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岳飛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禮 【史海鉤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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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5-26 21:12:05 沙發獄卒回答說:「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則容易出亂子。君主一旦懷疑臣子,就會把臣子誅殺;臣子一旦懷疑君主,就會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懷疑,卻沒有背叛,最終仍難免繼續被君主懷疑而誅殺;如果君主懷疑臣子,卻沒有誅殺他,臣子也難免繼續懷疑君主對自己的信任,而最終選擇背叛。如今皇上懷疑你了,所以把你送進監獄裡,你怎麼可能還會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若你不死,出獄後君臣繼續彼此猜疑,怎麼會不反!既然最終會反,你自然就是逆臣。」 這段對話同樣出自《三朝北盟會編》。獄卒的話貌似很有哲理,其實只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皇帝已經把你岳飛下了大獄,也就意味著你們的君臣關係已經徹底破裂了,皇帝不會再讓你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如果換成「岳式語錄」的句式,這段話可以總結為:「(在皇上看來)今日不殺岳飛,他日必為岳飛所殺。」 獄卒對岳飛說的話,和當日岳飛對母親說的話,何其相似,猶如讖言。 當然,這不是讖言,而是命運的伏筆。 三 任何人,在達到一個道德高度之後,個人形象總難免從立體退化到平面,從錯綜複雜的多維退化到高、大、全的單維。岳飛也是如此。忠君愛國、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蓋了他性格中的許多缺陷,譬如極不寬恕。 對舅父的殘忍,只是岳飛缺乏寬恕的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岳飛的第一任妻子劉氏,同樣也遭遇到了岳飛的不寬恕。 劉氏在戰亂中與岳飛失散,為生計不得不兩次改嫁。岳飛功成名就之後,韓世忠在自己軍中偶然發現了劉氏,只不過此時她已嫁給了一個小吏為妻。 韓世忠寫信給岳飛,讓他「差人來取」劉氏,岳飛沒有迴音。韓世忠無奈,將此事上報給高宗,岳飛這才不得不上奏解釋:「臣我當日履冰渡河,留下劉氏侍奉老母,沒成想她竟兩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現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 《建炎系年要錄》中的記載與岳飛的申辯略有差異:「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劉氏並沒有主動拋棄岳太夫人,而是在岳太夫人渡黃河南下之後,在戰亂中因為無依無靠才改嫁。「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人。」劉氏只不過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走投無路的亂離人中的一個罷了。 岳飛的人格魅力一直被神化,其實真實的岳飛毛病很多,譬如嗜酒、喜歡鞭撻同僚等。 紹興元年(1131年),趙秉淵在洪州任職,恰好岳飛當時也駐紮在洪州。有一次岳飛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將趙秉淵打了個半死。紹興三年,當朝廷準備把趙秉淵調撥給岳飛時,趙秉淵激動地表示寧死也不做岳飛的下屬,最後利用關係,改調到了舊交劉光世的麾下。岳飛嗜酒辱人的影響很惡劣,最後竟傳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諭旨,告誡他不許再酗酒。 追究岳飛的真實性格,是解讀岳飛命運最重要的兩把鑰匙之一,另一把鑰匙則是南宋王朝那場必然到來的成人禮。當這兩把鑰匙合在一起,也就等於開啟了通往紹興十一年那個冬天的風波亭的大門。 四 每個皇權國家的成人禮,通常都需要達成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軍隊的國家化,也就是將主要軍事力量置於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另一個是財政的國家化,中央政府必須能夠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 北宋的主力部隊―禁軍,早已在開封城下化為烏有;江南地區的財政也無從指望,宋高宗賞賜大臣時,竟然連一匹完整的馬都拿不出來,最後只好折算成錢,賞賜「半匹」。所以,當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倉皇誕生時,這兩個條件它都難以具備。因此,從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綱開始,努力完成這個成人禮就一直是執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務。 在軍隊國家化這個問題上,李綱的政策是恢復唐代的藩鎮體制。他建議在宋、金前線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設立一些允許世襲的軍事藩鎮,給予藩鎮將帥們自主收取租賦的特權,讓他們彼此協助,共同抵禦金人的進攻。 