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漢字的起源 上

淺談倉頡造字「開鑿漢字先河，丹心萬載，豐功萬載；創造文明歷史，白水一人，亘古一人。」這是今人山東王勝林先生歌頌倉頡造字的一副對聯，被評為優秀作品，刊在《聯頌文祖》一書。倉頡造字功昭日月，倉頡偉業輝耀古今。倉頡造字是一本讀不完的長篇巨著，倉頡造字也是一個永遠值得研究、永遠值得探索的課題。一文字的產生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期的重要標誌，是繼語言之後人類社會又一個飛躍性的進步。早在四、五十萬年之前，人類已經有了簡單的語言。但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交流思想的文字，又經過了很長的歷史時期，才逐漸形成了我們現在使用的文字。然而，這個時期是漫長的，卻又是斷代的，其源與流已無清晰的記錄。到底文字是誰創造的？其源在何在？這是幾千年來人們最感興趣的話題，也是研究不到頭的一個課題。人們崇仰文字，崇拜文字的創造者，卻探不到源頭。由此，產生了不少的故事和神話傳說。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和考古發掘者，也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發掘，遍布世界浩若煙海的書籍，也記錄了不少創造文字的成果，但至今似乎仍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文字發展源和流的完整軌跡。看來，人們還需要繼續研究，繼續探索，繼續發現，繼續追源溯流，尋根問底。二我們中華民族所使用的漢文字，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在世界文字的形成、演變的漫長歲月中，好多古老文字都壽終正寢，都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都進了歷史博物館。唯有漢文字越來越發展、越完美，已成為人類最科學、最優美、最富文化內函、最富於表達、最富於生命力的文字;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又使漢字煥發了青春。目前，隨著中華民族的振興，一個全球範圍學習漢文字的高潮正在興起。關於漢文字，究其源流，也更引起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特別是炎黃子孫的普遍關注。提到漢文字的創造者，大家都知道是「倉頡造字」，「倉頡是創造漢文字的大聖人」，這幾乎是沒有疑問的。關於「倉頡造字」的記載，最早始於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是我國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各種思想、各種學說，空前活躍，空前發展，形成了諸子百家的盛況。出生在春秋戰國後期的大學者荀子，就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他所著的《荀子》一書就提出：「古之好書者眾也，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隨後的《韓非子》、《呂氏春秋》、《世本》等也都反覆闡明確認了倉頡造字的歷史事實。這些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大師們，都堅持了「倉頡造字」的觀點。應該說，他們的觀念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依靠歷史的事實作為基礎的。在他們的時代，關於「倉頡造字」的記載是很多的，而且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神秘，最後把倉頡由人變成了神、變成了聖、變成了「四目靈光」、「生有睿德」，姓名也由侯岡變成了倉頡，又稱為「倉帝」，又成為「軒轅黃帝的史官」。人們用種種形式表達了對倉頡造字功德的肯定和無限崇拜之情。西漢以後的《春秋元命苞》記載：「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授河圖祿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此外，《孝經授神契》、《書勢》、《說文解字》、《河圖玉版》、《路史》、《論衡》、《淮南子》、《綱鑒易知錄》、《通鑒外記》、《辭源》、《辭海》等大量古今典籍都有倉頡造字的記載。筆者之所以摘錄《春秋元命苞》，其原因是其成書較早，又比較全面的綜合了各家之說。在書里已神化了倉頡的形象和提高了倉頡的身份：「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還記載了造字的方法：「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又講了造字的影響：「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最後，還講了倉頡的歸宿：「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這就基本綜合了諸家之說，概括了倉頡一生，頭頭是道，確確鑿鑿，比較令人信服。據傳，倉頡是黃帝同時代人，是黃帝左史，距今近五千年。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人們知道了遠在倉頡之前，就已有了文字元號。