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一個亟待突破的時代課題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Weber）在其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發生在西歐的基督教改革原本是出自信仰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出的現世的禁慾精神、努力的勞動觀念、理性的生活方式卻無意中暗合了經商逐利的市場行為，從而促進了現代經濟的發展，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的宗教倫理中缺乏上述精神內涵，因而也就成為這些地區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的障礙。應該承認，馬克斯·韋伯的這一研究在方法論上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因為他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出發，試圖尋找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文化動力。過去，人們只知道石油是資源、煤炭是資源，而沒有意識到看不見、摸不著的文化也是一種資源，而且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經濟的相繼崛起，馬克斯·韋伯的具體觀點卻遭遇到了現實的挑戰。人們開始意識到：以世俗倫理為核心的儒家文明並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樣，是與現代社會無法兼容的一具殭屍，而是潛藏著人們尚未認識的巨大活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範圍的儒學研究熱潮逐漸升溫，儒家文明所包含的內在價值正在被學術界重新估量和評判。進而，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型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顯然，這種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放眼世界的競爭：從資源的競爭到資本的競爭，從軍事的競爭到科技的競爭，從人才的競爭到教育的競爭，從制度的競爭到文化的競爭……文化的內生動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文化的軟實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

然而，有競爭就會有衝突，文化間的競爭也會導致文化間的衝突。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認為：冷戰之後，意識形態的衝突仍然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次上認同文明。」他認為，不同的文化價值系統是很難兼容的。如果法律允許，一個人是可以有雙重國籍的；然而我們卻難以設想，一個穆斯林同時也是基督徒。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就在所難免了。因此他預言：「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西方是而且在未來的若干年裡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權利相對於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其他儒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則試圖擴大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勢來平衡』西方。因此，後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一個主軸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就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出版不久，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爆發了。接下來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乃至「基地組織」和所謂「伊斯蘭國」（IS）等極端恐怖集團的興起，好像都在為這部著作增添著註腳。因此，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如何在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避免出現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結盟而對抗基督教文明的局面，又成為一個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當然了，不僅西方人關心儒家文明的當代命運，關心這一問題的，首先應該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古老的中華文明便開始了艱難而痛苦的現代化轉型。1949年以後，新中國在前無古人的情況下漸漸選擇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這個「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實現傳統的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孔子的故鄉曲阜時要求理論工作者要把四個問題講清楚：「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這是有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課題，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來，隨著傳統文化熱的興起，研究儒家文明的學術機構、學術組織、學術刊物、學術論著、學術會議大量湧現，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在選題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問題意識，無法將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現代的社會問題結合起來，愛做死學問，缺少新思路。第二，在視野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全球化的學術視野，不能跳出儒學來看待儒學，在世界範圍的文化比較中來研究儒學，從而也無法使儒學研究成為全球矚目的世界課題。第三，在態度方面，不少研究者喜歡將自己的民族情感或鄉土觀念帶進學術研究，將冷靜客觀的研究與激情澎湃的宣傳混為一談，從而也就難以保持一分為二的科學精神。第四，在方法上，不少研究者受制於傳統學術範式的影響，喜歡延續傳統經學的理路，不是對經學文本進行名物、訓詁、考證，就是對聖人的思想進行微言大義的引申與發揮，而未能使研究的水準達到現代學術的高度。第五，在學科上，不少學者受制於自身專業的限制，不會從跨學科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儒學，從而也就難以獲得突破性的進展。第六，在手段上，不少學者仍然習慣於書齋式的演繹、推論的研究方法，既不會做社會學的統計分析，也不願意做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從而限制了學術的進步。針對這種局面，要使儒學研究實現一種歷史性的突破，就必須聯合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學校、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協作攻關，並搭建「文化基因」「文化實力」「文化轉型」「文化安全」這四個研究平台。

所謂「文化基因」研究，當然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即從「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出發，考察儒家文化的義理結構及其構成的歷史原因：為什麼在四千年前的黃河流域，會出現這樣一種非宗教性的世俗倫理文化？如果說，此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是要從「時間」這一「量」的角度上判定中華文明產生的淵源，那麼我們的此項研究是要從「義理」這一「質」的角度上判定中華文化產生的原因：其生命的源頭在哪裡？其本質的規定是什麼？所謂「文化實力」研究，即從「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出發，通過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判定儒家文化的優點和缺點，長處和短處，找到傳統文化的「富礦」，以說明我們的「軟實力」究竟在哪裡？以及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其功效的問題。所謂「文化轉型」研究，當然是一種迫切的現實需要，即從「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出發，研究原屬於農業社會的儒家文明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揚棄其歷史性的糟粕，弘揚其民族性的活力，並尋找到實現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的有效途徑。所謂「文化安全」，同樣是一種迫切的現實需要。從國內的情況看，要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走向基層」「走向民間」，從而有效地抵禦各種邪教組織的入侵，恢復基層民眾的道德素養，克服整個社會的倫理危機，確保和諧穩定的社會局面；從國際的範圍來看，要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走出亞洲」「走向世界」，從而與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其他域外文化相互補充、彼此共榮，防止誤解、避免衝突等問題。

以上這些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既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既是專業的問題，也是非專業的問題，而所有這些，都是關乎儒家文明現代命運、關乎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重要問題。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