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訪台札記之一 掠過每一寸的悲喜(南方都市報 2010-2-11)

●李公明

從高空俯瞰台灣，可能像是一片浮動的綠葉；假如從側面層層切剖，所有的切片，無論政治、歷史、文學，都是一幅幅塗寫著延伸與斷裂、凝聚與分離、喧囂與喑啞的版圖。要走進台灣，真正的路徑不是桃園機場、不是基隆港口，而是進入者心中的歷史想像、價值訴求和情感體驗。當我們遠觀，無論是從博大、綿長的角度，還是以精深、邃密來考量，作為大陸漢文化的延伸之脈，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當然無法與其大陸母體相比；然而若是在近處以我們的心靈和指掌觸摸，在其歷史的褶皺中所濃縮的悲情與顫慄，在其文化心理的激蕩中所蘊涵的認同與反抗，卻又是極端的鋒利與獨特，恰恰是其母體所欠缺的經驗。

因此，進入台灣，可以是一次深刻的歷史與現實體驗，所激蕩出的是歷史想像與文化認同的漣漪———甚至可以是裂岸的驚濤。「但我不是在描繪這塊石頭/我是在俯瞰這地圖的完整……/如雙翼的鵬鳥斜斜/掠過每一寸悲喜」。這是台灣當代詩人零雨的詩句，的確隱約描摹出我認為實在難以描摹的面對版圖上的台灣的心情波瀾。波瀾是因為在這座島嶼的周邊匯聚了太多的駁雜洋流，太複雜的悲喜旋渦，太曲折曖昧的潛流暗涌。一個月前，在一個狂風怒吼的傍晚，我和幾位朋友來到台北郊外的野柳地質海岸，看狂濤撞擊著岸邊巨大的岩石，不由想到在所有台灣歷史的礁石與時代浪花之上，永遠飛翔著充滿痛苦與不安的心靈。來台灣不久我就知道，無論在哪個城鎮，要走進山脈很快很容易，要走向海洋和藍天也很快很自然；但是，同樣迅速和自然的是，從庸常生活走進它的歷史與現實交鋒的薄刃般的前沿。

如此說來，台灣之旅豈不是太沉重、太像《潛伏》中的余則成最後的心情？其實，在台灣尤其是在台北，生活可以過得很小資、很文藝，或者很時尚、很美食，可以是一條很溫馨的文化或生活之河。我們住在離台灣大學校園很近的修齊會館，小區對面就有一個非常獨特、優美的自來水博物館，博物館後面的小山竟然就像是熱帶原始森林，翠綠茂密的蕨類植物已經濃得化不開；附近的大小書店及二手書店、各國美食餐廳、咖啡廳很多，台大校園更是充溢著學術與文化的氛圍……所有這些都極其美麗和溫馨，但是在它們背後仍然奔涌著一種無法拋離的政治悲愴。

尋找六張犁

2009年10月27日是星期二，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這天我們要去找六張犁墓地。去年七月我為《上海書評》寫的一篇文章就題為《去台灣……看看六張犁吧！》，文章開頭引了日本學者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書中的一段話：

在台北市的東南偏東方向有一個叫做六張犁的丘陵。在這裡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這裡長眠著二0一名五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大多數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長著竹叢。據說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歲月沒有人走近這裡了。

書中的主角是大陸赴台的左翼美術家黃榮燦，他的屍骸和墓碑也埋在此處，一段壯烈的左翼藝術史被疊壓在歷史荒野的皺褶之中。我在文章中說：「我至今還沒到過台灣，如果有那麼一天，我會說：『去看看六張犁吧！』我有點相信在那片纏漫著野草蠻藜的荒碑亂墓之上，會蒸騰著具有邊緣性和異質性的思想張力。」

我和妻子應邀赴台灣大學作學術訪問的課題之一，就是研究台灣左翼美術史，因此我們肯定要去看六張犁。但是到台北一個多月了，從地圖上看六張犁這個區域與我們所在的台大區域並不遙遠，但是由於對具體位置不清楚和對各種交通路線不熟，以及好像總是不那麼有空，而且總覺得還有時間，因此沒有真正去找。但是，「六張犁」這個意念卻是經常縈迴在腦海里。

