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比較政治學：從西方學徒到自主創新

作者介紹

徐海燕，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正文

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進程，二戰後的西方政治學經典著作陸續被介紹到了中國，這對於中國政治學者了解政治的本質、政治體系的構成、政治的行為體以及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觀點和視角。隨著中國的比較政治學作為政治學二級學科的作用逐步顯現，西方專門從事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成果被更多地翻譯過來，這其中包括戰後比較政治學的開篇之作——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①，被譽為美國比較政治學的經典之作——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②。此後，阿爾蒙德的其他著作如《發展中地區的政治》③《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④《比較政治學》⑤也相繼被翻譯過來。與此同時，美國學者羅納德·H.奇爾科特的《比較政治學理論》⑥、邁耶的《比較政治學》⑦、霍華德·威亞爾達的《比較政治學導論：概念與過程》⑧，以及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⑨等一批西方比較政治學的經典之作也展現在了中國學者面前。這些著作向中國讀者展現了比較政治分析的基本邏輯，以及如何在複雜而多重關係中解釋政治現象之間的關係，使那些在非比較研究中無法排除或者認為因相互抵消而不起實際作用的變化因素在比較政治學的探討中靈動起來，成為解釋研究對象的重要變數。而從個案研究到統計分析等比較政治研究方法的引介，既可以滿足中國學者對政治現象或者個案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解，也可以通過對相關變數的量化分析，顯現出政治研究系統性和全面性的魅力，對於比較政治學在中國的起步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從針對一國的研究發展到多國比較是比較政治研究的現實路徑。英國學者沃爾特·白哲特的《英國憲制》⑩、比爾·考克瑟等的《當代英國政治》(11)、美國學者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12)、查爾斯·德伯的《瘋狂的美國：貪婪、暴力、新的美國夢》(13)等，都是針對某一個國家的研究成果。隨著西方比較政治學研究向專業化和精細化方向發展，針對某一國家的概括性論述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的需要，針對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及其特定專題，如民主化、現代化、族群關係、經濟發展、民生、政府績效、公民信任、不平等、社會穩定、勞工運動等問題而展開深入探討的作品不斷出現。如阿爾蒙德和西德尼·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14)、羅伯特·A.達爾的《論民主》(15)、塞繆爾·亨廷頓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16)和《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7)、西里爾·E.布萊克的《比較現代化》(18)、霍華德·威亞爾達的《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19)、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20)、林德布洛姆的《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21)、巴林頓·摩爾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22)、斯科克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23)、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24)、戴維·赫爾德的《民主的模式》(25)等，都將影響政治發展的核心要素納入比較政治研究中，極大地提升了比較政治學理論的價值和層次。而對中國學者而言，西方學者針對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特定現象的分析展示，也拓寬了比較政治學研究的視野。

此外，隨著亞非拉地區「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被西方學者納入了研究視野，相應的學術成果也不斷湧現。如美國學者勞倫斯·邁耶等的《比較政治學：變化世界中的國家與理論》(26)、霍華德·威亞爾達的《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27)等。雖然這些成果都出自西方學者，但由於嚴格遵循了比較政治學的基本邏輯和基本方法，通過理性選擇主義、文化主義、結構主義三大基本範式對區域性國家政治發展圖景進行構建，值得中國比較政治學借鑒，以便豐富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研究路徑，完善研究體系。

　　總體來講，在中國比較政治理論體系建構的最初階段，西方的比較政治學家作為先行者提供了群體性智識貢獻。正是通過對西方比較政治學領域著名學者及其經典著作全景式的學習和把握，中國的政治學者對西方比較政治學的整體發展狀況、主要流派、研究方法、研究範式、分析手段有了宏觀的認識，對諸多理論流派的核心原則、特徵有了初步把握。在追尋西方理論各流派之間的傳承關係時，各流派的學術貢獻得以總結，論爭焦點和分歧根源得以揭示，極大地開拓了中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視野。當前，西方比較政治的研究觀點和研究範式呈現出相互兼容的發展態勢，在它們彌補自身理論缺陷和應對來自現實問題的挑戰時，不斷兼收並蓄，構建出各種兼容性的理論或者模型，追求「簡潔」性，以期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中獲得更為統一的意識、框架和範式。

