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我和汪曾祺的忘年情誼

「提起作家汪曾祺，可謂是家喻戶曉。我和他是同鄉，是小他20歲的晚輩。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我和他老人家開始了一段不尋常的交往經歷，這是我最珍貴的精神財富。」——陸建華

口述/陸建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汪曾祺研究會會長）記錄/王彬李珂

文學夢與大作家我1940年出生在江蘇高郵一個叫臨澤的小鎮，當時那裡地處偏僻，幾乎與世隔絕。我從小讀了不少民間流傳的通俗故事，對文學十分嚮往。上小學時，我寫的作文在班上慢慢地脫穎而出，從那開始，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美麗的文學夢來了。中學時，我曾試著向上海的《少年文藝》投過稿，被退回就不敢再投，更覺得作家的桂冠遙不可攀了。後來到高郵中學讀書，班上有個同學叫汪海珊，他就是汪曾祺同父異母的弟弟。有一天，他拿著一本《人民文學》給我看，說：「我家老大在北京工作，喏，這上面有他新發表的散文。」我接過雜誌一看，這是1957年第3期《人民文學》，汪曾祺在上面發表了一組散文詩《冬天的樹》。嗬，想不到同學的哥哥就是作家，這使我在驚奇的同時感到親近，從此我就牢牢地記住了汪曾祺這個名字。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文壇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迅速復甦。短時期內，汪曾祺接連在《北京文學》、《雨花》雜誌上發表了以故鄉高郵舊生活為背景的作品：《受戒》、《異秉》、《大淖紀事》。這些文章讓我感受到了其他作家作品裡少見的別樣的魅力，更從中讀出汪曾祺對故鄉的感人深情。就這三篇小說，我一氣呵成地寫了近萬字的評論：《動人的風俗畫——漫評汪曾祺的三篇小說》。直到這時，我仍沒見過汪曾祺，也沒與他通過信。評論寫好後，我就徑直寄《北京文學》編輯部。或許是文章里「來自家鄉的評論」這句話特別引起編者的注意，他們把我的文章迅速全文編髮在《北京文學》1981年8月號。

