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光復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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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按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文告規定，由日本掠取的中國領土，滿洲、台灣、澎湖列島全部歸還中國，遠東盟軍司令部決定台灣由中國接收。1945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下令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任命原陸軍大學校長陳儀為台灣首任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10月25日，陳儀在公會堂（後改為中山堂），接受日軍第10方面軍司令長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台灣同胞熱烈慶祝台灣光復，家家戶戶張燈結綵，街頭上鑼鼓喧天，鞭炮震耳，祝賀台灣重新回到祖國。　陳儀接管台灣後，首先建立政權機構，絕大部分官員是從大陸調來的或返鄉的原台藉人士。由於行政人員不足，留用了一批日本統治時期的官吏和警察，而對抗日台胞中的人才卻不敢啟用，本地人很難取得從政、參政的機會。使台灣人民覺得國民黨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仍是一個換湯不換藥的日本總督府。加之新來的官吏不熟悉台灣情況，到台灣後就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增長了大陸官員與台灣人民之間的隔閡。加上這批官員原在大陸就很腐敗，他們發過「國難財」，現在又發「接收財」，把「接收」變成了「劫收」。共接收日產企業（包括日台合資企業）860個，台灣人支配的企業85個。他們把399個大型企業實行公營，其中19家企業歸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接收。另376個規模較小的企業進行出售。另有佔台灣全部耕地的60%至70%，改為「國家資本」。台灣當局還成立了貿易局和專賣局，獨攬了台灣全省的內外貿易和煙酒專賣權，從而與台灣私人企業發生矛盾。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處於前線，受到戰火的摧殘，工廠、港口、碼頭均受重創，處於半癱瘓狀態。工農業生產大部停頓，生活物資缺乏，就業人口只佔45%，1945年稻米只有64萬噸，全省缺糧22萬噸，緊迫的解決台灣人民的生活問題，是國民黨接受大員的首要任務。可惜他們沒有引起應有重視。因此光復後一年的台灣，工人失業、城市居民破產、大量走私、米糧外溢、物價飛漲，人民掙扎在貧困線上，有人在原來的總督府衙門上掛上了一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來形容國民黨光復後台灣實情，從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台灣婦女林江邁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坊」賣煙時，被附近緝私隊發現，緝私人員蠻橫地用槍管將女煙販打得頭破血流。群眾憤憤不平，圍觀居民陳文溪出面干涉，當場被緝私人員打死，從而激起公憤，群眾擁到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群眾正當的要求沒有得到答覆，2月28日下午有四、五百名群眾擁到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衛兵公然向徒手群眾開槍，當場打死打傷群眾多名。事後陳儀宣布台北實行戒嚴，消息很快傳遍全省，台北群眾進行罷工、罷課、罷市，全島各市縣都出現抗官、排外事件，衝擊警察局和專賣局，交通阻塞，軍用倉庫被搶，燒毀公營機構，釋放監獄犯人等等，社會開始混亂。一些特務、流氓乘機挑起事端，不斷發生盲目毆打外省人的暴力事件，有人提出接管台灣行政公官公署的口號。3月2日台北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3月7日，處理委員會向行政公署提出「三十二條要求」。　　此時南京國民黨政府接到台灣「二·二八」事件報告後，定為「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罪名，錯誤地把台灣人民的一次民主自治運動，作為一件叛亂案來處理，並於3月8日派遣憲兵第4團、整編第21師陸續在基隆登陸，進駐台北，立即在全省進行鎮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以非法組織罪名而遭解散，大批人員被逮捕，其中被當作「叛亂首要人物」的被判刑或處決，並進行「肅清參與分子」的清鄉，收繳槍支。許多台灣知名人士和數千名民眾被殺，不少人被逮捕或失蹤，部分人逃亡國外。3月17日蔣介石派國防部長白崇禧赴台進行「宣慰視察」。4月24日，南京國民黨政府下令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台灣省政府，任魏道明為省長，陳儀調回南京聽候審查，後出任浙江省省長。從此「台灣進入一段很長很長的政治冬天」，在台灣政治生活中留下了一個抹不掉的陰影。

