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主席要頤和園：酗酒發狂的柳亞子
毛澤東接見柳亞子
十七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圍坐在一座破敗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縱談，意氣風發，四周點綴著詩稿、畫卷、酒器、煙具，以及伶人伎樂、鶯鶯燕燕，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蘇州文化的一個精彩片斷。地點是在虎丘山塘右側以義烈著稱的張公祠內。比起兩百五十六年前吳中著名知識分子團體復社在這裡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時的招搖，這次無論規模與影響顯然都要遜色得多。如果不是與會者中一個名叫柳安如的吳江人後來與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一番私人交往，幾乎沒有人會相信一一包括歷史學家與政治史研究者一一這次聚會所偶然推出的一個冠名南社的純粹文學組織，會在本世紀的歷史上產生如此大的聲望與影響。說起來還真讓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當天早晨一干人興沖沖訂雇畫舫前往虎丘開會以前，作為他們領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者叫柳慰高，後改名柳亞子—一尚一連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館對面的戲院里風流自許，力捧一個名叫馮春航的當紅男旦，於銀箏鳳管、彩幕紅氍間儼然新一代的顧曲周郎。當然，這一切也許並不影響在後來的回憶錄和各種傳記里，其臉部濃重的傳統文人脂粉逐漸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塗抹。在文學理想與政治抱負之間上下求索、始終無法辨識自己的真實面目，這大約是柳亞子一生壯懷激烈而又牢騷滿腹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後從未擔任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政機關職務，未做任何工作，採取了消極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們黨的各種抗日主張，是我們黨的一位好朋友。」(鄧穎超《緬懷柳亞子先生》)「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遊、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亞子信》)而一貫以激情與浪漫著稱的郭沫若先生更是乾脆以一頂「今屈原」的高帽相贈。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與評價，柳亞子的才華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頌揚。包括南社的歷史地位，也從一個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學社團，一躍而為「與同盟會互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國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像，生平對知識階層一向不大感興趣的毛以及黨內同人對柳之所以如此推許，除了他藝術本身的天賦以外，恐怕還著眼於抗戰勝利後盡一切可能爭取黨外進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實上，那時的柳不僅與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被朝野視為民主鬥士，甚至因過於同情中共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也已有數年。一位擁有不可忽視的輿情力量與聲望的文化名人——這就是也許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價值與籌碼。而四年後北京解放，當他應邀前往共籌建國大計，因所受禮遇和倚重程度與想像中相去甚遠，從而大發脾氣時，毛澤東卻明確告訴他：牢騷太盛防腸斷！接下來到辭世的近十年中儘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但與他心目中輔君王治天下或那首和毛《沁園春》詞中「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難免已有幾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當然，作為一名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傳統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負、簡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裡也一向大大有名。這一點甚至當他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時，就讓人有幸好好領教了一番。如果我們現在回到蘇州張公祠初創南社的那個深秋的下午，就會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籌交錯，言笑晏晏，詩興逸飛之際，僅僅因為詩歌寫作問題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當選為書記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編輯、詞學專家龐樹柏與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來。由於柳的觀點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聞名的嚴重口吃，於激烈的爭論中處於劣勢也就在所難免。