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遵義會議第一發重炮是張聞天發出的
中國革命中的我們這一代人，一生的活動幾乎都與毛澤東緊密相連著。我們的成就和失誤，許多都是執行他的指示的結果；同樣，他的功勛和遺憾，其中不少也有著我們的份。他去世以後，國內外常有人貶低、攻擊或否定他，我對此是不能贊同的。因為我們跟毛澤東幹了半個多世紀，否定他不僅否定了我們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們一生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業績仍然在我們生活中產生著重大作用和巨大影響，人們一直忘不了、舍不開他，他始終活在我們中間。
與別的老同志相比，我與毛澤東同志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僅有的幾次不僅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更是決定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重要幾頁。下面就是深藏在我記憶中的幾件事。
山溝里出來的馬列主義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內有過一種說法，叫「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意思是指國內正在進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統」的馬列主義，許多是山溝溝里的一些土知識分子和農民甚至「山大王」們搞的一套。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於湖南山村韶山沖，正領著工農武裝在山溝里打游擊的毛澤東。當時的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為了加強中國革命的領導和改變其領導成分，將在國外比較系統地學習過馬列主義理論的青年革命者，陸續派回國內，他們中有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澤民、陳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卻是深受共產國際信任並重用的陳紹禹(王明)。我也是那時從蘇聯回來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除王明以外，我們大都先後去了毛澤東所創建和領導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觸並接受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只有並未進過「山溝溝」的王明，始終不理解也不承認並非來自莫斯科的馬列主義，一直站在毛澤東等同志的對立面，先後成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
我於1931年夏進中央蘇區不久，就去瑞金擔任了紅軍學校學員連隊指導員兼軍事教員，就是在那裡我初次見到並認識了毛澤東。他當時是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又是蘇區中央局和紅軍前敵委員會的負責人。進蘇區以前我就不斷聽到他的大名，白區報紙上也時有關於他的報道。他和朱德同志共同領導的「朱毛紅軍」，早已為國內外人士所矚目和關注。他開創的革命根據地，更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見他以後，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蘇聯見過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領袖，更不像人們概念中的軍事家和軍隊統帥，而是一個對人親切和藹、言談詼諧和不修邊幅的中國書生，甚至像農村塾師。
他是應紅軍學校師生要求給大家講課來的。雖然我早已聽到過針對他的「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的議論，但是第一次接觸他並聽他講話以後，立即對他產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講的是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破壞。這本來是個比較枯燥、深奧的政治經濟問題，我在蘇聯學習時，每逢這類課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強記政治名詞、理論定義、專用術語和數據比例上。誰知毛澤東講課時根本沒有那些東西，全部用社會上和生活中的現實事例，來分析解釋政治和經濟上的各個重要問題，闡述自己在這方面的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例如他說外國資本對我國的經濟侵略，造成了我國手工業經濟的破產，舉了個農村隨處可見的例子，中國過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現在從外國進口了鐵絲，很快奪取了竹篾的市場，木盆木桶都改用鐵絲箍了，結果使我國大批竹箍手工業者失業，劈竹篾用的竹子滯銷，生產和銷售外國鐵絲的資本家們都發了財。毛澤東在講這些問題時，使用的全是普通農民都能聽明白的語言，加上許多俗話、諺語和生動手勢，使所有的人都聽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觀點。當時我才二十多歲，他已三十多歲，並且已是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很高的威望影響，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並從此堅信和追隨他，一生也沒有動搖過。六十年代初我陪外賓見他時，他曾向外賓介紹說：伍修權是個老實人，在莫斯科回來的人中，他是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
正由於毛澤東在廣大群眾中的很高聲望，在1931年舉行的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他被推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也就從那時起，人們開始稱他為毛主席，並且一叫幾十年，後來「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專用稱呼。不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基層幹部和普通戰士都不知道，正是當時，毛澤東日子並不好過，「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不斷對他進行排斥打擊，他的思想主張都被當作所謂「右傾錯誤」和「富農路線」等等橫加批評指責。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他受到排斥和打擊，會後被撤消了所有軍事領導職務，被迫離開軍隊。1933年初，受王明遙控的博古等人的臨時中央遷入蘇區(這事本身就具有諷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澤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來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傾錯誤全面深入地在蘇區推行貫徹，毛澤東的處境就更糟了。當年秋天，一個來自蘇聯的德國人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分來到蘇區，我被中央指派去為他作翻譯，直接領教了這位「洋欽差」的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澤東的領導和否定了他的主張。當時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已被完全剝奪了，僅剩了一個蘇維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職務虛銜，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寧」，和蘇聯沒有實權的蘇維埃主席一樣。毛澤東被迫「靠邊站」時，不是去養病，就是去作農村調查，中央和軍委的會議很少通知他參加，他的聲音也很難聽到了。