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　　抗日勝利後蔣介石一面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一面在美國支持下，積極準備大規模內戰，1946年6月，蔣介石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發動全面內戰。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國民黨軍主力大部被殲。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指使李宗仁、白崇禧與共產黨和談，企圖劃江而治，一面擴軍，企圖東山再起，同時積極建設西南反攻基地。萬一失敗，就退守台灣，與中共長期抗衡。為此派張群出任西南軍政長官，派陳城經營台灣，企圖成為反共基地。　　1948年12月19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台灣警備總司令、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49年1月5日陳誠在台灣就職。1949年9月任東南軍政長官，轄台、閩、浙、粵等地。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任「總統」職務，3月6日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院長。　　1949年先後撤往台灣的軍隊達60萬人。陳誠認為這些部隊潰不成軍，「作戰無力，部隊愈多，隱憂愈大」，所以將登陸部隊先行繳械，然後集中管訓，再行整編、訓練，先後撤銷十幾個兵團部、30多個軍部，裁併7個軍事單位。合編後，還有12個軍、兩個獨立師，其中屬於陳誠系的有7個軍。總兵力為50萬人，坦克、裝甲車500餘輛，海軍戰艦27艘，其它船艦計15萬噸，空軍螺旋漿飛機200餘架。　　陳誠按照蔣介石的旨意，著手對軍隊進行整編，首先將非嫡系的軍事首腦人物削去兵權，如白崇禧、李品仙、陳濟棠、余漢謀、薛岳等對軍隊均無插手和發言的餘地。並對在大陸失職的將領進行處理。據美聯社香港1950年4月1日消息：3月22日夜以「匪諜」罪名槍斃的人之中，僅中將就有6人，少將有13人。　　1949年5月鎮壓了台灣大學和省立師範的「反迫害、反征糧、反徵兵」，「反憲法、反政府、反美國」的「四·六學潮」。軍警包圍台大、師院，將鬧學潮的有關人員逮捕，並槍殺其領導人。19日宣布台灣為戒嚴地區。　　1950年6月為震懾軍心，穩住陣腳，在軍隊中以肅清間諜為由，實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從犯中，廣西籍的軍人和官吏最多。　　1954年台灣進行整編，將現有的12個軍整編為8個軍，合編為兩個軍團，分別由胡璉、石覺為軍團司令，軍、師長均換成陳誠的嫡系。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改任總統府參軍長，為了敷衍美國軍事顧問團，只留孫立人系的徐伯泉為副參謀總長，和只能管行政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其它軍事實權分別為陳誠、蔣經國控制。　　1950年陳誠就任行政院院長後，集中軍警力量檢肅「共諜」。據台灣報道：「一年的破獲共諜案五、六百件」，為首者均遭槍殺。　　陳誠到台灣還做了兩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一是1949年6月15日進行台幣改革。當時大陸國民黨幣制已處於崩潰狀態，陳誠看到必須控制物價，須進行幣制改革，從大陸運到台灣的黃金、美鈔、銀元約五億美元（當時台灣公布為黃金390萬盎士，白銀7000萬元，外匯7000萬美元），從中取出黃金80萬兩為基金，停止使用舊台幣，廢止金元券使用，發行新台幣，兌換比值為一元新台幣兌換舊台幣4萬元，預定發行2億元，以無限制的黃金維持新台幣的幣值，嚴令限止地下錢莊，先後取締地下錢莊4萬餘家，嚴禁金銀私營，並從上海運往台灣糧食8700多噸，以維護逃台百萬軍政人員生活。二是推行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1949年4月陳誠以台灣省主席名義下令在台灣全省推行「三七五減租」。陳誠從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教訓中領悟到，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得不到農民支持。而台灣當時的人口為740萬，其中農業人口為380萬人，農業人口中佃農佔75%，為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一，直接影響台灣政權的存在。推行「三七五減租」就是強行規定，佃農向地主的所交佃租不得超過37.5%。從而增加台灣佃農的收入。隨後於1951年在全省推行改良性的土改，並以此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首先登記和訂立全省29.9萬餘戶農戶的租約，肯定「業佃關係」。然後將沒收接管的日本人佔有的18萬餘甲的土地放領給佃農耕作，由農民十年內攤還地價；再將十多萬戶地主手中的143560甲耕地，轉移給194820戶農民手中；給地主保留水田6公頃，旱地12公頃，作為地主的生活和祭產、寺產之用，以七成的土地債券和三成的農林工礦四大公營公司股票作為地價償給地主，均以十年兌付，年息4%，公營股票再移轉民營之水泥、紙業、工礦及農林四大公司股票搭配，啟示地主「農業培養工業、工業發展農業」，使地主成為工商業者，進行「業佃互利」，以實現不流血的溫和的土地改革。因土地的佔有者多為地方官員、士紳、議會頭頭，對土改進行抵制，進行鬧事。陳誠就培養了4千多名土改幹部，分配到各縣區進行「講習」，多數地方不敢再鬧事。　　1954年3月24日陳誠出任台灣國民黨第二任「副總裁」，1957年10月23日在國民黨第八次全會上被選為副總裁。1963年12月6日被免去行政院院長職務。1965年3月5日下午7時因患癌病在台北病故，終年68歲。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遭破壞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灣省工委）於1945年8月成立，1952年4月25日遭破壞，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1800餘人被捕，其他負責人均被捕殺。　　