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坤：為歷史與現實的「主戰」正名——關於「主戰」與「主和」的討論兼與袁南生商榷
張志坤
最近幾天，外交學院黨委書記袁南生所著《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一文相當火爆，這篇文章借古喻今、以古諷今，把中國的「憤青」掘祖墳一般地罵了一通。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拿南宋與明朝末年說事，論證中國外交中的「憤青」古已有之，並且說「憤青」就是上述歷史動蕩時期的「主戰」派，而正是他們各種不負責任的「主戰」主張，導致了南宋與明朝的悲慘滅亡。於是，「憤青」——「主戰」——亡國，三者之間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形成似模似樣的前後因果關係。中國「憤青」自古以來就這般德行，現在的「憤青」自然也不好到哪裡去。「剝」中國憤青的「皮」，這就是這篇文章的基本格調。
這篇文章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出台併火爆起來，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中國社會關於「主戰」與「主和」的爭論又空前激烈了起來。前一個時期，爆發了著名的羅援將軍與吳建民先生的擂台爭辯賽，之後，吳建民先生又去外交學院做了演講，再次闡發了他的「主和」主張。批判「主戰」主張，同時呼應吳建民先生並為其奧援，這也是這篇文章的主旨。
但是，筆者以為，讓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卻是一篇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並且每每都玩弄偷換概念手法的劣質文字，其中的幾個問題必須予以討論澄清。
一、究竟是「主戰」誤國還是「主和」誤國在《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一文(以下簡稱袁文)中，作者先是列舉了南宋滅亡的例子，把南宋滅亡的原因歸咎於蔡州之戰同蒙古聯手滅金，然後有貿然北伐，終致亡國。袁文說，「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不作為，至少可以贏得30年的準備時間」，「蒙古當時非但沒有吞併南宋的想法，還把南宋當作潛在的盟友對待」，似乎只要宋朝自己不啟動兵戈，而與金朝講和，與蒙古人講和，南宋就不會滅亡似的;在此之後，袁文又列舉了明末崇禎的例子，認為明朝滅亡也是「憤青」們一味「主戰」的結果，意思也是如果崇禎能夠與關外的滿清講和，與李自成起義軍講和，明朝就不會滅亡。總之，「憤青」「主戰」，「主戰」既亡;「主和」則存，此乃唯一自救之道。這就是這篇《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基礎與核心的觀點。
我們且不說南宋聯蒙滅金是不是導致南宋滅亡的原因，即或就算如此，難道這就是「主戰」的罪過，而「主和」就能拯救南宋王朝嗎?
事實恰恰相反，大宋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善戰、不能戰。這個積弱王朝先是受崛起的遼國欺負，後來又遭受西夏與金的侵略，終至於神州陸沉，只好偏安一隅。只要稍有一點歷史知識，都知道這段歷史。在北宋及後來南宋所處的歷史背景下，挽救政權的唯一正確的途徑，就是整軍經武，提高自身的防禦能力，也就是通常說的「主戰」「言戰」，以此激勵國家奮起、民族奮起，只有這樣才有生存的希望與可能。
而偏安與媾和會怎麼樣呢?歷史已經給出了確切的答案，那就是秦檜路線，一條投降主義路線。南宋並非沒有同金國媾和，因為紹興議和，南宋獲得了暫時的平安，「主和」路線在朝廷取得了支配地位。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暖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整個社會在屈辱的議和中沉淪了，陷入醉生夢死的苟活偷安之中。
事實上，綜合地進行歷史考察，人們知道，無論從北宋與遼、西夏的關係，還是後來南宋與金、元的關係，「戰」與「和」的主動權從來就未掌握在宋王朝的手裡，並不是宋王朝想戰就戰，想和就和，戰與和的選擇權牢牢地被握在金與元的手裡。在蒙古軍隊的壓迫下，金王朝確實急於同宋講和，但是，這時的金王朝已經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已經一路敗退，到蔡州只剩下殘兵敗將了。袁文說什麼「南宋親手毀掉了自己的藩籬，實屬自毀長城之舉」，這樣把僅剩最後一口氣的金王朝比作「藩籬」「 長城」，還說什麼「至少可以贏得30年的準備時間」，未免有點缺乏歷史常識。
同樣，指望與蒙古軍隊講和來保大宋江山，也完全是緣木求魚、異想天開。任何人都可以簡單地翻翻歷史，勃興的軍事帝國蒙古曾經同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靠和平協議維持了不戰的關係，只要蒙古大軍的鐵蹄可到之處，哪裡不是征服、哪裡不可殺戮?袁文還說什麼「蒙古當時非但沒有吞併南宋的想法，還把南宋當作潛在的盟友對待」，這是作者怎麼知道的，難道袁南生同成吉思汗有非同尋常的個人關係，知道他的真實想法並得到了他的保證嗎?
