更籌﹐能觀牽星山嶼﹑探打水色淺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細推詳﹐ 莫作泛常﹐必不悞也。」

(一)《順風相送》參考過的永樂元年後航海圖簿分析從上面開頭文字看﹐本書資料的搜集﹑比對﹑校訂並攢寫成書者﹐是利用閑暇時光從事的「予」。「予是誰」﹖由上下文語氣分析﹐不像是永樂元年奉使西洋者﹐但他肯定參考過永樂年間所畫的圖簿。茲按明代的「西洋航路」範圍﹐依《明實錄》永樂元年(癸未﹐1403)所記﹐把出使者臚列於下﹕

(1) 李興(內官)﹕二月甲寅(初七)﹐九月己亥(廿四)使暹羅(2) 楊渤(行人)﹕四月辛酉(十五)使安南﹐閏十一月戊午(十五)攜安南使者來朝(3) 楊春(給事中)等﹕六月丁巳(十一)使安南﹑暹羅等地(4) 呂讓(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安南(5) 丘智(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安南(6) 蔣賓興(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占城﹑真臘(7) 王樞(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占城﹑真臘(8) 王哲(給事中)﹕八月癸丑(初八)使暹羅(9) 成務(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暹羅(10) 聞良輔(按察副使)﹕八月癸丑(初八)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剌(11) 甯善(行人)﹕八月癸丑(初八)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剌(12) 馬彬(中官)﹕九月庚寅(十五)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剌(13) 尹慶(內官)﹕十月丁巳(十三)使滿剌加﹑柯枝(14) 夏止善(禮部郎中)﹕閏十一月丁卯(廿四)使安南除《明實錄》外﹐見於《殊域周咨錄》及《四夷廣記》的﹐尚有﹕(15) 尹綬(御史)﹕永樂元年出使真臘[27]

這裡有幾個問題須加辨析。《明史》記﹕「西洋瑣里﹐……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其國﹐……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古里﹐西洋大國……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慰其國」[28]。但據《明實錄》﹐聞良輔﹑甯善出使的是「爪哇﹑西洋蘇門答剌」﹐馬彬招諭的是「西洋蘇門答剌」﹐尹慶出使的是「滿剌加﹑柯枝諸國」﹐如果說古里鄰近柯枝而有可能﹐瑣里卻又未必﹐蓋《明史》竟將西洋瑣里﹑瑣里分為兩國﹐實不足為訓。依《明實錄》﹐「西洋蘇門答剌」﹐其意猶如馬歡《瀛涯勝覽》等書將蘇門答剌說成「西洋之總路」或「西洋要會」。此外﹐永樂元年二月甲寅「遣使齎詔諭暹羅國王」原來未著姓名﹐本文為何繫於李興呢﹖因永樂元年內官為主使出外者有李興﹑馬彬﹑尹慶﹐以九月論馬彬早於李興﹐而《明史》卷七四?職官三雲「顧中官四齣﹐實始永樂時。元年﹐李興等齎敕勞暹羅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卷三0四?宦官一雲「永樂元年﹐內官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蓋明世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29]。是故李興很有可能即永樂元年二月奉派出使暹羅者﹐後來九月又再度出使。永樂元年循西洋航線出使者眾多﹐難以判斷誰是《順風相送》前言提到的「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者」。部分記載提及「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興﹑楊敏等﹐出差異域﹐前往東西洋等處」云云(詳見下節所述)﹐鄭和﹑楊敏缺乏史料支持﹐難以成立﹐而李興聯繫到其由永樂元年直至宣德間﹐一直不斷出使﹐則是可供考慮的人選之一。

(二) 航海圖簿始作的永樂元年應為永樂十九年之誤抄除了正史外﹐一些民間更路針簿的傳抄記述﹐也有助我們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下面不厭其煩地予以排列﹕

「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 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務要取選能諳針深淺更籌﹐能觀牽星山嶼﹑探打水色淺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細推詳﹐莫作泛常﹐必不悞也。」(《順風相送》序文) 「[康熙癸亥年，封舟至中山。其主掌羅經舵工﹐閩之婆心人也﹐ 將《航海針法》一本﹐內畫牽星及水勢山形各圖﹐傳授本國舵工﹐併告知曰﹕]此本係前朝永樂元年﹐差官鄭和﹑李愷﹑楊敏等﹐前往東﹑ 西二洋等處開諭各國﹐續因納貢纍纍﹐恐往返海上針路不定﹑致有差錯﹐乃廣詢博採﹐凡關係過洋要訣﹐一一開載﹐以作舟師準繩。」 (琉球程順則《指南廣義?傳授航海針法本末考》)[30] 「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興﹑楊敏等﹐出差異域﹐前往東西岸[洋]等處﹐一開諭後﹐下文索圖﹐星槎﹑山峽﹑海嶼及水勢﹐圖為一書。務要選取山形水勢﹐日夜不致誤也。」(《海底簿》抄本)[31] 「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愷﹑楊敏等﹐出差異域﹐弓[前] 往東西二洋等處﹐開輸貢累累﹐較正牽星圖樣﹑山嶼水勢﹐圖畫一本。務要選取能識山形水勢﹐日夜無歧誤也。」(《浙江溫州平陽石礦[塘]流水表》抄本)[32] 「永樂十九年﹐奉聖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洎鄭和﹑李愷等三人﹐往榜葛據[剌]等番邦﹐周遊三十六國公幹。至永樂二十三年﹐ 經烏龜洋中﹐忽暴風浪(下言禱告天后娘娘得平安)」(清初《針位編》鈔本殘卷)[33] 「永樂十九年﹐欽命正使太監李[興﹖]等齎詔勑衣冠賜其王酋。」 (馬歡《瀛涯勝覽?阿丹國》)[34] 「永樂十九年﹐上命太監李□充正使﹐齎詔敕往諭旨。」(鞏珍《西洋番國志?阿丹國》)[35]

