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道德困境:道德哲學有什麼用?

從前,哲學給我的印象是乏味的,混亂的,不合情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給我的印象也是如此。相反,數學和物理則給我一種簡潔而清晰的美感,比如當牛頓的經典物理學證明地球沿著一條完美的橢圓曲線繞太陽運行的時候,我是多麼驚奇於人類的智慧呀。後來,等我的英文稍好,能夠看懂簡單的英文書的時候,我涉獵了一點基礎性的哲學和經濟學等書籍,我重新發現了數學曾經給我的美感。他們對問題的分析可以是那麼的簡單而透徹!原來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同樣可以產生人類理性的美感呀。我不由哀嘆,我接受的十幾年教育,做了多少無用功呀。是我本人愚蠢,還是這個教育本身有問題呢?或許,我們應該忘記我們所學過的那些個社會政治理論,忘記那些該死的名詞,用一顆有條理的常人之心來分析社會現實。因為畢竟,你學過的所有的理論,不管現在多麼流行,將來都會過時的。更何況,有些理論的始作蛹者根本就不知所謂,真正的思想家寥寥無幾。 下面一篇短文是一本關於倫理學的小冊子的序言,是一位叫Simon Blackburn的哲學家寫的。之所以把這篇序言拿出來給大家看,是因為我個人覺得我們社會面臨著深刻的道德危機,一方面表現為我們有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表現為網民觀點中令人驚訝的道德錯誤,以及網民之間巨大的道德觀念對立。希望作者提出的道德問題對我們有所啟發。《倫理學,一個簡介》序言: Simon Blackburn 我們都認識到,物理環境的變化需要時刻關注,不能麻木不仁。我們知道,我們依賴於這個物理環境,它很脆弱,而我們有摧毀它的能力,我們有能力毀滅我們自己的生活,或者更準確地說,毀滅我們子孫後代的生活。但是,對道德的,或者倫理的環境,我們卻較少關注。 對我們所處環境的思考,決定了我們如何生活。它決定了哪些東西可以接受,哪些不可接受。它決定了什麼時候我們覺得情況還算良好,什麼時候出了差錯。它決定了與他人互動的時候,我們的權利在哪兒,我們的義務在哪兒。它也塑造了我們的情感反應,什麼時候我們感到驕傲,什麼時候感到羞愧;什麼時候憤怒,什麼時候感激;以及哪些能夠容忍,哪些不能。它給了我們一個標準——一個行為的標準。在某些思想家眼裡,其中最著名的或許是黑格爾,它塑造了我們本身,塑造了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自己。 我們對自身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在本質上,是我們如何代表他人。我們需要了解我們在彼此眼中,在世界眼中是個什麼樣子。當然,有時候,這種嘗試可能過火了,就如Paul Klee的這幅畫:

兩個男人相遇,每人都認為自己更高 我們所生活的這個道德環境,有時候會很奇怪地隱而不見。有一回我在一個電台節目上為哲學職業辯護,其中一個嘉賓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咄咄逼人地問我,在死亡行軍的時候,哲學有什麼用? 答案當然是,用處不大——在這種時候,文學,藝術,音樂,數學,甚至科學,大概都用處不大。但是請反思一下,是什麼樣的道德環境使這種事情能夠最終發生?希特勒說,「人們不會思考對統治者是多大的幸事呀。」不過,他在這樣說的時候,似乎他自己也忽視了這個道德環境。而就是在這種道德氛圍之下,他的思想,他的權力,發展壯大了。 這種道德氛圍包含著某個種族或某個人群具有原始性的純潔這種理念,他們聲稱這種純潔很脆弱,就像在戰後麥卡錫時代的美國,這種純潔很容易被來自外部或內部的「墮落」所破壞。這種理念還包含了某種民族的或種族的偉大願景,以及要通過民族團結和軍事努力來達成某種天啟性的改變等類似的思想。這種理念可能又催生了某種領袖思想,這個領袖具有上帝一樣的光彩,他的權威不容挑戰。大概可以說,這些理念植根於對達爾文主義的錯誤理解,植根於日爾曼浪漫主義,甚至植根於,不,你沒看錯,植根於猶太主義和基督教。總之,希特勒能上台只是因為人們不思考——或者說人們的腦袋被四周這些亂七八糟的理念所毒害,他們甚至根本沒覺察到這種理念的存在。 因為我們並不總是清楚我們在想什麼。有時候思想和感情的路徑連我們自己都意識不到,更別說清楚地表達了。但是,就是這種模模糊糊的思想傾向經常會統治社會和政治世界。這兒有個故事,有個物理學家去探訪他的同事玻爾(也是著名物理學家),當他發現玻爾的牆上掛著一隻代表好運的馬掌,表示很吃驚:「你不會是迷信吧。」「啊,不,但是人們告訴我不管我信不信,它都起作用。」馬掌或許不起作用,但是道德環境卻一定起作用。 我們當前的道德氛圍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我們關心我們的權利多於關心我們的「善」。