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鑒》評論（三十九）

第六十四卷紀六十四

明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

夏夑曰：徐文貞草世宗遺詔，始創為此格，自蠲田租、逋賦常例外，余皆悉入《遺詔》，……高拱、郭朴為先帝、新主兩世之罪人可也。

居士曰：徐階把上述內容寫進遺詔是借用朱厚熜之口，一方面否定朱厚熜路線，一方面對朱載垕施壓，強迫他必須執行既定政策，所以帝國初期的政策實際上是徐階策略，等於徐階已經掌握了帝國權柄。而高拱所做是對徐階的否定，二人在政治立場上固有差別，但在權力運作上是等價的。只是徐階的施政方向更符合當時的階層利益、限制皇權，而高拱迎合皇權而反對社會，故此高拱被描繪成為反動人物。實際上他整頓吏治，任用官僚也很值得圈點。

守禮自吏部侍郎改南尚書，會閣臣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致仕。世宗素知守禮賢，一日，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為嘆息久之，至是始起用。

居士曰：朱厚熜判斷官僚「賢」或「不賢」的標準，一在於能否明白自己的心意，二在於是否能夠為自己承擔罪責並承擔分權任務，葛守禮無疑不符合他的用人標準。之所以將故事安排在朱厚熜身上，一如蘇軾被啟用，功勞被算在趙頊身上（事見1088年），為的是重新塑造已故皇帝的形象，減少人們心中皇帝專行、缺乏識人之明的印象，同時是用籠絡的辦法警告在世的官僚，不要清算過去的政治是非，更不能否認已故的皇帝。

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複議言：「大猷才宜於南，嘗試於北不效，且老矣。」乃召綸、繼光至京師。

居士曰：俞大猷和譚綸、戚繼光都是抗倭英雄，但俞大猷主要是在前期抗倭，那時候以真正的日本倭寇為主，主要的戰爭形式是水戰，所以他只適應南方的水戰而不適應在北方的陸地戰爭；而戚繼光和譚綸在後期抗倭，雖然仍然有倭寇存在，但十分之七的已經是地方農民，所以適用於對抗農民戰爭。

是月，吏部請再恤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員外郎申良，給事中張逵、常泰，清紀郎周鐵。上初不許，言官王洽、龐尚鵬力爭，乃詔贈恤如例。惟光祿少卿馬從謙，以中官所撓，竟不許。

居士曰：朱載垕受制於徐階，一如朱厚熜受制於楊廷和，雖然朱載垕在即位的時候表現柔和，但已經開始醞釀奪權計劃。第一，將自己派系的人馬陳以勤、張居正等援引入內閣，增加自己的派系勢力；第二，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但不排除齊康彈劾徐階為朱載垕指使；第三，即任用宦官，現在宦官的意見已經可以干涉到朱載垕的判斷，證明其涉入政治之深。事實上，因為皇帝與朝臣關係的隔閡及其權力爭鬥，皇帝任用宦官幾乎成為一種必然，所以即使朱載垕並沒有早死，繼續專制，將權力轉交給宦官也是必然之舉。

明穆宗隆慶二年（戊辰，公元1568年）

（石星）因條上六事：日「養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譖。」疏入，上怒，以為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黜為民。

居士曰：朱載垕以其短命、作惡較少而在明代的皇帝中享有「好皇帝」（《明史》稱他為「令主」）的名頭，但實際上這位「好皇帝」根本聽不進任何批評意見，只願意待在後宮中縱慾。而一旦有人對他進行監督，一樣會遭到肉體、精神的傷害以及政治處罰，明代皇權到此時已經完全失控，就算品行再端正的人坐在這個位置上也不可能成為好皇帝。

丙子，幸南海子。先是左右有言商海予之勝者，上將往幸，都給事中王治率同官諫，內閣徐階、尚書楊博等並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涇，上甚悔之。

居士曰：南海子即南苑，是元代以來的皇家園林，絕不至於「荒莽沮涇」，只是朱載垕和群臣為此事抗爭許久，無形之中對南海子的期待增加。一旦到了該地，發現自己所獲得遠遠低於自己對他的情感附加和希望附加，覺得南海子並不值得自己這樣去抗爭，自然會失望，而不是因為園林的景緻本身不好。

初，張齊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其後王廷、毛愷等，竟發齊受邊商銀，劾，戍之邊。時以為朋黨修隙之漸雲。

居士曰：如果以按照政見劃分不同的政治勢力作為朋黨的標誌，則此事完全看不出朋黨開端；如果要以政治平衡作為朋黨的存在依據，則應該是在朱厚熜上台啟用張璁開始，其後任用夏言、嚴嵩、徐階都是朋黨形成的重要過程，而張齊事件不過是朋黨矛盾集中爆發而已。

是月，山西靜樂，有男子李良雨化為婦人，巡按御史宋縹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上嘉納之。

居士曰：在今天看來，這是典型的性別異常，男性和女性之間在極少數狀況下可以相互轉化。但就當時的社會而言，也不排除男性在摘除睾丸以後，試圖當宦官而不得，或者本身手術並不成功，而進行的性別轉化。

