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烏龍」史———李德身份之謎

佐爾格

博古

周恩來

□金一南在任何一本辭典或黨史資料中，都不難找到關於李德的條目；在任何一個有關李德的條目中，幾乎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他曾經的身份；「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這位大名鼎鼎的軍事顧問，曾經一度是中國工農紅軍最高指揮者，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幾遭滅頂之災……李德從何處來？他真是來自共產國際么？他真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嗎？金一南教授在《苦難輝煌》一書中，詳盡地揭示了李德的真實身份———一段充滿巧合與戲劇性的「烏龍」史———一些小小的誤會，改變了多少人的生死命運？一樁不起眼的偶然事件，掀起了時代多大的滔天巨浪？僅僅為了弄清他的真實身份，就用掉中國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時間……李德（1900～1974），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奧地利人。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原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中共黨史辭典》01第五次反「圍剿」當天，他來到蘇區針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準備最充分的一次「圍剿」。他調集100萬軍隊，幾乎是傾全國之兵。其中用於中央蘇區50萬。各地除留守部隊外，凡能機動的部隊都調來了，嫡系部隊更是傾巢而出。1933年9月25日，「圍剿」軍事行動開始。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指揮三個師突然向黎川發動進攻。9月28日凌晨，蘇區北大門黎川被敵人佔領。為恢復黎川，紅軍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戰鬥。彭德懷率主力應急返回，進攻硝石、黎川之敵；林彪也率主力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之敵，保障彭德懷對黎川地區的進攻。彭德懷連攻硝石數日，不克；林彪也未能擋住南城之敵東援。陳誠指揮李延年第九師、黃維第十一師、霍揆章第十四師、李樹森第九十四師進抵硝石。蔣軍嫡系四個主力師的到來，迫使彭德懷於當晚撤出戰鬥。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第一步，紅軍就喪失了主動權，陷入被動。雖然都是過去的對手，但保存實力消極避戰現象和一味突擊狂躁輕進現象不再出現。敵人好像換了一批人：前進果斷且聯繫緊密；防守堅韌且增援及時。敵人在變。應該敵變我變。我們怎麼應變呢？就在蔣軍軍事行動開始那天，陳誠向黎川進攻的9月25日，一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到達中央蘇區。他從何處來？真是來自共產國際么？他來幹什麼？他的到來，將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僅僅為了弄清他的真實身份，就用掉中國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02源頭在新加坡必須從更遠的源頭去追尋這一複雜線索。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逮捕。審問結果，發現約瑟夫向馬來西亞共產黨人轉遞的經費來自上海，其攜帶的文件中還有一個上海的電報挂號和郵政信箱。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國人高效率地做出了反應：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租界警務處迅速查實了兩處可疑地點，房主均為諾倫斯·魯格，中文名牛蘭。6月15日，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逮捕。由於事先毫無預兆，密碼和賬簿都來不及轉移，被租界當局如數繳獲。確實是迅雷不及掩耳。此即著名的牛蘭夫婦被捕案。今天回顧這樁當年轟動整個東方的要案，應該嘆服共產國際秘密工作者的素質和紀律。上海租界當局從多方入手，卻無法查實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最後他們企圖從牛蘭一家人所操的語言上打開缺口，以證實嫌疑犯確實來自蘇聯，結果發現即使牛蘭夫婦當時年僅4歲的兒子吉米，也只會說德語。幾十年時間過去，不要說當年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的審訊者沒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秘密工作人員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一直不知道他們二人的真實姓名和經歷。一直到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秘密檔案被公開，牛蘭夫婦的兒子、年近70歲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將其父母的真實情況披露給世人。03牛蘭夫婦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他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牛蘭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出生於聖彼得堡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讀於貴族學校，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義大利語。十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窮人家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他們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務集中歸結為三項：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及遠東局與中共和亞洲各國黨的郵件的接收與中轉；二是為赴蘇聯的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即使外行人也能從以上任務得知：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正因關係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經驗必須十分豐富，行為必須分外謹慎。04案子很棘手牛蘭夫婦完全符合這一條件。他們二人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牛蘭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時間，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裡口碑頗佳。如果不是遠在天邊的那個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挂號和郵政信箱，牛蘭夫婦在上海不會暴露。牛蘭夫婦被捕和機構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而且還禍不單行。本來由於牛蘭夫婦堅守秘密工作制度，縱然通信密碼和資金賬簿被繳獲，但由於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幾乎無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險家的樂園」，全世界各種投機者在此地使用各種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內外，早已見怪不怪了。誰知道這對夫婦在為誰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官員私下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也只好放人。05顧順章被捕叛變不料，此時中國共產黨方面卻出了大問題：中共中央特委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被捕叛變。顧順章化名張華、黎明，江蘇寶山縣人，原為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時期任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領導全國隱蔽戰線工作。特委三名領導人，一是中共「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二是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便是顧順章。此人所處地位之重要與關鍵，也可見一斑。顧順章對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幾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危險。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在顧叛變的第二天便獲此情報，立即從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負責人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連夜布置中央機關和人員的轉移撤離。聶榮臻後來回憶說：「這兩三天里真是緊張極了，恩來和我們都沒有合眼，終於搶在敵人面前，完成了任務。」當國民黨軍警按照顧的口供衝進那些秘密據點和居所時，都已是人去樓空。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當時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只差了5分鐘。周恩來則在以後多次對人說過：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裡。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共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在周恩來領導下，雖然努力將顧順章叛變的影響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了。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惲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未暴露身份。在周恩來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為有效：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獲得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關節，準備將惲提前釋放。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了，恰在此關節顧順章叛變，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顧順章指認的另一對人物，即牛蘭夫婦。06「洋人俱樂部」暴露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兩人裝扮成傳教士，由顧順章安排潛入瑞金。但行動未能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夫婦迅速將二人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了此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當時國民黨方面正苦惱跑掉了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從上海解往南京。國民黨方面力圖以此為突破口，一舉切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渠道，癱瘓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系。在此嚴重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做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營救工作的具體組織，交給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