上引史料多出自明清舟子船工的抄本﹐顯然有相互傳襲之處﹐年份集中在永樂元年或十九年﹐人員主要是鄭和﹑李興﹑楊敏三人。在反覆比對之下﹐筆者萌生一種念頭﹕按漢文豎寫規律﹐「元」字或應為「十九」行草連寫之訛。換言之﹐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永樂十九年(1421)第六次奉使下西洋後。台灣史家周鈺森等曾以傳世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鄭和航海圖》[36]繪有淨海寺(築於洪熙元年﹐1425)﹐而未繪第七次下西洋所到的天方國﹐推斷是圖應製作於1425-1430年前後六年間﹐「為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後因成祖崩﹐奉命歸國﹐守備南京之時期﹐全部舟師駐泊於此﹐各以自船經歷﹐合併紀錄﹐構成一下西洋全圖。」[37]如果上述《順風相送》序文中的「永樂元年」確為「永樂十九年」之誤﹐則在探索本書作者同時﹐又可為《鄭和航海圖》編繪於最後兩次下西洋之間﹐提供另一佐證。因「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所謂「山」在海洋中即指「島」﹔「圖畫一本山為微簿」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繪畫一本微型島嶼簿」﹐亦即《鄭和航海圖》也。那麼﹐誰是那本「微型島嶼簿」的編繪主持人呢﹖以鄭和牽頭殆無疑義。楊敏呢﹖《明史》卷三二四?外國五曾記「(永樂)十七年命中官楊敏等」護送占城使者歸國﹐費信在《星槎勝覽》前集目錄提到「於永樂十年隨奉使少監楊敕等往榜葛剌國」﹐馮承鈞校注時疑為楊敏之誤。另《道藏》永樂十二年刻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卷末識語雲﹕「大明國奉聖內官楊敏，法名佛鼎，於永樂十年十月十二日欽承上命，率領官軍船隻往榜葛剌等國，開讀營運公幹。於永樂十一年肆月初四日行至安得蠻洋，遇值風颶大作，要保人船安平，恭禮聖前，啟許印施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靈驗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是許之。果蒙聖力護佑，風波咸息而無虞，瞻迓四桅之上，神燈降照，惟聖感應如雷如電。敏今不負盟，命工鋟梓印施，若善男女志心請受持誦，當得獲福無量……永樂十二年月日謹施。」[38]安得蠻洋似即上述的烏龜[鬼]洋﹐因安得曼島的小黑人而名。聯繫到楊敏出身於多次奉使西洋的先祖楊樞這一航海世家[39]﹐他參與其事是可能的。不過﹐綜合諸種史料而言﹐航海圖簿編繪的主要負責人應以李興可能性最大。李興應即李愷[40]﹐他不僅是永樂初年最早出使的中官﹐而且至少參加了第二﹑三﹑五﹑六﹑七次下西洋﹐在長樂南山寺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立碑者中﹐李興排名僅次於鄭和﹑王景弘﹐可見他在下西洋航海事業中的貢獻和地位。無論航海圖簿作於永樂元年或十九年後﹐這位福建安溪人都應在考慮之列。

(三)《順風相送》初編本應是《渡海方程?海道針經》雖然《順風相送》參考過永樂年間繪製的航海圖簿﹐卻不等於本書與該圖簿同時編撰或由其派生而來。鄭和七下西洋﹐均由劉家港而五虎門而南下再西行﹐《鄭和航海圖》未載東洋航道。但《順風相送》不僅有東洋針路﹐而且其〈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只列五虎門以南的國內地名及西洋各地﹐並且東西洋針路多由福建特別是漳﹑泉地區出發。先師韓振華及田汝康等教授都主張﹐《順風相送》的初編本即吳朴的《渡海方程》。近日﹐當本文第一﹑二兩大部分已草就﹐竟於2011年11月26日在深圳購得《〈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里圖〉研究》一書﹐喜見黃盛璋前輩〈《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一文亦持此見。不僅如此﹐早在1943年﹐劉銘恕先生已撰寫〈鄭和航海事跡之再探〉﹐認為「《武備志》海圖﹐實與《渡海方程》圖經有極端之類同」﹐在文中也披露了《碧里雜存》介紹該書的部分資料[41]。《渡海方程》已佚﹐賴作者同時代人董穀的讀後觀感以知﹐茲引錄董穀《碧里雜存》卷下的全部相關文字於下﹕

「余於癸丑歲，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並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雲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四萬餘里。且雲至某國，回視北斗，離地止有幾指。又至某國，視牽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府以制之。直至朵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雲。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自山東抵北直隸，瀕海數千里皆沮洳膏腴之地，今皆棄於無用。合於其間，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田之務，募民耕之。臣頗諳區田之法，又傳得外國金稷米種見在，每種一畝可比十畝。如是數年，得穀不可勝計，則江南漕運可免。其言如此，雖未知可用與否，亦有志之士也。據其所言，則至忽魯謨斯國，當別有一天星斗矣。永樂中，太史奏南極老人星現，廷臣稱賀。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豈即其地歟？則所言牽牛止有二指，又何疑哉！南極乃遠而不可見，非入地也。《程氏遺書》言，天地升降在八萬里中，豈亦自星而驗之歟？﹗」[42]