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是因為當時宋高宗手裡連一支像樣的軍隊都沒有,更沒有財政收入能夠支持他組建軍隊。所以,李綱只能寄希望於將民間的抗金武裝以及流落在外成為盜匪的殘餘北宋部隊收編起來組成國家的基本軍事力量;選擇恢復藩鎮體制也是無奈之舉,朝廷沒有錢可以支持軍餉,只好任由軍閥們成立藩鎮,自給自足。 可惜,李綱的建議與高宗發生了理念上的巨大衝突。高宗始終堅持恢復北宋的禁軍體制,要求主要軍事力量必須直接控制在皇帝手裡,絕對不能容許藩鎮的出現。所以,這個政策流產了,李綱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無名小輩岳飛,在這期間第一次上書給皇帝,對朝政大肆批評。他洋洋洒洒地寫了一份《上皇帝書》,但奏章的主旨一團亂麻,對朝廷的政治風向也是兩眼一抹黑,雖極力想要說服高宗以武力恢復故土,但卻連誰是政敵,誰是同盟也分不清,他竟指著當時南宋政權內最大牌的主戰派李綱好一頓痛罵。 稍後於岳飛的著名史學家李心傳對《上皇帝書》評論說:「不知所論何事。」然而,史學家們很輕易地原諒了岳飛,說他「作為一個偏?,不了解朝廷爭議內幕」(王曾瑜《岳飛新傳》)。雖然這種開脫並沒有錯,但也不見得客觀。一個小小的偏將,對朝政一知半解,卻敢於寫好幾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書》,勇氣固然可嘉,但這樣浮躁、輕脫的性格,卻絕非個人之福。 回復 | 引用 回帖人:貓眼炯炯如炬 影響力指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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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5-26 21:12:57 第 3 樓五 接替李綱,繼續促成這場成人禮的,是黃潛善和汪伯彥這兩個日後遭人唾罵的「奸臣」。 黃、汪二人採取的措施與李綱完全不同。他們和宋高宗一樣對藩鎮體制有著深深的恐懼,所以極力主張建立直屬於皇帝的中央軍。他們決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間軍隊,也不再招降盜賊,而是從這些民間軍隊和盜賊軍團當中挑選出優秀的士兵,來組建由皇帝直接指揮的中央軍,即所謂的「御營軍」(在御營軍之前,南宋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有兩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陝西軍,後演變成四川軍團;另一支是老將宗澤統帥的開封軍團)。 結果御營軍沒有組建成功,其編製經過頻繁變動,到建炎三年(1129年)終於徹底分裂為三股力量:一是劉光世的御營副使軍,二是韓世忠的御前左軍,三是張俊的御前右軍。這三股力量脫離出去之後,御營軍雖然繼續存在,但基本上已名存實亡。 劉光世、韓世忠和張俊所統領的這三支軍隊,後來都發展成了南宋的主力軍團,三人也和岳飛一起被視作南宋的「中興四將」。值得注意的是,在張、韓、劉、岳這四支軍團中,唯有岳家軍不是從宋高宗的御營軍中演變而來的。岳飛軍團的前身,是宗澤開封軍團瓦解後的殘餘小部隊。這種獨樹一幟的出身,與岳飛日後的命運也難免有些關係。 在岳飛部隊獨立成軍的過程中,也不難見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諧因子。 建炎元年,岳飛隸屬於著名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王彥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黃河北進,岳飛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後,王彥軍迅速攻佔了新鄉城,金軍誤以為是宋軍主力來犯,遂調集重兵圍截王彥軍,王彥不得不退守共城。在共城,岳飛與主帥王彥在作戰方針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岳飛一氣之下竟脫離主帥,獨自率軍離去。 《三朝北盟會編》如此記載:「及飛為鎮撫使,恃法嚴肅,尤不可犯,而(傅)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岳飛對傅慶的態度發生了不友好的改變,傅慶為此很不高興。恰逢劉光世派部將王德前往高郵抵擋金軍,岳飛也派了傅慶前去支援。傅慶以前曾是劉光世的部下,便在軍前對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劉光世麾下的願望。岳飛的心腹張憲探聽到這個事情,密告給了岳飛,岳飛則叮囑他不要漏言。 隨後,岳飛開始部署處理傅慶的計劃。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統制官,讓他們比試弓箭的射程。傅慶連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統制官都不過150步而已。在賞賜的時候,岳飛卻故意把戰袍、金帶賞賜給了自己的另一心腹王貴。 《三朝北盟會編》中詳細記載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傅慶抗議:「當賞有功者!」 岳飛問道:「有功者為誰?」 傅慶回答:「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 岳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褪毀其金帶」,並向眾人宣布:「不斬傅慶,何以示眾!」 傅慶的死是一樁冤案。