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兩宋「官琴」、「野斫」的變化特點———鄭珉中
「官琴」、「野斫」的記載,始見於明人,如曹昭之《格古要論》、屠隆之《琴箋》、項墨林之《蕉窗九錄》皆有此說。《格古要論》書成於明代初年,其文曰:「宋時置官琴局制琴,其琴具有定式,長短大小如一,古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宜細辨之。」屠氏、項氏之說相同,文為「宋有官琴局,制有定式,謂之官琴,余悉野斫」,實皆繼曹氏之說而來。據此可知官琴局制琴始於宋代,而「官琴」、「野斫」之說出自明人。按《宋史》載,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下令將七弦琴改為九弦琴。及至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用魏漢律之說,為大晟樂製造了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大晟樂中用琴有89張之多,其形式自然雷同。官琴有定式之說,顯然是有根據的。
北宋官琴虞廷清韻
北宋的官琴究竟如何?在上海名琴家吳振平先生藏琴中有一張黑漆伏羲式琴,其形制與傳世中唐宮琴相類似而尺度過之,琴背池上刻行書「虞廷清韻」四字,池下有「復古殿」三字及「御書之寶」大印一方,池之兩旁有南宋周必大長題,文見《周益公文集》。圓池內有「開寶戊辰」隸書四字腹款,就其琴名腹款來看,應是一張北宋官琴局所製作的宮琴。據《今虞琴刊.古琴征訪錄》所載,該琴曾為吳門琴家吳蘭蓀先生所藏。據《遐庵談藝錄》所載,此琴曾歸葉恭綽所藏,後歸徐少峰琴家所有,最後歸吳振平,今不知所在。
20世紀50年代後期,據說北京琉璃廠之「蕉葉山房」售出一張「大聖遺音」琴,其形制風格、漆色斷紋、琴名大印、十六字銘文無一不與被九嶷山人楊時百稱為「鴻寶」的、錫寶臣舊藏的「至德丙申」款「大聖遺音」琴相同,只是腹款為宋代年款。由於發音欠佳,由張蓮舫剖修後仍無變化,遂被人視為假古董棄之不顧,後作為禮品贈與外賓去了。因未曾寓目,故腹內年月不詳,然而就傳世北宋大晟鍾來看,其形制花紋皆按照戰國之「宋成公鍾」鑄造,是大晟樂器為仿古之證,因此這件所謂假古董的「大聖遺音」宋琴,應該是北宋大晟樂中的五等琴之一了。這個推斷倘能成立,則北宋官琴皆系仿唐琴的製作。
山東博物館藏南宋琴 南風
北宋覆亡,南宋雖然偏安於江南,然作為國家朝廷,禮樂不可廢棄。因此北宋官琴局制琴之事自然會傳至江南。從南宋人記載中可知當時民間琴樂亦非常興盛,自是「官琴」、「野斫」同時存在。南宋官琴的形制如何,一直未有發現,去冬檢校舊稿《論安徽、山東所見的四張古琴》,對文中所述的山東省博物館之「南風」琴引起了遐想,聯繫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收藏的宋「鳴鳳」琴,因檢出資料加以對比,發現兩者的相同點極多,今歲在將舊作《兩宋古琴淺析》送交發稿前,又對「南風」、「鳴鳳」兩琴重加分析,遂有對南宋官琴的認識,作為一節補入「淺析」文中。