我們先在會館大堂向櫃檯服務員小徐打聽去六張犁公墓的路線，馬上就發現這個問題並非很容易回答。她問清楚我們要找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初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墓地，馬上幫我們詢問和查找。結果她又是上網、又是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聽著小徐對著電話大聲喊著「二·二八」、「白色恐怖」、「大陸學者來調查」等這些字眼的時候，我簡直感覺似乎問題很嚴重，好像我們是要趕去那裡辦什麼案似的。她終於打完了幾個電話，教我們先乘捷運(台北的地鐵)到六張犁站，出來打計程車，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個分岔路———一邊往木柵、一邊往南港，就在這個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對面有一石碑，上寫「政治受難者紀念墓園」，而它原先還有一個更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範公墓」，如果打計程車就要告訴司機這個名字，她還在紙上把這個路線寫得清清楚楚。

我在她一邊打電話問的時候，就想到這並不是一次很簡單的問路。因為，在我原來的概念中，有點把黃榮燦的墓地與「二·二八」受難者墓地混在一起了，當我在向小徐解釋要找的地方的時候，才慢慢明確要找的是50年代初白色恐怖死難者的墓地，小徐也是一邊聽我講一邊向電話的另一方從「二·二八」講到白色恐怖。試想一下，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而且在很長一段歲月中，這些字眼都是恐怖的禁忌，如果我只是自己跑到六張犁捷運站的出口問人，恐怕不但無人知道，而且還會把人嚇一跳。因此，當小徐在電話里問出「政治受難者紀念墓園」的時候，我在一旁不由得拚命地點頭。

突然想到，這就是在生活中猛然插進來的政治。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平和的、美好的台北市，一個年輕人和電話另一頭的不知什麼人突然被拉入到歷史的陰影之中，而且在她急切地向對方詢問和解釋大陸學者要去看看的對話中，我似乎感到她好像產生了一種責任感，以致在這過程中有郵差來大堂來找她簽收郵件、另有好幾個打進來的電話她都儘快地應付了事。很突然，然而也很自然地，政治和歷史進入了她的生活，而且是在她預先毫無準備的時候。對於小徐的熱情幫助，我們深懷感激。

沒想到，同樣的問路情境和體驗在第二天又再一次出現了。第二天是10月28日，星期三，同樣是陽光燦爛。從書上看到說在新店有馬場町，是以前的刑場；還有一處「白色恐怖紀念公園」。於是我們在下午就先乘捷運到新店站，在站內的詢問處問工作人員，結果那個人很有把握地說，這兩個地方都不在新店，而在景美，還說從景美捷運出來往永河方向走，約30分鐘。我們馬上掉頭，原路回去景美站，這是從我們的公館站過來的第二站。在景美站也是到站內的詢問處，兩個年輕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沒聽過這兩個地方，而且對「白色恐怖紀念公園」這個概念尤其感到驚異。但是看到我那麼肯定，於是又查地圖、又打電話，忙了好一陣子。在他打電話的時候，我感覺到對方那一邊肯定也是對「白色恐怖紀念公園」感到陌生。後來我們分析，由於有了昨天我們原來料想不到的「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這個極度政治性、自白性的名稱的影響，所以我們對「白色恐怖紀念公園」這個名稱的準確性沒有懷疑，其實寫書的那個人只是意指，完全就不是準確的名稱，而我們卻口口聲聲「白色恐怖」，令捷運站的人員都感到有點可怕，一個保全人員(即保安)反覆問我是不是「二·二八」紀念公園，因為那個公園就在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附近，在台北估計人人都有可能知道。突然，詢問站的那個戴眼鏡的工作人員在厚厚的台北市地圖冊中看到「馬場町紀念公園」，妻子馬上說應該就是這個公園，這時我們才想到很有可能：第一，這所謂的兩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地方；第二，正確的名稱應該就是馬場町紀念公園，因為馬場町就是當年的刑場。工作人員見終於有了眉目，我又急切地詢問怎麼走，他馬上就複印了這一頁地圖給我們。