　　在西方比較政治學學科的影響下，中國比較政治學經歷了一個啟蒙、發展、走向學術自覺的過程。1998年《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發表的《政治制度需要研究和比較》(28)一文，強調比較政治學的重要性，成為中國政治學界號召學界同仁共同推動該學科發展的一聲吶喊。此後，大量西方經典政治學家的作品被深入地研究和解讀，並按照研究主題陸續結集出版。2004年寧騷主編的《比較政府與政治譯叢》是以「比較政治」為主題的第一套學術輯刊。而2010年12月創刊、由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主辦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是國內第一本以「比較政治學」命名的學術集刊。隨著比較政治學進一步發展，一些重點大學增設了以比較政治學為名稱的系別或研究機構，比較政治學被列為高等院校政治學、公共管理和國際政治等相關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課程。以比較政治學為主題的學會會議在全國各地陸續召開。中國政治學界知名的學術期刊，如《國際政治研究》《國際觀察》《社會科學》等也相繼開闢了比較政治研究的板塊。中國人民大學的《比較政治評論》、上海師範大學的《比較政治學研究》、華東政法大學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通訊》《國外政治學前沿摘編》《比較政治學前沿》《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等集刊逐步創立，國內第一個比較政治研究資料庫網站「比較政治研究網」及其電子期刊《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已開通運營。當前，中國的比較政治學者及其研究視野不斷拓展，成果廣泛散佈於本國政治、外國政治、國際關係、政治理論、政治學研究方法、行政管理六大領域之中，輻射了國際關係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各個議題。

　　雖然西方學者一再強調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價值中立」原則，但作為最具政治性、最具意識形態性的學科，西方的比較政治學實際上暗含著「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最優越的意識。對於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國情、不同治理方式的國家而言，沒有一種通用的比較政治學理論，更沒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比如，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比較政治學中的議題就大為不同：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議題是民主化、選舉、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政治透明度等；而在中國的比較政治學中，排序靠前的則為政治秩序、國家能力、政黨能力和政治回應性等。中國比較政治學需要借鑒西方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和研究範式，但我們更需要走向學術自覺，需要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做出自己的貢獻。

可喜的是，近幾年來已經出現了關注和推動比較政治學本土化的先行者，開始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比較政治學議題、價值和方法。如楊光斌指出，當前，西方比較政治學基於他國經驗而形成的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等思想，遠不能作為觀察、評判中國的「標準」，而培養懷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學術志趣的「學術共同體」，推動歷史、理論、現實三個維度的社會科學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實現自主性的出路所在，也是中國社會科學未來發展的方向。(29)高奇琦指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關鍵是要形成自己的核心議題、基本價值和研究方法，既要發現以往被西方忽視的問題領域和概念，同時也要對一些重要的、帶有西方印記的概念進行創新。(30)他認為，國家治理可以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關鍵性的議題領域，中國的比較政治學可以在中國國家治理的經驗以及世界各國國家治理實踐的比較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經典作品。(31)

　　在對國外比較政治學理論與實踐進行回顧與闡釋的同時，中國學者開始對西式概念和理論的價值和普適性進行探討。(32)程同順、楊倩對如何明確界定「民粹主義」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3)；汪仕凱通過對經典文獻分析提出了民主發生理論的比較政治學、歷史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解釋模式(34)；邢瑞磊對韋伯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反思，認為其過於追求理論的簡潔性，忽視了制度和文化等重要因素(35)；張孝芳則對起源於歐洲的現代國家理論及其發展脈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36)；齊艷紅對西方協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論進行了述評，認為如何消解協商民主的規範性與現實經驗世界的制度實踐之間的張力，構成了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第三代」的總體進路。然而，由於對代議制民主與協商民主的關係缺乏一種辯證的歷史意識，西方對這種張力消解的努力最終是不成功的(37)；王衡在跨國調查的實證測量的基礎上認為，西方民主的概念在理論的開放性、測量的精確性、方法的整合性等方面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38)。