陸建華（左）與汪曾祺（右）在暢談和汪曾祺通信其實我早就想和汪曾祺通信，但總怕唐突沒有付諸行動。收到了《北京文學》稿件採用的通知後，也算師出有名了，1981年7月上旬，我給汪曾祺寫了第一封信。這算是我倆交往的開始吧。在信里，我向他表示了很早就有的仰慕之情，同時隨信寄了一本家鄉高郵的文學刊物《珠湖》。汪曾祺很快給我回信，他在信里對我和家鄉的文學後生們給予了勉勵和鼓舞，還親自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改詩，他的謙遜的態度令我十分感動，和這位大作家的距離一下拉近了。從那時開始一直到1997年5月汪曾祺去世之前，我倆一直保持著這種書信來往，至今我仍珍藏著他的３８封來信。我向他請教文學創作中的問題，和他談家鄉的風物人情，漸漸地，關係越來越親密了。前幾封信的開頭，他對我的稱呼都是「建華同志」，到了1981年12月的第６封信，他開口便稱我「建華」，稱呼的改變，顯然表現了他對我的某種認同。汪曾祺於1939年夏，十九歲那年告別高郵踏上了漫長而艱難的出外求學之路，到1981年為止，其間戰火連綿，解放後又被劃成右派，經歷各種政治運動，一直沒有機會回到家鄉。我在他的作品裡感受到了濃濃的鄉愁。1981年8月他給小學同學劉子平寫信透露了想回家鄉看看的意向，當時我在高郵工作，劉子平找到了我，我立刻去找縣裡的領導商議，最終，以高郵縣人民政府的名義發出了邀請函，邀請汪曾祺回鄉訪問，挂號信還是我親自去郵局發出的。1981年10月10日，汪曾祺回到了闊別四十二年之久的故鄉高郵，我被縣領導安排全程陪同。他在家鄉停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走親訪友，我也因近水樓台之便，多次當面和他交談，獲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有一次，我陪著他在下榻的縣第一招待所附近閑逛，走到了一個修鞋攤子前，聽了我講修鞋匠的經歷，他產生了興趣，後來還一個人去鞋匠家溜達，最終寫成了小說《皮鳳三楦房子》，這是他的小說中唯一一篇以家鄉解放後生活素材為原型的作品。他在高郵期間，我曾根據他的談話寫了兩篇散文：《他追求小說的散文美——訪老作家汪曾祺》和《魂牽夢縈故鄉情》，分別發表於《新華日報》和四川的《文壇》雜誌。跟蹤研究汪曾祺《受戒》之後，在文壇沉寂多年的汪曾祺迎來了屬於他創作的豐收期，他的小說和散文天女散花般地出現在文學雜誌上。隨著汪曾祺在文壇復出後寫作的勢頭越來越好，我預感其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會越來越大，就開始產生了跟蹤研究他的想法。汪老知道了我的想法後非常支持，一直記著把他的寫作情況、發表情況寫信告訴我，有時，還周到地把發表他的作品的雜誌寄給我，因為他知道，我在縣城不一定能看到這些雜誌。隨著知名度的上升，各種得獎、約稿等等好事都來了，在往來的信件里，汪曾祺和我分享著這些快樂。他在信里和我聊創作上的打算，說他想寫漢武帝和司馬遷題材的歷史小說，還想寫反映家鄉變化的長篇；訴說出名之後的種種無奈，說應《人民文學》之約寫一篇小說紀念老舍之死，「真不好辦」，而面對蜂擁而至的約稿，更是為難，說「我的那些陳貨販得差不多了」，「現在肚子里空空如也」……我不斷研究他的作品，透過他的作品，比旁人更能懂得他內心的喜怒哀樂，我已經成了他無話不談的好友。1983年10月，我第一次去北京汪曾祺家中拜訪，進了門之後我大感意外，他的住房條件太差了。這哪是一位名作家的住房？號稱三室，其實僅兩室，一間朝南的10平方米稍大一些的作客廳，平時來了客人接談，家裡人吃飯，存放閑雜物品都在這裡，另一間差不多大的留作卧室，還有一間7平米多的小房間，裡面擱著一張小床，床面前一張桌子，這就是汪曾祺的書房兼卧室。因為地方小，到處堆放著書。記得他坐在床上與我談話，談著談著，他忽然想起找一本剛發表了他的作品的雜誌給我看，那雜誌埋在書堆里，他起身一抽，「嘩啦」一聲，一堆書全倒了下來，散落一地……很難描述當時的心情，意外、吃驚、敬佩，還有點難過。出版《汪曾祺文集》汪老文學地位直線上升，關心並研究汪曾祺的人一天天多了起來，但關於他的研究資料基本沒有；他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很多時候僅憑記憶回憶往事，難免有不準確之處。我也一再從他發表的回憶性的散文中發現前後不一的地方。１９８４年秋，我調省工作後，寫作條件大為改觀，漸漸產生了為汪曾祺搞一個創作年表的想法。但是，他本人對此並不熱心，可我還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歷時六年，終於搞成了「汪曾祺創作年表」。搞成後不久，就遇上長江文藝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需要附創作年表，正好用上。此後，江蘇、甘肅等地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都採用了這個年表。汪老淡泊名利，他對出版自己的文集也很謹慎。早在1986年，我就萌生推動出版《汪曾祺文集》的想法，一再當面向他積極建議。第一次提這事，他立馬回絕了。他說：「這哪行？出文集是著作等身的作家的事呀。」以後，他的內容大同小異的單行本不停地出版，讀者因重複購買他的書嘖有煩言，他自己也有所覺察。到1992年7月，當我重提出版文集事，他終於鬆口了。在這之前，我已不止一次提前與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吳星飛商議過為汪曾祺出文集的事，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為了早點出版文集，我提出由汪老選定各卷目錄，其餘按目錄彙集資料、校對、甚至裝幀設計等具體事項均由我負責。那段時間，我隔幾天就給他打電話，還悄悄委託他的夫人施松卿和小女兒汪朝從中相助，請她倆務必督促汪老抓緊。1993年5月底，文集目錄定下來之後，從六月開始，我全身心投入編纂，十天內就按目錄將１２０萬字作品全部找全、貼好、編好。小說卷４８篇，散文卷６２篇，文論卷５５篇，戲曲劇本卷８個劇本，真是不小的攤子。那兩個月，我的書房滿世界的稿子和清樣，來個人也沒處坐。夫人和正在大學讀書的兩個孩子也被我拉進來校對，每次清樣出來，家中人頭校、二校，我看三校。每校都看兩遍，每次清樣實際校六遍……這樣的忙碌當然比較辛苦，但最後看到文集成功地出版了，真的很高興。1993年秋，我去北京把剛印製好的《汪曾祺文集》面交汪老。他眼睛紅紅的，激動得話都說不出。第二天，老夫人施松卿告訴我：「昨夜曾祺高興得一夜沒有睡好……」源自對故鄉的愛汪老是1997年（註：5月16日）去世的，很突然。那年的1月份，上海滬劇院和滬劇《蘆盪火種》的劇本創作的執筆者文牧的遺孀筱慧琴聯合將汪曾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告上法庭，狀告汪曾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在《汪曾祺文集?戲曲劇本卷》中的京劇劇本《沙家浜》署名一事上侵權。這一案件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成為國內文化方面的焦點新聞。因為《汪曾祺文集》是由我主編的，我在報上寫了文章說明情況，原告方又把我追加為了第三被告。汪老一向顧惜名譽，沒想到惹上這麼麻煩的官司，媒體的爆炒讓他鬱悶之極，當時他已經是７７歲高齡，因為這事幾乎夜夜失眠，這成為他生前很大的一個心結。此事在汪老去世後雖平靜了結，但留下的遺憾和教訓卻令人深思。一轉眼，汪老已經離開我們１６年了。從他生前到現在，我寫了１００多篇文章評價、介紹他的作品，積累了大量資料。他去世之後，我出版了《汪曾祺傳》、《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和《私信中的汪曾祺》，最近我應山東一家出版社所約，寫了第四本關於汪曾祺的書：《汪曾祺與〈沙家浜〉》，很快會與讀者見面。現在，我書房中有十多個書櫃的藏書都與汪曾祺有關，我自己編印的有關汪曾祺的研究資料集已有１８卷、近千萬字，有關宣傳、研究汪曾祺的工作今後我還將繼續做下去。很多人都好奇，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熱情做那麼多與汪曾祺有關的事情呢？最初，我完全是被汪曾祺的「文」所吸引，再後來，我是作為一個高郵人，把汪曾祺看為我們高郵繼北宋婉約派詞學大師秦少游之後的又一位文學大家。自從秦少游之後，高郵就很少出現有影響的文學大家，以至於清代王士禎曾感慨：「風流不見秦淮海，寂寞人間五百年」。其實，從秦少游去世算起，高郵文壇之寂寞已是「往事越千年」了。汪曾祺的出現怎能不讓人眼前一亮。說到底，我做的這些，都是著眼在對生我養我的故鄉的愛。1993年，我曾聯繫江蘇電視台到北京拍了反應汪曾祺文學創作的紀錄片《夢故鄉》，當時沒有覺得這個事情有多重要，現在這個專題片成了唯一記錄汪曾祺生活與創作的影像資料。如今看到畫面中汪老的身影，我依然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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