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現代性 （第2頁）

　　同時也視為這種邊界和內含都不確定的歷史變動的參與者和新社會文化形態的生產者。由於當代中國的歷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成為問題的核心，「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性」就不再是一個西方中心論的觀念，也不再是一個歷史目的論的觀念。鑒於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目的論正是「現代性」思維範式的兩個基本特性，我們不妨假定，探索中國經濟、社會、文化自主性和創造性的努力同「後現代」一般觀念之間存在著理論親合力。在實踐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比如不同所有制的混合，市場與國家間的重疊，鄉鎮企業)、政治體制(比如「一國兩制」、基層民主選舉)、社會形態、文學藝術風格都突破了經典現代性型態的框架，處於一種混亂而微妙的無名之境。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嚴格的、技術性較強的後現代主義理論話語基本上是西方理論的寄生物，因為這套理論體系的具體分析對象是西方的。其犀利的理論運作(比如現在在西方几乎已經家喻戶曉的「解構」)，無論怎樣「反傳統」，都牢牢地吸附在西方思想觀念的歷史地形上(比如從柏拉圖到尼採的形而上學傳統;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實證科學，等等)。這並不是說這套理論在中國就沒有用武之地。事實上，中國有大量的文藝作品和文化現象，既便按最拘泥的西方學院式定義，也符合「後現代」的戴帽標準。從新聞層面和學術層面上描述各個門類中的「中國後現代主義」從來都不是什麼難事。

　　事實上，更值得中國批評家分析的不是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創造如何借鑒了西方文藝的風格和潮流，而是這些在西方轉瞬即逝的風格和潮流如何通過在中國文本里的轉世而獲得了其前世所沒有的歷史性。這種歷史性並不來自抽象的觀念和審美自律性，而是來自當代中國具體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現實。我們要追問的不是理論概念體系與現象界的機械對應，也不是作為權宜之計的概念的借調，而是現象和理論，或實驗和理論間的有機的、辯證的關係。畢竟中國人談後現代主義，不是為了滿足這套理論話語的內在慾望，而是要對當前中國社會文化作出有效的分析，對自己所處的歷史空間具備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一旦我們的視線轉向中國的具體現實，我們就會感到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抽象性甚至空洞性。然而，這種抽象性、空洞性和不確定性也許正是我們探討「中國後現代」的切實出發點。因為在中國，「後現代」首先是一套來自西方的話語系統。它所指涉的全球性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狀況同中國當前的社會變化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都是直接的、透明的。它們必然要經受中國現代性的特殊經驗和既成體制的篩選和制約。在此，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均衡發展」的結果，同時還是對這種霸權體系的抵抗和挑戰。其次，後現代主義全面置疑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和「現代性」(啟蒙、理性化、民族國家等)，更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男性中心主義這些內在於西方資本主義歷史的價值觀念體系大加撻伐，但這種當代西方知識分子針對現代西方傳統的批判並不能代替中國(或任何非西方)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立場，更不能被當作思考本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前途的現成答案。因此，在中國語境中，「後現代主義」目前只能是一個過渡性的、開放的、蓄意的「能指」符號;因為它的「所指」是某種延宕已久但卻懸而未決的集體經驗的分化和再組合。在那個激發想像的「後」字前面，是一部沉重的百年史;貫穿這部歷史的主題是革命、國家、大眾、現代化。

　　這也就是說，中國後現代談的不是什麼東西已經過去了，而是什麼東西隨著一系列嚴峻刻板、「放之四海皆準」的教條、定律、規範、標準、等級和歷史階段論的動搖或失效而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在此，超越現代性自身體制上和觀念上的禁錮和異化傾向成為中國現代性(或者說後現代性)出場的必要前提。中國後現代包含的不是「歷史業已終結」或「一切新事物早已被試過」這樣的世紀末的消極頹廢和玩世不恭，而是一種對正待展開的歷史的期待，一種對「此地此刻」的投入，是對民族主體性和個人創造性的信心。在這一層意義上，中國後現代是中國百年來現代性努力的繼承，是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歷史連續性(而非斷裂性)的肯定。「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黑格爾這句狡詰的歷史哲學命題，似乎正可以拿來形容中國後現代與當今中國和世界現實的既合作又衝突、既認同又顛覆的關係。(於是中國後現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左」與「右」兩方面的指責。這在下面還會談到)。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後現代並不僅僅是思辯的產物(其有代表性的發言人大多不是理論或西方哲學出身，而是來自當代文學評論和大眾文化研究領域，這同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情形適成鮮明對照)，而是對急劇變化著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一種反應。

　　目前，中國後現代的理論表述也許還失於粗疏，但它卻傳達出一個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取向上的變化：中國社會財富和個人自由的逐漸增加，全球資本、生產和消費的「多中心化」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繼續存在使得普通的中國人第一次感到，要過好日子並不一定要變成西方人。在中國進入「小康社會「之際，中國大眾消費文化的興起在國家與社會、日常生活領域和精英文化領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國內主流意識形態與國際主流意識形態之間造成了一個新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中介面。它是一個交流層，也是一個防火帶;更重要的是，它的種種表象和話語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個人想像和集體自我形象的氛圍。這個氛圍既是商品化和全球化的產物，又反過來在商品、資本、國家和國際意識形態主流之間性創造出一個呼吸的縫隙。

