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研究中堅守「五四」精神 —— 讀三卷本《董健文集》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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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研究中堅守「五四」精神

—— 讀三卷本《董健文集》有感

江萌　胡星亮

內容摘要：董健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在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的學科建設方面成就卓著。無論是對於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歷史的研究，還是對於當下中國戲劇和文學現狀的批評，董健都堅守著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科學等「五四」所建構的現代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即「五四」現代啟蒙主義精神。正是堅守著這種學術精神，董健總是強調要從人與戲劇和文學現代化的總趨勢去研究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他的學術研究也都是對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發展中某些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他的學術思考又都是從人與戲劇和文學現代化所必須遵循的人類共同價值觀念來展開理論分析。《董健文集》充溢著思想、精神和人格的力量。

關鍵詞：董健　五四　學術精神

中圖分類號： J8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257 - 943X（2017）03 - 0126 - 11

一

南京大學資深教授董健先生是著名戲劇學家、文學史家，他著述豐碩，尤其在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研究領域成就卓著。他先後出版《陳白塵創作歷程論》（1985）、《田漢傳》（1996）、《戲劇藝術十五講》（2004）等學術專著，領銜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1989）、《中國當代戲劇史稿》（2008）、《中國現代戲劇總目提要》（2003）、《中國當代戲劇總目提要》（2013）、《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2005）等著作，獲得學術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董健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沒有收錄上述學術著作，主要選編了董健自1978年開始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以來所撰寫的單篇文章①，按學科領域分為戲劇研究、文學評論、文化批評三卷，同樣體現出他不斷探索現代意識、啟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學術立場和價值評判，不斷追求真實、追求真理的思想脈絡。

董健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在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的學科建設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領銜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中國當代戲劇史稿》《中國現代戲劇總目提要》《中國當代戲劇總目提要》，被學術界譽為「近三十年來中國現當代戲劇研究的一套重要著作，它包含了對中國現當代戲劇發展的種種思考和大量第一手資料的搜集整理，是對20世紀中國現當代戲劇的整體描述和劇目梳理，對20世紀中國現當代戲劇和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重大的學術價值」［1］。「這四本書所構築完成的宏偉的文化工程，已經並將繼續對中國百年來戲劇史、文學史的研究產生巨大深遠的影響。毫無疑問，它在學術思想上的高度，研究規模上的廣度，以及研究成果上的豐富性、系統性和紮實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難以整體超越的。」［１］《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是董健在1980年參與撰寫、統稿、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之後，再起爐灶、重新主編的一部當代文學史著作。學術界評論此著「最突出貢獻是動態地呈現了當代文學歷史發展的曲折進程與複雜內涵」，它「拋棄了以社會政治轉型為本位的政治優先原則，也拋棄了『去政治化』的『庸俗技術主義』原則，立體地凸顯文學的審美生成的動力機制與變異模式，對於文學發展的延續與轉折進行更加貼近文學本身的動態描述，巧妙地揭示了制約文學發展的內外因素的複雜關係」［2］。這些著作有力地推進、拓展和深化了中國現當代戲劇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的學科建設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董健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方面，尤其在田漢、陳白塵的研究方面作出的深刻而獨到的貢獻，同樣為學術界所公認。他讚頌田漢是真正的「時代之子」，認為其創作把國氣與民心融入自己的靈魂。他從田漢曲折的藝術生涯中，挖掘出其獨特的戲劇精神與人格魅力：富有現代民主意識，屬於人民大眾的「在野」精神，充溢著藝術「慕道者」「殉道者」的傻氣與苦幹精神，富有崇誠、唯善、求美而又天真、幼稚和迂闊的詩人氣質②，這是對田漢及其創作的深刻把握。董健不僅對人們熟悉的田漢話劇創作有深入分析，而且對人們常常忽視的田漢戲曲創作的藝術成就有高屋建瓴的論述：「他把二十世紀初開始的『戲曲改良』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上：他賦予了近二百年來在文學性上漸趨貧困化的京劇以表現現代意識的文學生命；他初步扭轉了京劇『重戲不重人』的舊習，開闢了人物塑造的新路子；他結束了舊京劇只有演員沒有作家的歷史。一句話，田漢使只重唱腔、表演而無文學，只重技藝而無意識的畸形的舊京劇開始向更健康、合理的戲曲轉化。」［3］（P.7）可以看出，透過田漢創作的「魂」與「神」，董健著重在思考和探索中國戲劇現代化的艱難歷史進程。在陳白塵研究中，同樣包含著董健對於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他分析了陳白塵創作的時代品格、歷史品格與喜劇品格、美學品格如何隨著社會發展和作家的艱辛探索逐漸完善，對其重要作品，尤其對以《陞官圖》為代表的喜劇藝術的論述見解獨到，指出了陳白塵喜劇創作的重要藝術價值和長久的藝術生命力；進一步，他從陳白塵創作中發現喜劇具有獨特的審美穿透力，進而執著地呼喚喜劇精神，從陳白塵創作的「刺官」意識（批判官僚政治的民主精神）、人文思想（反對市儈主義的堅貞自守精神）和對於自由的執著追求（抨擊封建專制而張揚個性解放）之中④，感受到「五四」戲劇和文學的精神力量。