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很多記號，專家們鑒定為早期之文字元號，可能是「畫押或族徽之類」的東西，距今已六千年左右，比倉頡早了一千多年。還有最近發現的幾處考古遺址，也有了文字元號，比半坡又早了一兩千年。但是，最初的符號，只是個別的，單一的，還不是統一的，還不能成為成熟而有序的語言文字。由最初的單獨符號到大家取得共識，公認能夠完整表達的成熟文字還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還需要很多超凡的人的聰明智慧去研究，去發展。由此證明，漢文字不可能憑一個人的能力，在一個時期就完成的。而是在人類社會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經過許許多多人不斷地創造，不斷地探索、提煉、加工、使用、推廣，才能逐步完善起來的。這一點，兩千多年前的荀子已有這個觀點：「好書者眾多矣」。近代學者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也講過：「在社會裡，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這些觀點，應該是接近或符合歷史事實的。三說到這裡，是不是就因此可以否定了倉頡的存在和倉頡造字的偉大功績呢？回答是否定的。這些歷史現象並不能否定倉頡的偉大功績和倉頡存在的事實。否則，我們的古代諸多學者們不會眾口一辭，在許多典籍中都記載倉頡造字的史實，都謳歌倉頡造字的偉大功績。特別是眾多的神話和傳說，更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倉頡造字的認可和謳歌。需知史前的好多東西都是靠神話和傳說流傳於後世的。但這些大都應是以事實為基礎。假如去掉神話、傳說之外衣，所留下的內核仍然是歷史的記錄和傳承。我們可以推想，倉頡一定是在文字創造發展的關鍵過程中有過最傑出貢獻的代表人物。比如他可能是大膽創造、廣泛收集、精心整理、仔細修改、刪繁就簡、提高推廣等等。由於倉頡的傑出貢獻，才使漢文字由零散的、五花八門的、不系統的、不規範的、不連貫的趨向比較統一、規範，又（即）能通行、實用。這樣，文字才逐步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交流符號。這就大大地方便了人們的思想交流、歷史的延續、文明的進步。這正符合《荀子》：「好書者眾多，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觀點。正因為如此，倉頡的偉大功績也就為世代所敬仰和讚頌，以至視為神明。由此看來，既是倉頡創造了漢字，也是漢字創造了倉頡。這大概就是倉頡之所以被後世視之為聖為神的主要原因。人們崇信漢文字，崇拜倉頡，到處都把倉頡作為神和聖來祭祀、供奉。全國有四十多個地區，包括河南南樂縣、山東壽光縣、陝西白水縣都有倉頡的遺迹，都在紀念倉頡。但是，這兩千多年漢字發展軌跡是中斷的，這給我們研究倉頡造字帶來很大困難，也提出了更大的一個課題。每一個漢文字愛好者，似乎都有興趣在更遠更深的層次上探源溯流。我們搞漢文字的研究者，更是責無旁貸，為探索倉頡造字的源頭，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和貢獻。但願在不久的將來，考古工作者能從地下找出倉頡造字的依據，就像一百多年前發現甲骨文一樣，使漢字發展的斷代能鏈接起來，其軌跡能給人們一個信服的說法，這將會產生石破天驚的震撼效應，將有利於我們更深層次的對倉頡文化和倉頡造字進行全面的，科學的研究。其實，就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所知，漢字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楷、行、草諸多發展階段，幾乎每一個階段都會有一些特殊貢獻的人物彪柄於史冊，名耀於古今。如秦的李斯，三國時的鐘繇，東晉王羲之及唐代的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宋代的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的趙孟頫等，包括近代的于右任先生等，無一不因為在文字的演化發展的某個時期、某個階段的傑出成果而名留千古，尊師稱聖。儘管他們都不是文字的首創者，也無礙於他們的偉大光輝。然而，他們都遠遠不足與倉頡造字的功績相提並論。我們可以由此而肯定：透過這些現象，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倉頡的偉大奉獻和偉大精神。文字使人類告別了洪荒蒙昧；文字揭開了人類文明的序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將不知會在黑暗的歷史隧道中摸索多少年。因此，作為中華民族，作為炎黃子孫，對倉頡的功績，怎樣評價都不會過份。倉頡既是中華民族的文祖，也是全人類文明肇始的先哲。白水人民熱愛倉頡，全國人民也熱愛倉頡，全世界華人都熱愛倉頡。倉頡是白水人的祖先，也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讓世界了解漢字，讓漢字走遍世界。所以全體炎黃子孫，都應該關心倉頡故里，關心白水這塊神奇的土地，都應該為推廣漢文字，宣傳倉頡功績，弘揚倉頡精神，弘揚倉頡文化而作出自己的貢獻。讓漢字成為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旗幟，成為構建和諧世界（和諧）的紐帶。倉頡與漢字