蔡孝乾，又名蔡乾、蔡前，曾用化名楊明山等。1908年生，彰化縣花壇鄉人。20年代初，蔡孝乾由其父和台灣文化協會資助，於1924年負籍上海。此後至1925年，他在於右任任校長的共產黨所創辦的第二所學校——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就讀。與他同在該系的台灣學生，尚有翁澤生和洪朝宗等人。他們在左翼教授任弼時和瞿秋白的熏陶下，均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創建者和中央委員。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台，宣傳中國革命，幫助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左翼。1928年4月15日，在滬的幾位學生出身的台灣青年人組建了台灣共產黨，即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林木順、林日高與缺席的另三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這三人即蔡孝乾、庄春火和洪朝宗。18日，林木順、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又當選為中央常任委員，蔡負責宣傳部。隨後蔡孝乾在台灣建立了支部。不久，蔡孝乾等人撤出台灣來到大陸中央蘇區漳州。　　1934年1月2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江西省瑞金召開，蔡孝乾是主席團成員之一。2月1日代表大會選舉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蔡孝乾當選為委員。紅軍長征後，他隨之行動，是惟一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灣省籍共產黨人。　　1938年12月，蔡孝乾任八路軍民運部部長（後黃鎮接任）兼敵工部部長（改名蔡乾）。後因我黨的「保存幹部」政策，考慮到前線危險太大，而蔡孝乾這樣的人才又為僅有，遂將其調回延安。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他以蔡前之名作為台灣代表參加，當選為主席團成員，他還是同年6月17日創建的有20餘名社員的「台灣獨立先鋒社」的負責人。　　1945年8月，蔡孝乾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他向華中局請調林英傑、洪幼樵（廣東人）和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曾在抗大受訓，時在新四軍工作）等共產黨人潛返台灣。同年11月下旬，張志忠帶著蔡孝乾的介紹信到上海來找加入過中共的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醫生。蔡孝乾與李偉光不僅是同鄉，還是同在台灣文化協會的老朋友。年底蔡孝乾也到上海。蔡介紹上海黨組織負責人張執一（後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與李偉光聯繫。從此，張執一一直領導李偉光在滬的地下工作。　　張執一曾代表中共上海局前往台灣檢查工作。以後根據中共中央「收縮華中，撤退華南」的精神，派出的幾位同志被陸續撤回。　　1946年3月，李偉光設法送張志忠等人回台灣工作。同年5月，正式在台灣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台灣省工委會」或「台灣省工委」），蔡孝乾任省工委書記，陳澤生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長。蔡孝乾於7月回台灣。陳（化名老陳）與洪（化名老劉）成了蔡的兩個最重要的助手。陳在抗戰前在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奉派隨蔡來台時，已是有十多年黨齡的中共老黨員了；洪抗戰時在福建打過游擊，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從此，蔡孝乾、陳澤生、洪幼樵、張志忠（來台後在黨內的化名為老吳）和林英傑五人組成了省工委，即為共產黨在台灣的「五巨頭」。　　然而，由於蔡孝乾離台已有十八寒暑，少小離家中年回。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只好側重於聯絡老台共黨員，以發展組織。據國民黨情報治安部門所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遲至1947年台灣人民反蔣抗暴的「二·二八」起義爆發前夕，蔡孝乾為首的台灣省工委所招收的黨員不過70餘人，下屬亦僅有「台北市工委會」、「台中縣工委會」，以及台南、嘉義、高雄三市的三個支部而已。　　1948年5月，蔡孝乾與張志忠等潛赴香港，參加中共華東局所主持有關台灣工作會議。此會流亡於香港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負責人謝雪紅也列席參加。同年6月，李偉光奉張執一的指示，到香港參加會議，和蔡孝乾、謝雪紅等人見了面，討論了台灣問題。會議上，蔡孝乾被批判在「二·二八」起義中作風獨斷專行，嚴重脫離群眾，犯有主觀主義錯誤，未能將毛澤東思想與台灣的具體情況相結合。　　蔡孝乾自港返台後，台灣省工委會的組織發展相當迅速，截至1949年年底，所屬黨員已達1300多人。在蔡孝乾的領導下，省工委會發動了彰化永靖鄉的農民減租鬥爭、台北機務段員工運動，乃至於1949年三四月的台大與師範學院（師大前身）的學生運動等等。此階段，蔡孝乾的工作是配合中共解放台灣。　　1949年9月30日，蔡孝乾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108名委員之一。