　　從中國當代文化史的角度看，這個在九十年代商業化條件下出現的新的文化空間是繼八十年代「現代主義」哲學話語和形式實驗之後的又一整體性、範式性變化。「新時期」知識話語的「半自律性」雖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國際主義傾向，但它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和社會意識形態前提卻來自國家推動的改革，或不如說來自改革中的國家體制。儘管國家權力系統和知識分子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有時甚至形成激烈衝突，但兩個精英集團的相互依賴卻是根本性的。它是八十年代社會共識的基礎。如果暫時撇開兩者間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差異(這種差異往往被似是而非地描繪成「左與右」、「官方與民間」的衝突)，那麼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根本衝突並不是「左與右」的對壘(這多多少少是精英知識分子自憐自愛的想像)，而是現代性精英集團(國家權力及依附於它的知識分子群體)同興起於市場和日常生活領域的無名的消費大眾之間的緊張關係。中國後現代文化是反精英的大眾文化。精英知識分子本能地在其中看到了「國家」的影子，但這只不過表明，在當代中國，「市場」本來就是在國家的計劃、引導和保護下形成的(而這並不是中國或社會主義獨有的現象;在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過程中這樣例子比比皆是)。而從現代國家理論和社會學理論的角度看，消費大眾及其文化同國家的直接認同是當代民主的商業化社會的一般特徵。美國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後現代主義客觀上提出了當代中國的文化民主問題。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提倡革命的大眾文化之後就被擱置起來。今天，它在世俗化、日常生活領域、社區意識、個人主義、商品、消費、文化工業、全球化意識形態的上下文里重新浮現出來。這既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也具有一層歷史的反諷意味。

　　在此，問題不是消費大眾及其雛形文化領域同國家的一般關係，而是這種文化認同潛在地依附於什麼樣的國家。於是乎中國後現代主義討論最終變成了一個社會政治問題。大眾文化和娛樂工業內在的肯定現實，複製現實的特性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重疊無疑給「中國後現代主義」塗上了一層政治色彩。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的急進自由主義者眼中，中國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新保守主義」。但這樣的「保守主義」定義反過來暴露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市場化、私有化和認同全球資本主義烏托邦等問題上的激進的「全盤革命」立場。對於這種立場而言，任何同現實調和，置疑絕對真理(比如「絕對市場」的福音)，或試圖從現實和過去的經驗中找出合理因素的努力都必然是「保守」的，因為新的「歷史必然性」早已表明，只有一條路通羅馬，那就是自由市場外加議會民主(只是在後一點上中國的「自由派」對「新權威主義」依然戀戀不捨)。在此，一切「反總體論」，「反大敘事」，「反理想主義」的姿態都讓位於一種新的獨斷論：任何對「現代性普遍真理」(這不過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哲學護身符)的懷疑都是不允許的，因為它們會把中國帶回「文革」，帶回黑暗。

　　然而對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的具體分析表明，現代性在中國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內部的矛盾、多重性和異質性，包含著不同型態、不同階段;它們之間本身有著錯綜複雜的、尚未解決的矛盾。中國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定位取決於它與中國現代性的哪一個特殊階段和特殊形態形成特殊的緊張關係和傳承關係。換句話說，在中國，任何「後現代」立場必須闡明自己「後」的是哪一個「現代」，哪一家「現代」、怎麼個「後」法，「後」的前面是什麼，「後」了之後又要往哪兒走。以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其認識論體系為靶子的「後現代」與力圖擺脫二十世紀中國「從『五四』到『文革』的惡夢」(周蕾)的「後現代」是無法兼容於同一個「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框架里的。同樣，以「新時期」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話語為「文化弒父」對象的「後現代」與矛頭對準社會主義「官方話語」的「後現代」在趣味上不會投機。試圖借「後現代」的西風弘揚「東方文化」的「後現代」與立志沿「全球化大趨勢」順流而下的「後現代國際主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然而，日益明顯的國內矛盾和國際間競爭和利益衝突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一切都在變化中，世上本沒有永恆的真理;中國的問題沒有誰可以開出萬靈的藥方，中國的未來只能由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換來。「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這句《國際歌》里的唱詞本是現代性的世俗化啟蒙觀念的代表性口號(西方歷史上的共產主義者從來都是啟蒙主義信徒和現代性的鼓吹者，但大多數中國人卻好象註定要在「後現代」的天空下真正領會到它的含義。這從反面提醒我們，「中國後現代」這個問題的出現本身就包含了雙重的歷史意味：它一方面表明「現代性」過程在中國還遠沒有完成，還將以不同的形式反覆地回到我們面前;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中國現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開正是「中國後現代」問題的客觀條件;而在此條件下出場的「中國後現代」必然包含了對現代性經典理論的再思考和「重讀」;必然包括對現代性的客觀現實的反省和批判。對中國後現代的初步分析和把握必需在中國現代性和現代主義傳統內部探討「後現代」與其歷史前提之間的關係。而對中國後現代的價值判斷必然涉及對當代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這將是另一篇文章的題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