明末的情況也是這樣。當時，明王朝處於東西兩線作戰、內外夾擊的極端不利狀態下。這一點，崇禎皇帝以及他的大臣們如楊嗣昌等，都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朝廷對所謂的反賊與東擄，歷來都是「剿」、「撫」兩手並用，特別是對於起義軍，在「剿」的同時更多地是在使用「招撫」這一手。遺憾的是，明王朝激烈的社會矛盾導致「撫」總是失敗，農民起義總是一撥接一撥、一股接一股，按下葫蘆浮起瓢。這根本就不是「主戰」與「主和」的問題，也就是說，並不是明朝不要「和」，而是「和」不起來、「和」不下去的問題。至於後來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之際的遷都、議和之說，那隻不過是應急之策，頂多不過苟延殘喘，根本無法挽救王朝的滅亡，能因此把明朝滅亡的帽子扣到「主戰」、「憤青」的頭上嗎?
與關外清朝的關係也是這樣，滿清在關外崛起後，一步一步發展壯大，最終目標就是奪取明朝的天下。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歷史上一切少數民族政權都覬覦中原江山，如果中原政權足夠強大，那麼他們只能皈服;如果不夠強大，他們就要分庭抗禮;如果有機可乘、有利可圖，他們就要大舉入侵，須知，關外的滿族政權固然給崇禎寫信講和，同時也給李自成寫信，商量能否平分明朝江山，他們在玩弄陰險的兩手，這其實就是一個陰謀與策略，難道袁文以為強大起來的清王朝可以滿足於關外稱王，因為與明廷議和就對中原大好河山、花花世界無動於衷嗎?也就是說，只要不戰議和，靠一紙和平協議就能保住大明江山嗎?作者對歷史這般想當然，未免太有失水準了吧。
二、不能把「主戰」與「憤青」劃等號
袁文中，作者把「憤青」與「主戰」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似乎憤青就是主戰派，主戰派就是憤青，筆者以為，不管有意無意，這種捆綁都是很不恰當的。
袁文認定「憤青」現象卻古已有之、不絕於史，並給中國歷史上的「憤青」做了一個比較完成的畫像，從心態問題、名實問題、和戰關係、對外交往、人際關係、思想方法等幾個方面做了勾畫，並得出了「有濃厚的『左』的色彩」的結論來。
筆者以為，暫且不去爭論中國歷史上到底有沒有「有濃厚的『左『的色彩」這群「憤青」，我們不妨假設其有。但問題是，這些「憤青」到底算不算「主戰派」的一部分，他們又在「主戰派」中佔有多大的比例，起到怎樣的作用呢?
的確，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面對遼、金、西夏以及後來蒙古，朝廷內外都有「主戰」與「主和」兩派，彼此之間有激烈的爭鬥，「主戰」與「主和」兩派及兩種路線確實存在。在「主戰」方面，岳飛、辛棄疾、陸遊以及後來的文天祥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在「主和」方面，秦檜、韓侂胄、賈似道為其中的代表人物。既然這樣，我們不僅要問，岳飛、辛棄疾、陸遊等，他們中哪一個是「憤青」呢?如果把岳飛說成是「憤青」，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得給秦檜平反，而宣布岳飛該死該殺呢?同樣，辛棄疾說「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聯營」，是不是鼓吹戰爭，是不是屬於戰爭販子呢?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不是窮兵黷武、至死不悟呢?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不是玩冥不化、死不改悔呢?至於陸秀夫跳海，那就更是蠢不可及了吧。既然這樣，不但秦檜要給予平反昭雪，就連韓侂胄、賈似道也得給恢複名義才行，而宋代老百姓做謠，「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樑;望斷援兵無信息，聲聲罵殺賈平章」，是不是也得解釋為刁民鬧事呢?這樣一來，中國歷史是不是得重新改寫才好呢?
明代也是這樣。「主戰」陣營中，熊廷弼、袁崇煥等人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但他們哪一個是「憤青」呢?