董健曾擔任南京大學戲劇影視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學副校長等職務，為南京大學文科發展和中國語言文學，尤其是戲劇影視學的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董健早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新時期之初，由於南京大學要延續吳梅、盧冀野、陳中凡等以來悠久的戲劇研究傳統，因此，其教學和科研重點開始轉到戲劇方面來。他在陳白塵、錢南揚等前輩學者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南大戲劇影視學專業建設，建立起本科、碩士、博士以及博士後流動站等層級完整、理論與實踐並重的人才培養體系；繼承並弘揚南大戲劇研究的優良學術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拓展、深化學科領域和內涵建設，使南京大學戲劇影視學科始終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南京大學培養的戲劇影視學博士、碩士，不僅已經成為全國該學科領域的中堅力量，而且其學術研究帶有鮮明的「南大特色」。以現當代戲劇為例，董健強調現當代戲劇研究要補課，「第一要補『現代意識』的課，第二要補科學的『戲劇學』的課，第三要補『戲劇史料學』的課」［4］。由此形成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戲劇研究鮮明的風格特色。這種風格特色首先體現在董健領銜主編的兩本戲劇史稿的精神靈魂上：《中國現代戲劇史稿》由於把現代意識和啟蒙理性作為闡釋中國現代戲劇的價值評判，因而成為「中國大陸最早論說中國戲劇現代性問題的學術著作，對後世影響極大」［5］；《中國當代戲劇史稿》「堅持以『現代性』為分析視點，對中國當代『戲劇啟蒙理性的消解與重建，或者說戲劇現代性的殘缺與修復』的歷史過程進行了總結，豐富的敘述內容和精到的劇目分析使它成為一本研究當代中國戲劇的重要著作」［1］。如此學術精神影響到南京大學戲劇影視研究所這個學術群體的戲劇研究，並且通過他們又影響到一屆屆年輕的博士和碩士。

不難看出，無論是作為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還是對田漢、陳白塵等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出深刻而獨到闡釋的傑出研究者，還是作為南京大學戲劇影視學科卓越的學科帶頭人，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董健堅守著「五四」現代意識、啟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學術立場和價值評判。這種學術精神同樣貫穿在三卷本《董健文集》之中。這套文集所收論文，主要是作者對於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歷史的研究，以及對於當下中國戲劇和文學現狀的批評。正是由於堅守著這種學術精神，董健才能對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作出高屋建瓴的整體把握和理論闡釋，才能對困擾著當下中國戲劇和文學現代化進程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和批判。

二

董健先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於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歷史的研究。

在這一方面，董健堅定地認為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的核心問題就是「走向現代」。在他領銜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中國當代戲劇史稿》《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等史著中，在他的個人專著《陳白塵創作歷程論》《田漢傳》中，在他的《中國戲劇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二十世紀中國戲劇：臉譜的消解與重構》《現代啟蒙精神與中國話劇百年》《論中國當代戲劇中的反現代傾向》《論中國當代戲劇啟蒙理性的消解與重建》《〈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戲劇卷〉導論》《〈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戲劇卷〉導論》④ 等戲劇論文中，和《略論啟蒙及其與文學的關係》《關於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找回歷史感——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幾個問題》⑤ 等文學論文中，董健著重描述了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走向現代」的艱難歷程，整體把握了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走向現代」的幾個重要層面。