後來，他還以台盟盟員的身份參加了華東大區政府的組成工作，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1949年時，以蔡孝乾為領導的台灣省工委，一面採用了合法的統一戰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裡面去，發動工潮和學潮，引起台灣社會秩序的動蕩，以孤立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想採取游擊戰術，利用台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即成立「武裝工作隊」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目的；同時在黨的建設方面，積極發展組織，藉以壯大隊伍。　　國民黨破獲中共台灣地下黨，是從破獲台灣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報》開始的。該報1948秋開始秘密發行，至翌年8月被破獲為止，共出了21期。國民黨最初在基隆中學發現該報，又發現曾在台大商科畢業，後在某公司任職的王明德曾將該報一份寄交他的女友，因此，將王秘密逮捕。王供出他的組織關係，原隸屬於省工委以下的成功中學支部。於是國民黨特務對這一組織的破獲，就如散珠有串，先後破獲了成功中學支部、台大法學院支部、基隆中學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組織。國民黨特務在破獲基隆市工委支部時，始得知《光明報》原屬中共台灣省工委，而省工委的最高負責人為蔡孝乾。1949年11月，省工委委員陳澤民在高雄被捕。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破獲基隆市工委支部時，得知台北市前大同中學女教員季雲與老鄭（蔡孝乾的化名）有組織上的關係，並發現季的丈夫名楊春霖（張志忠的化名）嫌疑重大，乃在1949年除夕將楊春霖逮捕。楊供出受老鄭直接指揮，還供出了自己的真實姓名和歷史。國民黨特務這才發現他們抓了一個中共台灣省工委的大頭目。由於張志忠的叛變，導致了台灣黨組織其他人被捕。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落入台灣特務手中。負責審訊的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葉翔之考慮到他的地位較高，沒有用刑，而是進行勸誘，一周後蔡答應與葉合作。當時蔡處有一張十元新台幣，上有兩個地下工作者的電話號碼，一個姓計，一個名朱湛之，蔡同意打電話聯繫，以便誘捕。葉當然十分高興，但考慮到蔡可能會藉機逃脫，故對蔡直說：「你的資格這樣高，我們自然不會為難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逃跑再抓回來，那就不由我們了。」蔡當然一口應承，但隨後果然尋機逃脫。他逃脫後，共產黨的一大批幹部得以轉移，擺脫了特務的魔爪。　　蔡逃脫後國民黨又費盡心機，在張志忠身上繼續窮追線索，陸續抓獲簡吉等共產黨要人，並於簡吉身上發現蔡孝乾的逃匿下落，遂在蔡逃脫的三個月後，在嘉義竹崎將蔡孝乾重新捕獲。這次，國民黨用了重刑，蔡招供叛變投敵，使台共的高級幹部大部分被國民黨肅清，台灣左翼分子和左翼機關紛紛遭逮捕或破獲，洪幼樵也在從基隆開往港澳的輪船上被捕。由於蔡的叛變，導致與共產黨有關係的1800餘人被捕，此即台灣現代史上的「撲殺紅色時代」。　　蔡孝乾投敵後即加入國民黨，蔣介石封其為少將，陳澤民和洪幼樵為上校，而張志忠、李振芳和林坤西等人，則分別判處死刑或三至十五年的徒刑。　　國民黨特務在抓獲蔡後，又於出境申請表中，發現蔡的妻妹馬雯鵑（化名為劉桂麟），正在申請出境，經查保證書上所注關係人為東南長官公署交際科長聶曦所代領。傳詢聶某後，始明白此事系當時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太太所交辦。從吳石太太的供述中，又破獲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朱湛之。由此在國民黨軍中任高級軍官的吳石、聶曦等中共地下黨員紛紛被捕，這即是轟動一時的「吳石間諜案」。朱湛之曾在新四軍中工作，被尊稱為朱大姐，吳石參加中共是她做的工作，來台後受在上海的劉曉和吳克堅領導。不久，朱、吳、聶等均被處死。　　蔡孝乾叛變後，由洪某繼續領導鬥爭，指令各地未被逮捕的同志迅速整理組織，進行深入隱蔽的群眾工作，保存幹部，儲蓄力量，並設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到中共中央「一九五O年四月指示」，使鬥爭的局面又有大的發展。1952年4月25日晚12時，重整後的台灣省組織在苗栗山遭到破壞，400餘人被捕。洪某在苗栗附近山地被捕叛變，從此，中共在台灣的活動轉入低潮。

在台灣渡過晚年的蔣介石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怕在成都再出現一次「西安事變」。因為9日四川的鄧錫候、潘文華、西康的劉文輝、雲南的盧漢同時起義投降了共產黨了。蔣向胡宗南部署了「川西決戰」後，匆忙從鳳凰機場離開成都飛往台北，這是他離開大陸的最後一天，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回來過。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面臨「國內分崩離析、國外陰雨密雲」十分嚴峻的局面下恢復了「總統」職務。3月6日國民黨行政院改組，由陳誠接替閻錫山為行政院院長、張厲生任副院長，俞大維為國防部部長、葉公超為外交部部長、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將逃台的60萬軍隊整編為12個軍兩個獨立師。7月22日國民黨中央常委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案，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在蔣介石直接領導下，由陳誠、張其昀、谷正綱、張道藩、陳雪屏、胡建中、袁守謙、蔣經國、蕭自成、崔書琴、谷風翔、郭澄、沈昌煥、曾虛白、鄭彥、連震東16人為委員。