但是，正由於黨和紅軍失去了他的領導，人們反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正確主張和積極作用。他指揮蘇區軍民反擊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每次都以少勝多，以弱制強，粉碎了5到10倍敵人的進攻。第四次反「圍剿」，由於仍沿用了他原來的戰略戰術，也取得了重大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時，李德和博古憑著洋本子在地圖上指揮作戰，盲目宣稱「游擊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要打「國與國之間的正規戰爭」，搞什麼「六路分兵」「全面抵禦」等等，結果使紅軍處處被動挨打，部隊傷亡慘重，陣地連連失守，兵力越戰越弱，蘇區越打越少，最後只剩下了撤退轉移一條路。嚴重失敗使許多紅軍指戰員都發出了疑問：
「為什麼毛主席指揮我們時接連勝利，現在卻光打敗仗？」
「為什麼不讓毛主席來繼續指揮我們？」……
連高級領導人中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提出了異議和批評，並且逐步轉而聽取和接受了毛澤東的思想主張。我和許多同志一樣，也由應該聽從李德的指揮，轉為更加信服毛澤東的領導。
嚴酷的事實教育我們認識到：山溝溝里不是出不了馬列主義，能使革命取得勝利的，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的辦法就是馬列主義在蘇區山溝里的實際應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脫離了蘇區的實際情況，必然把革命引向失敗。
正是黨和紅軍的這種思想認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成功。
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中共黨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稱為「偉大的歷史轉折」。事情確是這樣。正是從那時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開始為全黨全軍所認識和接受；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受到了批判和糾正。這個勝利是毛澤東長期深入細緻和艱苦工作的結果。鑒於對遵義會議本身的記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從另一方面作些補充，即毛澤東如何在組織上和方法上保證會議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的進程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好在當時由於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聲望，又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名義，黨內許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強地帶上他，但是只讓他跟著軍委二隊的休養連，作為病號躺在擔架上隨軍行動。正好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傷未愈，也在軍委二隊坐擔架，二人的擔架經常走在一起，毛澤東就抓緊時機將自己長期思考的問題，一路和王稼祥邊走邊談，把他的思想主張對王稼祥作了深入詳盡的闡述解釋。
王稼祥與博古、張聞天和王明同為「從莫斯科回來的」最受共產國際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剛」之一。但是他為人正直坦誠，到蘇區以後越來越為毛澤東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所吸引，早在寧都會議時就曾力排眾議為毛澤東辯護。長征以後他和毛澤東的多次長談，使他們進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並信服毛澤東的一系列主張。毛澤東又通過他爭取到張聞天的支持，長征途中他們三人索性一起行軍和宿營。日夜反覆交談，對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面臨的危險局勢，解脫困境的辦法，取得了一致的認識。直到進了遵義，他們三人都住在遵義新城同一座樓上。當時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於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長征途中形影不離，人們就把他們叫成了「新三人團」，這意味著黨內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對此雖然很為不滿，認為他們在搞「非組織活動」和「小團體」，但因當時敵情緊迫，內外交困，早已自顧不暇，也只能對他們聽之任之了。周恩來本來就很敬重毛澤東，實際上支持著他們的活動。這樣除了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蘇區的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轉向了毛澤東，加上周恩來的實際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紅軍領導人更是尊重和擁護毛澤東的，毛澤東的意見這才開始被中央採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改變了原定的長征路線，轉兵貴州，突破烏江，佔領了遵義，使奔波苦戰幾個月、損兵折將一大半的中央紅軍，終於有了個難得的喘息機會。正是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和適宜環境。
毛澤東通過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議，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會議，總結檢查前一階段的工作，特別是反「圍剿」的失敗問題，討論解決面臨的嚴重局勢。毛澤東考慮到政治局委員中有近半數人不在遵義，在遵義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張，又建議將會議擴大到紅軍軍團指揮員一級，紅軍將領中許多是從井岡山到歷次反「圍剿」都和毛澤東一起戰鬥的，他們早對李德、博古的瞎指揮不滿，他們的參加會議，使毛澤東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這就保證了他的正確主張，能在會議上得到多數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會議，我作為他的翻譯，也有幸參加了會議的全過程。中央和軍委以往的會議，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說了算。這次會議卻一反往常，不僅取消了李德的特權，會前的醞釀準備，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與，開會時更把他擺到了實際是受審的位置上，別人都圍桌而坐，他卻被指定坐在門口一張獨凳上。會議還是由博古主持並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但由於明顯地失去了多數人特別是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喪氣地承認失敗，只是力圖把失敗原因推諉到客觀上。周恩來作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貫徹執行者，主動承擔責任，認真地作了自我批評，大家馬上對他表示了諒解。