古人的「結繩記事」在古代壁畫中有所反映。（資料圖片）

文字的產生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期的重要標誌。早在四五十萬年以前的猿人時代，人類已有了簡單的語言，但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和交流思想的文字，則又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才逐漸產生的。

文字是怎麼起源的？又是怎樣產生的？長期以來都是人們探索和研究的問題。

在古代，人們把文字的起源，看作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並且曾經有過多種說法，《周易·繫辭》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莊子》中也有「民結繩而用之」的句子。「結繩記事」古書多有提及，但怎麼用，卻沒有說明，後人也無法搞清楚。古書上還有刻契的記載，劉熙《釋名》解釋：「契，刻也，刻識其數也。」這可能和「結繩記事」類似，也只是幫助記憶罷了。另外，宋代鄭樵還在《通志·六書略》里提到字起於「一」，即「起一成文」說。這種說法是建立在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基礎上的。但是，這種說法實屬牽強，因為文字的形成，絕非簡單的筆畫相加所能完成。

迄今為止，我們知道最早的漢字是甲骨文，但是甲骨文並非最原始的文字。那麼，最原始的文字是什麼？漢字的源頭在哪裡呢？根據考古資料顯示，早在石器時代，就有了刻畫符號和原始圖畫，漢字可能是起源於這些刻畫符號或原始圖畫。因為漢字最初是由象形而轉變來的。如郭沫若認為在六千年前左右，西安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半坡遺址出土的器物上發現有一些帶有刻畫符號的陶器。另外，有的陶器上還刻有人面、魚、鳥、獸等圖形。當原始人在器物上刻畫一條魚或一頭牛時，為的是記錄魚和牛的數量。因此，當人們知道魚、牛，以及更多的事物可以用線條移到平面上的時候，也許這時，人們就知道了魚字、牛字或其他更多的字。既然漢字是由象形而來，那麼文字的肇始期即可追溯到這一時期。

中國最早的文字應該是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8世紀商周時期的甲骨文，而甲骨文正是從那些原始刻畫符號發展而來的。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儘管它是卜辭，但涉及面很廣，甲骨文是記錄語言的單字，它可以組成句子。每個字又成為社會所制定和公認的書寫符號。它已不再像以前圖畫文字那樣如實地去刻畫了。由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到商周時期，中間相距千餘年，而這一時期應該是漢字的形成期。對圖畫文字和刻畫符號，需要有人去進行整理、歸納，使之規範化、符號化。不知有多少先賢為此付出艱辛的勞動，而見諸史冊記載的倉頡就是為此作出重大貢獻的「聖」人。

關於倉頡造字，據《世本·作篇》記載：「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矣。」又有「倉頡作書」「倉頡作文字」語。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一》記載：「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則其始也。」倉頡雖然生於史前社會，但後世史書對其的記載很多，並且，對其「造字」、「作書」亦多有認可，進而崇敬之。《荀子·解蔽》謂：「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充分肯定了倉頡在整理、創造和傳播漢字方面的重要地位。《韓非子·五蠹》中指出：「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以知之矣。」《呂氏春秋·君守篇》亦記載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而將倉頡神化，主要是漢代以後。西漢《淮南子·本經訓》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東漢王充《論衡·骨相》也提到「倉頡四目」。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黃帝之倉頡，見鳥獸蹄遠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練字》中說：「倉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子，官治民察。」前些年，在山東沂南出土的漢畫像中，倉頡就被刻畫成了長著四隻眼睛的人。

