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中西方幸福觀研究綜述

現當代中西方幸福觀研究綜述□ 江傳月　　摘要:現當代西方從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深入闡釋了幸福特別是個人主觀幸福感。國內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幸福的概念、幸福與快樂、幸福與道德的關係、幸福的要素和主觀幸福感。國內研究認為幸福和快樂是相互關聯又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兩個概念。現當代西方主要有禁欲主義、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等幸福觀。馬克思主義誕生後,才有科學的幸福觀。中西研究指出: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主觀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和取向等與認知有關的因素,客觀因素包括個體的實際生活和工作環境、自身健康情況、個人和家庭經濟收入等。 　　關鍵詞:幸福; 快樂; 道德; 主觀幸福感 　　中圖分類號:B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9)04-0041-04 　　 　　「幸福是人類存在的唯一目標和目的」(亞里士多德語)。幸福是個古老的話題,人們對幸福主題的興趣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追求幸福的願望愈來愈強烈,該領域的研究前景更加廣闊,其應用價值也愈顯重要。 　　 　　一、 無盡的探索:現當代中西方幸福觀研究概況 　　西方研究幸福的歷史由來已久,現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英)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著《幸福》,(英)弗格森著《幸福的終結》,(法)阿蘭著《幸福散論》,(英)貝特蘭·羅素著《幸福之路》和《快樂哲學》等。 　　英國學者弗格森在《幸福的終結》中懷著對幸福的崇高嚮往和仰視,從宗教信心、信念、道德、激情、感官性五方面,分析了西方現代社會在宗教社會學層面上的幸福價值觀。羅素在《幸福之路》一書中,從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深入透徹地闡釋了人類不幸的源泉和幸福的來源,根據東西方人不同的倫理道德與社會觀念,抽象出普遍適應的獲取幸福的原則。 　　西方關於個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即SWB)的研究頗多,而且取得了一些成果。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簡單描述與主觀幸福感相關的人口統計項目;第二階段是探討獲得幸福的各種途徑和跨文化研究,並建立了相關的理論;第三階段則是研究方法的探索。1967年威爾遜(Wilson)回顧了關於幸福感的研究,他在《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中對幸福感研究領域作了總結。自那以來的30多年,有關幸福感的研究已碩果累累,為人類建構幸福生活、規劃美好的社會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有價值的科學知識。早期理論建構的重點在於證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統計項目是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如Diener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作了區分,但研究發現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小,因此後來的研究主要著力於內部因素,即個人內部建構決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從而影響幸福體驗。 　　國內研究幸福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江暢著《幸福之路:倫理學啟示錄》,陳瑛主編的《人生幸福論》,孫瑞坤和孫岩編《幸福》,高兆明著《幸福論》,陳根法和吳仁傑著《幸福論》,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等。 　　《幸福之路:倫理學啟示錄》提出任何一種真正的倫理學都是一條通往幸福之路,而且全面分析了幸福與道德、享受與完善、義務與價值利己與利他、目的與手段、動機與效果、他律與自律等一系列相關概念的關係。 　　