許多人都以為，遵義會議討論時的主要發言，是由毛澤東作的。其實討論發言時的第一發重炮，是由張聞天發出的。正是他的發言，不僅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批評和否定了博古的總結報告，更嚴厲指責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的發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驚，也使不少參加會議者感到意外。事後我了解到，所以由張聞天首先發言，正是出於毛澤東的計劃安排。會前他就和張聞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發言的內容，最初的發言提綱實際是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主要的觀點論據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卻執意不首先發難，再三推舉張聞天在會上放第一炮。因為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略低於博古，其學識影響實際卻超過了博古，他與博古同樣受到共產國際的器重，由他來帶頭批評博古，就顯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別人聽來也更有說服力。
張聞天發言以後，毛澤東才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看來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補充和發揮，實際卻是作了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具體的話我記不清了，幾條結論性的話我卻一直難忘。他說反「圍剿」軍事上的錯誤，主要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即「左」傾教條主義。他在發言中又舉了許多實例來說明他的論點。心裡本來不太服氣的博古，這時也只得低頭接受批評，一向「老子說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氣也無言以對。別的同志更覺得毛澤東說出了大家早已要說只是還沒有說出的話。正是在毛澤東和張聞天發言的基礎上，才形成了後來的遵義會議決議。還是由於毛澤東的推舉，這一決議是由張聞天執筆寫出的。
在遵義會議以及毛澤東和張聞天的發言中，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李德可說毫不留情，措詞十分尖銳嚴厲，多處直接指責了他個人。對博古則留有餘地，並且對事不對人。毛澤東會下還曾向參加會議的紅軍將領打了招呼，讓他們將博古和李德區別對待，對博古這個才20多歲的中央負責人，盡量予以愛護和照顧。毛澤東這樣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對此感到十分惱火和委屈，認為許多事原來是中共中央推給他乾的，現在出了問題卻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氣無處發。但是毛澤東的處理方法實際效果很好，會議團結和爭取了博古，使他冷靜地聽取了批評意見，開始認識並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從這裡我體會到了毛澤東努力縮小打擊面，盡量團結大多數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懷。
遵義會議決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接受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建議，實際上實現了他的意圖，但是在後來的黨內分工時，他卻又極力推舉由張聞天來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會議還決定朱德為「軍事指揮者」和「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本人開始只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來由於戰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毛澤東這才開始成為黨和紅軍實際上的負責人。這個不短的過程，都表明毛澤東為了黨的事業，善於等待和因勢利導地穩步前進。正如他當時指揮的「四渡赤水」一樣，為了達到目標，不惜迂迴曲折。
在遵義會議以前，還曾經有人提出，當時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政治路線同樣有著嚴重問題，也應該加以檢查批判和糾正。毛澤東不僅馬上勸阻別人這樣做，而且在自己的發言和最後的決議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之類的話。他這一著也是十分高明的。因為當時的政治路線不僅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也是得到共產國際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輕易批評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線，不僅牽動太大，並且將失去許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連一直受共產國際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可能會難以接受和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遵義會議前和會議上，毛澤東一開始就繞開了政治路線問題，只集中力量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風時，共產國際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後台，其政治主張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地位得到了確認並日益鞏固，這才對遵義會議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線，作出了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毛澤東為此等待了將近十年。在這一方面，他是把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統一起來的典範。
遵義會議使長征紅軍反敗為勝，轉危為安，扭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也正是從那時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才開始為全黨全軍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如果當年他只憑意氣，急於求成，不講究策略步驟，不僅難以取得遵義會議的成功，長征紅軍以至黨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後來這樣，中國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走上正軌和取得勝利。毛澤東在這一關鍵時刻的歷史作用和偉大功勛，確是永遠不能抹煞的!