嘉靖十六年為1537年﹐癸丑歲為嘉靖三十二年(1553)。除了董穀外﹐鄭若曾《籌海圖編》[引言作於嘉靖四十年十二月(1562)]的凡例所列「參過圖籍」也含有「渡海方程海道針經」[43]。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或作於隆慶元年﹐約1567)則謂﹐《渡海方程》與《海道經書》或《海道針經》「同出而異名也」[44]。後來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雲﹕「相傳有《航海針經》﹐或單用﹐或指兩辰間以前﹐知某洋島所在﹐約更時當行水路幾許﹐打量水深淺幾托(方言幾仞為幾托)﹐海中島嶼作何狀﹐某洋礁險宜慎﹐或風雲氣候不常﹐以何法趨避之。」該書也載錄了「太倉使往日本針路」﹑「福建使往日本針路」等﹐並註明見《渡海方程》及《海道針經》[45]。吳朴(約1500-1570)﹐福建漳州詔安人氏﹐字子華﹐又字華甫﹐初名雹﹐補邑諸生後更名朴。曾被林希元辟為參軍隨毛伯溫從征安南﹐歸里後被誣陷獄。在獄中完成八卷本的《龍飛紀略》。嘉靖甲辰(廿三年﹐1544)林希元為該書作序﹕「《龍飛紀略》何紀﹖我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也。……紀之者何﹖詔安吳子華甫也。……華甫名朴﹐性善記﹐書過目輒不忘﹐於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在其胸中。所著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又校補《三國志》。」書末自「敘」雲「嘉靖壬寅冬十月丙申漳州府詔安縣臣吳朴識」[46]。壬寅為嘉靖廿一年(1542)。朴另有《皇明大記》﹐已殘缺(香港大學圖書館有明鈔本殘存卷帙照相版)。按﹐毛伯溫征安南是嘉靖十八年(1539)秋七月後的事﹐則《渡海方程》著於吳朴從征安南前﹐並非獄中之作。在《龍飛紀略》卷二提及海運時﹐作者有雲「《海圖方程》另別有集」。有關吳朴的生平﹐田汝康教授之文曾引康熙十六年纂修的《詔安縣志》加以詳論﹐茲不贅述[47]。唯仔細閱覽《龍飛紀略》後卻獲益匪淺。該書〈目錄通例〉有雲﹕「海外如南海傍海諸國﹐磧外如西域大小部落﹐塞外如遼東﹑興和﹑大寧﹑東盛極徼國邑﹐海陸道程遠邇逆順﹐亦悉加考實﹐庶幾不出戶庭可知天下間﹐又詳其土產﹐論其有無。」果然﹐其書中所論涉及﹕元以來的海運道程港驛﹐太武經五虎門﹑劉家港北上成山﹐太倉至文登﹑成山﹐自定海至高麗﹑新羅﹐入新羅﹑百濟而控倭﹐由陸海通高麗﹑新羅﹑渤海﹑日本﹐自龍溪中經漳浦下抵詔安﹐太武經海南至大佛靈山﹑占城﹐海南至交趾雲屯山﹐由廣東海道至安南﹐由欽州入交趾﹐由雲南入交趾﹐新州至靈山﹑新安﹑順化﹑廣南﹑橫山﹐通八百媳婦﹑緬甸﹐乃至北上開平道程﹑敦煌以西途程﹑遼東地區途程。內中尚有諸次遣使出使安南﹑占城﹐封安南﹑占城國王﹐祭高麗山川﹐行人楊載招諭日本﹐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給暹羅﹑琉球﹑占城諸國勘合﹐立殺獲倭賞格等外交詳情記錄。更可貴者﹐吳朴在書中列出南海﹑西域番戎奉表入貢者﹐凡五十九國(去除[ ]內重複者應有五十四國)﹕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剌加﹐小葛蘭﹐榜葛剌﹐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呂宋﹐合貓里﹐碟里﹐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母恩]﹐甘把里﹐麻林﹐古剌麻﹐沼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溜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剌尼﹐夏剌比﹐窟察尼﹐烏涉剌踢﹐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菻﹐婆羅門﹐浡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剌。此外﹐還兼論了郭守敬及日曆﹑古今日食及海中南望老人星的情形﹐等等。[48] 初步檢閱之下﹐覺得《龍飛紀略》雖雲紀「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據《四庫全書提要》語)間﹐即元至正十二年(1352)至明建文四年(1402)的朱姓飛騰﹑相替的發達史﹐但有關中外交通往來的內容卻頗為豐富﹐值得另外詳加輯錄。由此看來﹐作者應將其早年《渡海方程》的撰述融入後來在獄中所寫的《龍飛紀略》中﹐充分展示前者下卷的議論﹐也保留上卷的部分海道針經﹐為《渡海方程》與《順風相送》的關連提供可靠的證據。因此﹐敝人是同意韓振華﹑田汝康﹑黃盛璋等先生意見的。若以董穀介紹及鄭若曾﹑鄭舜功﹑顧炎武諸家引用情況看﹐《順風相送》應即《渡海方程?海道針經》﹐相當《渡海方程》的上卷針經部分。由於原文已佚﹐其所載針路難以逐一詳細比對﹐但《順風相送》的海道針經應略有取捨(增補內容詳見下面第「三」部分的析說)﹐例如刪去了劉家港以北的國內航路等﹐其餘則應與《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大同。

(四)《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一脈相承為了進一步追蹤本書作者﹐尚須對《渡海方程?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三者的關係加以探討。筆者認為﹐由明中期至明末葉再到明末清初﹐上述三書都是一脈相承的﹐即彼此有所繼承﹑傳抄﹑刪訂或增補。本書和《海道針經》的關係已如前述﹐那末《指南正法》呢﹖ 這一節先要略略析及《指南正法》的完成年代。在該書中﹐涉及閩台部分出現「王城」(1624)﹑「思明」(1655)﹑「東都」(1661)及「大明」﹑「大清」等字樣[49]﹐說明此書完成於明末清初的政權易手之際﹐民間手鈔本傳播尚較自由。但要進一步分析具體年代﹐則可由書中航程記載的一些紀年干支或月建入手。通觀《指南正法》﹐含有紀年干支或月建的記錄有七處﹕(1) 往長崎(所載書﹐第190頁)﹕丁丑年正月初一至初五(2) 長崎往大泥日清(第187﹑281頁)﹕丁亥年十一至十二月(3) 大泥回長崎日清(第188頁)﹕戊子年五月至六月(4) 長崎往咬口留吧日清(第184頁) ﹕己丑年十一至十二月(5) 暹羅往長崎日清(第181頁)﹕□□年五月至六月(6) 咬口留吧往台灣日清(第186﹑280頁)﹕辛卯年四月至六月(7) 咬口留吧回長崎日清(第182頁)﹕乙丑年四月至六月

上述(1)丁丑年只走了五天﹐(5)暹羅往長崎無干支紀年﹐難以判定﹔(2)丁亥﹑(3)戊子兩年的月建﹐既可合永曆元年(1647)﹑二年(1648)﹐也可合康熙四十六(1707)﹑四十七(1708)年﹔(4)己丑﹑(6)辛卯兩年的月建﹐只合永曆三年(1649)﹑永曆五年(順治八年﹐1651)﹐不合康熙四十八(1709)﹑五十年(1711)年。至於(7)乙丑年﹐月建與天啟五年(1625)不合﹐卻與康熙廿四年(1685)合﹐而且書中「東都」的出現必在1661年之後[50]。因此﹐筆者斟酌情況﹐將《指南正法》的七個紀年干支﹐排定在崇禎十年(丁丑﹐1637)﹐永曆元年(丁亥﹐1647)﹑二年(戊子﹐1648)﹑三年(己丑﹐1649)﹑四年(庚寅﹐1650)﹑五年(辛卯﹐1651)﹐康熙年廿四年(乙丑﹐1685)。換言之﹐該書完成於大約1685年左右。

(五)《指南正法》序可證《順風相送》的「予」即吳朴筆者所以要費些筆墨來考定《指南正法》的年代﹐是欲說明其完成於明末清初﹐和《順風相送》極近﹐而且內容有相承性﹐以助推斷本書的作者。試觀下列的《指南正法》前言﹕