這些，在1984年開始撰寫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中就突出地體現出來了。

首先，董健強調20世紀中國戲劇帶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變化，是它由傳統向現代的歷史性轉型；他強調中國戲劇轉型的根本標誌是「現代性」追求，認為它推動中國戲劇面貌一新地匯入世界戲劇潮流。在中國現代戲劇和文學研究界，《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較早明確地提出了「現代性」「現代意識」概念。該書「緒論」開宗明義，強調「現代性——歷史使然」，認為：「基於歷史要求的戲劇思潮和戲劇觀念的根本轉變，或者說戲劇現代意識的強化，是中國戲劇脫離古典時期、進入現代時期的基本標誌。」［6］（P.97）該書還從戲劇的價值觀念、思想內容、舞台形象體系和藝術表現形態等方面，論述了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轉向。此後，「現代性」就作為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精神特質，成為董健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價值評判。它準確、深刻地把握住了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的根本與實質，使董健的學術研究充溢著深刻的思想力和豐富的精神內涵。

其次，董健強調20世紀中國戲劇的生態格局已從傳統的「戲曲」一元結構發展為「話劇—戲曲」二元結構，並認為，話劇在此藝術生態構成中引領著戲劇發展的新潮流。此即《中國現代戲劇史稿·緒論》開篇所言：「中國現代戲劇史不僅是新興話劇產生、發展的歷史，而且包括傳統舊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革新演變的歷史和新歌劇、新舞劇產生、發展的歷史。但是，不論從戲劇思潮和戲劇觀念之轉變的現代性和世界性來看，還是從戲劇運動與我國民主主義革命的緊密聯繫來看，或者從大批優秀劇作家的湧現及其在創作上的重大貢獻來看，真正在漫長的中國戲劇史上開闢了一個嶄新歷史階段，在新文化運動中佔有突出的歷史地位，並在現代戲劇史上起著主導作用的，則是新興的話劇。」［6］（P.96）戲劇界至今還有不少人僅僅把話劇看作是中國數百個劇種之一，看不到話劇與戲曲眾多劇種在戲劇觀念、藝術價值、美學體系上的根本差別，遂導致對中國戲劇現代化理解之盲目性。董健此論述對於人們正確認識20世紀以來中國戲劇的生態結構，和推進中國戲劇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董健強調20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追求，著重表現為精神內涵的現代意識。這也是「話劇—戲曲」二元結構的精神支撐。因此，《中國現代戲劇史稿》對晚清以來京劇為代表的傳統舊戲有一個特別的批判性論述：「它一方面把多年積累的唱腔和表演藝術發展到爛熟的程度，一方面卻使戲劇的文學性和思想內容大大『貧困化』。戲劇越來越宮廷化和商業化，越來越脫離現實生活和時代的要求。沒有卓越的劇作家問世，也沒有堪稱文學名著的劇本產生。片面追求以演員為中心的畸形發展，使文學成為表演藝術的可憐的奴婢和附庸。」［6］（P.99）董健認為戲劇應該提供審美「藝術享受」，但是他更強調戲劇的「精神內涵」，強調通過戲劇實現人在精神領域的對話和交流，以溝通人的生活體驗並幫助人養成健全的現代人格。也正因為如此，他肯定了體現著歷史要求、代表著戲劇新觀念的話劇在中國戲劇轉型中的地位與價值。他認為以話劇為主體所張揚的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科學等「五四」所建構的現代社會文化價值體系，是20世紀中國戲劇現代意識的核心內容。

戲劇歷史發展的現代性追求，戲劇藝術生態的「話劇—戲曲」二元結構，戲劇精神內涵的現代意識，就是董健對於20世紀中國戲劇的整體認識和獨特而深刻的闡釋。後來，在《中國當代戲劇史稿》《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中，董健同樣強調要把當代戲劇和文學放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其價值評判標準「就是人、社會和文學的現代化」，他指出：「只要沒有離開世界公認的現代性與啟蒙理性的視角，只要我們是緊緊扣住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曲折的歷史進程來言說的，那麼，無論經濟、政治、文化，也無論社會、思想、人，其核心問題都應到『走向現代』這四字真經中去尋找。」⑥ 這就超越了當時學界出現的為製造虛假「繁榮」或美化歷史缺陷的「歷史補缺主義」，將前現代、現代、後現代混亂或顛倒的「歷史混合主義」，和撇開思想內涵而僅著眼敘述、結構、語言層面的「庸俗技術主義」等不足，牢牢把握住中國當代戲劇和文學的發展是「五四」現代意識與啟蒙理性從淡化、消解到重建，戲劇和文學現代化進程從阻斷到續接的基本特徵和歷史定位，極大地拓展、深化了中國當代戲劇史與文學史研究。

