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與氏當年是兩個概念 姬發、姜太公都叫錯了

　　對於中國人來說，姓氏是一個簡單而重要的人身符號。而這個符號在歷經千載甚至更長的歷史時期里，也發生著令人驚嘆的變化，它伴隨著文明和歷史的足跡，襯著王朝的榮辱和興衰，帶著宗族的理想與慨嘆，傳遞著屬於名族認同的深刻烙印。

　　姓和氏是兩個概念氏可更而姓不變

　　人們如今談到「姓氏」的時候，不會將「姓」和「氏」分開對待。但據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古籍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陳絜介紹，在戰國之前，尤其是西周與春秋時期，姓和氏是嚴格區分的。姓是最廣泛意義上的血緣團體的名號，同姓族下的成員不見得聚居在一起。而氏則為具有一定實體性的宗族組織的名號，同一宗族下的成員往往聚居、共財，宗族組織實際上是姓族組織的分支。

　　以姬姓為例，同是姬姓的成員，有以周王為代表的王族，也有魯、燕、晉、應、蔡等姬姓公族，魯、燕、晉、應、蔡是封國名，同時也是氏。姓百世不變，氏則可以根據宗族組織的分衍情況而變更，比如春秋時期著名的魯三桓季氏、孟氏與叔氏，就是從魯國公族中分衍出來的三個卿族的名號，但依然屬於姬姓。古書上講「五世則遷」，就是說隨著家族人口的繁衍，同時也為了維護嫡長子繼承製的有效實施，所以其他眾庶子的家庭在經過若干代以後就一定要「別族」，組建自己的新的宗族組織，獲取新的宗族名號，於是便有了新的氏。

　　男「稱氏」女「稱姓」司馬遷遺「錯」百世

　　西周與春秋時期，姓與氏都是貴族階層專有的法權符號。從功能上看，氏最大的作用是別貴賤，姓則用以別婚姻。對於家族來說，姓族是虛體，而宗族是實體，最被重視，所以家族中的男子都要「稱氏」，以表明自身的血統，女子才「稱姓」，以防同姓族群通婚而擾亂倫理綱常。在當時，男子是忌諱像女子一樣稱姓的，所以我們稱武王發、太子發可以，但現在很多人口中稱的「姬發」則是錯誤的叫法，同理，「姬昌」「姬旦」也是錯的。而「姜太公」更是誤稱，實際上他叫呂尚，「呂」是他的氏，是他原先所處的封國名，我們也可以稱他「師尚父」或者「太師望」，這是表示他的職位。

　　陳絜指出，這種錯誤的產生，一般認為跟司馬遷有關，這有點冤屈。其實姓與氏的概念，從戰國便開始混亂，到了《史記》成書的西漢時期，更是錯誤百出，所以，在《史記》當中，常有「姓某氏」、「賜姓某氏」的矛盾甚至錯誤寫法，比如秦始皇，說他姓趙氏，但秦的族姓應該是嬴。再比如漢高祖「姓劉氏」，實際上「劉」是氏而非姓。由於《史記》流傳甚廣，錯誤也就影響深遠了。

　　政治婚姻恪守「同姓不婚」貴婦稱「姓」以相區異

　　與氏略異，「姓」最大的功能就是「別婚姻」。商代有姓而不用，出自同一家族的男子和女子，都使用相同的家族名號，甲骨文中「子某」、「婦某」相互對應，比如眉族的首領叫做「子眉」，他姐妹或者女兒嫁入商王室後便叫做「婦媚」或「婦眉」。同樣如「子周」、「婦周」，「子鼠」、「婦鼠」，各自反映的親屬關係也是一樣的。但眉、周、鼠等，其性質都屬於「氏」。

　　但到了周代，由於政治統治的需要，原本鬆散的姓族組織被強調，所以「姓」的重要性亦被彰顯。當時貴族間的政治婚姻必須恪守「同姓不婚」原則，且提出「同姓通婚，其生不蕃」之類的理論。所以女子的名字里必須帶有姓，起到區別族群的作用。比如周王的妻子有叫做「王姜」的，其中「姜」是姓，表明該女子出自姜姓之族的齊、呂或申等國，而「王」字則代表她是王室成員，為周王之妻。

　　姓在商代並無用處封建制才「賜姓」「命氏」

　　姬姓、姜姓、子姓、任姓等先秦古姓大概有30餘個，大體代表著當時的三十多個起源較為古老的血族團體。但在商代或更早時期，是否有姓的概念和相應的禁忌，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了。在陳絜看來：「商人有姓的概念，古姓也存在，但是他們覺得沒有用處。同姓族可以通婚。周人在建立周王朝之前的先周時期，也是可以同姓通婚的，禁止姓族內部的通婚是在入主中原之後。」

　　周接替商入主中原後，以「方百里」及「三千虎賁」起家的「小邦周」的人口難以和商人的數量相比。但在這種情況下，依然需要將周人的子弟、功臣和姻親等分封到各地去拓殖新的土地。周初外封的諸侯國大概有70多個，其中姬姓國就佔50多個，留在中土的周族勢力自然更為薄弱，而且各個分封的諸侯國自然也會與周王朝產生離心力。而賜姓則是利用原始的血緣親情意識，強調同族關係，使受封的姬姓眾子弟能緊緊圍繞宗周這一軸心，從而患難與共、生死相戚，使姬周王朝長治久安。