分裂危機化險為夷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之後，發生了張國燾陰謀分裂的嚴重事件。當時我已離開軍委不再為李德作翻譯，調到三軍團擔任葉劍英參謀長的副手，以後因為部隊成員縮編，又主動要求下團工作，去了楊勇所在的10團。
一、四方面軍會師時，全部中央紅軍只剩了一兩萬人，四方面軍卻有七八萬人。張國燾自恃人多勢壯，竟想由他來指揮全黨全軍，還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針，讓中央紅軍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則就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一場黨內危機和分裂危險又擺到了毛澤東的面前。
在此以前，毛澤東對張國燾作了大量耐心而艱苦細緻的工作。兩軍會師時，他指示召開隆重而熱烈的會師大會，我們也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向大家介紹了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對他們的活動作了肯定和讚揚，又讓中央紅軍的文藝家們，為大會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對四方面軍的熱烈歡迎和親切慰問。由於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搞肅反，清除和殺害了許多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使四方面軍文化人才奇缺，毛澤東又指示將中央紅軍的大批宣傳文化幹部，派到四方面軍去幫助工作，著名的紅軍藝術家李伯釗和三軍團宣傳部長劉志堅等都去了四方面軍。四方面軍也派了一些幹部到中央紅軍和紅軍大學來工作。毛澤東自己更不斷地找張國燾交談、商討問題，對他表示十分尊重。因為張國燾是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的主席，毛澤東就招呼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的人，一律稱呼張國燾為「張主席」。但是，當張國燾伸手要軍委主席職位，毛主席則考慮到這是個要害職位，便說軍委主席已是黨內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隨便撤換，同時又作了某種妥協，讓周恩來將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了張國燾，並且讓人馬上改稱他為「張總政委」。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權力欲與虛榮心。
但是張國燾野心很大，慾壑難填，在過草地以後一意孤行地拒絕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紅軍不跟他走，他就要帶原四方面軍部隊單獨南下，甚至企圖脅迫中央放棄北上方針，據說還發過一份要「武力解決」的密電。我從未見過這份電報。史實到底如何留待黨史研究者去考證核實，但不論有沒有那份電報，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確有行動，已是事實，我也是這一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之一。
在過草地前，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張國燾和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率左路軍，中央機關和原一、三軍團及四方面軍部分部隊，組成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和葉劍英等帶隊。當我們越過草地到達巴西一帶時，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連夜趕回中央報告了張國燾鬧分裂的緊急情況。毛澤東為防意外，帶著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連夜離開駐地。我所在的10團奉彭德懷軍團長之命，負責保衛中央機關。那天清晨，我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正和三軍團的彭德懷、楊尚昆和葉劍英等在一座大廟旁議事。我們聽說張國燾要派部隊來，血氣方剛的10團政委楊勇氣憤地說，他們要來，我們就堅決打!毛澤東聽到了忙過來說，打不得，打不得!這時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騎馬趕來了，命令原四方面軍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我們許多人都很生氣，毛澤東卻冷靜地去勸阻李特。但李特不聽，他又把李特拉到廟裡去坐下來談。李特按張國燾的腔調指責中央是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毛澤東還是耐心開導他說，北上方針是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的，任何個人不能隨便改變。李特仍然不聽，執拗地拉原四方面軍的同志馬上跟他回去。我的馬夫(當時叫飼養員)也是四方面軍來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長征後期只得由我自己牽馬養馬。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與李特等人的對立情緒很嚴重。但是毛澤東依然大度地說，四方面軍的同志實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將來總有重新會合的一天。他還對我們說，一、四方面軍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願意北上的就跟黨中央走，願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張國燾同志走，不過以後還會回來的。我們有的人還是憤憤不平想不通，他又對我們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吧，只要他們還是紅軍，遲早還會走到一起來的。