一個世紀以來不斷探索「走向現代」的中國戲劇和文學，其「現代性」建構的主要內涵是什麼？它給未來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發展留下哪些精神遺產？董健認為，那就是「五四」先賢所標舉的「人的文學」和「人的戲劇」。這是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最深刻的傳統，也是戲劇和文學衡量高下、辨別優劣的最重要標準。因為戲劇和文學現代化，乃至民族和國家現代化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促進「人」的現代化。如此，董健認為「人的戲劇」和「人的文學」就必須包括以下內涵：（一）個性解放。因為現代性結構的根本是「個人」，現代性的根本標誌是個人權利、個性解放，「人」的現代化最基本的是要確立個人本位主義，也即魯迅所說的「立人」。所以創作必須有助於「個人本位的確立，尊重個人的主體性」，有助於爭取「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以戲劇為例，「人為什麼要寫戲、演戲、看戲？無非是出自人性的要求，要創造一個精神空間，把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人事與情理立體化地呈現在舞台上，藉以張揚生命、慰藉靈魂，體現人的精神自由，擴大人的生存空間」［7］（P.271）。（二）啟蒙理性。所謂「啟蒙」，就是「把人的思想從非理性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來，從被束縛的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使之融入個性有自由、國家有民主這樣一種和諧的現代文明，『人』成為現代之『人』，『國』成為現代國家」［8］（P.77-78）。啟蒙的要義同樣是「立人」。故「人的戲劇」和「人的文學」張揚個性解放，就必須運用啟蒙理性幫助人們在思想上、精神上擺脫奴役和蒙昧，以追求個性的自由與獨立。（三）現實批判。「現代性」的戲劇和文學，作家在精神領域裡必須保持對於社會人生的批判性思考。董健強調，「不論採用現實主義方法，還是採用浪漫主義以至現代主義方法，它的精神內涵必須是以文化批判精神支撐起來的。那種鸚鵡學舌式的『頌歌』，那種技藝精到的『玩耍』，都是非現代、非理性的」［9］（P.44）。因此，對於那些壓抑人、異化人而使其不能成為真正的人的諸如封建傳統、外來侵略、政治黑暗、金錢腐蝕、國民劣根性、人性醜陋等，「人的戲劇」和「人的文學」又必須包含著嚴肅的批判精神。（四）審美真實性。董健認為，戲劇和文學張揚個性解放、啟蒙理性和現實批判，都離不開審美真實。他說：「文學是人類自由精神的表現，戲劇是人類在舞台上展示其在精神上的自由對話。在這裡，真實是生命，真實是最高原則。」［10］董健強調的審美真實性，就是「五四」時期胡適所提倡的「易卜生主義」的「求真」——「以清醒的頭腦、明亮的眼睛看取社會人生，敢於面對血淋淋的現實」，它要撕破「臉譜主義」的「做假」［11］（P.29、30），即魯迅、胡適等「五四」先賢所批判的「瞞與騙」。戲劇和文學只有這樣，才能夠啟蒙國人擺脫愚昧、迷信和封建專制禁錮而獲得現代人的覺醒。（五）藝術自覺。這種「人的戲劇」和「人的文學」，還要具有戲劇或文學本體藝術自覺的現代審美意識。它要通過情節、結構、敘事等表達方式和文本形式，尤其是通過寫人（豐滿的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將作家對於時代、現實和人的深沉思考和獨到發現，轉化為藝術樣式、形態和美學的獨特創造。但是這裡，董健提醒人們，它必須是為了表現精神內涵而進行的形式探索。因為「儘管革新是必要的，但並非凡『新』皆好」，特別是「文化的物質層面變化較易、較快，其精神層面的變化則較難、較慢」，故要提防那種「物質外殼看似非常『現代』，但精神內涵卻無甚現代性可言」的「偽現代性」現象［6］（P.173）。

清末民初以來，在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的歷史趨勢下，產生了思想文化的現代化運動和文學藝術的現代化變革。 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的最大變化，就是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這裡有中國戲劇和文學自身的深入發展，更是中國戲劇和文學融入世界戲劇和文學大潮的偉大變革。從此，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的中國戲劇和文學，其審美視野、價值觀念、精神內涵、藝術表現等都與整個現代世界發生了聯繫。正是在這裡，董健抓住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走向現代」的核心內涵，強調要從人與戲劇和文學現代化的總趨勢去研究20世紀中國戲劇與文學。這給他的學術研究開闢了一個宏闊的視野、一個深邃的精神空間，充溢著濃郁的現代意識、啟蒙理性和人文精神。