《人生幸福論》介紹古近代哲人,特別是西方近代思想家對於幸福問題的思考,總結其經驗教訓,以便鑒古而知今;論述了我們對於幸福問題的理解;講述幸福問題在人生各個方面的具體體現,例如職業、健康、婚姻家庭、休閑生活等;研究實現幸福的道路,例如怎樣正確對待主客觀條件,怎樣在實踐中正確處理的主客體關係等。 　　孫英通過《論幸福本性》、《幸福是什麼》、《幸福規律論》、《幸福的實現》等一系列論文探討了幸福的概念、本性、規律以及實現幸福的要素。 　　《西方幸福論》把西方幸福論的發展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即古希臘羅馬奴隸制時代、中世紀封建社會時代和近代資本主義時期,並分析了各個時期的幸福論思想。 　　國內也有不少學者研究了主觀幸福感這個主題。陳姝娟、周愛保的《主觀幸福感研究綜述》、吳明霞的《30年來西方關於主觀幸福感的理論發展》、段建華的《主觀幸福感概述》、苗元江和余嘉元的《幸福感:生活質量研究新視角》、李儒林、張進輔和梁新剛的《影響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因素》、劉仁剛和龔耀先的《老年人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等論文介紹了主觀幸福感的涵義、內容和特點,總結了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理論,分析了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多種因素,並探討了今後研究的方向和新的課題,旨在為今後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論文重點探索屬於主觀範疇的人格因素,及屬於客觀範疇的生活事件對SWB的影響。 　　國內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幸福的概念、幸福與快樂、幸福與道德的關係、幸福的要素、西方各種幸福理論和幸福觀,以及主觀幸福感及其研究狀況。 　　二、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什麼?有人說,幸福是人生重大的快樂;而從根本上說,幸福則是人生重大需要和慾望得到滿足的心理體驗,是人生重大目的得到實現的心理體驗,最終是達到生存和發展的某種完滿的心理體驗。也有人說,幸福是物質快樂和精神快樂的統一。 　　我們認為,對幸福的理解各種各樣,幸福生活的標準有高有低,但從內容上看,幸福無外乎兩種,一種是物化的幸福;一種是精神上的享受。幸福在於生活得更好。幸福不在於道德,也不就是快樂,而是一種生活狀態,一種生活過程,也就是說,幸福是一種生活,是一種令人滿意的生活,從倫理學的角度看,這種令人滿意的生活也就是一種好(善)的生活,或者說,就是生活得好。幸福本身的內容而言,幸福就是人的根本的總體的需要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所產生的愉悅狀態。[1] 　　幸福和快樂是相互關聯又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兩個概念。有些學者分析了幸福與快樂的聯繫和區別。有人提出:幸福與快樂非常相似,都是人的主觀愉悅狀態。幸福與快樂的首要或根本區別在於是否具有目的性、意義性或價值性;第二點區別在於主體感受上的無限和有限;第三點區別在於有無對於犧牲的超越性。 　　另有學者則認為幸福與快樂的區別,首先在於它們是否具有對當事者一生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一方面表現為長短:幸福是持續的、恆久的快樂。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大小:幸福是巨大的快樂。幸福與快樂的區別還在於:幸福意味著生存與發展之某種完滿。相反,快樂則不然。因為一方面,反常的病態的快樂恰恰意味著生存與發展之某種缺陷;另一方面,短暫的、渺小的、不重要的快樂雖然有利生存與發展,卻達不到生存與發展之完滿。[2] 　　我們認為,幸福與快樂的區別表現在:首先,快樂側重於感官方面滿足,幸福則側重於精神方面的滿足。其次,幸福與快樂存在著時間和程度上的差異。幸福以快樂為基礎而又高於快樂。快樂是人生所必須的,沒有快樂的人生是可憐的人生;而幸福對人生的意義比快樂更重要,可以說是決定性的,沒有幸福的人生則是毫無意義的人生。最後,快樂並不是人生的全部意義,而幸福則直接指向整個人生。 　　幸福和快樂的聯繫可以這樣理解:快樂的心理體驗是幸福的主觀形式,是幸福的主觀本性;人的需求之滿足和生存發展之完滿則是幸福的客觀內容。如果一個人感到快樂而幸福,是因為他的需要、慾望、目的得到了真實的實現,那麼,他的快樂的心理體驗之幸福的主觀形式與他的需要得到實現和生存發展達到完滿之幸福的客觀內容便都是真實的。幸福的真實性是主觀形式與客觀內容相一致的本性。