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 ： 別了，美國大使駱家輝

11月20日，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宣布計劃於明年初卸任。駱家輝為何在任期未滿情況下提前辭職，各方有很多猜測，不過也只能停留於猜測層面，討論在外交上會否「影響中美關係」，也是對駐外使節影響力的某種誇大其詞，真正值得探討的是駱家輝在中國引發的社會效應。

（資料圖：1997年10月5日，北京，駱家輝參觀長城。MIKE FIALA / 供圖。）

眾所周知，駱家輝在上任駐華大使之前，就因在西雅圖機場用優惠券買咖啡的照片，在中國網路上激起波瀾，其後又有因防差旅費超標而不住五星級酒店、長城上舉家排隊坐纜車等「謙卑」舉動，從而博得中國民眾好感。然而「名滿天下」之後，「謗亦隨之」，「作秀」甚至「別有用心」「糖衣炮彈」之說又滾滾而來，當然也毫不意外的是，主要來自官媒的這些指責很快又被網民樹為新的嘲諷標靶。

有網友說駱家輝的辭職讓他們想起1949年8月毛澤東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更有媒體評論以此為標題。此一聯想或許有些心理學道理，司徒雷登是個出生在中國、熟悉中國文化的美國人，而駱家輝雖不生於美國，卻有華人的膚色和面孔。在《別了》一文的描述中，司徒雷登似乎有迷惑中國民眾尤其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個人主義者」的意圖，而對駱家輝看不順眼的人也覺得他是個「穿著羊皮的狼」。

然而時勢不同。1940年代，正值共產主義在全球狂飆突進，不獨中國如此，而美國一則在對華政策上力不從心，二則戰後初期民主資本主義模式的整體合理性也受質疑，中國亦敢於與美決裂，甚至在決裂時帶著一種道德優越感。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在當今的後「冷戰」時代，當年蒸蒸日上的意識形態如今節節敗退。所以也無怪乎今日的《別了》無復當年咄咄逼人的氣勢，沒有底氣喊出「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這樣的句子，而只能是做向隅哀怨之態了。

其實駱家輝的種種「平民化」舉動不過是選舉制政治生態下一名民選官員的常態。在這種生態中，一個政治家越是表現得「我和你們一樣」，就越有政治前途，而傲慢、冷漠、炫富等行為都是政治上的取死之道。而中國不少官員無須「媚民」只需「媚上」，行為方式不同的原因是激勵機制不同，而非思想境界不同，這和所謂的「美式價值觀」也沒有多大關係。

西方官員的這些行為裡邊是否也有些「作秀」成分？不可謂無，尤其是在選戰時期，但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會表現得毫無雕琢痕迹。而且觀駱家輝種種所謂「作秀」之舉，也並無太多違反常情、沽名釣譽之處，放在一個金髮碧眼的白人官員身上也許司空見慣，無足為怪，只不過是在一個特別的環境里，一點點螢火之光都顯得很稀罕、很寶貴了。

對駱家輝的指責不過反映了一些人的心虛，「疑心生暗鬼」。有受害妄想症者眼中的他人全是威脅，自卑者把他人的禮貌對待也會視為傲慢。

近年來中國經濟飛速增長，重回國際舞台中央而且分量越來越重，然而在對外交往中卻往往缺乏底蘊。中外之間、中國政府與民眾之間存在雙重隔膜，再加上一些媒體為邀寵故意生事，使得外交場上演種種鬧劇，當年中國某些媒體抨擊駱家輝事件就是一例，廣為外媒報道，徒惹外人笑聲，中國的「軟實力」也在不知不覺間耗損。

許多時候，中外之間的誤解基於文化及思維差異，如接見外賓時為了顯示「威儀」而弄得禮節浩大，不免令來訪者有覲見天朝上國之感，又如為了展示「所取得的成就」而搞一個盛大的開幕式，在外人眼中卻往往透出俗艷炫耀的味道，於是外人有時說中國「咄咄逼人」，中國卻顯得很委屈。

中國需要以更符合國際社會的思維習慣、因而也能更準確地表達自身原本意圖的方式與世界溝通，至少是要減少像「駱家輝爭議」這樣的國際笑話。另一方面，國內不少媒體、民眾對國際事務的理解也常貧乏、失當。如國內媒體常常強調駱家輝有華裔血統但會維護美國利益，這在筆者看來毫無必要，因為一位大使當然要以捍衛本國利益為己任，甚至為此不惜一切代價，這是其政治角色本身所決定的，這是基本的常識。當然，只有政府和媒體成熟，外交方面的公共理性才會進步。

一個外國大使的生活方式能成為一國輿論焦點話題，無疑是「平民政治文化」對「官文化」的一種衝擊。這種強調政治家與民眾「打成一片」的文化有其民主制基礎，但也是在上世紀70年代電視等大眾媒體出現之後蔚然成風的。在攝像頭無處不在的時代，一張圖抵過千言萬語，一張奧巴馬和礦工共坐喝啤酒的照片也許就能轉化為不少的選票，1988年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杜卡基斯一張坐在坦克里的照片，因為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同場景照片對比之下顯得有些「猥瑣」，毀了杜卡基斯的選戰。因此政治家對公共場合的言行舉止的注意逐漸成為一種習慣。

當然這個風氣發展到極致也有其弊端，例如可以發現，在當今的西方選舉中獲勝的大多是有一定表演才能的人，學識和執政才能所佔的分量下降。假設坐著輪椅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今天參加競選，就要付出遠超常人的努力，甚至根本沒有希望。因為更重形式而不重實質，這也造成當今西方政壇左右各派的政綱趨同，特色消失，更喜歡安撫選民而不敢進行得罪人的結構性改革，如在本次金融危機中表現的那樣。這個模式未來會不會遭遇更大危機尚不可測，然而那終究不過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中國人更需要操心的是自己的的不同性質的問題。

很多觀察家已經注意到了駱家輝在中國激起的影響其實是反映了美國強大的「軟實力」，呼籲中國從中尋求一定的啟示。不過「軟實力」之所以是「實力」，就是因為它通常是固有的而非有意而為。而一國「軟實力」的效果是它會促使人們自發認同其其他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這個效果我們在中國的網路上已經可以觀察到了，當然這種認同也可能純粹只是基於一種「傾慕」的情感。

控制型社會中領導人和官員的權威建立於對其「與眾不同」的神化，如那些「英明」「偉大」的說辭，而一旦官員的一舉一動開始暴露在聚光燈之下，這種神化的魅影就逐漸被打破了，舊的統治方式就逐漸瓦解。駱家輝爭議只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現象，其本身並沒有那麼重要。我們需要告別的不是駱家輝，而是一種把領導人和官員特殊化、拔高化、神秘化的體制和思維方式，這是走出蒙昧的必由之路。網民或許以為在網上的嘲諷中已經消解了這種思維，但在現實中它仍存在人們的血液里。

（責任編輯：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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