但柳隨後採用倒地大哭這樣一種極端方式確實令他的革命同志都大吃了一驚，並一時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後寫的《南社紀略》一書里，柳還在試圖為自己當時所扮演的荒唐角色進行辯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檗子(龐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喜歡以極端手段處置個人情感上的任何壓抑與窒礙，從行為學的意義上說，屬於精神人格的某種隱疾。從他後來掛冠孫中山總統府、想擔任南社惟一領導的主觀意圖受阻時斷然宣布退社、受蔣介石冷遇就向蔣宣戰、共產黨給的待遇不到位就上詩毛澤東乞隱等事件來看，無論手法與作派幾乎都同出一轍。因此，儘管生活為他提供的舞台與時代背景全然有別，投射在他深度近視鏡片上的二十世紀的光線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臉部卻習慣於深埋在挾策求售，致君舜堯的古典政治夢想中，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怨氣衝天。至少其人生格局與思想特徵與他仰慕的前輩文人如吳梅村、龔定庵等看不出有什麼兩樣：即廟堂與江湖間一個自負異才，言行放誕的所謂名士。認識這一點也許相當殘酷，但對那些與柳有著大致相同的毛病，熱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當代文人們不啻一帖猛葯。
古鎮黎里與北面一個同樣古樸的市鎮同里相映成趣地坐落在三一八國道的兩側。即使以汽車時代的速度而論，它們之間的距離也需車主以一百碼的車速開上約三十來分鐘方可抵達。而另一座海濱小城金山則相距更遙。在中國現代的文學史或政治史上，這三處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視作一個整體，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出於地理學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實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領袖人物——柳亞子、陳去病、高天梅——分別出生於上述地點，確實很難讓人相信還能找出什麼別的理由將它們如此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同樣讓人納悶與意外的恐怕還有柳的突然成名，因為在南社成立以前，這位後來歷官三朝，名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過是一個普通鄉村教書匠的的兒子，身材矮胖，雙目近視，而且還患有相當嚴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驕傲的也許只有十六歲當年所僥倖考取的那名秀才，這使他有機會在縣城松陵結識了同樣前來應試的陳去病與金天翮，並從此眼界始開。次年由陳介紹加入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教育會，並與蔡元培、鄒容等民初風雲人物有幸相識，不妨視作是文學家柳亞子向政治家柳亞子所邁出的第一步。當時年方十七、自稱維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將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裡藏著擬上清帝光緒的萬言書和用肥皂自製炸彈的秘方，言詞激烈；行為乖張，私下裡的打算卻因對包辦婚姻深惡痛絕，伺機在滬上的時新女校里找一位才貌雙全的新潮女性做老婆，而且鞋子尺寸必須三十七碼以上。雖說當年秋天他最終還是迫於母命與同鄉鄭佩宜女士訂婚，但據南社舊人鄭逸梅先生晚年回憶，那幾年柳在上海確實跟一個叫史冰鑒的松江女子有過一番情感上的經歷。細心閱讀他的全集，在年輕時寫給某位要好朋友的信中，也曾有「我生命史中最熱烈的一段，就是在閘北的情形」這樣的表述，可見對這一點他自己其實也並不想否認。這裡提到的閘北為當時全國著名的上海愛國女校所在地，柳的表姐兼生平知己、後來在南京殉難的才女張秋石曾求學其中，而史為張的同學兼密友。「張娘嫵媚史娘憨，複壁搖賜永夜談。白練青溪厄陽九，朱欄紅葯護春三」，保存在《磨劍室詩集》內這惟一的艷體，依稀可辨認出幾分當時的旖旎風光。當然，在正式出版的柳身後的各種傳記里，這樣的情史你肯定是讀不到的。同時，這一事件似乎也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儘管柳的倔強與倨傲一向為世稱道，但在外力的強大作用下，有時似乎也會委曲求全，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與讓步。如果我們將這次婚事上的屈服與多年後與毛澤東在北京的衝突結合起來觀察，雖然性質全然有別，但其中某些性格特徵與情感上的相似之處相信還是不難找到。
從上海回來到南社成立前熱血耿耿的五年間，剛投身政治、以雙料革命家自命的青年柳亞子，卻是以新婚丈夫和業餘作者的身份在家鄉黎里的沉悶空氣里度過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參與撰稿的《蘇報》因言論過激被突然查封，以及他的師長章太炎、鄒容等因此事先後被捕入獄。加上其時中國教育會與柳就學的愛國學社又不甘寂寞地鬧起了內訌。暫回家中避避風頭，靜觀事態變化，於是也就成為當時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其間數度往返蘇、滬之間，廣交同志朋友，撰寫報刊專欄，搜羅鄉邦文獻，參加各類名目新奇的組織，甚至興緻勃勃拜職業革命家陶成章為師學習催眠術。頭腦狂熱，興趣廣泛，作為這方面的高潮是一個初秋的下午，在黃浦江邊的一條豪華外輪上，他由人領著去拜見了秘密回國的流亡革命黨人孫中山先生。儘管事後找不到柳個人方面的任何紀錄，比如感想、細節、印象、交談內容等，但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這次會見肯定給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今天參觀黎里柳亞子紀念館的心思縝密的遊客，想必仍然可以在磨劍室的案頭髮現那尊小小的孫的半身銅像。如果你向講解員打聽它的歷史，我想她也許很樂意告訴你，自一九○六年秋天柳初次拜謁孫回來以後，這尊銅像就一直被置放在他的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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