三

董健先生學術研究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對於當下中國戲劇和文學現狀的批評。

如上所述，董健認為：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帶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變化是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然而由於20世紀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個現代化轉型艱難曲折，「五四」現代啟蒙主義精神並沒有在中國落戶，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現代性追求並沒有完成。因此，董健強調當下及未來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發展仍然需要堅持現代意識、啟蒙理性等「五四」精神。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政治實用主義和經濟實用主義的壓抑、戕害使作家、藝術家失去人文主體性，戲劇和文學創作精神萎縮、思想枯竭、價值混亂；「左」傾教條主義、新市儈主義，以及後現代、後殖民、新左派、新儒學等等以「現代」面貌反對現代化潮流的文化復舊，使社會文化虛假平庸，國人精神疲軟，學界眾語喧嘩但缺少歷史感和現代價值評判。整個社會文化環境與人的精神狀態都使董健不滿和焦慮。

直面社會和文化轉型中的物慾橫流、思想麻木、精神萎縮，董健堅決捍衛「五四」現代性傳統，張揚啟蒙理性，強調人文學者要有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強調學術研究要勇于堅持思想自由和現代性追求。他再三呼籲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發展要重返「五四」起跑線，要堅持「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人」為核心的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科學等價值觀念，要補現代啟蒙的課。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諸多「新論」要否定「五四」、解構啟蒙，進而否定中國戲劇、文學的現代性追求，這更激發起董健維護「五四」精神、堅持現代啟蒙主義的學術激情。他寫了《啟蒙理性視角下的文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文化情結：消解啟蒙理性，阻撓人的現代化》《兩種文化心態與兩種「中國化」》《「五四」精神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論中國當代戲劇精神的萎縮》《戲劇的「人學」定位與戲劇精神》《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中的價值觀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以其敏銳的思想、深刻的揭示和犀利的批判而在學術界及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激烈反響。

具體地說，董健著重批判了以下三種錯誤的思想觀念：

首先，他批判了混淆啟蒙與政治、借「去政治化」而反啟蒙的思想觀念。

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與現實社會，特別是與政治有著複雜的關係，與「五四」現代啟蒙同樣關係複雜。董健把現代中國的啟蒙分為「政治行動導向型」和「文化心態塑造型」兩種，指出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前者逐漸壓倒後者成為啟蒙的全部，因此，負載著啟蒙主義精神的現代戲劇和文學也不得不日趨政治化。它制約著創作題材、主題的選擇和形象、結構的營造，使得戲劇和文學的發展越來越簡單化、貧困化，逐漸疏離啟蒙精神，疏離人的審美要求，形成了非人化、反真實的「臉譜主義」［11］（P.33）。

有人遂借口「去政治化」而要解構啟蒙。「新儒學」沒有弄清啟蒙與政治的差異，把「五四」與「文革」混為一談而要否定「五四」精神。「新左派」「後現代」「後殖民」又與「新儒學」結成「統一戰線」，質疑「現代性」，攻擊「五四」現代啟蒙。董健對於兩「新」、兩「後」解構啟蒙理性和現代意識給予了尖銳批判，指出兩「新」、兩「後」在這裡存在兩個嚴重誤區：其一，是將啟蒙與政治混為一談；其二，是籠統否定文藝的教化功能及其與政治的關係。董健認為，啟蒙與政治有聯繫但更有不同：啟蒙完全是正面的、積極的、正義的，它只有一個向度：「人」、理性與真理。政治則有兩類：正面的與負面的，積極的與消極的，正義的與非正義的，它有兩個向度：「人」的與「非人」的、理性的與反理性的、遵從真理的與逆向真理的。開明、進步的政治與啟蒙是友，黑暗、反動的政治與啟蒙是敵。因此，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是理所應當的，但同時要消解現代啟蒙的價值導向，就會對其發展十分有害。文藝的教化功能及其與政治的關係也是如此。文學、戲劇既然是社會人生的表現，它就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不問政治、「去政治」。關鍵不在於文藝與政治是否有關係，而在於這種關係應該是平等的，不能像「工具化」「政治化」那樣「政治是主，文藝為奴」。同樣地，提倡戲劇和文學的教化功能並不等於主張「為政治服務」，應該區別它是推動人的素質養成和精神提升的教化，還是那種「洗腦」式的所謂「教化」⑦。總之，董健強調戲劇和文學應該「去政治化」，但是，不能因為「去政治化」而丟掉思想和精神，真正的戲劇和文學需要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等現代意識。