這兩天的問路不僅使我們體驗到台灣人為人排憂解難的熱心腸，而且體驗了關於政治的歷史記憶會如何突然復甦。手裡拿著地圖，真的是「掠過每一寸的悲喜」；我們現在完全可以在台北地圖上標示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這些字眼，同時也標示出政治苦難深淵的刻度。

隱痛的記憶

先回到六張犁。我們來到捷運六張犁站。出站口的斜對面就有「往崇德街」幾個大字，過馬路就是崇德街，走幾步就看到這條街真的就是引向山上。在一個十字路口看到路邊有一家饅頭店，兩張很大的招牌上寫著「六張犁饅頭」。不知為什麼看著有點不太舒服，好像是聯想到墓地與人肉饅頭和人血饅頭，總感到我們不會吃這裡的饅頭。看來水滸和魯迅小說對我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一路上山，有點彎曲，路較窄，路旁人家先是計程車司機的人家較多，後來越來越多的是與墓葬業相關的店鋪、人家。路邊也越來越多墳墓。有一座面向馬路的比較大的墓碑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上面以金漆字寫著：「徐蚌會戰後　胡璉將軍於民國卅八年夏　江西招兵單身戰士之墳　在台江西老兵建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夏立」。想想看，已經是1949年夏天，還有這一批江西老表被迫從軍，恐怕他們有些人之前連「台灣」這個地名都沒有聽過啊，結果卻是客死在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再往前走沒多遠，一個大彎環抱出一片向陽的山坡墓地，遠處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邊有一道連結著水泥桿的鐵絲網，從這個角度拍攝那座白塔，有點像某種集中營與受難碑的圖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對面一個向上陡坡，坡路口豎著一塊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兩塊木板並立，中間的距離大約有40厘米(目測)，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側的一塊的外側角的兩邊分別寫著同樣的金漆大字：「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公園」。

這個石碑造型比較有現代設計的意念，與周邊墓園完全是不同的時代產物。起這個名字的用意也很值得研究，「戒嚴時期」是很明確的歷史時期概念，但是究竟在這個墓園裡埋葬的受難者最後的遇難時間是什麼時候呢？「政治受難者」這個概念更為準確和令人心驚。不是戰爭，更不是自然災害，而是政治。政治到底是什麼？政治學家可以給出無數的定義，但是我們大概還是可以從最普通、最常識性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就是關於公共社會的理念、行動。因政治而獲罪、而受難，這是有「政治犯」這個法律概念、甚至只是意識形態概念的國度才會出現的行為。因政治而受難，其實往往僅是因為思想而受難、因為傳播思想而受難。「紀念公園」則代表了統治者的立場，是紀念，是公園，是公共意志的產物。

從這個路口往上走幾步，拐一點彎，就是一座石牌坊，橫楣上以紅漆寫著「台北市示範公墓」，在其左前方又豎著一塊與坡路口那塊形制相同、字體相同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公園」的水泥碑。穿過公墓牌坊，右側就看到一塊很大的黑色照壁，頂上橫書「人民忠魂」，兩邊分別寫著「民主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中間刻著一個碩大的向日葵圖案，那種圖像竟然與我們在「文革」時期的宣傳畫、黑板報上所畫的向日葵何其相似。

這塊照壁的左側旁邊是一塊漢白玉碑，上書一大段文字，雖長，但值得抄錄在這裡：

一九五0年代在台灣歷史上留下一道鮮明的傷痕。在這個史稱「白色恐怖時期」的五年間，遷台不久的國民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進行全面檢肅。在當時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大環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義不受重視，以致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特別是不少理想色彩濃厚的年輕知識分子，在「肅清匪諜」的行動中，未經正當審判或未有充分證據，即被處決，造成許多家庭暗夜飲泣，整個社會噤若寒蟬。往後四十年間，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為社會主流，這段埋冤九泉的歷史記憶逐漸破土而出。為了撫平受難者家屬傷痛及平反這段歷史，「中央政府」在「民國」八十七年制定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也成立了基金會推動相關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將當初埋葬受難者遺骸的這塊墓區重建為紀念公園，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規劃並彙整受難者家屬意見後，八十八年編製預算，九十一年興建完成。我們希望透過對這些逝去靈魂的悼念，使家屬長達半個世紀的傷痛，得以紓解。我們更希望：在這塊我們深愛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權永獲保障。台北市政府謹志。「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有一件黑色的石頭圓桌，桌面上刻寫著一圈圈的年代數字，從1950年到2002年，看起來有點像鋸斷的樹樁上的年輪一樣，是歷史記憶的年輪。在黑色大照壁的右側是一道道白色大理石牆，在其前面的地面上有長方形木板，彷彿是白牆投射下來的投影，而在木板上則長出了一團團的褐色蘑菇，不知是設計而為還是自然生成。