當然，「主戰」派陣營中不乏輕率、孟浪之徒，這些人往往大言炎炎、空發議論，也不懂戰略、不講策略，對敵我雙方實際力量的對比相當無知，只憑一腔熱血和主觀渴望，這樣的人物歷來都有，尤其以明末崇禎朝為甚。但是，這樣的人充其量就是一幫頑固不化的書獃子而已，也就是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學了幾本經典名著，記住了幾句聖賢之言，就不著邊際的議論干預軍國大計。對於這樣的人，只能說是書生誤國而已。以筆者所知，凡是這樣的人，非但不年輕，相反，尤其以所謂宿儒飽學老朽居多，說他們是憤「老」還差不多。
這些人是愚蠢的，有時確實誤國無事，如辛棄疾所批評的那種「元嘉草草」之類，如果把他們也算作「主戰」派，那這確實是「主戰」派的瑕疵。
但是相比而言，「主和」派更加糟糕。歷史上，「主和」派中歷來甚多賣國求榮之賊，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坑害，比如秦檜，比如韓侂胄，他們之為害，不是遠遠大於那些「憤青」嗎?不然，那個秦檜為什麼直到今天還跪在西湖邊站不起身子呢?
三、綏靖、偏安與曲線救國論其實，袁文僅僅拿宋、明說事而不提其它朝代，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既然該文作者認定「憤青」現象古已有之，那麼這個「古」就不應該起於宋代而止於明代，完整的歷史鏈條應該從宋代往上追溯，從明代繼續往下延伸。往上追溯，以筆者有限的歷史知識，認為可以追溯到西漢，西漢就始終面臨匈奴威脅，因而在朝廷上也始終有「主和」與「主戰」兩派，筆者日前寫過一篇《由漢武帝時的一則故事所想到的》，這裡不妨再把這個故事引用一下：
《史記·酷吏列傳》載：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兇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後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按照袁文的邏輯來詮釋，是不是博士狄山就算「主和」派，而漢武帝等人就是當時的「憤青」了呢?漢武帝當時年齡大約34歲，可謂是既「憤」又「青」了。既然這樣，漢武帝發起的反擊匈奴的戰爭是不是也得予以否定呢?
往下延伸，清代末期面對西方殖民帝國的侵略，朝野上下也有「主戰」與「主和」之爭，如在沙俄對新疆的侵略的問題上，朝廷就明顯分為「主和」「主戰」兩派，各自的代表人物分別是李鴻章與左宗棠，李鴻章「主和」，左宗棠「主戰」，那麼，按照《中國外交「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之「千年不絕」，這是時候誰是「憤青」了，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輿梓出關督戰，是不是也算一個典型的「憤青」呢?以左宗棠為代表的這些「憤青」們，又是怎樣誤國、亡國的呢?後人有詩讚曰，「大將籌邊尚未還，瀟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現在是不是的對此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呢?
再往下延伸，中華民國抗戰時期也有激烈的「主戰」與「主和」之爭，著名的「主戰」陣營有蔣介石的國民黨隊伍，毛澤東的共產黨隊伍，他們中有誰是「憤青」呢?蔣介石不與日本人媾和，最後讓共產黨做大做強，後來落得個敗走台灣孤島的下場。按照袁文的邏輯，是不是這也屬於「憤青」主戰亡國的案例呢?如果再進一步問，當此之時，究竟是「主戰」能夠救國還是「主和」能夠救國呢?
再進一步說，共產黨鬧革命的時候，隊伍內部也有大量言必稱希臘的洋派知識分子，這些人大言炎炎、空發議論，不懂戰略、不講策略，對敵我雙方實際力量的對比完全無知，只憑一腔熱血和主觀渴望去指導革命實踐，他們不承認革命處於低潮，而主張進攻大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氣得毛澤東怒斥說，要把攻打大城市放到腦後，而且是腦後的腦後，應該是屁股後。那麼，按照袁文的詮釋，這些人是不是也屬於「憤青」，是不是也要對他們連同他們的事業進行徹底的否定呢?