其次，董健批判了借民族主義而宣揚「文化民族主義」，進而否定現代化、否定「五四」啟蒙主義的思想觀念。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民族主義」保守傾向打著民族主義旗號抬頭，他們宣揚的所謂「民族化」，往往變成拒絕外來先進文化的擋箭牌，嚴重阻礙著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文化民族主義」看不到人類文化的共同、相通之處，遂把民族的特殊性看成是絕對的，董健因而強調，要把「民族化」放在啟蒙理性和現代意識下重新審視。為此，他區分了兩種「民族化」：一種是積極的、開放型的，它承認人類文化的共同、相通之處，其著眼點在於把那些最優秀的東西「拿來」為我所用；一種是消極的、封閉型的，它否認人類文化的共同價值，其著眼點在於如何以「國粹」對抗先進文化，以「民族化」取代「現代化」。前者借鑒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而中國化，後者對外來文化或改寫而使之符合中國的「國粹」，或割裂而變「器」不變「道」⑧。《啟蒙理性視角下的文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文化情結：消解啟蒙理性，阻撓人的現代化》⑨等文，深入分析了「民族主義情結」如何演變成一種消解世界眼光與啟蒙意識，反對「五四」精神、反對現代化的潛在情緒。

實際上，這種以民族主義情結為核心的「民族化」，在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發展史上曾多次出現，並形成「現代化」與「民族化」認識和價值判斷的「死結」。董健指出它有兩種偏向：一是借口「民族化」而迴避或對抗「現代化」，並代之以「革命化」來統帥「民族化」；二是分而治之，對外來文化「物質上用之，精神上拒之」。這兩種情形對於20世紀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現代化都有嚴重傷害。以民族主義情結為核心的「民族化」，在20世紀中國文藝發展史上雖然有一定的建設成就，但也多次出現有違現代化潮流的守舊、復舊現象，所以要具體分析。在這個問題上，董健堅持民族主義要與世界主義相統一，認為真正的民族化是「民族的現代化」或「現代的民族化」，要讓中西方交融互動並以「現代性」貫穿其中，要在「走向現代」的進程中把西方的東西「中國化」，從而使現代化與民族化辯證統一，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融會貫通?輥?輯?訛。尤其是鑒於兩「新」、兩「後」質疑現代性、解構「五四」啟蒙精神，鑒於其骨子裡仍是封閉的民族主義情結，故而董健特彆強調人類文化的共同價值。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現代民族戲劇」和「現代民族文學」，才能對世界戲劇和文學的發展做出來自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

再次，董健批判了「樣板戲」回潮等文化復舊現象所體現的反現代、反啟蒙的思想觀念。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的文化復舊潮，在戲劇和文學領域最突出的，是「樣板戲」作為「紅色經典」和京劇發展的「輝煌」而重登舞台，並且，還竟然被某些人看作是「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的代表。董健堅定地認為，「樣板戲」的出現及其一度對劇壇和文壇的獨霸，標誌著「五四」戲劇和文學的現代性傳統的徹底解體；而「樣板戲」重登舞台並被視為「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同樣說明在社會極「左」思潮下，「五四」現代戲劇和文學精神在當下已經被解構得所剩無幾［12］。他指出，儘管「樣板戲」在「器」的層面上求新求變，頗有「現代化」的表面迷惑性，但是，在「道」的層面上它既不「革命」也不「現代」，充斥著血統論、英雄崇拜、個人迷信等反「五四」啟蒙、反人性、反現代的封建傳統文化的東西，非「人」去「真」，「技術性外殼的現代性掩蓋著、裝飾著精神內涵的反現代性」，是當代戲劇和文學「失魂」的典型［13］（P.262）。進一步，董健指出，「樣板戲」回潮作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復舊現象最具代表性的體現，其深層根源，又與上述反對人類共同價值、解構「五四」啟蒙精神的錯誤觀念相通的，因此必須徹底批判。