近現代以來，許多人對倉頡造字持懷疑態度，認為倉頡造字是「憑臆之說」，將倉頡造字視為神話。今天，如果我們拂去那些神話的薄霧，用科學的眼光去審視，許多問題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先說「造字」，造字絕不是製造，不能與製作一件物品相比。它首先是一種思維活動，既不能一次完成，又不能孤立地脫離自然、人類社會和各種事物。我國的漢字具有表意性，它是由象形發展變化而來的，不同於其他音素文字。所以，我們可以將倉頡「造字」理解為薈集、整理、完善和創新。

至於「倉頡四目」、「天雨粟，鬼夜哭」的傳說，則既有神化倉頡的一面，又有讚頌「倉頡作書」的一面。試想，倉頡為中國文字作出了如此大的貢獻，後世自然會把他看得很偉大很神聖，所以才會出現「倉頡四目」。中國自古是農業國，企盼豐收是每個人的願望，「倉頡作書」天雨粟正是反映了人們的這種喜悅心情；鬼夜哭則是強調人類有了文字，邁向文明，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奇蹟！

另外，「倉頡作書」所「造」的字，也只能是漢字的古文字，其字形、字體均與今天的漢字有很大差異，且字數也很有限。漢字是在不斷演變、豐富和完善的，字體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相傳，上古時期的蝌蚪文、鳥蟲書，至今已難考證了，就是「秦書八體」我們也很難搞清楚。至今，我們所知道的我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所能收集到的字數約有4500字左右，其中能辨認的也只有900餘字。因為年代久遠，我們已很難見到倉頡作書留下的遺迹。然而，這位先哲為中華文明所作的貢獻卻永遠值得紀念。