從8月5日實施國民黨的改造工作，「肅清失敗主義」。到1951年10月10日結束。經過兩年的改造，瓦解了政學系，排斥了CC派對國民黨的控制。CC派頭頭陳果夫、陳立夫隨中央黨部遷往台灣後，仍操縱黨權，由蔣經國和陳誠請CC派大將余井塘和張道藩吃飯，席後陳誠請他們兩人轉達蔣經國的話：「陳立夫是個混蛋」。陳立夫知道後再不敢插手黨務，於1950年8月離台，在美國長島養雞消度殘年。陳果夫於1951年9月25日因肺病死於台北。操縱國民黨黨權長達20年的CC派，從此被削弱。　　3月2日蔣介石在「復職」招待會上，呼籲在台灣的國民黨人員「反共精誠，齊一意志，集中力量，貫徹反共戰爭」。呼籲美國給予大力支援「聯合反共」。蔣介石知道，不管是保台也好，反攻也好，離開美國的支援，一切都是空的。　　此時，美國白宮數度開會，反覆討論國民黨政權能否得救的可能性問題。會議分為兩派，爭論不休。主張支持台灣政權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認為：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灣、菲律賓，日本將受威脅。主張派遣軍事顧問團，協助蔣介石防守台灣。反對支持台灣的是國務卿艾奇遜，他代表民主黨政府對蔣介石的絕望，蔣介石的名字已成為國民政府貪污、無能、獨裁、專制的代名詞。1948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就表明美國政府的態度，艾奇遜說：即使美國介入，亦無濟於事，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有沒有台灣，無足輕重。1950年1月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白宮招待會上公開說：「美國並不想在台灣獲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無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灣現在局勢。美國並不採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援與軍事顧問於中國軍隊。」並從台灣撤走僑民，只在台灣留下一位領事級的代表，武官也只是位中校。　　1950年6月27日美國政府在發動侵朝戰爭的同時，宣布「台灣地位未定」，同時派美國海軍第7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美國空軍第13航空隊在台灣設立「台灣前進指揮所」。1951年5月1日美國在台北設立「美國駐台軍事顧問團」，人員從700人發展到3000人。台灣當局一度要派第52軍參加朝鮮戰爭，遭到艾奇遜的強烈反對，被杜魯門拒絕了。1954年12月3日「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美國軍援大批湧進台灣，使台灣放棄了反攻大陸的行動，也使台灣當局有了安全感，在美國的庇護下，蔣介石才能在台灣偏安下來。　　隨著蔣介石的衰老，蔣介石加緊了「傳子」步驟。1950年4月蔣介石將國防部政工局，擴大為總政戰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通過政工、特務控制了軍隊，可不經陳誠自行派遣及撤換軍官。同年夏，蔣經國不通過行政院派出四個省的「游擊司令」。1951年3月24日陳誠任副總統，1957年10月23日當選國民黨副總裁。這不過是蔣介石為了讓陳誠過早出局耍的「明升暗降」的把戲。1959年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就是為了不讓陳誠繼任總統，進一步培值蔣經國的勢力。1961年蔣經國以總政戰部主任、「救國團」主任、總統府資政的名義，已控制了軍隊、特工、黨務、青年四大部門，勢力已超過了陳誠。陳誠不得不於1963年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蔣介石為了安撫陳誠由陳誠提名財政部長嚴家淦為院長，其他各部委一律不動。不久蔣介石又發了一道命令說：陳誠因病雖已免去「行政院長」的煩勞，而日漸康復，但仍不宜操持副總統及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准其離開台北，擇地靜養，俾得早日復元。陳誠只好在台北閉門靜養，拒見外客了。1965年6月5日陳誠去世。　　1963年11月嚴家淦繼陳誠後出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所以能看上嚴家淦，因嚴沒有野心，沒有班底，不會與蔣經國爭權，也是為了蔣經國的上升找陪襯。嚴家淦也不負「總統」的期望，提升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長俞大維是彈道數學家，從不過問內部人事，也不會和蔣經國爭權。1964年1月13日條件成熟了，蔣經國繼俞大維出任國防部長，為了等這個位子，俞大維做了整整十年國防部長才作移交。1966年3月嚴家淦繼陳誠當了副總統，行政院院長的位子還沒有讓出來。　　1971年11月聯大會議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大常任理事國，「中國民國」的代表退出聯大，這個僵持了23年之久的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數月內台灣連續從聯合國所有機構退出，有20幾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大使紛紛下旗回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並和周恩來在上海發表了《上海公報》，公報上四次提及「關係正常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9月10日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民黨在外交上的頹勢完全和當年戰場上一樣，一潰千里。就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嚴家淦才將行政院院長移交給了蔣經國，蔣介石傳子的任務才算大體告成了。陽明山一次意外車禍，使蔣介石的健康從此一蹶不振。1975年4月5日11時50分，「中華民國總統」因患突發性心臟病在台北「崩殂」，終年89歲。