對於從前的道德思想家,如印度《奧義書》的作者,或孔子,柏拉圖,或基督教的創始者們,他們的主要關心是個人心智的狀態或個人靈魂的狀態,即某種意義上的個人正義或和諧。這大概表達了某種棄絕,超脫,順從,或者認知(特別是自我認知)。對於柏拉圖來說,不存在其他類型的正義政治秩序,除了由正義的公民所組成的政治秩序。 今天我們傾向於不相信柏拉圖;我們傾向於相信現代民主憲政是好的,不管其中的公民是否有私底下的惡行。我們不太敢談論自己的善:似乎它是說教,或者是非民主的,或者太精英主義。我們同樣也不大敢談論責任。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責任,對使命的那種熱忱和理想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現在的道德能量一大部分用來保護自己的權利,而把我們靈魂的狀態完全看成是私人的事。 人類是道德的生物。這不是說我們自然地就會有很好的行為,也不是說我們喋喋不休於應該做什麼。只是說我們喜歡打分和評估,喜歡比較和欣賞,聲明和辯護。我們也不是在一個孤立的情況下「喜歡」這個或那個。我們喜歡自己的喜好被別人贊同;我們甚至把它們變成了對彼此的要求。發生在周圍的事件不停地改變著我們對責任的觀念,改變著我們的內疚和羞愧,以及對自己的價值及他人的價值的觀念。我們希望過一種在別人看來值得敬重的生活;而對我們的弱點,我們秘不示人。 戲劇,文學,詩歌等也一刻不停地塑造著我們的行為標準,塑造著我們對行為結果的判斷。這在偉大的藝術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它同樣無可置疑地表現在我們對八卦,對自白秀節目,對肥皂劇的熱情當中,其中充滿了我們對道德問題的糾結。 對道德氛圍的思考絕不是幾個學院里的理論家的專利。諷刺漫畫家,藝術家和小說家,他們跟哲學家一樣,也在不斷地評論著或者抨擊著當前的道德氛圍。比切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狄更斯,左拉,索爾仁尼琴,這些鼎鼎大名的作家可能比學院里的理論家影響大得多。一張照片可能比道德哲學家的所有著作加在一起更有可能中止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期間的兒童 哲學當然不是唯一對道德氛圍感興趣的。但是哲學的思索有一種特別的抱負,那就是它想去理解影響我們的那些動機,理性和情感。它試圖去了解支撐我們生活的那些個規則或「規矩」的網路,試圖在那些我們尊重或聲稱我們尊重的原則和目標的大雜燴中找到一個系統。哲學試圖達成自我認識。當然,哲學家不能逃脫環境,即使他們在觀照和思考它。任何關於當代環境中人性的理解,都是人性與當代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 對哲學的這種努力,是喜歡,寬容,還是反對,這些態度本身其實也是一種道德姿態。在不同的時代這種努力大概也不同,有時多,有時少,這依賴於我們是否喜歡鏡中的自己。逃避這種探索也很自然,特別是當我們感到舒服的時候。我們其實對生活都有一種懶惰的傾向。 我們不喜歡別人告訴我們做什麼。我們想享受生活,我們想在享受生活的時候不要有什麼道德負擔。如果有人想打破這種平衡,就令人討厭,道德哲學家在宴會上是不受歡迎的,對道德哲學家我們有一千種理由批駁他們。 從另一個角度,有些人能夠對貧窮的物質環境視而不見,他們甚至能創造一個,並從中取利。化工廠的老闆可以生活在上風口,砍伐森林的人聲稱樹是砍不完的,至少在他死之前砍不完。與此類似,人們也可以對惡劣的道德環境視而不見,甚至從中獲利。一些樹木通過剝奪其他樹木的陽光和養分來生長壯大,一些人通過剝奪屬於他人的東西來發展壯大。白種男人可以侵犯處於劣勢經濟或社會地位的人的權利,如非西方人,有色人種,或女性。只要我們覺得安心,我們就不想揭開蓋子。 倫理學是使人困擾的。當我們想到掠奪了世界上的資源,或者我們的舒適是建立在第三世界可悲的工作環境之上的時候,我們會感到不太舒服。有時候,即便提起這些話題也使我們勃然大怒。但是沾沾自喜於這種生活,是需要一些能使我們心安理得的解釋的。我們可以說高價格的產生是因為正常的市場作用,也可以說高價格的產生是因為「他們的自私」,或者他們剝奪了「我們的權利」,這些說法能讓我們的自得或者我們的憤怒有個理由。種族主義者,或者性別歧視者,跟美國內戰前的奴隸主一樣,都需要一個故事為他們的系統辯護。有的道德氛圍會使我們產生一種感覺,我們是文明人,他們是刁民;我們應該統治他們,我們理應比他們擁有更多,或者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自由和享受的權利,因為我們更有智慧,更有情感,更理性,更進步,更科學,等等。從本質上,道德上的錯誤是血汗工廠或集中營和死亡行軍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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