　　姓具有等級姓「羋」為南方楚荊小族

　　「賜姓」還有區分血族團體親疏遠近的作用，即所謂「同姓」、「異姓」與「庶姓」，封國貴族的等級由此而有一個大體的劃定。在當時，不僅僅有代表與王族本家的「姬」姓封國，姜姓和姬姓時常通婚，是固定聯合的聯盟力量。任姓、姞姓也如此，是經常與姬姓通婚的姓族，他們的地位也就比較高。而其他被確認姓的封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處於比較低的地位。

　　而「羋」是個怎樣等級的姓呢？陳絜教授認為，「羋在當時是比較小的姓族，中央政權是以對待南方蠻荒民族的態度來看待他，雖然他們跟周人也有聯繫，但並不被關注，或許其首領在周王庭擔任的職務也比較低。」

　　「禮崩樂壞」貴族沒落姓和氏逐漸走向統一

　　春秋晚期以降，中國古代的姓氏制度又有了變化，主要體現在姓、氏合一與姓氏全民化。戰國之後，姓、氏的界限變得模糊，第一個原因就是「同姓不婚」的制度被破壞了。陳絜舉例說，春秋晚期，蔡國和吳國雖然都是姬姓封國，但是他們因為政治利益的需要，也開始通婚，通婚也在吳國和魯國的公族間進行。這時候，「姓」作為別婚姻的作用已經逐漸消失。

　　另一方面，宗族組織解體了，過去強調的是族群，現在更強調個體。傳統貴族組織與貴族群體沒落，世官世族的模式解體，新的官僚制度出現，使得庶民有了上升的途徑，庶民原本無姓無氏，但他們可以模仿貴族自行給家族取一個名號，所以氏不再高貴。這個時候，無論是古姓還是新氏，作用基本相同，所以二者逐漸合一，有了「姓氏」的概念。

　　姓氏被隨意「使用」與「利用」造神運動到如今

　　沒有姓氏怎麼辦？在姓氏全民化的過程中，靠占卜、吹律定姓等方式來「隨意」確定。庶民獲取姓氏的手段很多，其中甚至出現胡亂而定的形式。例如《璽匯》著錄的《馬屎(矢)》之姓大概就是一例，《漢書馬宮傳》云：「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雲。」這種由動物的排泄物而來的姓氏畢竟不雅，所以西漢末年會出現大司徒馬宮在仕學後改本姓「馬矢」為「馬」的事情。

　　陳絜認為，在如今，各地都有各種宗親會和同姓集會。這反映了「找名人做祖先」的一種心態。但在學術上看，這是很難追溯的。沒有家譜的家族，往上四代五代的人，也就很難知道名字了。而家譜的寫就也很難逃離「平民造小神，帝王將相造大神」的邏輯。

　　「姓氏認同」與「改變姓氏」

　　「姓氏認同」在中華文化中佔有地位

　　姓氏與宗族有著密切聯繫

　　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常建華看來，中國的文化特點之一就是認同感強，其中就包括「姓氏認同」。從這個角度上看，姓氏作為一種符號使人們產生凝聚力。與姓氏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就是宗族關係，通過共同的祖先凝聚後人。

　　姓氏在社會建構的方面作用強大，姓氏在宋以後，隨著「宗族重建」發生了很大變化。常建華介紹說：「宋以後中國進入了社會經濟比較發達的時期，為了穩定社會，士大夫提出重建先前已有的宗族制度。一直流傳到今天編寫族譜、祠堂祭祖、族長制度，都是通過確認同姓氏祖先構成的。」不同的宗族起了不同的「堂號」。比如王姓中就有「三槐堂王氏」，淵源是當過宰相的劉氏家裡種過三棵槐樹。而張姓中則有「清河堂張氏」，小堂號也很多。堂號與宗族姓氏有著密切關係，以標誌姓氏和分支。

　　姓氏與宗族結構之間也有聯繫，明代中後期以後，宗族在民間迅速普及，在這個過程中，姓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族發展起來之後不斷擴大，與同姓氏宗族互相聯合，被稱為「聯宗通譜」。

　　「改姓」在心理與社會作用下進行

　　明清以來姓氏不斷減少

　　後世的姓氏越來越少，很多小的姓氏就合併到大的姓氏當中去了。《百家姓》的普及也使得姓氏減少的趨勢逐漸明顯。

　　在明朝，就有著「改變姓氏」的制度。常建華舉例說，《明實錄》中就曾記載，餘姚有個李氏宗族改姓的經過。一些人年幼被過繼撫養，而長大成名之後則要認祖歸宗，這時候就要向政府申請，依照程序改姓氏。而明清時代，由於這個姓名認同感的特點，姓氏追求名人效應，尋找或者樹立本姓氏名人的風氣也世風盛行，雖然從正面上樹立了榜樣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姓氏的減少，造成「亂認」祖先的情況。

　　清代乾隆時期江西的宗族，同一個姓氏遍蓋了很多祠堂，而且還在省會建立大祠堂。也將家譜改成「最早」的祖先，這些「祖先」往往是姜太公、劉備、袁紹等歷史名人。這也造成了以姓氏統一下的宗族派系勢力發達。

　　結果，乾隆果斷下詔，省裡面的大祠堂被拆掉，要求家譜要修到「可證明」的近代。同時把祠堂裡面的不可證實的「名人牌位」取消。

　　但一些「改姓」也是被迫發生的，明初和清末都曾有大規模的改換漢姓的情況，常建華介紹說：元朝滅亡後，不少色目人、蒙古人都改成了漢族姓氏。而清末的滿族人，則改成了漢族的姓氏，比如葉赫那拉氏改姓了「葉」。

　　本版撰文 新報記者 回振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