借「去政治化」而反啟蒙，借「文化民族主義」而否定現代化，以及借「樣板戲」而反人類的共同價值，都是20世紀以來一直困擾著中國戲劇和文學現代化進程的幾個重要問題。如何處理文與用、中與西、古與今的關係，這是中國戲劇和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反覆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制約著過去也影響到當下和未來的重要問題。董健的現實思考總是帶著歷史的眼光，正如其歷史研究都是以現實關懷一樣。顯而易見，董健仍然是從「走向現代」出發，對困擾著當下中國戲劇和文學現代化進程的這些重要問題進行思考和批判。同樣地，董健仍然堅持世界的眼光和開放的心態，強調要用「現代性」去化解這些困惑、矛盾和「死結」，以達成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現代化。繼續「走向現代」，堅持現代性，堅持「五四」啟蒙精神，仍然是董健審視、思考當下及未來中國戲劇和文學發展的著眼點所在。只是與他關於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的歷史研究相比較，這些對於當下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現狀批評，更多體現出其學術研究與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滲透，以及有思想的人文學者和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結合的鮮明特點。

這些批判尖銳、犀利，有時甚至還有些偏激。但是，由於20世紀以來政治行動導向型啟蒙與文化心態塑造型啟蒙的尖銳矛盾，和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在當代中國交錯發展的複雜情形，也因為存在著封建傳統、現實政治、物質金錢等對人的異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戲劇和文學缺乏豐盈的啟蒙理性、精神價值和人文關懷、理想詩情。這就首先需要繼續堅持「五四」現代啟蒙精神，包括對人的生存狀態、人生命運的關注，批判封建主義和改造國民性，批判束縛人、奴役人的各種異化現象，探求價值、人性和精神的重建，以實現人的個性的全面自由發展和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因此，在董健的偏激之中又有其深刻性。

四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董健先生的學術精神，那就是：在學術研究中堅守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科學等「五四」所建構的現代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即「五四」現代啟蒙主義精神。於是我們看到了董健在學術研究中對於「五四」精神的執著追求和堅定捍衛，看到了其卓越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與「五四」傳統的一脈相承。

然而董健也有一個比較長的精神蒙蔽期和困惑期。董健的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階段，都是在政治運動、體力勞動、「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中度過的；他畢業後留校任教又逢「文革」，整個社會的動亂、愚昧使他同樣踏上精神蒙蔽之路。該上的課沒有上（或不準上），該讀的書沒有讀（或不準讀），該學會思考時不會思考（或不準思考）。是1978年開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策方針的實施，給董健帶來了思想啟蒙的「真理的陽光」，同時，也讓這位當時在江蘇已頗有名氣的「筆杆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知識的殘缺，感慨自己「是建國後大學教育的大鍋里煮出的一碗『夾生飯』」。因此他痛切地反省，一方面，他嚴厲地剖示自己過去及現在「奴在身」「奴在心」的精神狀態，以去除自己身上的依附性和奴性，確立獨立的人格、精神和思想?輥?輰?訛；另一方面，他開始讀書，「惡補」知識，著重在知識結構，尤其在思想啟蒙方面大量閱讀古今中外各種經典著作。從「天亮而夢未醒」走來，堅定地去追尋「真理的陽光」的董健，立志要「成為一個會思考、有思想的真正的學人」［14］（P.240、242）。

此後，董健就不斷突破長期以來「左」傾教條傾向、政治實用主義、以及經濟實用主義等有形或無形的束縛，始終以最大的真誠去努力追求先賢所標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不斷探索現代意識、啟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學術立場和價值評判，去持續關注社會文化領域存在的種種問題並進行思考和批判，追求學術，追求真理，其學術思想和道德文章，貫穿著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社會良知和人文情懷。並且數十年來，董健迎著「真理的陽光」去追求思想啟蒙，表現得越來越執著、越來越堅定。應該說，在思想解放的上世紀80年代，像董健這樣立志「成為一個會思考、有思想的真正的學人」，追求「有思想的學術」，或展開思想啟蒙的學者不在少數；而進入90年代，因為諸多原因，其情形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先那些注重現代啟蒙的學者，大都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而進入書齋，並且其學術研究本身也變得貧困，不再有思想的鋒芒而更多成為形式和技藝的闡釋。董健的執著和堅定表現在，這位80年代更多在書齋中追求「會思考、有思想」的學者，自90年代後期以來一方面仍然追求「有思想的學術」，而另一方面，他又走出書齋、走向社會，以其富有思想性、前瞻性的社會文化批評而成為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