陝西白水縣是倉頡的故鄉，縣內的倉頡廟是國內唯一僅存的紀念倉頡的廟宇，2001年被國務院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該廟歷史悠久，早在東漢延熹年間就已形成規模。有文字可證的歷史已有1800餘年，根據民間傳說可上溯到黃帝時代。廟內建築整齊有序，古柏參天，鬱鬱蔥蔥；歷代石碑豎立前殿，給人以肅穆、優雅之感。而且，這裡一直流傳著穀雨祭文神的傳統習俗。 試論漢字的起源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當我們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樹枝上刻下歷史性的一筆時，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跡，文字的發明與使用記錄了原始人類的生活起居及從事的社會活動，例如打獵，祭祀，很好地傳承了古國文明，可以說文字的產生，是當時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雖然是誇張的描述，但也可見文字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因此，關於文字的起源，歷年來各家眾說紛紜，據《易?6?1繫辭》、《老子?6?1八十》、《莊子?6?1胠篋》、《說文解字?6?1序》,在倉頡造字之前我們的祖先曾用結繩記事。此後，「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然後是「倉頡作書」，即有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圖畫說，原始意象說等，且各說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勢。圖畫說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內容上的豐富含義得到文字學家們的普遍認可，並命名為「文字畫」或「圖畫文字」（裘錫圭先生贊同「文字畫」），唐蘭先生用「文字等於圖畫加上語言」支持圖畫說。從信息學的角度來說，「文字畫」說包含的信息量明顯大於其他表現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圖是個強有力的證據。圖畫給人的直觀感受即是彎弓搭射箭去射，這是顯性的信息量；隱性的信息量是該圖以直觀形式作用於人的大腦，通過大腦的加工，聯想與想像，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論是射人，射馬，還是射虎，」，這是結繩，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們往往認為圖畫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態。我認為，圖畫是作為漢字的主要起源的，結繩，契刻，八卦可認為是次要起源，為研究文字的產生和發展起著不可抹滅的作用。在文字產生之前的古代社會，原始記事主要可以歸納為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三種方式各施其職，實物記事與符號記事可以說是原始人類為幫助記憶的最初嘗試。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發生和發展,在結構上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刻劃系統 ,另一個是圖形系統。」「刻劃系統應在圖形系統之前 ,「因為任何民族的幼年時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畫客觀形象而要能象 ,那還需要一段發展過程。」等系列觀點的提出和史前刻劃符號的發掘極大地震撼了「人類文字起源於圖畫」的理論。首先,從工具性角度出發，刻劃，記號，圖畫等視覺符號形式的存在狀態都是以「原始人類」的需求為出發點，作為客體，它們之間並無高低優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達工具，都是滿足使用主體不同的需要，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其次，從主體行為的主動性來說，遠古人類之間的人際關係是很簡單的，更不帶政治色彩——將主流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他人之上，也就是說，選擇結繩，刻劃或圖畫是有相對自由的，雖然有些學者根據汪寧生先生的《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一文的調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劃記號」只是一種「隨意的刻劃記號」的結論,認為它們既「沒有社會性」、「本身也沒有自我說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傳達不了」，這種說法未免太絕對化和武斷了，圖畫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認可，「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的結繩記號同樣也負載著一定的信息量，遠古人類用隨意的結繩動作有意識地保存記憶，避免遺忘。我們說「文字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結繩也是作為原始交際工具在幫助記憶的同時，也作為相互交際往來的憑證，「工具」性質是可以肯定的，從這點上足以說明結繩與文字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排斥結繩起源說可以說是否定結繩記事的這段歷史。結繩的方式雖然簡單，但足以表達簡單的意思，例如記憶與盟約，而且在後代結繩方式亦有遺迹，如朱熹記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結繩記事，並父子相傳，林勝邦亦考證過硫球結繩法分指事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為指事類；結繩記事也成為後來有些漢字的取象之源，如漢字中的、、等字即取象於結繩，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認為，在聲符文字未發生以前，圖畫文字里只有極少數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圖畫文字演化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據上所證，象形字與會意也可以在結繩記事上找到一點證據，可見，結繩記事是文字產生的前奏和預演，結繩記事是文字產生的準備。契刻是遠古人類在結繩記事的基礎上創造的用於幫助記憶數字的一種方法，契字做動詞，《釋名》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由於數目記憶的困難，所以刻木來作為一種信約，由於古代文獻的大量記載，如《管子?6?1輕重甲》、《列子說符》、《易林》、《曲禮》等，文字家們對契刻說給予了適當肯定，認為契刻的「約定俗成」的性質已經十分接近文字，已經帶有書寫的性質，然而仍不承認它是文字的起源，雖然有人推測漢字的一到八數目字來源於契刻，但不能作為有力證據。我認為，契刻的符號與漢字是相當接近的，服從於交際需要，具有「約定俗成」的特徵，服務於小地區，小範圍人們的交際圈，從認知學的角度，遠古人類的簡單思維已經創造了奇蹟。刻劃符號與人類思維具有直接的關係。為使對事物的直觀認識能夠保存，於是藉助一定的形式（刻劃）來實現，刻劃的符號即代表現實中的事物，若我們把遠古人類為保存原始記憶的意圖叫做「意」的話，通過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圖象即刻劃的符號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圖式，可見遠古人類有了「我手寫我口」的可能，雖然這些刻劃符號並沒有語音形式，但無語音並不妨礙小範圍的交流，並不影響突破時空限制的記憶，雖然所記憶的內容十分有限，只限於簡單的具體的事物，但「約定俗成」的性質和工具的職能足以證明它在文字產生之前的重要性，作為次要來源來說，並不過分。由於各種起源說都有一定的道理，贊同一種起源說而排斥另一種起源說顯得太主觀化，還有學者折衷一說，認為結繩和象形漢字之間有個中間環節，即是以「河圖洛書」為代表的原始「數字卦」，闡述思路是結繩主要是用以記數的，實際上結繩是原始的數字形式，先民用這種原始的結繩數字進行占卜，「河圖洛書」正是這種原始結繩數字排列而成的數字卦圖式，這些圖式可以排演出眾多的數字卦，不同的數字卦代表著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間的相互聯繫，可以說數字卦粗略地具備了文字的功能，但這些數字卦所代表的內容畢竟讓人難以把握，為了更形象準確地記錄數字卦所蘊含的內容，掌管卜筮的巫師們才逐步地發明、創造了象形漢字。