墓區里沒有管理人員，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墳墓群中何處是當年的政治受難者墓。我們順著石級走上山坡上的墓區，但是從墓碑上的文字來看顯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難者之墓。想到這裡原來就是台北市示範公墓，這些墳墓應該都是原來公墓里的。當我們只好準備離開的時候，就在穿過石牌坊進來墓園之後的左側，我們發現了一塊很矮小的石板，上書：「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區第一墓區」，原來我們在進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這片墓區面積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雜樹掩影。在山坡上就有約十來塊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寫得很草率，填的紅漆卻還鮮艷，都是很簡單的「『民國』42年×月×日，×××之墓」。找不到黃榮燦的墓碑，只好離開。後來，最早發現黃榮燦墓的梅丁衍教授告訴我們，黃的墓不在這一墓區。黃榮燦是四川重慶人，30年代在重慶西南美專畢業。他受魯迅和陶行知的影響極深，抗戰期間積極投身於新興木刻藝術的創作，曾發表了大量文章和木刻作品。

1945年12月，黃榮燦到達台灣從事傳播新興木刻藝術和左翼文化的工作，1951年12月1日被台灣當局以進行「反動宣傳」的「共匪」罪逮捕，次年11月被處決，年僅36歲。他於1947年4月創作的《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木刻版畫，14×18.3cm)描繪的是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肇起的情景，它幾乎就是在歷史的現場所作的實錄與控訴，因而尤為珍貴。由於它是以民主反抗專制暴政的立場為切入「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視角，因此，在他刻刀下的「二·二八」並不是一個單純族群衝突事件，而是現代中國人為爭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的血淚災難，所寄寓的是一個左翼的、激進的民主鬥士的心靈隱痛。當今天仍然紛爭不休的台灣「二·二八」事件越來越被當做一個政治符號以塑造「歷史」、劃分陣營的時候，《恐怖的檢查》所體現的批判專制主義、謳歌民主自由的精神成了永恆的召喚和警醒。

在馬場町紀念公園

再到馬場町。我們出了捷運站，在馬路攔了一輛計程車，司機看上去已有60多歲，但是對著地圖也還是不知道這個馬場町在哪裡。他反反覆復研究著地圖，終於搞清楚它就靠近青年公園，而且應該從快速通道走就是。於是一路開去。其實這個地方距離我們住的自來水園區也並不太遠，就是沿著那條河岸一直往前。到了青年公園邊上停了下來，司機正想問人，我一回頭就看到了那條像河堤的大壩前有紅色的旅遊景區指示牌，上寫「馬場町紀念公園」。司機人很好，計程表上打著170元，他說就收160元吧。我想起台灣的朋友說過，台北的計程車常有折扣這一說。

這個穿過大壩的入口處就有正式的公園名稱：馬場町紀念公園。穿過入口就看到幾排椰子樹，後面是很開闊的河岸，而這條大壩其實就是像運動場的觀看台，估計原來就是跑馬場的看台。在看台中央位置的最高處，寫著巨大的「馬場町紀念公園」幾個金色大字，正對著下面平地上，有一塊方形的石碑斜躺在地面，碑文如下：

馬場町河濱公園紀念丘碑文

一九五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並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