明穆宗隆慶三年（己巳，公元1569年）

上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上怒，山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後寢疾危篤，即上疏……上手批答曰：「後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卻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及旨下，中外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

居士曰：詹仰庇先生小心翼翼地講了真話，而被朱載垕以謊言搪塞，朱載垕並沒有改變自己作為的實質舉動，反而是文過飾非。詹仰庇先生唯一獲得的結果只是沒有受到處罰而已，這就值得「驚喜過望」以及「感奮」，足見當時的帝國官員已經對皇帝充滿恐懼且不抱任何希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能夠理解他們何以將朱載垕稱為「好皇帝」。

拱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閹，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遣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量議禮諸臣．將使散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上深然之。

居士曰：高拱的所作所為讓人想起了1085年趙煦統治時期的黨爭案，一旦圍繞著過去的政治議題向政治對手發難，未來所有的政治內鬥將全部內耗在無聊的歷史問題和政治偏見上，這才是明朝黨爭的正式開始。

第六十五卷紀六十五

明穆宗隆慶四年（庚午，公元1570年）

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去皆遮留，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瑞尋履新任，復為張居正所構，遂謝病歸。

居士曰：江浙一帶民眾痛哭，是因為海瑞沒有從根本上變革制度，只靠個人威嚴治理地方，當地官僚不敢犯法而不是不能犯法，所以這種治理實際上只是延緩了腐敗和盤剝民眾的時間。一旦海瑞離開當地，舊有的官僚系統便會捲土重來，變本加厲對民眾進行盤剝。

時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事情，支詞假飾，非人臣奏對之體，請嚴加禁約。」從之。

居士曰：1570年正是文壇上所謂「後七子」活躍的時期，他們主張復古運動，將文章寫成《戰國策》或《呂氏春秋》的樣子，恢復古人的「不懂」。而其影響極大，此時已經再次影響到公文寫作，而高拱為首再次通過政治手段對「不懂」進行鎮壓，一如李諤批評當時駢文和朱元璋痛毆茹太素進行複雜的文章寫作。

拱再出，專與階修隙，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上仁柔，弗之竟也。

居士曰：如果朱載垕真的「仁柔」他就不可能有力在徐階統治下重新提拔高拱，那時候他是為了搞政治平衡而讓高拱回到政治舞台，現在他不允許高拱打壓徐階，同樣也是為了政治平衡，避免高拱成為第二個徐階，影響到自己的權力。

明穆宗隆慶五年（辛未，公元1571年）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詔百官修省三日。

弘曆曰：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且百官果以三日修省而效，則三日之外，其戲渝懈怠，所以召災而致異者，更不知當何如矣。亦何異一暴而十寒耶？

居士曰：弘曆這話未免有些偏頗，因為所謂畏懼上天其實就是一個心理防線，或者說是道德底線。朱厚熜統治時期，不但對於天象示警毫不在意，而且有時故意製造祥瑞欺騙上天，毫無底線和廉恥可言；而朱載垕至少能夠在天象示警的時候反思自己，保留了帝國最後的尊嚴和體面以及皇帝的反思能力，僅此一點來說就不至於批評。

是月，楊博至京師，專理兵部，乃陳薊鎮戰守方略，謂：「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少效……」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上悉從之。

居士曰：中原地區的北部防線即冀遼防線屬於平原地帶，北方正對游牧民族，適合防守而不適合進攻，楊博提出守戰思想是明智之舉。而他又強調後「諭屬夷、修內治」等，與後來袁崇煥的「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思想一致，或許可以視為袁崇煥思想的又一來源。

明神宗隆慶六年（壬申，公元1572年）

己亥，復戒諭廷臣，詔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刑缺，詆老成為無用，矜便佞為有才……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於是百僚皆惕意。

居士曰：張居正這時已經驅逐高拱，並且決心和馮保、李太后合作，作為內閣首輔，張居正有起草詔書的權力，司禮監大太監馮保有審核的權力，李太后作為實質領袖可以命令官員落實。換而言之，即以張居正一人之身，兼有唐代三省的權力，即完整的相權。並且在內也沒有人可以制衡張居正，因此他希望息事寧人，使國家重回正軌。但對於當時人來說，已經習慣接受由皇帝進行獨裁，一旦由其他人染指權力，必然遭到圍攻，所以儘管張居正試圖重塑朝政，卻開始受到其他官員的冷眼，後來張居正拒絕守喪（奪情）一事所引起的非議緣由也在於此。

九月，壬寅，葬庄皇帝於昭陵。

《明史》贊曰：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巨萬……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與！

居士曰：朱載垕在位六年，驕奢淫逸，最終縱慾而死，即使「尚食歲省巨萬」也在其他方面浪費有餘，總之與「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八字毫無關係。

（沐）朝弼鎮滇有年，素驕，事母嫂不如禮，奪其兄朝輔田宅……朝弼恚，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

居士曰：自從沐英家族駐守雲南開始（1383年）至本年攻擊189年，在近兩百年的時間內，明朝始終靠著沐氏家族的忠誠維繫對雲南的統治。朱元璋的原本意圖是通過沐氏家族實現對雲南地區的控制，但至此非但云南沒有改變其土司獨立的情況，反而沐氏家族開始與當地習俗融合，開始土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