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見證 懷念謝韜先生

《鳳凰周刊》2010年26期 王思睿

2010年8月25日，謝韜先生走完了他璀璨而又坎坷的一生，享年88歲。在這一刻，我正在撰寫與顧准、李慎之等有關的一篇文章，而且恰好在寫有關謝韜的一段，甚至可能正在寫「謝韜」這兩個字。這或許是我與謝伯伯之間的一種心靈感應吧。

顧准（1915－1974）、李慎之（1923－2003）、謝韜（1922－2010）這幾個名字，是何家棟先生所說的「『一二·九』一代」的驕傲。他們都曾受到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並在「新啟蒙運動」的高潮中接受了新民主主義，先後成為新中國創建者隊伍中的一員。然而，他們又陸續被自己參與創建的新中國所拋棄。

最早是顧准，落難於1952年的「三反運動」；其次是謝韜，落難於1955年的「肅反運動」；隨後是李慎之，落難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由於他們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反思，他們最終都告別了青少年時代的烏托邦理想，並在思想上脫離了自己曾經的歸屬。

在上述幾位長者中，謝韜先生是唯一一位與我有私誼的長輩。在謝韜先生因病喪失思維能力前，我也是有機會聆聽他最後「政治遺言」的一人。我認為，謝韜先生的一生，是「『一二·九』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典型代表。

學生時代，深受新民主主義影響

謝韜先生在《風雨同舟60載─歷史與現實的反思》一文中寫道──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會辦的學校中受過自由、平等、博愛的教育，得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天賦人權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時候，遇到一個好老師，是無錫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讓慎之看的是《公民》課本，一開頭就講憲法，講人民的權利和義務。還把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撕掉封皮給慎之看，還有巴金的小說。

他(慎之)還主動找各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來看。

謝韜、李慎之他們讀書的時代，是個思想多元化的時代。國民黨統治當局雖然想要推行「黨化教育」，但他們做得並不到位和有效。為什麼自由主義的影響沒有壓倒新民主主義的影響？或者用李慎之的話說，為什麼「革命壓倒民主」，這是一個仍然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謝韜、李慎之等過來人的回憶，是特別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謝韜先生說——

如何反抗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是我和慎之這一代年輕人首先思考的大問題。

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肆意踐踏著中華大地，國民政府軍隊雖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奮戰，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戰績，但由於總體上的專制獨裁、腐敗無能，在強敵的攻勢下常常潰不成軍，大片大片國土淪喪，億萬人民呻吟於日寇的殘暴統治之下。不願作亡國奴的青年學生，紛紛流亡到大後方，對當局由期望轉為失望。家在大後方的青年學生，眼見親歷當局的蠻橫腐敗，日益苦悶彷徨。

在那個時代，現實社會十分黑暗醜惡，軍、警、憲、特橫行霸道，欺壓百姓，我們眼見廣大地區民不聊生。蔣介石集團強化一黨專政，實施黨管國家、黨管軍隊、黨管一切的獨裁政策。國家政權腐敗無能而又無法無天，人民沒有人權，沒有應有的一切自由。這些都是我們親身感受到的現實。

因此，我和慎之這一代人，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專制政權，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建設一個經濟繁榮人民幸福的新中國，作為理想，作為我們畢生的奮鬥目標。這就是李慎之和我這一代人思想發展的起點，或者說這就是我們的思想發展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對我們產生了重要影響。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明中國社會的發展，必須先經過民主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實現民主自由，經過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在將來條件成熟的時候進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

當時在進步青年群體中流行著一句話：「克里姆林宮的紅星照耀著全人類的前途，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主動宣布取消沙皇俄國簽署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取得的一切特權，這使我們相信蘇聯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國和蘇聯作家，如托爾斯泰、高爾基、法捷耶夫、蕭洛霍夫等，在他們的作品中對人性的描寫，也影響了我們一代人。

在我們的心目中，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工農當家作主的蘇維埃，是一個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間天堂。（斯大林的專制獨裁，對稍有不同意見的人的殘暴鎮壓，在1956年以前，都被嚴嚴實實地隱瞞了，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這也是我們這一代知識青年當時決心跟共產黨走的一個重要原因。[引自謝韜《風雨同舟60載──歷史與現實的反思》]

謝韜當時跟共產黨走新民主主義道路，與現今大學生為了報考公務員參加共產黨是不一樣的。謝韜參加地下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跟蹤，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他為了躲避特務，從成都躲到自貢，又從自貢躲到重慶，最後，不得不隨著共產黨機關撤退到延安，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名「革命幹部」。

秦城坐監，大徹大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著名作家胡風撰寫長詩，為之歡呼雀躍。李慎之在《風雨蒼黃50年》中寫道——

「十一」以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卻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5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時間開始了！我怎麼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決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

但是，不論是胡風，還是包括謝韜在內的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還是李慎之，都沒有料想到，接下來的會是以饑饉、苦難為標識的政治運動開始了，先是知識分子然後是各階層民眾，歷史上空前的寡廉鮮恥、喪失天良、「不說假話沒法活」的日子開始了。

1949年進入北京以後，謝韜先是在華北大學然後是在由前者改名的中國人民大學教「馬列」課，1952年起擔任「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負責人，1954年12月被評定為教授。當時「全國高等學校的『馬列主義』教師，大都是在人民大學的『馬列主義』研究班培養的，我也成了這個研究班的教授」。30歲剛出頭的謝韜，儼然是中國的馬列主義權威教授了。

他的老朋友李慎之當時也「是個走紅的幹部」。李慎之的正式工作是擔任新華社國際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參考數據》和《參考消息》。《參考數據》一天要出3大本，而且一定得在08：00、13：00、19：00送到中南海領導人的辦公桌上。中央領導人對國際動向的了解，主要通過這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