反之,如果一個人因為他的重大的需要、慾望、目的得到了虛幻的實現,那麼,他的快樂的心理體驗之幸福的主觀形式與他的重大需要得到實現和生存發展達到完滿之幸福的客觀內容便是不一致的。因主體不同而不同的幸福是相對的幸福;不依主體而轉移的幸福是絕對幸福。[3] 　　 　　中西方歷史上有幾種比較典型的幸福觀。禁欲主義幸福觀:詛咒人的感官滿足,鄙視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認為要得到幸福須拋開一切慾望而去追求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它所主張的這種精神的滿足是脫離現實生活的,結果並沒有使人們體驗到多少幸福,而其真正的作用在於嚴重扭曲了人性,甚或造成對人性的殘害。加之它的虛偽性也略見一斑,對民眾要求窒慾,自身卻在傾向另一極端:縱慾。 　　享樂主義幸福觀:幸福在本質上是一種塵世生活的快樂,即現時性的物質慾望的滿足。享樂主義以人的自然本性解釋人的需要,從個人利己主義追求個人幸福,既是片面的,事實上也是行不通的。在階級社會裡,享樂只能是少數有錢階級的特權,這一點馬克思看得很清楚:「享樂哲學一直是只有享有享樂特權的社會知名人士的巧妙的說法,至於他們享樂的方式和內容始終是由整個制度決定的,而且要受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影響,則已經不用說了;一旦享樂哲學開始妄圖具有普遍意義並且宣布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人生觀,它就變成了空話。」[4]享樂主義在本質上是剝削階級的人生觀,恩格斯說:「享樂哲學是隨同封建主義的崩潰以及封建地主貴族變成君主專制時期的貪圖享樂和揮金如土的宮廷貴族而產生的。」 　　功利主義幸福觀:「片面求利」,認為以追求個體感官的「趨樂避苦」為人性的本質特徵,為了實現人的這一本性,追求個人利益成了人類一切行為的目的和歸宿。功利主義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反映,當然是從維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秩序為出發點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文中說:「卑劣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至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惟一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5]功利主義把獲利看作人生的最終目的,是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盤剝關係作理論上的辯護,把「利」視為目的,而非以「人」為目的,對實際利益的算計甚至超過對人本身的尊重和關注,人本身成了實現利益的手段。　　馬克思主義誕生後,才有科學的幸福觀。它主張:幸福是物質的實現與精神的實現的統一、自我實現與無私奉獻的統一、享受和創造的統一。首先,幸福存在於勞動中,勞動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標誌,也是人最終脫離動物的主要槓桿,只有在勞動中人才能結成社會聯繫,才能創造出語言,才能成為社會人,因此勞動不僅創造了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同時也創造了領略幸福的主體,只有偉大的勞動成果才能把人提升為天使,所以勞動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其次,幸福存在於鬥爭中。最後,幸福存在於事物的發展過程中。[6] 　　國內有人把社會主義幸福觀概括為多維度的幸福觀:幸福建立在生理和社會基礎之上,生命是幸福的載體;體會和感悟是幸福的表徵;勞動與創造是幸福的源泉;物質與精神的統一是幸福的精髓;個人與社會的結合是幸福的重要保證。[7] 　　 　　三、 「幸福在哪裡」 　　羅素在《幸福之路》中提出,不幸之源包括拜倫式的不幸、競爭、厭煩與興奮、疲勞、嫉妒、負罪感、虐待狂、輿論恐懼症。幸福是可能的,主要在於熱情、愛、家庭、工作、非個人興趣、努力與放棄。 　　英國學者弗格森在《幸福的終結》中認為:西方宗教認為上帝是幸福的本原,人只有通過接近上帝才能獲得幸福。人類需要幸福地活著,可是,這個目的越來越難以達到。他指出,既然幸福不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前提,那它至少可以通過五種基本模態被人理解,即信心、信念、道德、激情、感官性。他說人的幸福理想是作為一種渴望實現完美社會的集體性志向而異乎尋常地出現的。他甚至無奈地說:我們對上帝無知,我們根本無能力達至「幸福之界」——那是「上帝的此在」。 　　