「昔者聖人周公設造指南之法﹐通行海道﹐自古及今﹐流傳久遠。中有山形水勢﹐抄描終悞﹐或更數增減﹐籌頭差錯﹐別查本年朽損﹐難以比對指定手法。乃漳郡波吳氏﹐氏寓澳﹐擇日閑暇﹐稽考較正。自天朝南直隸至太倉﹐沿而福建﹑而廣東﹐並交趾﹑七洲﹐ 夷邦南巫里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礁石沙泥﹐撰錄於後﹐以與諸人有志遠遊於此者共識之耳。自古聖賢教人通行海道﹐全憑羅經二十四位﹐通變使用。或往回﹐須記時日早晚﹑風汛東西南北﹑流水緩急順逆﹐如何用鋾探水﹐ 以知深淺。山勢遠近﹐切要謹慎﹐不可貪眠。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悔之何及。若遇東西南北﹐籌頭落一位半位﹐難[觀]針臨時機變。若是弔戧﹐切記上下更數多寡﹐風汛大小﹐順風使補以合正路。或遇七洲洋﹐上不離艮下不離坤。若遇南巫里及忽魯謨斯﹐牽星高低為準﹐各宜深曉。又雲﹐行路難者有人可問﹐有徑可尋﹐有地可止。行船歧者﹐ 海水連天﹐雖有山嶼﹐莫能識認。雖知正路﹐全憑指南之法﹑《羅經針簿》﹐全憑主掌之人。須知船身高低﹑風汛大小﹑流水順逆﹐ 隨時增減更數針位﹐或山嶼遠近﹑高低形勢﹑探水淺深﹐牽星為準﹐ 的實無差﹐保得無虞矣。」

本來還有一段「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羅……緊記之」﹐乃抄襲《順風相送?定潮水消長時候》中間的文字(《兩種海道針經》第27-28頁)﹐顯係錯簡﹐應排入《指南正法?潮水消漲時候》(《兩種海道針經》第123-124頁)之後。試將《順風相送》序和《指南正法》序稍加比對﹐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後者將前者末段「永樂元年……」及「寶舟」字樣去除﹐而塞進應入〈潮水消漲時候〉的另一段。如以現代版權法論﹐後者簡直公然「侵犯」了前者的「版權」。不過﹐古代的航海針經多係傳抄﹐除上述《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外罕見公開刻本。而且﹐《指南正法》的傳抄者頗有良心﹐將容易失傳的原作者名直接寫入前言﹐竟為吾人解決《順風相送》初編本的作者問題﹐提供了絕佳的佐證。據上引序文﹐「乃漳郡波吳氏﹐氏寓澳﹐擇日閑暇﹐稽考較正」﹐說的就是《順風相送》序文中的「予」。「予者何﹖」﹕漳郡詔安朴吳氏也﹗蓋閩南語「朴(樸)」﹑「波」同音﹐吳波也就是吳朴[51]。他所居的「澳」非澳門﹐應指詔安南面的南澳﹐有《東西洋考》的「南澳是漳﹑潮接連處﹐……西南邊一派沉礁﹐與澳相連」可供參證。當時漳州月港是對外貿易的要港[52]﹐而浯嶼-南澳正是前往海外的重要出航處。近日見黃盛璋先生大作﹐亦主張《順風相送》﹑《指南正法》均祖承《渡海方程》﹐其作者即吳朴﹐此論大大增強了自己一些看法之信心﹐但未據以修正原已草就的文字﹐只補誌於此以示不敢掠美[53]。如對《順風相送》作一大略統計﹐記載東﹑西洋航線(包括來﹑回)的共約100條﹐其中西洋75條(海外互發56條﹐國內發﹑回19條)﹐東洋25條(海外互發8條﹐國內發﹑回17條)。至於由國內發﹑回的36條航線(西洋19條﹐東洋17條)中﹐只有4條為廣東(西洋2﹑東洋2)﹐5條為五虎門(西洋4﹑東洋1)﹐4條為湄洲﹑3條為泉州(均東洋)﹐而浯嶼及附近的太武山竟佔了20條(西洋13﹑東洋7)。順便指出﹐本書所說的浯嶼及太武並非指金門的浯州嶼或北太武山﹐而在漳州南面﹕「太武山內浯嶼﹕係漳州港外」[54]。後來為了區別原來的太武山﹐才將金門附近的稱為「北太武」﹐但在《指南正法》中也僅有一例。總之﹐由於漳州在明代中後期的航海通商地位﹐造就了其對外航線的發達﹐也湧現了一批由漳州人編撰的航海交通圖籍﹕由吳朴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至《順風相送》﹐至張燮的《東西洋考》﹐至近來發現的《東西洋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莫非如此。

三﹑《順風相送》全書應完成於1593年左右

如前所述﹐本書雖參考過《鄭和航海圖》等永樂間的航海針經圖簿﹐但始編本由吳朴最早撰著於嘉靖間的1537年﹔本書雖由吳朴最早編刻﹐但經數十年的傳抄﹐至成為《順風相送》鈔本時﹐已經有所取捨﹑增刪﹔那末﹐本書在1639年存入牛津大學圖書館前﹐最後成書的年代卻又當如何﹖由於「方程」詳文已不在﹐其後如何增補難以比對﹐只能就書論書﹐根據部分史事來加以判斷。為令概念統一﹐易於形成通識及方便討論﹐這裡強調﹕所謂「成書年代」﹐非指開始編輯的時間﹐而是本部分所要探討的「最後完成」的時限。

(一)本書不可能完成於永樂元年這個問題較易解決。一者﹐上文已力言本書參考過的「永樂元年」起編訂航海圖簿云云﹐為「永樂十九年」起的傳抄之誤。二來﹐書中至少有兩件史事﹐不可能發生於永樂元年或其前。首先﹐本書的〈地羅經下針神文〉提及航海女神媽祖的封號為「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眾所周知﹐「護國明著天妃」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後的封號﹐而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始封她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55]。本書的天妃封號顯兼元初至明初而記﹐是民間的不正規寫法﹐但肯定在永樂七年之後。其次﹐本書有數條往交趾來回的針路﹐其中〈福建往交趾針路〉末謂「……雞唱門﹐即是安南國雲屯州海門也」[56]。交趾本為中國古代對今越南特別是其北部的通稱﹔安南國則是宋代以降的稱呼﹐唯明初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重新郡縣安南時期(1407-1427)除外。本書之鄭重稱其地為安南國云云﹐顯為安南重新獨立的宣德二年(1427)之後。