　　此外，中國學者對非西方國家及非西方式的政治發展道路進行邏輯梳理，做出了更為客觀的評判(39)。岳春穎、王大鵬認為，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在解釋中國的政治現象時，其分析框架和理論解釋力受到限制(40)。郭定平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一直存在東方與西方、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如何破解這種思維模式，或可從內源發展觀出發，以「正」作為核心價值，對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實意義進行分析和探討，這將有助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文化支撐(41)。

　　現實政治進程總是會給比較政治學提出新問題，要求其在解釋現實政治問題的過程中進行理論修正和創新。中國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不斷出現，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發展提供了土壤與條件，也使得學者有了更多的自覺意識，中國化和本土化已經成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努力方向。在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以時代主題和熱點問題為研究取向的作品初見端倪，中國經驗和中國視角的書籍不斷出版。(42)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不斷順應時代需要，與中國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相結合，學科發展呈現蓄勢待發的狀態。總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學者自主意識不斷顯現，中國比較政治學者也開始逐步走向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進程。

儘管近幾年中國比較政治學本土化意識有所增強，學科發展逐步走向繁榮，但就政治學整體而言，比較政治學依舊是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局限於文本的、案頭的研究而缺乏實際考證，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的總結歸納、就事論事上；由於過於強調中國問題、經驗、現象，在處理中國「特殊化」與西方「普遍化」問題時不能客觀對待；過多運用政治哲學思維和角度來討論國家發展進程中的價值、意義和基本邏輯，有時不免出現以自身的主觀意識和價值觀念來裁剪別國的經驗事實；擅長質性研究，但對於統計分析(定量方法)、博弈論等的應用過少，實證方法的運用不充分，方法落後等，導致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其中也不乏佼佼者，這其中以房寧等著的《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自由、權威、多元——東亞政治發展研究報告》(43)和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編製的《國家治理指數2015年度報告》為代表。這些成果將目光放在了亞洲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探求政治發展的脈絡及規律，並嘗試建立科學的政治發展的評估體系，增強中國比較政治學的學術影響力。

　　《自由、權威、多元——東亞政治發展研究報告》《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是由房寧領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房寧先生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評為近30年來最受尊敬的30位作者之一，開創了以腳步丈量現實生活的政治研究風格。政治發展研究課題組成立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國內知名科研院所、高校的國別專家和政治學者組成的調研團隊，分兩大批次赴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賓、印度以及我國台灣等10個亞洲國家和地區展開實地調查。《自由、權威、多元——東亞政治發展研究報告》是對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泰國、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五國一區自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的政治發展狀況與特點的梳理，《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是對越南、菲律賓、伊朗以及印度等國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與經驗的總結。與傳統的比較政治研究方法一樣，該研究成果建立在深厚的學術積累和案頭研究的基礎上。在實地考察之前，課題組對以往中外相關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分析和整理，同時又突破了以往從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模式，通過對相關地區的政治機構、政治活動進行現場觀摩式的「田野觀察」，通過與相關政治家、企業家、政治記者、專家學者座談的「口述歷史」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對這些國家在政治建構中的事實部分、敘述部分和意識部分，即「做法」「說法」和「想法」，進行系統觀察、分析和確認，儘可能全面、系統、準確地再現與描述其發展歷程，揭示出埋藏在浩繁的歷史事實中的因果聯繫、邏輯關係。在調研過程中採用「魔鬼在細節」「現場找感覺」「重複中發現規律」「差異中發現問題」等調研方法，確保研究過程的客觀性、科學性。