當年岳飛擅自脫離王彥,按軍法當斬,最後宗澤憐惜他是一員將才,留而不殺;傅慶不過發了一番想離岳飛而去的牢騷,並沒有真的擅自脫離編製,岳飛卻容不下這位立下諸多汗馬功勞的猛將,一定要設計將其殺掉。岳飛的狹隘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岳飛殺傅慶最重要的原因,其實緣於當時南宋各軍團之間強烈的排外情緒。韓世忠的「韓家軍」、張俊的「張家軍」、劉光世的「劉家軍」、岳飛的「岳家軍」之間,用當時宰相趙鼎的話來說,是「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軍隊私人化的程度相當嚴重。傅慶的跳槽言論,理所當然不為岳飛原諒。 凡事對比之後才能看得更加清晰。紹興四年十一月,岳飛的幕僚劉康年假冒岳飛的名義,向朝廷請求對其家人加恩賞賜,後來岳母受封為「國夫人」。事後,岳飛極力向朝廷辨明此事,并力求朝廷收回成命。但為了安撫岳飛,朝廷還是決定另外加封岳母為「福國太夫人」,而且由高宗御筆書寫這五個字,並親自頒賜。 幕僚冒充主帥與傅慶那番並未兌現的牢騷,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岳飛對劉康年的處分,是抽了他500鞭子,儘管也很重,但比起將傅慶直接殺掉就輕很多了。 類似的事件並不是特例。紹興元年十二月,岳飛的外甥女婿高澤民同樣假冒岳飛的名義向樞密院投狀,要求獲得都統制或者總管一類的任命。朝廷答應了他的要求,升遷岳飛為都統制。 這兩件事情就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岳飛事後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並嚴懲高澤民。高宗則回復說,「岳飛勇於戰鬥,馭眾有方」,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讓岳飛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工作。並且下令,要為岳飛鑄造一款特別的官印。 若嚴格按照軍法,劉康年和高澤民的舉動都應該處斬。岳飛不斬他們,卻設計斬掉了傅慶,其中那種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區別對待的況味,很值得咀嚼。 八 家軍體制的形成,不是岳飛個人的罪過,甚至連罪過都算不上―雖然朝廷一直對此很不高興。 在朝廷無力供養、更無力制約軍隊的時候,若想讓一支軍隊具備凝聚力和戰鬥力,家軍體制自然是不錯的選擇。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級的軍隊,以淮東楚州為大本營的韓世忠軍,以池州和廬州為大本營的劉光世軍,以建康府為大本營的張俊軍,以鄂州為大本營的岳飛軍,以及遠在四川的吳?軍,最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組建家軍,箇中原因,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烙印。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岳飛對傅慶的極端懲罰,似乎也可以諒解。畢竟,在中央政府有名無實的形勢下,維持家軍體制的穩定性與維持部隊的戰鬥力,基本上是一個同義詞。 從遍地狼煙到經過一連串的洗牌後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軍,南宋的軍事力量邁上了一個大大的台階。五大家軍正式成型之後,對金的防禦可以說已綽綽有餘,但弊端也很嚴重。家軍之間嚴格劃分界限,彼此猜忌,聯合作戰時常常互拖後腿,正所謂「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而以朝廷之力,也無法自由地指揮五大家軍。 紹興六年,宋軍與金軍支持下的偽齊軍隊在淮南會戰。主戰派宰相張浚的作戰計劃是讓張家軍、劉家軍和御營楊沂中軍三軍聯合出擊,但劉光世卻以沒有糧草為借口,拒不合作。張浚從大局著想,以最快的速度給他送去了糧草。可是,當楊沂中的軍隊抵達指定位置時,劉光世卻早就從前線撤了下來,而且還準備向南渡過長江。所謂三軍聯合作戰,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談。 岳飛同樣也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為不願意與朝廷合作。《三朝北盟會編》中載,紹興六、七年間,張浚曾打算征討偽齊,因此與四大將―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在龜山舉行最高軍事會議。其間,家軍大將們的態度各不相同,劉光世主張防守,韓世忠則極力建議進兵,資格最老的張俊態度模稜兩可,對張浚說:「都督你說要打,咱就打;你說要守,那咱就守。」 張浚最後求助於家軍當中兵力最強盛的岳飛。結果,「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岳飛的態度讓張浚非常意外。所以,張浚對岳飛的看法大變,認為他是在「養寇自重」。岳飛是不是真的養寇自重先棄而不論,但至少他的態度已經引發了南宋朝廷對他的極大猜忌。 這次會議的最終結果是,除了韓世忠之外,沒有一支家軍願意與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張浚合作。而韓世忠之所以願意合作,恐怕也和張浚一直以來都希望把韓家軍打造成北伐的絕對主力有關。 九 龜山的最高軍事會議,可看作是南宋政府對家軍集團態度的分水嶺。 紹興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慮良久之後,終於決定對家軍採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張浚達成一致意見,決定罷免劉光世的兵權,解體劉家軍。 