現為追思死者並紀念這歷史事迹，特為保存馬場町刑場土丘，追悼千萬個在台灣犧牲的英魂，並供後來者憑弔及瞻仰。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然後再往前就是一個突起於地面的圓形土丘，上面長滿了青草，丘頂離平地約有兩米高，周邊有一圈圓形的矮墩，系著鐵鏈。這個圓丘的造型令我想起我們從小就熟悉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那個紅花崗上同樣也是長滿青草的圓形土丘，只是眼前這個在體量上要小得多。據說馬場町這個圓形土丘是平地上一次次地為了掩埋血跡而鋪上一層層泥土而形成的。在一個矮墩上坐有一中年漢子在放風箏，周圍不斷有人來這裡騎自行車或遊玩。河邊有一片蘆葦，風吹瑟瑟，只有這裡還彷彿有點當年刑場上的氛圍。

在台灣政治史上，嚴格意義上的「白色恐怖」指的是1949年至1954年間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鎮壓「共黨匪諜」和左翼人士的政治迫害事件。據不完全統計，在這5年中有超過4000多人被判處死刑、8000多人被判十年以上徒刑甚至是無期徒刑。由於在1949年5月19日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的戒嚴令一直維持到1987年7月15日才宣告廢止，因而從法制的名義上也可以說「白色恐怖」延續長達38年。但是，也有人根據更嚴格的法律上的說法認為，直到1991年由於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1992年《「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徹底終結了言論叛亂罪的法律依據，在某種意義上才可以視為台灣「白色恐怖」的真正結束。

在1950年5月被投入監獄的林書揚與李金木，在1984年12月被釋放出獄，他們坐了34年又7個月的牢，是最後兩個「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犯。在這些有形的鎮壓暴力背後，更綿延著生者無邊的痛苦與屈辱。馬場町是「白色恐怖」年代最令人痛苦驚悸的刑場，六張犁墓地則是部分沒有家屬認領的屍首的埋葬之地，黃榮燦就是其中之一。

2000年8月25日，一個題為《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的特展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個展覽以許多血淋淋的槍殺政治犯的照片披露了在馬場町刑場上的歷史情景，展場里每天都擠滿了觀眾。2009年10月30日我在茉莉二手書店台大店買到了這個特展的圖錄，封面上的照片是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點二十五分聶曦被行刑隊押至馬場町的一個鏡頭。聶是原國民黨陸軍上校，以「通匪」罪被判處死刑。次日出版的國民黨《中央日報》說押抵馬場町時聶等四人已嚇得四肢癱軟，然而這張照片上卻是一個極其英武而且是寧死不屈的形象，堪比我們銀幕上的共產黨員英雄形象。

總之，半個多世紀前，槍聲不斷地在我們現在站立的地方響起。回到住處，我讀著台灣詩人陳黎的《二月》：

槍聲在黃昏的鳥群中消失/失蹤的父親的鞋子/失蹤的兒子的鞋子/在每一碗清晨的粥里走回來的腳步聲/在每一盆傍晚的洗臉水裡走回來的腳步聲/失蹤的母親的黑髮/失蹤的女兒的黑髮/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在祖國的懷抱里被祖國強暴/芒草/薊花/曠野/吶喊/失蹤的秋天的日曆/失蹤的春天的日曆

我知道這首詩隱喻的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但是對於50年代的白色恐怖同樣適合；那種全面而殘酷的傷害是那樣的形象和尖利，是對政治暴行以及隱瞞歷史真相(失蹤的日曆)的抗議。槍聲消失之後，眼前四處是燦爛的陽光和在馬場町公園裡遊玩的青年。然而，不知為什麼陽光和人群都顯得很陌生、很虛假。

我們離開馬場町，乘公交車去牯嶺街，那條曾經以舊書業聞名的牯嶺街。現在它的蕭條一眼就看得出來。我們走到跟前才發現一家門面很窄很窄、像臨時的違章建築的小房子，門上掛一塊木牌，上寫「舊書」二字，這就是原來很有名的人文書舍，原來主人姓張。現在像是窄窄的一條僅容兩人擦身而過的小巷，壁面從上到下都是舊書。我找到了一本《幽暗角落的泣聲》，是採訪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書。

（題籤：吳瑾）

◎李公明，學者，現居廣州。

http://gcontent.nddaily.com/1/5b/15b16cf1aa29a55a/Blog/f6f/226e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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