　　工業化、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方向，但亞洲各國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又是具體的。政治發展研究課題組在三個方面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一是亞洲政治發展路徑的規律性。在傳統的西方比較政治學的理論邏輯中，國家發展是一個從非民主政治(權威政治)轉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過程。而亞洲大多數國家因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不同，其發展道路呈現出權威主義—自由主義—多元主義的特點。二是亞洲地區政治發展的動力機制。課題組首先擺脫了傳統國別研究中單純從制度層面認識問題的局限，通過深入觀察將各國政治體系的基本結構劃分為憲政結構、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三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層次，認為工業化、現代化首先導致新的社會集團出現，而新興社會集團通過政治參與，進而要求改變權力結構和憲政體制，最終形成了國家整體的政治體系變化及政治發展。三是對政治發展的策略進行總結。課題組發現，亞洲國家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快速走向工業化的原因在於實現權利與權力的「對沖」，即在政治體制的開放和改革進程中，在保障了國民的經濟社會權利、擴大了社會自由的同時，集中了國家權力，實現戰略性發展。權力的「對沖」機制是東亞政治發展的最優路徑，為亞洲國家順利完成工業化的歷史使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權力的「對沖」形成了促進工業化和社會發展的「生產性激勵」，避免了擴大社會矛盾與衝突的「分配性激勵」。此外，課題組還十分注意各國之間的差異性，如對不同國家利益集團的構成的分析、對不同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快慢的原因的探討等，充分體現了學術研究的全面性和嚴謹性。

中國比較政治學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成果是順應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何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的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普遍思考的問題，而國家治理指數是國家治理實證研究的必要內容之一。當前，評價指數基本話語體系和研究範式均由西方主導，是西方工具主義和科學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指數研製已經成為西方掌握話語權的科學工具。但在其標榜事實數據的客觀性的外衣下具有較強的價值觀傾向。如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全球化指數」、英國華威大學的全球化學習和地區化中心的「全球化指數」、世界銀行的「世界治理指數」等。重構並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國家治理的評價指數是中國比較政治學服務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強中國比較政治學國際學術實力的題中之意。繼2014年南開大學景維、王永興提出轉型經濟體國家治理質量監測指數(44)、江必新、邵長茂提出重視對國家治理商數的構建(45)、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高奇琦提出通過指數來推動國家對全球治理的積极參与的主張後(46)，2015年12月4日，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編製的《國家治理指數2015年度報告》成為中國國內第一個用客觀數據測量國家治理能力的研究成果。這一成果是在務實研究和廣泛徵求學界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國家治理指數指標體系，反映的是國家治理的綜合性內涵。指標體系邏輯十分嚴密，指標數據的選用均來自於權威國際機構。除對指標體系進行構建外，評價體系還對世界各主要國家治理指數做出了總體排名，對各國國家治理指數的各個分指標進行排名，特別關注了G20、G7與金磚國家的得分與排名情況。2015年公布的第一份指數數據及排名表明，這一指數符合各類理論預期以及實際情況，它沒有偏袒某些國家，也沒有貶低任何國家，從而實現了對國家治理狀況公平且公正的評估，為未來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和實際決策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參考。

　　國家治理指標體系的構建說明，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是以一種包容互鑒的政治學價值來看待西方文明和道路，擺脫了以往單純通過綜合國力或者經濟實力來評價一國，避免了用某種「普適」的標準來評價所有國家，更加註重各國政治制度的內生性，以寬容大氣的胸懷來看待不同國家的發展道路，遏制了凡是提到制度就言必稱西方，凡提到民主就言必稱希臘的政治研究的態勢。

　　總之，通過中國比較政治學人的努力，政治學學科建設中中國學術話語表達及中國學派的趨勢正在國內呈現。今天的我們，再也不會像幾十年前那樣懵懂無知地觀看世界，再也不會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頭暈目眩、六神無主了。中國已具有了自身工業化、現代化以及社會發展、社會轉型的經歷，獨立的思考使我們初步具備了客觀觀察世界、研究世界的基礎。時代提出了要求，時代給了我們條件，我們幸運地承接了這一歷史的使命，正在為構建中國「崛起的比較政治學」而努力。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