叛徒顧順章

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委員

李德

周恩來07神秘間諜佐爾格上海工作站負責人，就是當時默默無聞、後來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爾格。佐爾格與牛蘭雖然都在上海，但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佐爾格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牛蘭已成國民黨的階下囚，佐爾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法蘭克福新聞》駐上海記者，佐爾格來中國，主要針對日本。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對蘇聯東部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開展對日情報工作變得迫在眉睫，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認最難開展情報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爾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選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灘為《法蘭克福新聞》撰寫枯燥乏味的農業評論，一面精心構築上海工作站。該工作站後來被人們廣泛稱為「佐爾格小組」。很快還發展了兩個日本人，這兩人成為佐爾格後來去東京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幫手。收到蘇軍總參謀部的指示，佐爾格便全力投入對牛蘭夫婦的營救工作。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報科長潘漢年，協助佐爾格從公開和秘密兩個渠道展開營救工作。公開渠道由宋慶齡、史沫特萊、斯諾、伊羅生等人出面活動，要求釋放牛蘭夫婦。秘密渠道則是從租界和國民黨內部打開缺口。潘漢年告訴佐爾格，國民黨辦案人員有收受賄賂的習慣，1929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任弼時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用現洋買通公共租界探長，再高價請律師辯護，任弼時安然獲釋；惲代英被捕也是同樣，如果不是最後顧順章叛變指認，惲代英已經出獄。佐爾格得知此訊後，急電莫斯科，要求立即派專人送兩萬美元到上海，用於打通關節，完成營救。08兩個信使蘇軍總參謀部馬上採取行動。送款路線要穿過中國東北。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係不錯，於是蘇軍總參謀部決定選派德共黨員執行這項使命。為保險起見選用兩人，每人各攜帶兩萬美元，分別走不同的路線。兩人都不知道還有另外一人在完成與自己完全相同的使命。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了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將錢送到了佐爾格手裡。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後，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另一個叫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只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係守口如瓶。奧托·布勞恩就是李德。09送款員奧托·布勞恩奧托·布勞恩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他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奧托·布勞恩與理查德·佐爾格同一系統。區別僅為後者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前者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到上海後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其之來華，並非自己所述，受共產國際指派。問題是在哪兒弄糟的？還是糟在中國人自己身上。幫助奧托·布勞恩完成身份轉換的，不是共產國際，也不是蘇軍總參謀部，而是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0博古找到水手長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後不到一周，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只有被迫隱蔽，於年底奔赴江西蘇區。當時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借口去了莫斯科，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博古年輕氣盛，熱情奔放，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出任團中央書記。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這一年他24歲。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布勞恩沒有同另一名送款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那樣完成任務便迅速回國，因為他在這裡遇見了兩個熟人：從蘇聯中山大學畢業的博古，上海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三個老相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既十分興奮，又分外親熱。博古剛剛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職務。當時中共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組織示威遊行和飛行集會，也不再是發動城市武裝暴動，蘇區軍事鬥爭正在成為革命首要的、迫切的和關鍵的問題。結論異常簡單。不懂軍事，無法把舵。作為一個出家門進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門、出中山大學校門即進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他搞過學運，搞過工運，卻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自感最為欠缺的，就是軍事這一課。恰恰這時來了個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奧托·布勞恩。博古把他的這個熟人留了下來，權充作自己那條並不穩固的船上的水手長。這一年奧托·布勞恩31歲，長博古7歲。11共產國際含混的答覆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與奧托·布勞恩在上海整整相處一年。一年之中，兩人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了些什麼看法？怎樣評估蘇區的武裝鬥爭？如何使這一鬥爭再進一步發展？現在已經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了。此後的事實說明，這段時間使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絕對的信任。很快臨時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蘇區。動身前提出要奧托·布勞恩一同去。