當時，正是由於毛澤東顧全大局地採取忍讓克制態度，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也嚴正表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才制止了幾乎發生的黨和紅軍內部火併，挫敗了張國燾的野心。要是那時真發生了衝突，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中國革命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賴毛澤東的冷靜和英明，加上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同志對張國燾的抵制，終於使黨和紅軍平安度過了一場嚴重危機。毛澤東更以其實際行動團結和教育了廣大的四方面軍同志，使他們逐步認識到張國燾的面目和野心，最後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彎路以後，還是遵照中央的方針路線重新北上，在西北實現了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的勝利會師，完成了史無前例的長征壯舉。
對於違抗中央決議、圖謀分裂紅軍的張國燾本人，毛澤東對其一直採取爭取挽救態度，當時有人主張立即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認為不行，說張國燾還蒙蔽了好幾萬人的部隊呢，一下子搞翻了臉，以後就不好見面了。中央根據他的意見，作了關於張國燾所犯錯誤的決定，不僅繼續稱張為同志，並且將傳達範圍限制得很小，最初只讓中央委員知道這件事，盡量維護張國燾的「面子」。直到張國燾另立中央時，毛澤東決定將中央紅軍改稱為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支隊司令，他自任支隊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義發號施令，避免與張國燾過分對立。後來又讓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張浩，以共產國際的名義電召張國燾到陝北。
張國燾回中央以後，毛澤東一面只在很小範圍內批評其錯誤，一面又讓他擔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後，又由張國燾代理主席職務，仍然執掌不少的權力。在此期間，組織上分配我擔任了邊區政府秘書長，並且與張國燾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個房間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為我本來是邊區政府前身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外交部的秘書長，早就從事著相近的工作，誰知張國燾卻認為我是毛澤東派去監視他的。其實這完全是他自己心懷鬼胎。
毛澤東從未向我單獨交代過什麼任務，我也從未直接向他報告過什麼。相反，毛澤東不只要求大家繼續尊重張國燾，注意稱呼他為「張主席」，自己也經常同他來往交談，甚至照常和他說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帶著兒子來到延安，毛澤東和他們開玩笑說，國民黨里有個「張楊」(指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也有個「張楊」(指張國燾及其妻子楊子烈)。這實際表明了他對張國燾還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離開延安調任為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同年4月張國燾乘祭黃陵的機會，私逃到國民黨統治區，毛澤東當即同意楊子烈帶著兒子去了張國燾那兒，對他們一家做到了仁至義盡。直到張國燾公開背叛革命，拒絕黨的挽救，中央才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澤東的對待和處理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對張國燾這樣的人，他都能如此謙誠相待和寬宏大量，不愧為黨內鬥爭中既堅持原則又講究方式的典範。
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正擔任東北軍區參謀長，開國當年12月，我領受了一項特殊任務，負責毛澤東出訪蘇聯時專列路過東北境內的安全。一切布置停當後，我趕到山海關迎接已成為新中國頭號領導人的毛澤東主席。在來自北京的專列上，我見到了三年不見的毛主席。與延安時期相比，他已發福了，為了出國，穿了一身比較講究的中山裝，他帶頭穿的這種衣服，後來幾乎成為我國的禮服，竟被西方人稱之為「毛式服裝」。這次訪蘇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國，而且是長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舉止不象往常那麼輕鬆隨便。我在車上向他彙報了情況，高崗等東北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人上車看望他時，他也關切地問了一些問題。我隨著他乘坐的專列，一直陪他到了滿州里，下車目送他的專列駛入蘇聯國境，我此行的任務也宣告完成。
當時我已接到調令，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蘇聯東歐司司長。護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務完成後，我利用調動工作的機會，請假回武漢探親。哪知我剛到家幾天，就接到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電令，要我馬上去北京隨他出國赴蘇。毛主席這次去蘇聯是參加斯大林70誕辰的慶典，也準備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同蘇聯領導人商談。後來中蘇雙方認為可以趁毛主席訪蘇簽訂一項友好條約，這才又讓周恩來代表我國政府赴蘇進行簽約談判。由於我已是蘇歐司長，周總理指定我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並為他作外交工作助手。我趕到北京幾天後就隨周總理出國，直奔闊別近20年的蘇聯首都莫斯科，會合了先期到達的毛主席一行。
我們是
