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懷舊」，還是面對當下？

近日，一線作家創作上「集體懷舊」成為媒體熱議的話題。

《收穫》今年第三期發表了蘇童的最新長篇《黃雀記》。這部小說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蘇童又回歸了多年前的「香椿樹街系列」，寫起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故事。蘇童說：「像香椿樹街的故事，我可能到死都寫不完，因為記憶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如果你能夠善待你自己生命當中最真實記憶的話，你一輩子都寫不完。」

韓少功和梁曉聲在不久前也分別推出了新長篇《日夜書》和《返程年代》，寫的都是「知青題材」。

廣獲讚譽的金宇澄的《繁花》，雖採取遠近兩條線並進的敘事結構，但遠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近的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於作家夏商的《東岸紀事》、葉兆言的《一號命令》等新作，全部寫的是幾十年前的往事。

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從記憶中尋找創作素材，寫的都是往事。

作家回望過去，集體懷舊，是文學創作上的巧合，還是文學趣味的趨同，抑或創作規律使然？有評論認為，這些作家，雖然生活在當下，但當下的生活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集體抹去了，作家們似乎仍然沉浸在描寫自己年輕時代的狂喜之中。

對文壇上的這種現象如何看待？文學批評界出現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作家創作以回憶的、過去的、歷史的生活作為書寫內容，這是創作規律的必然結果。比如，同樣寫了不少往事的閻連科，就強調作家和生活應該保持距離，只有保持了距離，才可能將生活的本質看得真切。另一觀點則認為：創作上「集體懷舊」，反映了作家集體面臨的「中年危機」。這種危機表現在創作上就是，疏於關懷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疏於貼近現實的生活。因為對當下生活並不了解，所以比較保險的辦法就是寫過去。

從創作來看，作家的寫作需要生活的積累，需要經驗，需要記憶，這些生活積澱和生活記憶，構成了他們的寫作礦藏和創作源泉。作家在創作中，喚起對自我生活體驗積累的自覺，進而反思，從而激發起強烈的文學創作衝動，在這樣一個靈魂探索的過程中，思想內涵和美學品位逐漸萌芽、發展而成型。所以，作家寫什麼、怎樣寫、為什麼寫，反映了他的文學趣味和文學追求，也是由其精神創造力決定的。

所以，作家們「懷舊」，固然是他們的文學趣味、文學觀念、文學價值的追求和創作能力的反映，同時，這種懷舊的作品也會有部分讀者，但是，要喚起廣泛的共鳴，恐怕就很困難了。對作家們的「集體懷舊」，一部分讀者抱有微詞：「現在讀小說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輕的讀者，是生活在當下的，他們很希望從文學作品中看到當下的生活，看到作家們對於現實生活的態度和思索。」

可見，文學讀者更關注的是他們所生活的這個大千世界，希望從文學中看到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以及作家們對當下焦點事件的感觸和看法。文學如果缺少這些內容，就不免使人覺得缺少「在場精神」，與大眾生活、社會現實有著距離和隔閡，而且很難反映時代精神，觸動當下讀者的心靈，當然也很難出現為時代和大眾所期許的文學作品。

曾有一些文學批評者、讀者，批評當下的一些作家，缺乏思想的鋒芒、關注現實的氣概和進行社會思考的銳利，而這正是當下文學最明顯的軟肋。

這不禁又讓人想到鐵凝論述當下文學的責任和作家使命的幾句話：「中國處在這麼大的變革當中，中國作家可寫的東西太多了。我覺得中國作家應該拿出不平凡的作品，應該不斷地拿出不平凡的作品。我捫心自問，作為一個寫作者，個人的寫作配得上這個偉大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