布勞恩作為一個曾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並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現的艱險。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個：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所以當尤爾特代表遠東局徵求他意見時，他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他要憑藉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前，才收到共產國際正式且含混的答覆：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似乎是要通過這個指示讓遠東局、中共臨時中央和奧托·布勞恩明白兩點: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沒有指示權力」，僅僅具有建議權；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並不受託於共產國際，只受託於中共中央。12李德進入革命史冊顯然，共產國際沒有幫助李德完成身份轉換。只是要求中共臨時中央對自己選定的顧問負責。共產國際從來沒有直接對他發出任何指示電報，他與共產國際也從來沒有建立直接聯繫。一直到進入蘇區，布勞恩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微妙。在蘇區的軍事會議上起初他一再說明，他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但博古不容他這樣講下去。在介紹他的第一個歡迎會上，熱情洋溢的博古便展開了他的演說才能:「同志們!我們在這裡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志。」博古給予了他「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這把尚方寶劍。還給他戴上一連串「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等光彩照人的帽子，還親自給他起了個中國名：李德。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進入中國革命史冊。13顧問成了「太上皇」布勞恩開始還不適應這種「太上皇」的地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每一個人似乎都認為他這個顧問具有極大的權力。他在日記中寫道：「博古也許還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他說對了。年輕的博古需要旁邊有個鐘馗，以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是對他一竅不通的軍事工作的權威。李德就扮演了這樣的鐘馗。當時的工作程序是，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後，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布勞恩逐漸熟悉了李德這個名字，也逐漸習慣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來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新原則：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於陣地之前。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學來的一套老戰法。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14幾乎將紅軍主力拚光從此也開始了一連串失利。如果說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裡指揮，也不完全是事實。但此時李德已經擁有了決定性發言權。歷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一軍團，由於陷入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在黎川、雲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三岬幛、乾昌橋和廣昌戰鬥中，除鳳翔峰、三岬幛戰鬥苦守陣地取得小勝外，其餘都打了敗仗，損失嚴重。歷次反「圍剿」猛打猛衝能啃硬骨頭的紅三軍團，滸灣、德勝關、駐馬寨戰鬥傷亡重大。最後，便是李德親自出馬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幾乎將紅軍主力拚光、導致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的廣昌戰鬥。4月10日，國民黨北路軍陳誠指揮十一個師進攻廣昌。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共九個師堅守廣昌。博古、李德赴前線直接指揮。司令員在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擔任政治委員。周恩來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4月中旬，保衛廣昌的政治命令下達：「我們的戰鬥任務，是在以全力保衛廣昌。」「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從這些令很多指揮員費解的西化語言中，人們活脫脫看見的是李德。敵人似換了一個人。紅軍也似換了一個人。4月27日，陳誠指揮河西河東兩岸敵軍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當晚，紅軍被迫撤出廣昌。廣昌保衛戰是李德戰略戰術發展的頂點，紅軍損失巨大。戰鬥持續18天，紅軍傷亡5500餘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5。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第五次反「圍剿」的結局，在廣昌已經奠定。李德的身影中，人們總看見博古；博古的錯誤里，最大的又是李德。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15歷史鏈條上的怪圈國際只允許他有建議權。但他最後有了指示權、決定權。那是中共中央的決定。有人說，博古當時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話說得刻薄了一些。不懂軍事向別人請教，無可非議，哪怕被請教者是個外國人。如果僅僅如此，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歷史，會有另外一種寫法。起初的確局限於請教。但後來則想把自己的某些東西塞到裡面。借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台、壓人。於是李德變成了鍾馗，用他來「打鬼」———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特戰法的人。首當其衝者自然是毛澤東。當時的左傾中央，無一人想起要向蘇區中自己的同志請教。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為什麼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歷史鏈條的某些環節，總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組成。沒有那個倒霉的共產國際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艱難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說命運的話，這是李德的命運，也是中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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