例如斯大林曾問毛澤東，他此行有些什麼打算和要求。毛澤東卻以他慣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說，我這一趟當然不能白來，總要搞點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斯大林聽了怎麼也鬧不清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起研究，也解不開這個啞謎。後來由當時的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從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那兒才摸到了底。原來毛澤東想讓蘇聯與中國簽訂一項同盟條約，「既好看」，就是可以對外宣傳；「又好吃」，就是我國能獲實利。斯大林明白後馬上表示同意，並且希望由他和毛澤東二人聯名簽署這一條約。可是毛澤東卻表示，自己是黨和國家的主席，簽訂條約是兩國政府間的事，只能由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與相當於政府總理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來共同簽署。這才馬上電召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趕來，進行簽約的實際會談與準備工作。直到會談結束準備簽字時，斯大林還希望能與毛澤東聯名簽署這一條約，但是毛澤東仍然客氣地拒絕了，所以後來只由周恩來與維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長的身分，簽署了世界矚目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件事表明了毛澤東不願受別人尤其是外國輕易擺布的自立性格。就在我們來到前後還發生過幾件事，蘇方曾請毛主席參觀一些地方，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戰績、遺址和汽車工廠等等，他看了卻認為不過如此，對蘇方人員的「吹牛」很不以為然。在列寧格勒參觀冬宮時，有幾個館據說正修理內部，沒有開放，他就悄悄對陪同的翻譯師哲說，那裡面肯定是過去沙皇搶的我們中國的東西，他們不敢讓我們看。當時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國革命為題材的芭蕾舞劇《紅嬰粟》，蘇方請毛澤東和我們去看。他讓自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和大使館文化參贊戈寶權先去看了。他們看後回來說了劇情，原來此劇說蘇聯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時，一個蘇聯海員在碼頭上結識了一個中國妓女，接受了妓女獻給他的愛情和紅嬰粟花，他則向那妓女灌輸革命思想，通過妓女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後來引起了中國革命，又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一聽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歪曲和污衊中國革命，斷然拒絕去看演出。由於陳伯達去看了並在演出謝幕時鼓過掌，毛澤東就批評責備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還給人家鼓掌捧場呢!毛澤東這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僅給我們很深的印象，也成為我們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態度的依據。
中蘇會談和簽約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緊，周總理每天向他詳細彙報一切情況，條約的文稿也都經過他逐字逐句的審改推敲，在一些細節和具體問題上，他允許向對方作一點妥協讓步，一涉及到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等大問題，他總是立場堅定寸步不讓。例如在我國東北境內先由沙皇俄國建造，後由蘇聯管理經營的中長鐵路，我國新疆的礦產開採及經營權益，中蘇、中蒙接壤地區的國防和雙邊關係，抗日戰爭後期蘇聯紅軍從我國東北擄獲運走的日本財產物資和工業機器設備等等，蘇聯繼承沙皇俄國在我國大連、旅順的特權及資產，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營等等，毛澤東認為這應全部無償地交還中國，指示我們在簽訂總的中蘇條約的同時，另行一一簽訂明確具體的單項協定，只能在維護我國利益的前提下，適當照顧到對方。我們遵照他的指示與要求，與蘇方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協商。在毛主席、周總理於當年2月17日先期回國後，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志一起留在莫斯科，與蘇方就若干具體問題繼續談判並簽訂有關協定。歷史證明，當年的這些條約及協定，對於維護我國獨立主權，促進我國經濟建設，特別是樹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形象，起了重大而積極的作用。應該說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思想指導和具體指示的結果。