在董健思想啟蒙的道路上，新時期思想解放偉大運動的影響是具有根本意義的。與此同時，現代學者如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啟超的「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穫」；古代學者如黃宗羲的「祛蔽啟蒙」等理念；外國學者如別林斯基飽含思想、激情和精神力量的文學批評；以及南京大學深厚的學術精神傳統等等，都是他用來「照亮」自己的「真理的陽光」。而在具體研究中，對其思想啟蒙更直接和重要的影響者，是「五四」先賢魯迅、胡適，和從「五四」走過來的田漢、夏衍、陳白塵等現代作家。魯迅所堅持的「五四」啟蒙主義思想，他所追求的「個性張」和「立人國」，及其對於「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的愚昧狀態的尖銳批判；胡適所主張的「充分世界化」，及其所張揚的中國式的「易卜生主義」等等，他們所建構的「五四」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科學等現代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對於這些，董健在學習和研究中已經將其轉化為自己的人文情懷、學術立場和價值評判。 1978年陳白塵調任南京大學教授，不僅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戲劇人才，而且作為教育家，他還恢復了「五四」以來現代文學與現代大學的密切聯繫，重建了那個被丟棄的文學與大學同根同源、二體一命的傳統——獨立、自由、創新的精神。董健對此感受尤深。在《陳白塵創作歷程論》寫作中，他就深切感受到陳白塵及其創作具有強烈的民主精神、人文思想和對於自由的執著追求；後來他與陳白塵共同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在夏衍、陳白塵等老一輩戲劇家啟蒙精神的引導下，編寫組堅持了戲劇現代化的核心問題和「五四」啟蒙主義的核心思想。這保證了該書的學術價值，也使董健的思想啟蒙進一步深入。田漢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戲劇家和詩人，在他身上，最典型、最突出地體現著中國現當代戲劇及文學的發展歷程和精神特質。寫作《田漢傳》時，董健跟隨田漢走進「五四」時期，走進20世紀中國，「重新學習歷史、研究文學和戲劇」，「重新認識人、認識社會、認識自我」［15］（P.306）。田漢那種植根於「現代性」要求的開放型文化心態，尤其是田漢以「自由精神」為核心的「魂」與「神」，深深震撼了董健的心靈，鞭策他去全力追求自由精神、獨立精神和求真精神。

董健的才華是與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的力量緊緊結合在一起的。董健是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擔當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以追求真實、追求真理為己任，其學術、思想和現實關懷集於一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為學者，董健是要通過學術研究來促進中國戲劇和文學的現代化，促進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現代化。因此，他總是強調要從人與戲劇和文學現代化的總趨勢中去研究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他的學術研究也都是對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發展中某些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他的學術思考又都是從人與戲劇和文學現代化所必須遵循的人類共同價值觀念，即從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主、科學等「五四」所建構的現代社會文化價值體系中來展開理論分析。從這裡出發，董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造性的、深刻的思想和觀點，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現當代戲劇和文學的研究。而充沛盎然的氣勢、飽蘸情感的文筆和敏銳犀利的論述，又加強了其理論闡釋的穿透力。《董健文集》充溢著董健先生思想、精神和人格的力量。

注　釋：

① 這些文章曾編為《文學與歷史》（1991）、《跬步齋讀思錄》（2001）、《戲劇與時代》（2004）、《跬步齋讀思錄續集》（2006）、《啟蒙、文學與戲劇》（2014）等學術論文集、文化批評集出版。

② 董健：《田漢論》，《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321頁。另參見董健《田漢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年。

③ 參見董健《陳白塵創作歷程論》，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以及《白塵仙逝十年祭》《陳白塵〈聽梯樓日記〉序》《跪著獻藝與站著演戲》等文，《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④ 均收入《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⑤ 均收入《董健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⑥ 參見董健《中國當代戲劇史稿·緒論》（《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關於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董健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⑦ 參見董健《中國當代戲劇史稿·緒論》（《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關於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董健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⑧ 參見董健《中國當代戲劇史稿·緒論》（《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兩種文化心態與兩種「中國化」》（《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等文。

⑨ 收入《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⑩ 收入《董健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輥?輯?訛參見董健《中國戲劇現代化的艱難歷程》《田漢論》《曹禺與二十世紀中國戲劇》（《董健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等文。

?輥?輰?訛參見董健《告別「花瓶」情結》《學會思考不易》《在發昏發狂的日子裡》《我與許家屯二三事》《彷徨在「紅」與「白」之間》（《董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等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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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董健.20世紀中國戲劇：臉譜的消解與重構［A］.董健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12］董健.「樣板戲」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嗎？［A］.董健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13］董健.論中國當代戲劇中的反現代傾向［A］.董健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14］董健.學會思考不易［A］.董健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15］董健.〈田漢傳〉後記［A］.董健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