(二) 本書對《鄭和航海圖》只是參考下面粗略舉出本書與《鄭和航海圖》的若干不同﹕(1)航海圖以圖為主﹑針經為輔﹔本書則為刊載航海針經的更路簿。或謂本書中的〈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靈山往爪蛙山形水勢法圖〉﹑〈新村爪蛙至瞞喇咖山形水勢之圖〉﹐原類航海圖﹐後存文失圖﹔然無確證﹐所謂山形水勢之「圖」﹐或如《指南正法》的〈對座圖〉一類。(2)本書雖有不少西洋針路﹐但所至地區及遠行途程不如航海圖﹔而且書中雖不乏過洋牽星的記載﹐但未有航海圖中最後的四頁專圖。(3)航海圖未有東洋航線﹔本書則多有補充﹐包括日本﹑琉球乃至菲律賓群島。(4)航海圖發自南京劉家港﹔本書則只反映福州五虎門以南。主要發舶港為漳州及其南的浯嶼﹑太武﹐這和新近發現的《東西洋航海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若合節拍﹐ 顯示兩者密切的相承關聯。

(三) 本書始撰於1537年而不限於該年《順風相送》雖承繼吳朴的《渡海方程》﹐但並未採取其下卷海防致治的議論部分﹐主要源於上卷亦即《渡海方程?海道針經》﹐而且就航道而言﹐亦捨棄了吳朴原書中由劉家港北上的海運等航程。如按上述《龍飛紀略》觀之﹐吳朴在中外關係方面關注極廣﹐包含東北﹑塞北﹑西域諸道程及設防﹔僅以「渡海」而言﹐則由江浙至成山及渤海地區﹐都在論述之列。但《順風相送》只存福建五虎門以南尤其是漳泉出發的東西洋航線﹐連廣東也只是偶而道及﹐而且本書有一些東﹑西洋航路針經﹐顯然是吳朴嘉靖十六年(1537)編撰《渡海方程》後所增補。其實以部分針經來看﹐也難以分清究係吳朴自創或參照他人成果編輯﹐或由《順風相送》等獨自發揮而成。例如﹐赴琉球的航線﹐陳侃的《使琉球錄》[嘉靖十三年(1534)出使﹐十四年(1535)首上其錄]載及釣魚嶼等地名[57]﹐該書寫在《渡海方程》成書前三年。陳侃係代表官方出使﹐自會廣徵民間舟子船工為其所用﹐過往的更路針簿定在蒐羅之列。他是否採用了吳朴等閩人掌握的赴琉針經﹐抑或吳朴會利用到他的成果﹖需要進一步比對及研究。如據琉球人程順則所著《指南廣義?針路條記》﹕其書乃據福建老船工相贈永樂以來的《航海針法》一本編訂而成。其中四條航程抄自上述封舟針簿﹐內有三條載及釣魚臺。更有進者﹐有十條航程抄自「三十六姓所傳針本」﹐其中五條載及釣魚臺或周邊島嶼[58]。三十六姓乃閩人善操舟者﹐於洪武廿五年(1392)賜予琉球﹐然則其時間更在《順風相送》或《渡海方程?海道針經》之前了。至若赴日本的航程也值研究。《順風相送》有〈福建往琉球〉﹑〈琉球往日本針路〉﹑〈兵庫港回琉球針路〉等﹐除釣魚嶼等外﹐內載萬者通七島山[原琉球與日本的界山七島山﹐指奄美大島(Amami-Oshima)北面的寶島等吐噶喇列島 (Tokara-retto)]﹑啞慈子里美山[在四國南端﹐高知(Kochi)縣高知市的足摺岬(Ashizurimisaki)﹐是琉球至兵庫所經的重要轉航處]等地名﹐為其他航道較少刊登。但該針路卻由鄭若曾《籌海圖編》[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鄭舜功《日本一鑒》[約隆慶元年(1567)刻]―《順風相送》―慎懋賞《四夷廣記》[約萬曆廿六年(1598)刻]﹐一脈相承[59]。《籌海圖編》可謂抗倭時軍事中樞的資料集﹐其旁蒐博引是必然的。該書及《日本一鑒》均引用過《渡海方程?海道針經》﹐上述針路應來自吳朴原作﹔但《順風相送》是承襲吳作或據《籌海圖編》再補添入書﹐因《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已散佚﹐一時不敢妄斷。

(四) 本書部分增補材料應在1571年後《順風相送》記有「佛郎」之名四處﹐對於分析本書在吳朴之後增補哪些地方頗有幫助﹕(1) 「……蘇律﹐乃是佛郎所住之處」。(2) 「美膋港……佛郎亦居此港」。(3) 「呂宋港……南邊是佳逸﹐拋佛郎船﹐[丑艮]取銃城妙矣」。(4) 「……長岐港即籠仔沙機﹐有佛郎番在此」。[60] 明代佛郎番多指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蘇律﹑美膋港在印度尼西亞小巽他群島或帝汶(Timor)一帶﹐佳逸為菲律賓馬尼拉西南的甲米地(Cavite)﹐長岐在日本(今通作長崎)。按前兩條的佛郎指葡萄牙人﹐最後一條指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早在1512年已抵馬魯古群島一帶﹐而西班牙人方濟各(Francisco deXavier,1506-1552)在1549年已到過日本﹐據此三條較難判斷。但第3條的佛郎應為西班牙人﹐彼在1571年於呂宋馬尼拉始建王城。是故前述米爾斯等已主張《順風相送》的部分資料不能早於十六世紀末期﹐亦即至少在1571年後。除了呂宋外﹐別的一些資料也指向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例如﹐本書有〈萬丹往池汶精妙針路〉﹑〈萬丹往馬神〉﹑〈加里仔蠻回萬丹〉等五六條針路明載今印度尼西亞的萬丹(Bantem)[61]。爪哇島西部的萬丹是1568年脫離淡目(Demak)而獨立建國的﹐進入十六世紀70年代更成為著名的港口。本書如此重視該地實非偶然。順帶一提﹐今印度尼西亞首府雅加達[Jakarta﹐1619年荷蘭人在此建城稱巴達維亞(Batavia)]當年尚附屬於萬丹﹐其曾以椰子(kalapa)命名而稱椰城。以音譯稱其地者首推《順風相送》﹐叫茭綠巴(Kalapa)[62] ﹐後來1618年刊印的《東西洋考》才另作咖口留吧﹐明末清初後又常簡稱為吧城﹑吧國﹑吧地等。