國內《人生幸福論》提出幸福在於需要的滿足;幸福的客觀條件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文化條件;幸福依靠創造和奮鬥:在挑戰與機遇面前、面對挑戰、抓住機遇、擺正挑戰與機遇的關係;在順境與逆境之中、辯證地看待順逆境、在順境中奮勇前進、把逆境當作動力。要獲得幸福,就必須立足現實改變環境、樹立崇高的理想、以現實作基礎、腳踏實地,苦盡甘來。 　　幸福是個體的感受,一般不受他人間接評判的影響,他人的認可與否不能作為幸福的標準。 　　心理健康是幸福的重要基礎。有時不幸福是心裡有許多的不滿意,一個人心裡有怨恨,就不能得到幸福;心裡有不滿也不能得到幸福;人不自由、身心不自在也不能得到幸福;人沒有興趣所在不叫幸福;身不由己不是幸福;身體有殘缺有時並不能說明不幸福,心理有缺陷才是真正的不幸福。 　　人的經濟基礎、社會地位、常識閱歷、胸懷抱負各異,對幸福的理解和對幸福生活欲求的標準也迥乎不同。這其中,對幸福生活標準的提升,反映的是社會的進步和繁榮,而對幸福的態度,則折射的是社會的文明程度和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價值追求。 　　幸福是一種能力,是一種有關幸福實現的主體條件或能力。狹義的幸福能力,主要是指主體必須具有健康向上的人生觀、價值觀,具有品味人生意義的價值性條件。主體要具有的幸福能力至少有三個方面:主體必須有一個合乎人本質的人生目的;主體必須有一種走向最終目標的創造性活動;主體的合目的的創造性活動本身必須合乎人之為人的道德法則。 　　關於道德與幸福。我們認為,一方面,道德不等於幸福。現實中,雖然往往有德性的人不僅俗福不得,有的甚至還有雅福的損失。而道德敗壞者卻屢屢生活得十分愜意。同時更沒有一個德行與幸福關係上正相關的量的比例。理論上,道德和幸福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明顯的。 　　另一方面,道德對於幸福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道德是使人獲得幸福的源泉:「德」「得」相通、合一,是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精髓。表現在個體的現實生活中,便是「德」「福」一致。道德是個體認識把握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方法:道德是個體協調人際關係的重要手段:道德為個體克制慾望提供理性控制;道德為個體健康成長提供精神動力。幸福不是一時的快樂,而是對人生意義的真正理解和體驗,是任何物質上的享受不能代替的。因此,追求幸福必須追求道德。 　　有學者提出欲、才、力、命、德是幸福實現的充足且必要的五要素。欲是幸福實現的動力要素、負相關要素:有慾望,才可能有幸福,但慾望越大,幸福越難實現;才、力、命、德是幸福實現的非動力要素、正相關要素:才越高、力越大、命越好、德越優,幸福越容易實現;只有欲與才、力、命、德相一致,幸福才能完美實現。[8] 　　國內有學者提出幸福的四個規律,即體驗律,幸福越低級,其體驗越強烈而短暫。價值率,幸福越高級,價值越大。實現率,幸福的實現與慾望成反比而與天資、努力、機遇、品德成正比。福德率,一個人就其行為總和來說,越有德就越有福。[9] 　　 　　四、 你幸福嗎:幸福感及其因素 　　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觀。因此,對主觀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是了解個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依據,也是調節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手段。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國外學者關於主觀幸福感提出了多種理論。目標理論認為SWB產生於需要的滿足及目標的實現。活動理論認為SWB產生於活動本身而非活動目標的達成。從上到下的理論認為人們具有以積極方式體驗生活的性格傾向,即有快樂的素質。從下到上的理論則認為幸福等於各個快樂事件的簡單相加。判斷理論認為SWB產生於現實條件與某些標準的比較,現實條件高於標準時,SWB提高,反之,SWB則降低。動力平衡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套平衡的生活事件水平和平衡的SWB水平,當生活事件處於平衡水平時,SWB不變,一旦生活事件偏離正常水平,如變好或變壞時,主觀幸福感會隨之升高或降低。期望值理論認為個人在進行主觀幸福感的評價時總是與一定的標準相對比,其實這一標準就是個人的期望目標,若目標實現了,則主觀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則值低;同時,過高的期望值對個人生活的滿意度是不利的。