實際上，各種起源說法都有其理論基礎，然而我要說的是，人們在重視事實考證的同時，忽視了最本質最重要的問題，文字學家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審視中國古文字時，懷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謂文字成為衡量的標準，裘錫圭認為，語言文字學者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大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認為這種分歧只是使用術語的不同，很難說這裡面有什麼絕對的是非。然而實際上，文字的定義卻成為探索文字起源的關鍵。也就是說文字學家對文字定義存在廣義和狹義的區別，由此導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時的理論基礎不同，驗證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會有各種文字起源說。狹義派的觀點是：「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書·序〉正義》）這句話道出文字的性質。文字是為了記錄語言而發明的一種書寫符號系統，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中國的文字是方塊漢字，自然，狹義派文字學家以這定義做衡量標準，以古推今，進行嚴格的一一對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號界限分明，結繩記事，契刻記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條件，如不代表語音，只是遠古人類隨意做的記號，一個個繩結並沒有同語言中的語素或詞建立起固定的聯繫，認為漢字是高級的符號體系，其複雜的構形是不可能從簡單的契刻演變而來的。從固有的文字構形來判斷史前符號，根據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漢字發生的源頭較近，絕大多數文字個體是通過象形的誘導產生的圖形式文字，文字元號與它所代表的詞之間的聯繫，很明確地表現了漢字與圖畫的淵源關係，「文字本於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廣義派文字學家在「用來傳遞信息，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的理論指導下，支持圖畫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從宏觀角度來說，只要可以用來傳遞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義，都可以作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證據。根據目前考古工作的進展，我們沒有有力的證據非常肯定地說圖畫說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當的說，這是主流觀點，也有人持否定意見，認為以指示性的圖案作敘事型的描繪的「圖畫文字」在中國尚未發現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時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圖畫的形式來表示的。不能因為甲骨文中象形字數量眾多而斷定漢字起源於圖畫，但大部分文字學家如唐蘭，裘錫圭還是持肯定意見，我認為，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可以像廣義派的做法，認為圖畫說是主要起源，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做為次要起源來補充，豐富文字起源說的理論，形成多元化的觀點，但其中還是有主次之分的。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在文字定義做廣義和狹義區分的同時，我覺得有必要對文字起源說也做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在遠古人類時代，結繩，契刻，八卦，圖畫作為符號形式，依表達者的需要來選擇，處於一個較自由選擇的階段。圖畫符號以其整體的優勢（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說的基礎,但從廣義上來說,可以把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做為次要起源來補充和發展漢字起源的理論。

(作者：劉美霞)【參考文獻】[1]蘇培成．現代漢字學綱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裘錫圭．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3]沈一清．我國古代文字起源初探［J］．河北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4]冷瑾.小議漢字的起源［J］．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8月