蔣經國主台十年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接任「總統」。4月28日國民黨中央召開會議，修改黨章推選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決議「總裁名義，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國民黨黨史上，自孫中山的總理以後，黨魁的稱呼：總理——總裁——主席，三易其名。台灣的實權終為蔣經國所掌握。　　蔣介石之死，恰好與越南統一巧合，台灣當局認為，美國可以放棄阮文紹和南越，同樣地也會放棄台灣，因此給台灣政局投下了陰影。1978年台灣進行第六屆「總統選舉」。嚴家淦提名蔣經國為總統，蔣經國提名謝東閔為副總統。同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公報，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1979年將美軍顧問團撤出台灣。蔣經國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接任台灣的「總統」職務的。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執政後，為了應付複雜的形勢和不斷加劇的政治危機，求生存能自保，首先將台灣的政治體制由「一黨專政向一黨優勢，兩黨對抗，多黨競爭」的方向轉變。隨著台灣「本土化」趨勢的迅速發展，國民黨上層權力結構開始由大陸籍官僚資產階級為主體，逐漸轉向以台灣地方資產階級為主體。國民黨內部和各種地方勢力的相互鬥爭更加激烈，「台獨」勢力露出苗頭。在台灣危機四伏的背景下，逼著蔣經國必須「革新保台」。國民黨當局自1985年下半年開始，逐步調整其內外政策：　（一）調整統治體制。1986年3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決定，推行以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革新」，將過去的軍事戒嚴「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轉為半開放的體制，對內適當放寬限制。1987年7月宣布解除對台灣地區（不包括金門，馬祖）的軍事戒嚴，適當放寬出入境限制，有限地恢復民眾集會、遊行、罷工等權利。1988年1月，台灣當局又宣布解除報禁。1989年1月，正式開放黨禁，有條件地允許成立新的政黨。　（二）調整權力結構。1986年蔣經國重新啟用了親信李煥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命蔣緯國為「國安會」秘書長，與「副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俞國華形成集體接班的班底。同時為擴大國民黨的統治基礎，緩和與地方勢力的矛盾。蔣經國還推行年輕化、「本土化」改革，大量任用台灣籍青年才俊和有地方基礎的台籍官僚。從而使國民黨政權由大陸籍官僚資產階級為主轉為同台灣地方資產階級聯合執政。　　（三）推行「務實外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台灣代表被逐出聯合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許多國家同台灣當局「斷交」，到七十年代末，只剩下22個國家與台灣還保持所謂外交關係。為此台灣當局推行「務實外交」，以非官方名義，通過經貿文化等各種渠道，同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建立關係，向外派駐了各種機構一百多個。如在美國設立了「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1994年9月更名「台北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在日本設立了「亞東關係協會」（1992年更名為「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在其它一些國家設立了「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等等。　　（四）調整大陸政策。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適應內部統治體制改革和兩岸關係的演變，台灣當局開始著手調整對大陸的政策，放寬了對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的限制，適當開放大陸非政治性出版物的進口與翻印。並在觀光、通郵、體育、經貿、文化來往等方面逐步採取了一些開放措施。但這些調整、開放措施是有限的，特別是還限制台灣與大陸的「三通」。　　蔣經國的「革新保台」的措施，保證了蔣經國對台灣的十年統治，保障了台灣十年的經濟發展。蔣經國繼任台灣「總統」十年，台灣《民眾日報》有這樣的評價：「他最大的歷史貢獻主要有二：一是七十年代，他領導台灣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經濟建設，迅速創造經濟發展奇蹟。台灣成長率近二十年來，年平均在10%左右；國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的五、六百元美金，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元美金。