中蘇條約簽字儀式舉行後的當晚，由我國駐蘇大使王稼祥出面主持盛大酒會，招待蘇聯黨政軍及各界領導人，隔一天後蘇方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宴，慶祝中蘇條約簽訂並為毛澤東、周恩來等餞行。斯大林自恃是蘇聯以至國際共運最高領袖，通常是不參加這些外交宴會的，這次卻由於毛澤東的來到，每一次他不僅破例地親自出席，並且對毛澤東特別尊重客氣，席間還和毛澤東相互說笑，顯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實當時他們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帳。戰爭年代毛澤東曾多次抵制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中國革命的進程和方式並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圖，建立新中國時又不照搬蘇聯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親西方的人士。毛澤東對斯大林從未俯首聽命和低三下四過。因此斯大林心有疑慮，擔心毛澤東是個鬧獨立性的鐵托式人物。只是中國革命的實踐結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勝利，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新中國的誕生又使蘇聯有了個東方大國作為盟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於蘇聯的鞏固發展都是極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願怠慢更不敢得罪在聲望和地位上都不亞於自己的毛澤東，倒是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不僅始終保持尊嚴，有時還使使性子甚至發發脾氣。
就在毛主席訪蘇時，有段時間蘇方沒有給他安排什麼活動，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別墅中閑住了幾天後，忽然向蘇聯的接待聯絡人員發起火來，說是我現在每天就是吃飯、拉屎、睡覺三件事，真不知你們把我從那麼遠請來幹什麼？翻譯師哲對他說，你發火的對象都是蘇聯一般的工作人員，他們什麼都聽上面的，你對他們發火也沒有用。毛澤東卻說，我就是要他去向斯大林彙報，毛澤東在發脾氣了!他的這種基於民族自尊心的獨立不羈性格，確曾贏得了蘇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過這又只是毛澤東性格的一個方面，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當然深知中蘇團結的重要，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方針，建國後他第一個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訪的國家又是蘇聯，並且是去參加斯大林的70壽辰慶典，這就以行動駁斥了說他是「東方鐵托」的議論。所以建國初期中蘇友好調子之高和氣氛之熱，我這個蘇聯東歐司長活動之多，業務之忙，都是按他的決策指示進行的，而這都是適應當時形勢和符合我國利益的。
這種狀況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後，才逐步發生了變化。
國際共運大論戰的台前幕後
據師哲同志說，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對劉少奇等中國同志說，依我看來，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漸東移，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西歐，卻在東方的蘇聯取得了勝利，將來就會在中國發展，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革命中心，你們的毛澤東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領袖。
我不知道這話對毛澤東有過什麼影響，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後，世界革命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實出現了誰聽誰的問題，即誰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領袖的問題。尤其是赫魯曉夫上台以後，他繼承了斯大林在黨的關係上的「老子黨」做法，在對外政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作風。毛澤東對此堅決反對和極力抵制，自視為「正宗」馬列主義的蘇共頭頭處處咄咄逼人，從來不買外國人帳的中共領袖常常寸步不讓，這就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從而導致了中國黨對蘇共方針路線和內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開的批評，最後造成了國際共運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組和大動蕩。60年代初，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馬列主義政黨及其組織，全都一分為二，重新劃線站隊，絕大多數黨或國家本著傳統做法支持蘇共，也有少數國家的黨或小派別，贊成或同情中共，各國各黨幾乎無一例外地捲入了這場社會主義國家和全球共產黨之間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當然地成為「交戰」一方的最高決策人和戰略總指揮。
在此之前，我已從外交部調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由從事政府外交轉為黨的國際聯絡工作，因此也直接參与了這場針對蘇共的名為「國際反修鬥爭」的國際共運大論戰，事情是從斯大林辭世幾年後開始的，先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造成了國際共運的動搖混亂，引發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國黨雖然力求維持表面上的中蘇團結，實際上是反對蘇共的許多做法的，赫魯曉夫對此也心照不宣，對中國黨的不緊跟他們十分不滿。50年代後期，他們的不滿日益公開化，蘇共一面對我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國內政策表示批評和反對，又在當時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公開偏袒印度一方，赫魯曉夫甚至在我國建國10周年慶典時，不指名地攻擊我國是「好鬥的公雞」，又在種種場合用各種方式批評指責我國的內外政策是「實際上反動的」、「冒險主義」、「唯意志論」和「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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