(五)本書台灣地名應在1602年之前《順風相送》的資料遞補材料尚不限於1571年左右。當然﹐最後斷限在1639年本書存入牛津大學圖書館前﹐但或應向前推移至十七世紀初。一種觀察點是彭湖﹑澎湖名稱的變化。自宋代真德秀〈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1218)﹑趙汝適《諸蕃志》(1225) 以「彭湖」取代「平湖」指稱今澎湖列島以來﹐直至明末「彭湖」的「彭」多不帶水旁﹐到了天啟間(1621-1627)才有「三年春正月……乙卯﹐紅夷據澎湖」的記載﹐但明史地理志仍稱「[泉州府晉江]海中有彭湖嶼」[63]。今觀《順風相送》﹐書其地者均作「彭湖」[64]﹐到了《指南正法》時才較多地出現「澎湖」。另一觀察點是今台灣高雄古稱的變化。高雄原稱打狗嶼或打狗仔﹐但此名見於1602年後﹐較早的是虎仔山或虎頭山。萬曆三十年(1602)十二月﹐陳第隨沈有容往臺灣剿倭﹐歸撰《東番記》﹐被學者方豪評為「明季親臨本島目擊本島情形者所遺之最早文獻」[65]。該書有雲﹕「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66]「打狗嶼」出現在文獻上應以此為早。而在《順風相送》中﹐並無打狗仔之名﹐在〈太武往呂宋〉條雲﹕「太武開船﹐辰巽七更取彭湖山。巳丙五更見虎仔山。單丙及巳丙六更取沙馬岐頭。」後來《指南正法》的〈泉州往邦仔系蘭山形水勢〉則雲﹕「澎湖山﹕巽巳七更取虎頭山﹐即打狗仔。」[67]由此可見﹐《順風相送》當完成於1602年前。

(六) 本書完成年代約在1593年左右如要更精確地界定本書完成年代﹐還可從台灣的另一地名「北港」入手。「北港」較早出現時應在台南附近﹐後來《東西洋考》誤置於台灣北部﹐《明史》因之﹐遂造成混亂。現存較早出現「北港」一詞的官方文獻﹐是明萬曆間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之奏疏。許孚遠曾有〈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在引述萬曆十七年(1589)福建巡撫周寀所提限定東西二洋往來船隻的建議後﹐謂「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與廣東﹑福寧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原無限數﹐歲有四五隻或七八隻不等往販」 [68]。後來許孚遠的〈疏通海禁疏〉又雲閩南許多奸徒常「駕使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69]。按﹐據《明實錄》﹐許孚遠之任福建巡撫﹐為萬曆二十年(1592)十二月丙申(初十)﹐至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乙亥(初一)﹐後者於《明督撫年表》中誤為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十二月亦無丁亥)[70]。上述兩折﹐應分別繫於萬曆廿一年(1593)及萬曆廿二年(1594)。由《明實錄》查周寀建議之文﹐並無提及「北港」字眼[71]﹐看來1593年應是「北港」出現較早的年份。其實在《順風相送》的〈松浦往呂宋〉條也已記有「……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72]。根據行紀或航程地名民間往往早於官方文獻的通例﹐本書的記載或應早於許孚遠的奏疏﹐故推斷《順風相送》的完成年代﹐應在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或其前。當然﹐所有歷史的考訂均須建基於可靠的圖書﹑文物或其他史料﹐《順風相送》本身並未署明著作者及始編﹑完成等年代﹐故本文的各項分析自然帶有某種不確切性﹐敬候中外史學仝仁或廣大讀者的尖銳批評。

[完稿並刊佈於2011年11月28日﹐刊於《跨越海洋─「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文選(2011?中國?寧波)》出版(寧波博物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