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歷代都有主張對敵綏靖的勢力，他們也打著「和」為貴的旗號，主張用妥協、忍讓、甚至出賣國家利益的辦法換取暫時的平安，比如宋代的澶淵之盟，後人有評論稱，「寶符藏山自可攻，兒輩誰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澶淵堪笑百年功。趙普元無四方誌，豐沛空歌海內風;白溝流向江淮去，只罪宣和恐未公」，筆者以為，這是很公允的歷史評價。宋初的綏靖政策，早已經埋下後來失敗的種子。有宋一代，綏靖大行其道，直至最後發展到屈辱可恥的偏安苟且。所以民間有諺曰「臭漢臟唐宋鼻涕」，大宋無論南北，都以鼻涕一把淚一把而名垂青史。
這種做法與歷史上的「韜光養護」完全不同。「韜光養晦」在表面上妥協退讓更甚，但是為了爭取喘息的時間以圖再起，而綏靖則是苟且偷安。比如漢代的「和親」，在力量不足、條件不具備的時候，做暫時策略性妥協以爭取時間積蓄力量是正確的，但這樣的「和」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戰爭解決問題，沒有從漢武帝開始漢匈百年戰爭，我們今天還能不能叫做「漢族」都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中國歷史上也每每都有打著「和」的名義而行賣國求榮勾當，並美其名曰「曲線救國」，宋代有著名張邦昌偽政權，民國抗戰時期有著名的汪偽政權，這些偽政權也高舉「反戰」與「和平」的旗幟，並且把自己的所作所為說成是救國救民，這樣的「和」又有什麼意義呢?歷史已經不是蓋棺論定了嗎?
筆者以為，「和」「戰」各為戰略上的兩手，各自都是有條件的，不是什麼條件下都可以去「和」。就以袁文所舉之例而言，李自成給崇禎寫信求和，筆者不知道這是否屬實，即使歷史上確有其事，難道崇禎就能夠答應嗎?如果李自成這等分裂江山社稷的要求可以答應，那麼張獻忠的要求也可以答應，羅汝才的要求也可能答應，這樣一來，崇禎難道不是自亡其國嗎?大臣死封疆，君王死社稷，崇禎之所以還有為後人所稱道的地方，亮點就在於此。至於遷都一說，這完全是歷史決策問題，利弊得失很難說，瓦剌事變，明朝不遷都就是正確的，這已為歷史事實所證明。後來北京城被攻佔，南明福王在南京即位，也據有東南半壁，結果又如何呢，哪裡有袁文所謂的「東山再起、大明中興」呢?這與「憤青」不「憤青」又有什麼關係呢?明代朝廷從來並非對滿清少數民族政權一味「主戰」，「和」的手段也屢用不鮮，如著名的俺答封貢等，但對於勃興的清廷，這種手法已經不靈了，所謂「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歷史不能憑著自己的想當然。
宋代也是這樣，中原陸沉、神州淪陷、民族危亡，對這種狀況能夠認可、認同嗎?如果不認同，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或者大漢族主義嗎?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和」只是手段與方法，而「戰」才是最根本的和最正確的歷史大方向。宋之所亡，恰恰在於不能戰、不善戰，而造成此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人打著「和」的旗號投降賣國，當朝廷上主戰派失敗的時候，大宋王朝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國抗戰時期也是這樣，反抗侵略與民族救亡，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戰」，而不能與敵人媾和，正因為這樣，所以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所簽署的《何梅協定》才罵聲載道，秦德純與土肥原賢二簽署的《秦土協定》才遺臭萬年;也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才有「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腰，熱血熱血似狂潮」的吶喊，這樣的吶喊，聽起來是不是更有點「憤青」的味道呢?
至於那種歷史上屢屢再現的「曲線救國」，這種所謂的「和」，筆者只能說，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不得翻身。
所以，歷史經驗與教訓證明，面對強敵，在侵略危機與民族危亡關頭，「主戰」的大方向與總原則是正確的，「主和」只是策略與手段的具體運用，二者並不排斥並非對立，更不能得出「主戰」亡國「主和」救國的結論來。歷史上有些個別「主戰派」人士慮事不周，輕率盲動，這是值得警惕的危險;但是，歷史上「主和」陣營里每每都有大量的賣國求榮漢奸之徒混跡其中，這是更應該警惕防範的事情，他們打著「合作共榮」的旗號害國害民，犯下無數不赦之罪，這更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對於「憤青」，當然應該批評批判，但批評與批判立足點是促使他們改正，同時對他們的情感、熱情要予以足夠的尊重，更不要因此否定「主戰」而肯定「主和」，歷史上的「主戰」不容否定，現如今的「主戰」也不容否定。更不能把「憤青」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捆綁起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予以的否定，好像只有汪精衛、張邦昌、秦檜一類人物才是識時務之俊傑一般。須知，在愛國主義的定義下，「和」「戰」都是捍衛國家利益手段，只是兩手有不同的運用，但如果連愛國主義的前提都不承認或者像茅於軾那樣予以否定，那麼所謂的「和」，其實就是投降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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