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稱謂的源流及其演變原因--獨角獸資訊

在古漢語中，「同」和「志」都是常用字，但很少連用，即使連用，也沒有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名詞。據《辭海》，「同志」連用最早見於二千七百年前的《國語·晉語》：「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後又見《後漢書·劉陶傳》：「所與交友，必也同志。」《說文》中指出：「同，和會也。」「志，意也。」可見，古漢語中的「同志」實際上是兩個單音詞連用，用以表達「志向相同，志同道合」。著名學者胡範疇曾經說過，在漢語史上「同志」最初並不是一個泛尊稱，甚至也不是一個稱謂語。

在《辭源》中，「同志」的第一個義項是「志同道合」，第二個義項是「同一志向的人稱同志」。那麼，「同志」作為稱謂語始於何時呢?對於這一問題有多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同志」作為稱謂語大概在漢代就已出現。東漢大學者、經學家鄭玄在註解《周禮·大司徒》時即說過：「同志日友。」雖然此處還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意義，即具有共同的志向，但是，此處已經用來代稱他人。①也有人說作為稱謂語的「同志」成形於晚清，是由外來語發展而來的。在西方，英文comrade源於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為同伴、夥伴，而現代意義的comrade一詞有兩重含義，其狹義是特指同一政黨的成員，廣義則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為共同事業而奮鬥的人。後來日本人最先用「同志」來翻譯comrade的意思，中國現代漢語中的「同志」一詞就如許多特定名詞一樣，是從近代學習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轉口引進來的。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許多革命團體內部成員之間互稱「同志」。孫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經發表《告海內外同志書》和《致南洋同志書》。後來在其著名的《總理遺囑》中也呼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也開始引用「同志」一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受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含義，表明黨員之間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大目標下的一種新型關係。革命戰爭年代，喚一聲「同志」，表達無上的尊重、敬愛與信任，給人以神聖的革命歸宿感。這一稱呼的流行是伴隨著革命思想主張而來的。稱呼雖然只不過兩個字，而其中所傳達的革命情誼卻勝過千言萬語。

在20世紀上半葉，「同志」稱呼仍局限於政治社團內部。「同志」成為泛尊稱還是1949年以後的事。所謂泛尊稱，就是指在廣泛的場合下使用的帶有一定敬意的稱呼語。解放以後，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整合運動使得國家的全民文化以「統治階級意識」的同性質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組織化為基礎。這樣，在短促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一方面削弱了全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迅速建立起全社會範圍內普遍的「同志」關係，另一方面又運用政治手段肅清思想文化領域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影響，使全社會的主體文化成為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主義文化。②「同志」就是這種文化背景下最權威、最普通的稱謂，在新中國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時，成為當時社會上的一個社交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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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保順：《「同志」稱呼的變遷》，《秘書》2003年第9期。②散木、倫華：《從社會變化看「同志」稱謂的急劇變異》，《北京日報》2004年5月17日。

然而，到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開始，「同志」稱謂開始衰落。「同志」這一稱謂在這場政治風波中動蕩起伏，其政治色彩得到強化，走向極端。「同志」是人民內部的一種稱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劃分敵我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同志」稱呼的使用格外小心，生怕用錯了被說成「敵我不分」。①

改革開放以後，「同志」作為稱謂語失去了以往獨步天下的泛尊稱角色，並且作為稱謂語的使用範圍已經很小，往往出現在一些比較正式的會議或者某些特定機構中，而「經理」、「老闆」、「先生」、「小姐」、「老師」、「師傅」等豐富的稱謂重返舞台，成為人們口頭稱呼的寵兒。

正當「同志」作為泛尊稱淡出大眾語彙這個大舞台時，它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成為同性戀的代名詞。這一語義20世紀80年代末產生於香港，90年代中後期經廣東傳入中國內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華將自己籌劃的首屆同性戀電影節命名為「香港同志電影節」，是這層意義的開端。從此，在中國內地之外的中文地區，如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同志」一詞逐漸演變成對同性戀者的另一個稱呼。用的時候並不是如「某某同志」這樣做稱謂用，而是「某某是一個同志」、「某某參加了一個同志團體」。這種用法開始時在同性戀群體中使用，後來影響逐漸擴大，上述地區的社會各界都採納了這個用法，例如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在《認識同志手冊2001年版》中寫道：「市長愛同志。」林奕華本人曾表示：自己希望用來取代同性戀的「同志」一詞是由孫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聯想而來，一方面希望指出仍然需要努力，另一方面則希望將討論的焦點從性取向轉移到性別議題。此後許多關注各種不同性別議題的人士都希望能用「同志」一詞聯結、包含、代表更多人。目前「同志」一詞不僅限於同性戀者，已擴大到國際上通用的GLBT四大族群，也就是男同性戀者(Gay)、女同性戀者(Lesbian)、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由於大陸絕大多數年輕人已經不再使用「同志」這個稱謂，這使得同性戀這層含義反而後來居上。儘管這一層新的含義在大陸地區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並使用，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和文件對這一外延含義基本不予採納。

稱謂語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演變經歷著漫長的變遷，除了語言辭彙本身的自然更替以外，時代的烙印清晰可見：封建社會君臣之間須「名正」才能「言順」，君主自稱「朕」，臣子稱君主「陛下」，自稱「臣」、「卑職」甚至「奴才」。進入到現代漢語時期，依然可以看出稱謂的時代變遷。例如：20世紀70年代，如果一位青年男士向一位青年女售貨員說「小姐，我要件40號襯衫」，女售貨員肯定不高興，甚至會把他當作調戲婦女的流氓。在當時的意識形態環境里，稱呼語「小姐」、「女士」、「太太」甚至「先生」都被認為具有資產階級情調。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增多，思想觀念發生變化，這些稱呼語逐漸失去了貶義，為人民所接受。