注釋﹕[1]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9月出版。[2] 何毓衡刊佈﹕《順風相送》﹐載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海洋研究所編印《海洋彙刊》第一輯﹐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66年3月版﹐第131-166頁[據英國牛津大學所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該書手抄本照片六十四張排印]。此書訊由徐玉虎氏《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版)第71頁獲悉﹐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找到該刊物。[3] 此成果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一部分﹐北京﹕中華書局 1986年5月版。另見筆者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1916。[4] 參見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2025。[5] 吳天穎《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 ― 兼質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5-28頁。[6] 鞠德源﹕《日本國竊土源流/釣魚列島主權辨》﹐下篇?鐵案如山證據說﹐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目錄1﹐正文622-623頁﹔《釣魚島正名》﹐ 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6頁。[7] 徐玉虎《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7月版﹐第85頁。[8] 鄭海麟《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8月版﹐第14﹑92頁﹔另見該書增訂本﹐2011年5月版﹐自序。。[9] 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釣魚臺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勵志出版社﹑刀水書房2001年9月版﹐第3頁。[10]Duyvendak, J. J. L. , 『Sailing Directions of Chinese Voyages』(a Bodleian Library MS.). T』oung Pao, Vol.34, 1938, p. 230. 參見李約瑟著﹑汪受琪等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3分冊?土木工程與航海技術﹐ 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631﹑852頁。[11]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V, part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82. 另見上引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3分冊﹐第423﹑631頁。[12]張崇根〈釣魚島的前世今生〉﹐刊於2010年9月17日《中國民族報》第7版〈理論周報?時空〉(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2910-2.htm)。同一天﹐內地黨﹑政網均予登載﹕求是理論網 (http://www.qstheory.cn/wz/xues/201009/t20100917_49672.htm)﹔ 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56066.html)。[13]韓振華〈我國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注9﹐原載《文物集刊》1980年2期。後收入《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謝方﹑錢江﹑陳佳榮執編《韓振華選集》第三卷《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版﹐ 第226頁。[14]田汝康〈《渡海方程》― 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原載《通報》(T』oung Pao) 1982年1-3期﹔《中國科技史探索 ― 紀念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論文集》﹐1982年。後收入氏著《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 139頁。[15]見黃盛璋〈《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 ― 創建中國海學新學﹐復興中國海國文明研究之一〉﹐載劉迎勝﹑楊曉春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里圖〉研究 ― 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歷史知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23-124﹑141頁。[16]陳國燦〈明初航向東西洋的一部海道針經 ― 對《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的考察〉﹐載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史學論文集》第一集(1978年)﹐第167-177頁(後發表於海南《四庫全書研究》創刊號﹐1992年)。《史學論文集》第一集蒙友人朱鑒秋兄自上海向湖北網上訂購﹑快遞該書﹐然後照相﹑電郵該文至香港﹐特誌於此以示謝忱。[17]上引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序言》﹐第4頁。支持者另見泗上亭長〈《順風相送》成書年代小考〉[2011-05-28 15:42:39刊於其新浪博客(筆者閱於11/11/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f198a0100vjpv.html]。[18]井上清〈「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載於《中國研究月報》1972年六月號﹐後由第三書館於1996年10月另再發行。參見氏著﹑英慧譯《釣魚列島的歷史和主權問題》﹐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3年2月版﹐第18頁﹔賈俊琪﹑於偉譯﹐ 寧燕平校《釣魚島﹕歷史與主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1頁。[19]郭永芳〈《順風相送》最初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質疑〉﹐《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 1986年第3-4期。其說另見《中國航海科技史》(章巽主編)﹐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第241頁。[20]Mills, J. V. , Translation of Shun Fêng Hsiang Sung (Fair Winds for Escort). Bodleian Library, Land Orient. MS. no. 145. Unpub. MS. 轉引自上述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3分冊﹐第631﹑879頁。[21]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初刊於《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2月版﹔後載氏著《台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附錄﹐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71頁。[22]Hsiang Ta & Hughes, E. R., 『Chinese Books in Bodleian Library』, BQR, 1936, 8, 227. 轉引自上述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3分冊﹐第631﹑866頁。[23]見趙煥庭〈南沙群島考察史〉﹐載《熱帶地理》第十五卷第一期(1995年3月)﹐ 第21頁。[24]奧原敏雄氏〈尖閣群島領有権の根拠〉﹐原載《中央公論》第93卷第7號(1978年 7月)?特集(日本國領土の範囲)﹐第66-76頁。閱讀於2011年11月12日﹕ http://senkakujapan.nobody.jp/page008.html。[25]其他主張﹐恕不一一論列。[26]參見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總敘﹐中華書局1981年3月版﹐第15-16頁。另見周運中〈《海道經》源流考〉﹐載《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27]見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之八?真臘﹐中華書局1993年2月餘思黎點校本﹐第 271頁﹔慎懋賞《四夷廣記》永樂元年御史尹綬至真臘路程﹐載《玄覽堂叢書續集》第102冊(另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49)。[28]分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列傳二一三?外國六﹑卷三二六?列傳二一四? 外國七﹐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第8424﹑8439-8440頁。[29]見上引《明史》﹐第1826﹑7766頁。[30]程順則《指南廣義》﹐琉球大學志嘉屋記念図書館藏﹐參見南溟網標點本﹕ 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37。[31]泉州惠安白奇鄉郭家藏《海底簿》手抄本﹐1963年廈門大學歷史系與泉州文管會聯合調查時搜集﹐引自先師莊為璣氏《晉江新志》上冊﹐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1985年12月鉛印本﹐第274頁。另參見莊為璣《古刺桐港》的介紹﹐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27頁。[32]福建集美航海學校收集《浙江溫州平陽石礦[塘]流水表》手抄本﹐引自鄭鶴聲﹑ 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齊魯書社1989年11月版﹐253頁。[33]原向達藏清初《針位編》鈔本殘卷﹐引自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序〉﹐商務印書館1935年7月版。[34]馬歡《瀛涯勝覽》﹐商務印書館1935年7月馮承鈞校注本﹐第55頁。另參見萬明《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80頁。[35]鞏珍《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1961年8月向達校注本﹐第35頁。[36]原載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四0﹐參見向達整理﹑校注《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1961年9月版。類似圖幅另載明施永圖編《武備?地利》卷之四〈通外國圖〉﹐ 清刻本﹐見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29﹐第66-76頁﹔兩圖大同﹐但後者「圖略」未署鄭和名﹐全圖錯漏較多﹐又闕最後四幅過洋牽星圖。[37]周鈺森《鄭和航路考》﹐台北﹕海運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49-50頁。另可參見徐玉虎《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7月版﹐第2-3頁﹔ 朱鑒秋〈《鄭和航海圖》與同時期西方海圖的比較〉﹐《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 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583-584頁。[38]其版本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見澤田瑞穗〈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錄〉﹐ 《東方宗教》第30期﹐1967年﹐頁90-99。引自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收於陳志聲、陳維德、薛雅文總編輯：《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縣清水鎮：中縣文化局，2010），頁35-53。(http://taiwan.yin-xian.com/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2010-10-09-11-37- 18&catid=1&Itemid=9)。[39]參見懷韻〈「澳洲大陸發現者」楊敏〉﹐載《鄭和研究動態》2008年第一﹑二期﹐ 上海鄭和研究中心編印。[40]參見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史事新證〉﹐載前引《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 (1905-2005)》﹐第712-713頁。[41]見劉銘恕〈鄭和航海事跡之再探〉﹐載前引《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 2005)》﹐第187-188頁。[42]董穀《碧里雜存》卷下?渡海方程﹐據樊維城輯《鹽邑志林》第十七冊﹐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7年印本。[43]鄭若曾《籌海圖編》﹐解放軍出版社﹑遼瀋書社1990年《中國兵書集成》本第 15冊(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影印本)﹐第27-48頁。[44]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卷一﹐民國廿八年影印舊鈔本﹐第1頁。另參見朱鑒秋〈《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的研究〉﹐載《海交史研究》 2000年第2期﹐第31-38頁。[45]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廿六冊?福建?洋稅考﹔原編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分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2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6年本﹐第467﹑796頁。[46]吳朴《龍飛紀略》﹐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9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6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吳天祿等刻本影印﹐第412-413﹑683頁。[47]見前引田汝康〈《渡海方程》―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第130-139頁。[48]參見上引吳朴《龍飛紀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版﹐第416﹑457-458﹑ 473-475﹑509-510﹑512-513﹑533-534﹑539-542﹑545-546﹑556-557﹑ 563﹑571-574﹑577﹑584-585﹑587-589﹑602﹑606-607﹑619-620﹑ 622-623﹑631-534﹑656-657﹑659-660﹑663-666頁。[49]見上引刊登《指南正法》的《兩種海道針經》本﹐第134﹑170﹑177﹐及114﹑ 109頁。[50]所有年分﹑月建資料對比﹐均採自王雙懷主編﹐方駿﹑陳佳榮﹑張錦華﹑樊英峰參與工作的《中華日曆通典》第四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版。[51]此論也見於陳佳榮﹑錢江﹑張廣達《歷代中外行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803-805﹑914頁。[52]見張燮《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1月謝方校點本﹐第171頁。另可參看陳自強〈論明代漳州月港〉(及〈續論〉)﹑〈略論明代漳州月港的歷史地位〉﹐見氏著《泉漳集》﹐悉尼-廈門﹕國際華文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21-141﹑149-157頁。[53]詳見上引黃盛璋〈《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 ― 創建中國海學新學﹐復興中國海國文明研究之一〉﹐載《〈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里圖〉研究 ― 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歷史知識》﹐第123-124﹑141頁﹑ 143﹑145﹑154-155頁。[54]前引《兩種海道針經》﹐第32頁。另可參見「互動百科」浯嶼條: http://www.hudong.com/wiki/%E6%B5%AF%E5%B1%BF[2011/10/29閱]。[55]見拙文〈萬裏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原刊《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版﹔後載於《南溟集》﹐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2002年12月版﹐第683頁 (http://www.world10k.com/blog/pdf/676-699.pdf)。[56]見前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49頁。[57]陳侃《使琉球錄》﹐參見《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該篇據《紀錄匯編》本)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出版。[58]見程順則《指南廣義》? 〈針路條記〉(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36)﹑ 〈傳授航海針法本末考〉(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36)。[59]可另參看前引朱鑒秋〈《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之研究〉一文。[60]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67﹑91﹑99頁。[61]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66﹑68﹑69﹑75頁。[62]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66-68頁。[63]見《明史》卷二十二?本紀二十二?熹宗﹐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一?地理六﹐前引標點本第301﹑1128頁。此說參見張崇根〈釋「彭湖」― 兼評《辭海》有關條目〉﹐ 載氏著《台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5頁。[64]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87-89﹑94頁。[65]方豪〈《閩海贈言》弁言〉﹐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沈有容輯《閩海贈言》 (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1959年版﹐第1頁。[66]引自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載《方豪教授台灣史論文選集》﹐台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頁。[67]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88-89﹑165頁。[68]許孚遠《敬和堂集》八﹐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廿二年葉向高序刊本﹐頁10-11(承台灣師範大學張素玢教授查閱並印贈)。此資料為岩生成一較早披露﹐見其〈豐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書〉一文 (原載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七﹐1941年)﹐閱於2011年10 月15日﹕ http://moodle.ncnu.edu.tw/file.php/12124/Iwaob.doc。[69]《明經世文編》卷四00?敬和堂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332頁。[70]《明神宗實錄》卷二五五﹑二七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明實錄》紅格鈔本整理校勘本﹐1962-1966年版。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卷四?福建﹐見中華書局1982年6月魏連科點校本﹐下冊第510頁﹔另《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明督撫年表?卷四福建之文同(該書第184頁)﹐中華書局1955年2月據開明書店民國廿四年原版重印本﹐第六冊第8762頁。[71]《明神宗實錄》卷二一0﹐萬曆十七年(己丑)四月丙申。[72]見上引《兩種海道針經》本﹐第91頁。