適應和應對理論的理論假設是:適應或習慣化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總是適時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從而保持對自己生活的相對滿意度;給普通生活事件予以積極意義、對事件進行積極評價、問題焦點式應對以及尋求幫助等有效的應對策略的人,其主觀幸福感水平高。[10] 　　 　　中西研究指出: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主觀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和取向等與認知有關的因素,客觀因素包括個體的實際生活和工作環境、自身健康情況、個人和家庭經濟收入等。 　　研究顯示,外向與積極情感和生活滿意感有關,與負性情感無關,因而提高SWB;神經質則與消極情感有穩定的相關,從而降低SWB。自尊心、控制源傾向、自我概念等都影響SWB。一般認為,高自尊、內控傾向、自我較和諧、內部衝突較少的人,其SWB較高。人格與幸福感的關係是:樂觀、自尊和外向的性格是幸福者擁有的個性特徵。[11] 　　很多研究發現收入與SWB呈正相關。如,富裕國家的人民比貧窮國家的人民更幸福;在同一國家,富人比窮人更幸福。原因在於,較高的收入會帶來更多的物質享受、更高的權利和地位,伴隨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而,SWB較高。另有研究表明收入與SWB無關。也有研究發現,收入僅在非常貧窮時有影響,一旦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經濟的影響就很小了。 　　健康是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自我評價的健康狀況比客觀的健康狀況對SWB的影響更大。健康的作用機理,不只在於人們對軀體狀況的感知,更主要的是這種健康狀況允許他們做什麼事情。對老年人來說,健康對SWB的影響尤為重要。 　　價值觀和文化模式(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對幸福感有影響。個人主義的文化,強調個人的內在感覺和思想,個人相對地擁有更多的自由。在注重集體主義的文化里,更強調群體(通常是家庭和朋友)內部與外部明顯的區別。個人主義者在其判斷生活滿意的時候傾向於個人情緒的經驗;集體主義者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婚姻與幸福感有著積極的聯繫。婚姻具有一些有益的作用,比如減緩生活壓力,得到情感與經濟支持,從而產生幸福感。婚姻關係是維繫心理健康最重要的社會關係之一。婚姻質量不良、家庭不和睦必然會對個體產生不良影響。很多心理學家將不良的家庭氣氛視為一種持續性應激性的生活事件。 　　性別與幸福感。國外有人認為,男性的幸福感水平要高於女性,這是由於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負面情緒,從而使她們在主觀幸福感的自我評價上更低。也有人從社會化方面加以理解,認為女性很早就被灌輸不如男性的觀念,養成較強的依賴傾向,導致女性自我評價偏低,出現較明顯的抑鬱表徵。但國內外的實證研究並沒有給這些觀點提供支持,而是得出了不同觀點:男性的幸福感高於女性;女性幸福感高於男性;幸福感無性別差異。 　　目標與幸福感。目標調節模型的基本假設是:目標和價值取向決定人的幸福感,幸福感產生於需要的滿足及目標的實現,當人們趨近並達到目標則產生快樂,反之,目標偏離或失敗則導致痛苦。 　　人際關係與幸福感。科恩和維爾斯(Cohen & Wills,1985)提出了人際關係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兩種模型:主效應模型和緩衝器模型。前者認為,人際關係對維持一般狀態下的良好情緒具有重要作用,不論個體是否處於應激狀態,良好的社會支持網路會增加主觀幸福感;後一種模型則認為,人際關係可以保護應激狀態下的個體,它作為社會心理刺激的緩衝器因素間接地發生作用。魯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有利於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人際關係在幸福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江暢.關於道德與幸福問題的思考[J].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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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Psychology Bulletin, 1999,125(2). 　　責任編輯 劉鳳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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