二是更重要的七十年代，他主掌台灣政局之後，開始一步一步進行政治改革，推展民主政治，在權力分配本土化、領導階層年輕化、現代科技官僚化、政黨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參與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礎性的建樹和彌足珍貴的發展」。1985年「台灣爆發了三十年來最大的經濟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經濟大地震，差一點嚴重摧毀了蔣經國先生苦心創建的台灣經濟奇蹟」。1987年底，已是風燭殘年的蔣經國毅然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允許赴大陸探親等一連串的開放措施，頗獲台島輿論好評。《民眾日報》接著說：「雖然大陸探親已經開放，但在和中共政權鬥爭的歷史性的中國統一問題上，蔣先生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基本上並沒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發展。」　　據傳說「江南案」發生後，蔣經國為了平熄外界的傳聞，解除他五個兒子間的心病，再出現歷史上兄弟鬩牆慘劇的發生，宣布「蔣家人不再當總統」。　　1987年「雙十年」，蔣經國終於坐輪椅和台灣軍民見了面，向外表示他已病重，1988年1月13日下午3時50分病逝，終年77歲，1月5日由李登輝接任「代總統」。蔣氏兩代王朝宣布結束。

李登輝與台獨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台北病故，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第7任「總統」，1990年3月被選為第8任「總統」，1996年再被選任第9任「總統」，前後在台灣任「總統」達12年之久。1988年任國民黨主席，2000年3月24日因在「總統」選舉中耍盡權謀，致使國民黨喪失了執政地位，被迫提前辭去國民黨主席之職。　　李登輝，1923年生於台灣省台北縣一個日本刑警家庭，從小在台灣受過日本「皇民化」思想的熏陶，二十年代又在日本留學多年，對日本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李登輝至今對那些對中國不懷好意，妄想分裂中國的日本人特別感興趣，其中日本學者中嵨嶺雄，就是他專門聘請的政治顧問，成了他的心腹。1994年3月3日，日本反華分子司馬遼太郎訪向李登輝時，李登輝和他推心置腹，談得十分投機，竟說出「生為台灣人悲哀」的長嘆，十足的表現出他對日本的情感。　　李登輝主政台灣以來，推展「政治轉型」，利用權術，擊垮了政敵，將台灣黨政軍特大權獨攬，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分裂祖國的「政略」。　（一）推行台灣政權的「非蔣化」、「本土化」、年輕化。在蔣介石父子統治台灣的38年中，所形成的獨裁體制，已成為李登輝鞏固、擴大控制台灣政權的主要障礙，所以李登輝要推行「非蔣化」的革新路線，首先要排除蔣氏家族在台灣統治集團的勢力。蔣介石遺孀宋美齡競選國民黨主席失敗後，不願目睹台灣當局的勾心鬥角而離台返美時，蔣經國親信李煥要去松山機場親自去送行，遭到李登輝的阻止。1990年3月，李登輝逼迫蔣緯國退出「總統」、「副總統」的競選。接著李登輝玩弄各種權術計謀，將蔣經國時的老臣親信一個個排除出權力核心機關。李登輝首先用李煥取代俞國華的「行政院長」，又用郝柏村擠掉李煥。郝柏村1920年生於江蘇鹽城，黃埔第12期炮科及三軍聯合大學畢業，是國民黨軍元老郭寄嶠的女婿，去台灣時任團長，後歷任第9師師長、總統府侍衛長、軍團司令、副總參謀長、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繼李煥出任「行政院長」後，集台灣軍政大權於一身，郝柏村反對台灣獨立，贊成祖國統一，從而成了李登輝推行分裂路線的主要對手，他策動民進黨在「國民大會」、「立法院」向郝柏村提抗議，上街示威，與民進黨密切合作，裡應外合，終於在1994年逼迫郝柏村辭去「行政院長」職務，相繼由台籍「中生代」人物、李登輝親信連戰、蕭萬長接任「行政院長」。為了控制軍權，李登輝讓與郝柏村有淵源的將領陸續退役、除役，甚至下令中將以上高級軍官不準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逐漸清除了郝柏村在軍隊的力量。接著啟用學數學出身的陳履安（陳誠之子）出任「國防部長」，將以往郝柏村派系的人員逐步清除出軍界。（郝柏村於1999年4月攜妻子郭苑華、兒子郝龍斌、郝龍晏等回大陸原籍掃墓探親。）李登輝從1993年以來，提撥了將官500多名，對台灣軍隊將領全部進行了換血的「精實案」，從而控制了軍隊。　在「總統」的競選上，李登輝耍盡了陰謀，蔣經國在世時，李登輝在國民黨大老人物謝東閔、蔣彥士的一再引薦下。才取得蔣經國的賞識和重用。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份繼位第7任「總統」，1990年台灣第8任「總統」競選，他又通過黨內大老人物出面勸林洋港、蔣緯國聯盟退出競選，同時從日本召回駐日代表蔣孝武攻擊其叔叔蔣緯國，迫使蔣放棄競選。並給林洋港傳話，這次你退選，下一屆我再全力以赴支持你。1996年第9屆選舉時李登輝又耍盡陰謀，挾其龐大的政經資源，以54%的得票率，挫敗了林洋港、郝柏村聯盟，當上了第9屆「總統」。李登輝經過幾個回合，將李煥、林洋港、蔣緯國、俞國華、郝柏村、許歷農、王建煊、趙少康排擠出權力核心後，借三次修改憲法的機會，擴大了總統職權。李登輝通過「修憲」、「凍省」、「革新」、「改造」以及黨內的各種會議，發動一次一次的權力鬥爭，終於獨攬了台灣的黨政軍大權。加速了國民黨上層權力年輕化、本土化、非蔣化的進程。　　（二）推行「多黨競爭」。1989年1月，台灣當局正式開放黨禁，從而標誌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結束，到1994年底，台灣「內政部」登記備案的政黨就達76個，但能形成氣候的只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三個，形成了「兩黨對抗，三黨競爭」的政治局面。