[編後記] 2011年11月26日下午﹐當本文草就﹐竟於深圳書城購得劉迎勝﹑楊曉春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里圖〉研究 ― 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歷史知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內收前輩黃盛璋氏〈《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迷解難 ― 創建中國海學新學﹐復興中國海國文明研究之一〉宏文﹐其中有《順風相送》與《渡海方程》密切關係的多段精彩分析。筆者沒有絲毫改寫自己原來的論述﹐但卻立即將其高見插入拙文中並詳注(參該書第123-124﹑141頁﹑143﹑145﹑154-155頁)﹐以示未敢掠美之意。 2011年11月28日下午﹐當本文完稿並上網同時﹐收到學友周運中(現任職於廈門大學歷史系)由電郵傳送的論文兩篇﹕〈鄭和下西洋南海航路考〉﹑〈牛津大學藏明末航海圖研究〉﹔內中(尤其是第一篇)高度評價《順風相送》並據以考訂諸多航路﹐同時獨立發表對該書的一些重要看法。其論有些竟與拙文不謀而合﹐故擇要記敘於下以顯其說﹕(1)《順風相送》成果直接源自鄭和下西洋﹐「永樂元年的元字很可能是十九兩個字豎排書寫後的誤字﹐九字與元字的下半截很像」(原文如此)﹔(2)《順風相送》側重西洋航路﹐《指南正法》側重東洋航路﹔(3)不同意《中國測繪史》的下列說法﹕《順風相送》這一《海道針經》的作者最有可能是山陰人周述學(測繪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冊第445頁)。在本文撰寫及完成之際﹐竟於三天內獲得兩位仝仁的相類意見﹐與其說是太巧之合﹐毋寧謂為順理成章的學術路向﹐更拜現代IT迅捷異常之所賜﹐茲專誌於此﹐並為學術之薪火相傳﹑後繼大有其人而高度欣慰。

[南溟子2011年11月29日識於香江南溟齋]

另在2011年12月14日晨看到學友陳自強在南溟網的留言﹐隨即答覆並轉載於下﹕

December 13th, 2011 at 6:03 pm

陳自強

佳榮兄:您好。拜讀有關《順風相送》的大作，完全贊同您的論斷。從07年起，我利用老天給予我的時間﹐拜讀吳朴的《龍飛紀略》，其按語表達了鮮明的海洋意識，並可從中解讀渡海方程的某些具體內容，於是撰寫《論吳朴的海洋意識》一文（刊載於《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笫3期）。吳朴「在羅良遣其將運糧由海道給行在」條的按語中寫道：「海圖方程另別有集」。這表明《渡海方程》原名海圖方程，有圖有經，圖經結合。很可能是在民間流傳過程中圖經分離，即分為航海圖和純文字的針經兩部分。後者當即《順風相送》，前者是否與錢江教授所介紹的航海圖有某種關聯值得研究。……………………………………………………………………………………………………………………………

自強吾友﹕多謝關注。拙文撰寫時﹐曾引用閣下所贈大作《泉漳集》﹐另據田汝康先生文詳讀《龍飛紀略》，唯《論吳朴的海洋意識》一文僅在網上搜尋到名稱而未能看到全文。很巧﹐昨天中午收到上海鄭和研究中心的朱鑒秋教授用電郵惠傳的閣下此大作﹐今天即看到你在南溟網的留言﹐非常高興並會在該文後補記。再次感謝仁兄美意﹐並願今後繼續相互交流﹑切磋。謹祝聖誕及新年快樂﹗[佳榮於港﹐14/12/2011﹐9﹕15am]

2012年2月2日﹐學友陳自強再在南溟網留言﹕

February 2nd, 2012 at 6:10 pm

陳自強

佳榮兄我發表於《閩台文化交流》2008年笫四期上的一篇有關吳朴的文章已發至您的電子郵箱。是否收到？祝新春快樂！………………………………………………………………………………………………………………..自強兄﹕多謝來函。該檔案打不開﹐包括請公司技術員用簡﹑繁各種格式﹐皆未能奏效。可否另換成通用格式或成圖片(可放大)再傳。另也可告知文章全名﹑作者署名及刊物年月期數。祝元宵快樂﹗佳榮 3/2/2012

自強兄﹕大作〈論吳朴及其《龍飛紀略》〉(2008)終得拜讀﹐當在相關論著中載及﹐多謝﹗祝研祺﹗佳榮 4/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