從政治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全體黨員以在全世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共同理想，「同志」稱謂迅速在黨內普遍使用。正是由於產生時字面帶有「志同道合」的界定意義以及最初在政治團體內部興起的使用背景，「同志」稱謂逐漸成為具有革命歸宿感的神聖稱呼。可以說，「同志」一詞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在黨內提倡互稱「同志」，不稱職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稱同志，改變以職務相稱的舊習慣。為此，黨中央於1965年2月專門就這個問題發出了通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再一次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主張，要求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稱職銜。因為黨內所有黨員都是黨的普通一員，黨員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同志關係。黨內只有上下級組織，沒有上下級黨員。在黨內互稱同志，有利於增強黨內民主觀念，促進黨內團結，有利於克服封建等級觀念和特權思想，改善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保持黨的優良傳統。所以，時至今日，在國內主流媒體、正式會議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詞。

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稱謂使用是一種交際行為，是文化內涵的滲透，是一種文化的選擇。漢民族的人際關係中等級觀念極強，情感色彩濃厚。「同志」稱謂鮮明地體現了平等、親和的內涵。人們在相同的理想和目標的感召下聚集到一起，無等級門第、尊卑長幼之分，「同志」這一稱謂契合當時革命政黨推翻封建帝制、實現民主平等的要求。但是，在「文革」之後，這一稱謂所包含的情感色彩發生了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受港台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趨於多樣化，人際間的稱呼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即政治色彩淡化、人情色彩加重。②正當「同志」稱謂不斷被取代的時候，該詞又發生了語義降格，增加了新的義項。王均熙在《當代漢語新詞詞典》中將「同志」解釋為「同性戀」。在中國內地以外的華語地區，如港、台、新、馬，都已接受這一稱呼時，中國內地，尤其是那些經歷過那個特殊時期的中老年人對「同志」有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情誼，還不能接受這樣的語義降格。在信息傳播如此發達的今天，這一新義也已開始走進人們的生活。尤其是那些關注流行文化、追趕潮流，對「同志」所表達的那種深刻內涵沒有切身體驗的青年人提及「同志」很容易聯想到同性戀之意。在稱謂的使用上，為避免誤解，年輕人多用其他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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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陳松岑：《禮貌語言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②參見姚漢銘：《新詞語·社會·文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儘管由於特定的社會歷史原因，「同志」稱謂一度在較長時期內佔據主導地位，然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表明，在稱代系統中，不同的稱謂形式都應有各自相應的位置，不可能某個單一的稱謂形式永遠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伴隨著社會的變化，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流行及使用之後，「同志」淡出，而其他稱謂復甦的現象成為必然。另外，「文革」中的唯政治論使國家和人民飽受創傷，人們希望疏離政治生活，淡化政治色彩的想法使得「同志」稱謂幾乎在普通人生活中銷聲匿跡。再則，「同志」稱謂的變化與新時期多元化的人際關係有關。改革開放沖退了以往「政治統帥」的極「左」思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表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這樣，人際間的稱呼也發生了變化。正如姚漢銘先生在《新詞語·社會·文化》中所說：「人際間的稱呼繼續向著淡化政治色彩、加重人情色彩的方向發展。」作為稱謂語的「同志」也確有其自身的不足。如與「先生」、「小姐」及親屬稱謂相比，「同志」既無性別標示也無相對年齡標示，因而顯得過於籠統，在某些非正式場合甚至顯得有些冷漠和疏遠。比如，稱呼老人時根據自己的年齡選擇「爺爺」、「奶奶」等往往要比稱「同志」顯得更加親切。

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入、香港的回歸，兩地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加，源自香港的「同志」一詞的語義降格，漸入中國內地。而且，隨著中國內地互聯網的逐漸普及，互聯網用戶不斷增加，尤其是年輕用戶的比例較大，使用頻率較高。年輕人本身就更樂於接受新生事物，而且他們大多較為崇尚港台文化，這使得他們成為接受「同志」新義的主體人群。相比其他稱謂，如「老師」、「先生」等，「同志」稱謂似乎與社會生活結合得更為緊密，幾乎與歷史事件有著同步或者稍稍滯後的演變，這不僅反映了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同時也以語言的力量影響著經過社會生活積澱的社會文化內涵。

「同志」稱謂的語義降格也符合Brow和Gilman關於語言稱代系統語義變化的發現，①即「始於尊貴，終於輕賤」的語義降格趨勢。其次，Mc Connell-Ginet認為，辭彙原本是相對「空泛」(empty form)的形式，使用者可根據其特定的歷史通過某種新奇的用法賦予其特定的新義。②一般說來，社會的發展促使新生事物出現，從而產生新的語言行為。這種語言行為可以是新的語言形式，也可以是被賦予新義的舊的語言形式。最後，作為一種通性(epicene)稱謂形式，「同志」的語義降格也可通過社會語言學性別歧視研究得到解釋，即稱謂形式上的語義降格不是發生在女性所指之上，就是表現在通性形式之上。③

總之，漢語中「同志」稱謂的變化反映了社交稱謂鮮明的時代特徵，體現出交際稱謂所負載的文化信息。這種變化是歷史變革的結果，也是社會語言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