「南風」琴為山東博物館所藏,琴項與腰皆作內收連弧紋四、出圓峰三,為異形連珠式。琴面作弓形,弧度較寬扁,杉木斫,腹中納音微隆起,是以方形桐木片錯綜鑲貼而成之假百納琴。髹黑漆透栗殼色多處,發蛇腹間牛毛斷紋,剝落處露鹿角灰胎。漆胎脫落處可見木胚上有黃色如豆點之鹿角灰漆,成串成行,井然有序,其髹灰胎之法如此。琴面長127.8厘米、肩寬21.8厘米、尾寬16.2厘米、底厚1.2厘米,池沼均作扁圓連弧形,池上漆胎脫落處露葛布地。琴背池上方刻約二寸草書「南風」二字,池之兩旁刻徑寸隸書銘文四句:「天圓地方,龍鳳翱翔。南熏一曲,物阜民康。」池下方刻大印一方,篆「御書之寶」四字。池內刻填色腹款兩行為「延祐元年山陰道士造」寸許楷書,刻工呆板,刀口頑鈍,硃色鮮明,深淺不一,明顯為晚近所偽作,且琴經剖腹使兩側均新漆無斷紋。其銘刻從書法角度來看,「南風」筆畫痴拙,缺乏精神氣勢,隸書銘文筆畫細瘦而缺少法則,為就筆畫草草刻成者。大印篆文斷缺了不應斷缺的筆畫,刻工水平不高而刀法圓熟,字系舊刻,先於斷紋,證明文字刻於成琴之初,十分明顯。但就其整體而論,全部刊刻極似由另一琴上翻刻下來的,由於原刻筆畫已部分為漆所掩,故僅就其所存痕迹,依樣葫蘆為之,所以有形神俱失與不該斷筆的現象發生。然而此琴的形制風格、製作工藝、漆質斷紋皆具有宋琴的特點,其雄厚古樸之氣象與「物阜民康」之句的氣魄,顯然與「野斫」的情趣是極不相同的。
中國藝術研究院民族音樂研究所藏南宋琴鳴鳳
「鳴鳳」琴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所藏,琴之項與腰作內收四連弧出三峰,為異形連珠式,琴面弓形,弧度寬扁,桐木斫,色黃而質松古,納音微隆無異狀,通身原為黑漆,但多已退去,遍露栗殼色漆與朱漆修補痕,原為較薄的鹿角灰胎,底有八寶灰修補,宋鈞窯月白瓷徽,通體發大小蛇腹間牛毛與冰紋斷,底面斷紋尤不規整。琴通長126.5厘米、肩寬22.7厘米、尾寬16厘米、底厚1厘米。池沼均為扁圓三連弧形。琴背池上方刻約二寸楷書「鳴鳳」二字,池之兩旁刻行書銘文四句:「朝陽既升,巢鳳有聲。朱絲一奏,天下文明」十六字。池下方刻約三寸許之外圓內方大印,篆雙勾文「中和之氣」四字。腹內未見款字。此琴原為北京舊家之物,民國初年為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所得。宋鈞瓷徽、琴背之八寶灰修補,皆管氏所為,後因故將此琴與山東琴家之落霞式唐款「咸亨二年鴛湖外史制」之「鳳鳴岐」相交換,後將「鳳鳴岐」更名為「清英」,事見「清英」琴背管氏銘刻。20世紀50年代復經管平湖先生多方尋求,方為音樂研究所購得。按此琴背面銘刻刀法拘謹,筆畫纖弱,神韻殊有欠缺,模仿的痕迹十分明顯。據香港琴家介紹,香港琴人盧家炳氏亦藏有宋「鳴鳳」琴一張,形制風格、銘文書體、大印規模無一不與這張鳴鳳琴相同,而銘刻精美,俱系舊刻,且有南宋紹興腹款。
「南風」與「鳴鳳」兩琴本來是各不相干的兩張傳世的南宋古琴,所用的琴材也不一樣。偶然產生聯想,把兩琴放在一起,經過研究,加以對比,與明《格古要論》「宋時置官琴局制琴,其琴皆有定式,長短大小如一,古曰官琴」之說聯繫之後,就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繫,是為著同一目的之製作,加以題名與銘文皆具有皇家氣派。摹刻的時代雖有先後,正說明當年製作如此相類之琴的數量是比較多的,證之北宋五等琴,它們應是南宋的官琴無疑了。
摘自鄭珉中先生論文集《蠡測偶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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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善居古琴館
古琴研習書畫鑒賞琴書會友傳統文化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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