在「中興四大將」中,劉光世是真正的戰爭厭惡者。這位將門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轉移到了房宇田產和珍寶古玩上面,高宗賞賜的古玩,他可以從早晨開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現戰事,他也從不親臨前線,只派遣偏將前往。所以,解除劉光世的兵權,很輕易就獲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 問題是:誰來接管劉光世這支軍隊? 在這個問題上宋高宗和張浚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一個月前,金國派來使者,向南宋通報了宋徽宗的死訊。父親的去世極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時,他又一次召見了岳飛。岳飛希望高宗能夠給自己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軍隊,去直搗黃龍府。沉浸在喪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將岳飛升職為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此,岳飛的官爵正式與韓、張、劉三大將平行。 三月,宋高宗移駕建康府。韓世忠此時正率自己的貼身親兵在建康護駕,但高宗卻撇開他,在寢宮裡再次單獨召見了岳飛。 在這次交心中,高宗給了岳飛一個天大的許諾:「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並受卿節制。」(《金佗續編》)「節制」的意思是暫時指揮或間接指揮。也就是說,高宗不但把劉光世的5萬多部隊交給了岳飛,還把川陝的6萬多吳家軍以及其他一些小軍團,總計約17萬之多的軍隊一併交給了岳飛指揮。再加上10多萬岳家軍,歸入岳飛指揮的部隊總計達到了近30萬,而不受岳飛指揮的韓家軍和張家軍加起來也不過10萬左右。 他告訴張浚,他不同意讓呂祉和王德去接收劉家軍。因為王德和其他劉家軍將領素來不和,別人不會服從他;而呂祉只會紙上談兵。他們去接收,一定會出亂子,所以,「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 接下來的談話越來越僵。 張浚問:「那麼張宣撫(張俊)如何?」 岳飛說:「張宣撫是老將,也是我的老領導,但為人暴而寡謀,不能讓劉家軍的將領們信服,恐怕不行。」 張浚再問:「楊沂中應該可以吧?」 岳飛說:「楊沂中與王德是一個檔次的,怎麼統帥得了一支大軍!」 因為上一次的軍事會議,張浚對岳飛本來就沒多少好感。話談到這裡,他的火氣也上來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飛也不示弱,憤然回擊道:「都督既然詢問我,我就不敢不說實話、盡愚忠。我豈是為了得到淮西的軍隊!」 事情正朝著宋高宗最擔心的方向發展。 在岳飛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許多彼此呼應的事情,如他誅殺舅父時的那句「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為舅所害」,和日後臨安監獄裡獄卒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 許多年以前,無名小輩岳飛因不贊同大名鼎鼎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的戰術方針,而置軍法於不顧,怒而脫離部隊,以至於王彥終生不願再和他共事。 許多年以後,聲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將類似的衝動複製了一遍。從張浚的都督府出來,他立即給高宗寫了一封辭官的奏摺,沒等高宗批准就冒著「擅離職守者斬」的風險,連駐地都沒回,就跑到江州廬山的東林寺,為老母「持余服」,掃墓守孝去了。 衝突繼續升級。張浚得知岳飛根本沒回駐地,怒不可遏,接二連三地上奏宋高宗,說「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簡直是赤裸裸地要挾朝廷,建議朝廷乾脆將岳飛的兵權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惱,屢次對著大臣嚴厲指責岳飛驕橫跋扈。 儘管高宗最終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飛復出,但他心裡那扇一度對岳飛敞開到了極限的大門,卻從此悄無聲息地完全關上了。當岳飛終於被勸下廬山,前往建康府請罪時,高宗說了一番似軟實硬的話:「卿家前些日子的奏摺很輕率,但朕並不惱怒。若是惱怒了,怎麼會沒有譴責卿家呢?太祖皇帝說過,誰犯了我的法度,我用來招呼他的就唯有刀劍。如今讓卿家繼續執掌軍隊,寄託恢復的重任,可見朕確實沒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君臣彼此都把這層隔膜深深地埋在心裡,彼此都不再折騰,也許最後的結局還不會那麼壞。可是,岳飛性格中的狹隘像一條毒蛇般糾纏著他的命運。回到鄂州後,他馬上又給高宗上了一道摺子,仍舊不依不饒地在摺子里說什麼「陛下比者寢?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所謂的「寢?之命」,就是他們君臣當日在寢宮裡的那番賞識與承諾。 岳飛不斷地提醒著高宗曾有過的那個「寢?之命」,其實就等同於在不斷地提醒高宗,他從未釋懷這件事情,也將自己脖子上命運的吊索越拉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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