論文字的起源和中國文字的起源

古書上說：黃帝的史官倉頡，仰觀天象，俯察鳥獸蟲魚之跡，創造出中國最早的象形文字。我認為這是非常有道理的。這種道理不在於黃帝的雄才偉略和倉頡的睿智；而在於這表明了，文字是在有了政權之後才產生的。就一個族群來說，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必定有了比較成熟和完善的語言。對於他們來說，有語言就足夠了。因為一個小群體的交流，語言是最好的，而文字沒有什麼優勢。語言的交流時直接的，而文字的交流是間接的。其次，一個族群也不具備創造文字的基礎，即大量的符號。因為一種語言的創立，必須借鑒大量的符號，而一個部落的符號是有限的，它必須借鑒很多部落的符號。　　只有當出現了部落聯盟，或者出現了一個部落統治了其他部落時；也就是出現了政權時，文字才有了產生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就人而言，你用聲色拳腳，只能控制三五人；你用語言，可以統治幾十幾百人；而你用文字可以統治千，萬，億人。因為人與人的交流性，決定你政權的深度。文字是語言在時空的延伸，有了它，語言可以傳千里，傳萬世。文字還具有超越方言的力量。　　政權是文字產生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有政權不一定會產生文字，但文字的產生一定在政權出現之後。首先，政權代表大範圍的統一，只有在大統一下，才具備創製文字所需的大量符號。其次，文字的產生，是有組織的創造，它是一次性地完成了差不多全部的文字，而不是一點點積累而成的創造。縱觀後世很多國家或民族創造文字，都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基本上就創製了他們的文字。如蒙古文，西夏文，日文，韓文。　　在中國的遠古時代，一個部落聯盟的首領（也許就是黃帝），他迫切地感覺到，他的旨意無以行千里，他的恩威無以施眾人。他於是就命他身邊的大智者（也許就是倉頡），創造文字。這個大智者，廣泛搜集了已存的各種紋飾，刻畫，符號，圖案；又按照某種思維創造了許多符號和圖案，使這些與語音一一對應，就製成了文字。有了文字的應用，這個首領的旨意就變成了政令，他的恩威就變成了的德與法。　　儘管受文字創造者本民族，現實，習慣和思維的影響，每一種文字都呈現一定的風格，但其每個文字具體形態的產生，都是偶然性的，隨意性的。　　文字的本質是用刻畫符號，代表語言中的一個個讀音。只要這種符號能夠明確無誤地表達語言中的語音，至於這個符號是什麼形式，只要這個民族不認為有什麼不妥，都是可以的。不論它是圖畫，或是記號，或是紋飾，或是根本沒有什麼意義的筆畫組合。因為在政權下創造的文字，就使文字具有了一種類似」法」的東西。甚至文字本身就可以被看做一種法。只要這個文字被確定，人們就可以依此來遵循。　　中國的文字有兩個源頭，不過這兩個源頭都不能稱之為文字。一是先民受自然事物的啟發創造的各種紋飾和符號，二是先民對現實各種事物的刻畫圖案。這些符號和圖案，都表達了一定的意義，甚至有些可能被用來記事，記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些符號圖案與語言平行發展或偶有交叉。一些符號，可能在生活中表現一種意義，而沒有讀音；而另一些符號，可能被經常使用，不僅表現一種意義，也具有了一個讀音。這就是符號和語言在平行中的交叉。但他們都不能稱之為文字，因為這些符號無論怎樣使用，或記事，或記物；它們只是表現世界的，而文字是用來表達語言，表達思想的。　　文字的基本形態是，用一連串的符號去表達語言和意義；而不是用單個的符號去表現世界。這就是文字和史前符號的區別。　　既然符號只能表現世界，怎樣才能讓符號變成可以表達語言和思想的文字呢？必須形成一個文字系統，這個系統按照，語音對應的需要和語言自身內在的邏輯，去重新定義每一個符號，使一個個符號成為文字。　　首先，一些符號在應用中，具有了發音的特點；這只是符號向語言的靠近，要想使符號變為文字，必須反過來，用語音重新定義符號。按照語音的需要，搜集整理原有的符號圖案，再創造一些新的符號圖案，使每個語音對應一個符號或圖案，這就形成了一個符號系統。而這個系統的每個符號，就都具有了發音。其次，這些符號獲得語音的同時，又獲得了語言法則和思維邏輯的雙重定義。因為只要你用這些符號去表達語言，這些符號就具有了語言所具有的，語言法則和思維邏輯。符號就變成了文字，文字系統就形成了。　　創立文字系統，不是人們自發地，自下而上就能完成的；它必須由一個機構，自覺地，由上而下地完成。而這個機構就是政權的機構。因此文字是由統治階級創造的，而文字的源頭是人民創造的。　　中國古代，特別是上古中古時期，文字就是統治上層的專利。這也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字是由統治上層創製的，而非人民大眾創製的。否則那些黎民黔首們，為何對它不識又不用？　　中國的「文字」二字。其中「文」的甲骨文金文，象紋飾交錯的樣子;即原始的各種紋飾。而「字」的甲骨文金文，上面象一個房子，下面是一個小孩;代表產生，派生的意思。「文字」二字代表了，原始的紋飾符號和由他們派生出來的各種圖形（文字）。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