台灣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是台灣的第一個在野反對黨，成員多系台灣地方勢力，其多數人有「台獨」的政治傾向，是與國民黨抗衡的政治勢力。1997年11月，台灣當局進行縣市選舉中，民進黨獲得23個縣市中的12個縣市，佔台灣總人口的71.53%的縣市，為民進黨執政，國民黨僅佔8個縣市。1998年12月5日的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黨獲123席，民進黨佔70席，新黨佔11席。其它黨派佔21席。國民黨仍能利用所控制的雄厚政治經濟資源為其服務，但國民黨仍處於民進黨地方政權包圍之中。新黨是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政黨，成員多數是國民黨不得志的成員，形不成對國民黨對抗的力量。　　（三）支持「台獨」勢力的發展。「台獨」是受美、日等帝國主義支持，竭力鼓吹「獨立建國」，妄圖將台灣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的一股反動政治勢力。在蔣氏父子主政台灣時，「台獨」任何行動言論均屬非法，並受到打擊，因而「台獨」勢力在島內難於生存和發展，紛紛逃往國外。從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間，「台獨」活動以日本為大本營，六十年代轉移到美國為其基地，1970年1月，台灣獨立聯盟總部在美國成立，總負責人彭明敏。1983年公開打出「台灣獨立建國」，「民主，自決，救台灣」的口號。李登輝主台後，對「台獨」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1990年4月李登輝授意召開「國委會議」，特赦「台獨」頭目施明德、許信良等出獄。專門邀請流亡海外的「台獨」頭面人物彭明敏之流回台「共商國事」。為了進一步給「台獨」分子拓展政治空間，李登輝在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後又修改刑法第100條，從而在海外的「台獨」分子紛紛回台，在押的「台獨」分子相繼出獄，在台灣公開建立「台獨」組織，通過「台獨綱領」。一些「台獨」分子被選為「立委」、「國代」，聘為「國策顧問」，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從而李登輝已成為「台獨」的同路人。　　（四）推行「兩個中國」的分裂祖國的路線。李登輝上台後，一再頑固反對「一國兩制」的方針，堅持「反共拒統」的政策。他先後提出過「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一個中華民國在台灣」，詭稱他從未講過一個中國。1995年6月初，他訪問美國康奈爾大學在歐林講座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大肆宣揚「一中一台」，與「兩個中國」的謬論。1994年3月，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朗談話時說「中國一詞是含糊不清的」，「主權這二字是危險的單詞。」還說什麼要帶領台灣人建立「台灣人的國家」，1999年9月7日他和《德國之聲》記者談話中說：兩岸的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台灣國民黨十五全會8月29日正式通過將兩岸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字眼納入該黨政治提示案。　　李登輝在兩岸關係上，雖然在一定範圍內開放兩岸文化、體育和科技交流。兩岸經貿關係也有發展，1988年台灣經香港與大陸的間接貿易總額為27億美元。1997年兩岸間接貿易總額為198億美元，在大陸的台商廠家已達三萬多家。但李登輝仍頑固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1996年9月又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限制台商到大陸進行直接投資和貿易活動，使台灣經濟進入低迷不振的狀態。　　（五）推行「務實外交」。李登輝上台後，為謀求台灣「獨立的國際人格」，拓展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突破「外交」困境，「重返國際社會」，大肆推行「務實外交」、銀彈外交，企圖利用經濟援助要挾受援國改變對華關係。1988年11月台灣當局設立了海外經濟合作基金，由二億美元擴大到十億美元，以第三世界國家為援助對象，目前與台灣有「邦交」關係的28個國家，大多數是經濟落後的貧困小國。近十年來，台灣所推行的「務實外交」，呈現出形式多樣化，過程地下化和活動集中化的特點，但收效甚微。推行「參與聯合國」的活動已連續六年均遭慘敗。　　（六）推行軍隊「國家化」、「本土化」。李登輝為了製造祖國的長期分裂，推行兩個中國的陰謀，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1996年台灣軍費為120億美元，占其總開支的50%以上。目前台灣軍隊的總兵力為46萬人。其中陸軍約28萬人，下轄第6、第8、第10，三個軍團，和花蓮、金門、馬祖、澎湖四個防衛司令部，一個空降特戰司令部。共有兩個機械化步兵師、10個重裝步兵師、6個獨立裝甲旅、2個裝甲兵群、2個空降旅、20個獨立炮兵營、6個高炮導彈營、2個陸軍航空大隊、7個預備師、3個動員師，海岸巡防部隊1.6萬人。裝備火炮1400門、坦克1300餘輛、裝甲車1200餘輛、直升機110架、地對空導彈1300餘枚。　　空軍兵力為6.8萬人，6個戰鬥機聯隊、一個運輸機聯隊、一個直升機大隊、四個獨立中隊、一個戰術制聯隊、一個通信航管聯隊、一個氣象聯隊和14個防空炮兵營、11個警衛連。飛機800架，其中作戰飛機639架。　　海軍總兵力6.6萬人，編有兩個驅逐艦隊、一個巡防艦隊、一個水雷艦隊、一個登陸艦隊、一個勤務艦隊、一個潛水艦隊、一個導彈快艦大隊、二個陸戰師。裝備各型軍艦598艘，各型飛機76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