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虹：商界小說的權力慾望敘事

　　 近20年來，伴隨著中國社會文化語境的逐步開放和現代性思潮的日益擴展，慾望作為糾葛纏繞著理性與感性、本能與精神等多重張力的敏感地帶，開始承載日益多元的話語權力，而形形色色的慾望形態則藉助這些話語或壓抑隱微或欲蓋彌彰地在社會文化歷史舞台上開始了縱橫恣肆的「呈現」，其中，權力作為「實現某種結果的能力」、作為實現個體「自由或解放」的「手段」而非「障礙」[1]，在慾望家族的話語實踐中所佔的戲份日益舉足輕重，權力慾望敘事也無可避免地成為文學敘事中的重要景觀。這，為近20年來的商界小說創作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敘事熱情與表達空間，不少作品熱情描摹與商場物慾角逐交織在一起的官場權謀和權術運作，有的甚至情有獨鍾地將它當作小說訴求的主體，濃墨重彩地書寫商人在錢權纏繞下的榮耀與辛酸、尊嚴與恥辱、希冀與失落、熱情與幻滅等人生情態，在揭示「官商合謀」的權力腐敗的同時，進一步挖掘滋生這種現象的文化土壤，警示真正規範有序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構建的艱巨性，凸顯出較強的文化批判的力量。

　　 (一)

　　 近20年來商界小說「官商合謀」的權力敘事受多重話語權力制約，但它更多地體現了政治權力話語的意志。市場經濟開始建構以來，政治權力從經濟運行的主宰地位逐步淡出，但政治文化依然規約了社會群體的政治心態和價值取向。中國是一個崇尚「官本位」的國度，在傳統文化里，「學而優則仕」是民眾普遍認同並追求的目標，而士子的「達則兼善天下」，顯然是因其擁有權力。權力意志與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隨的。由此一來，對更多的不能入朝做官兼善天下者來說，權力崇拜或權力畏懼就成為一種不被言說的文化心理。這種心理並未因歷史的沖刷而改變，直到今天，國人對於創造財富的商人依然往往只「羨」不「敬」，人們最崇拜的依然是官位，是政治權力。故此，這一持續而亘古的文化心理、價值取向已然在民族文化體系中建構起了一種非常強勢、難以變更的符號話語權力，亦即一種依託於政治權力的文化符號資本。此外，「即便市場經濟下商業化運作的影響日漸擴大，中國社會的統治力量依舊歸屬於政治權力階層。」[2]按照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來判斷，這即指時下的政治權力依然在社會權力場域中佔有強勢的掌控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以市場經濟為運行環境的商業活動中，經濟資本在商界這樣一場域里儘管已顯示出強悍的力量，但政治權力巨大的「暈輪效應」及其實際的操控能力並沒被實質性削弱，它在將「計劃」改為「調控」後依然在其中佔據重要位置。於是，在力量的博弈與角力中，經濟資本依然脫離不了對政治權力資本的依賴，而政治資本也需藉助經濟資本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實力，政治權力階層的話語權力便由此獲得了多樣化的施展空間。而此時，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讓人應接不暇，亟待健全的法律和來不及規範的制度為官員的權力尋租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間，「存在著大量的私下交易、官商勾結這種非法的尋租行為。正是這種尋租過程使非常多的官員撈到好處」；[3]也就在此時，「民營企業家連連出事正顯示出他們的脆弱性，其脆弱性是他們自身因素與制度缺陷雙重原因造成的。而制度缺陷帶來的問題遠遠大於他們自身的問題。」由此可見，無論是權力崇拜，還是權力尋租，都是政治權力話語在起制導作用，當它與以權謀利的經濟意圖交融互滲時，既會對社會商業實踐活動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可能作為一種現實鏡像，被攝入近20年商界小說「官商合謀」的權力敘事中。當然，在商業化的現實語境中，人性慾望往往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性因素，官場生活中的權力，也往往直接表現為一種當下的具體慾望。因此，商界小說中的「官商合謀」一方面包蘊了多重權力話語對其敘事的建構力量，另一方面，這一敘事模式中的「權力」已異化為「慾望」。換言之，此處「權力」的意義不再指純粹的對公共事務的管理與決策，也不再是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政治理想與道義立場，它已在悄無聲息中蛻化為慾望本身和實現世俗慾望的手段。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來，商界小說的「官商合謀」權力敘事就是慾望敘事。

　　 「官商合謀」的權力慾望敘事，著力描摹了「權力崇拜」世相。在健康的經濟運行體制中，政府或者說官員的正當權利是一種強制性力量，它既可以從宏觀上有效推進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可以從微觀上緩和並化解社會各類矛盾和利益衝突。但基於「權力崇拜」的文化心理，對擁有政治權力的官員，國人心中至今存有「包青天」期待意識，即期盼清官解民於倒懸。這類「包青天」型的權力崇拜在近20年來的商界小說中偶有閃現。譬如在付遙的《輸贏》中，主人公周銳與對手爭奪價值數億元的銀行超級訂單，眼看對手將靠行賄取勝，投訴無門的周銳作為一個跨國公司普通的營銷經理，意外得見共和國總理，一場絕無勝算的商場格鬥，就在「高官」運用權杖的稍加點撥中，化險為夷，穩操勝券。《圈子圈套》(王強著)的主人公洪鈞作為外企高管，也是在事業的天空遭遇一片陰霾，自己備受排擠、壓制之時，因刻意營造了陪伴企業董事長得見中國第三號領導人物的良機而撥雲見日，重整旗鼓。在這類敘事中，「神助」色彩過濃，權力本身也並未異化為慾望，但它抒發了一種權力崇拜意識，或者說表達了對正當政治權力的熱切期盼，這也許應視為別樣的慾望訴求。「權力崇拜」進入「官商合謀」的敘事實踐，更多地是以權力的偏離正當性為主要話語，這種偏離往往直接表現為商業活動中盛行的行賄受賄、以利謀權。還是在《輸贏》里，如果說周銳們是按正當的商業競爭法則展開營銷攻勢，他的競爭對手——他從前的女友駱伽則是按商業「潛規則」行事。為了篤定贏得超級大單，年輕貌美、商戰經驗豐富的駱伽崇尚權力的力量，使出行賄的「撒手鐧」。她想方設法、巧施計謀接近握有項目予奪大權的劉行長，摸清其需求後，她為行長兒子辦好出國留學的一切手續，代繳了一切費用，毫不顯山露水中，她已成功在望。雖然受賄的行長終究受到正義的制裁，駱伽也功虧一簣，但如若不是堅信並成功利用過官場權力，駱伽何至出此下策並賠上自己的性命！與駱伽用金錢行賄不同，塗大光(周暢：《險招》)走的是女色之路。為了晉陞企業的董事長，他不惜將對自己忠心耿耿、情意綿綿的情人送進市長的懷抱。當然，眾多出身低微的商人之所以對權力頂禮膜拜，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了「紅頂商人」的實惠，利益驅使他們對真正意義上的「官僚資本家」充滿嚮往。唯其如此，出身貧寒的肖寒(李良：《慾望之門》)在經商路上的最得意之作，是刻意營造了與省委書記的女兒談戀愛的機會，從而攀附權貴，開啟了慾望之門。「一個人只有不停地往上爬，去爭取出人頭地，才能擁有俯視的感覺啊！」這自白，是何等精確地傳遞了一個臣服於權力、慾壑難填者的內心渴求與人生慾望！

　　 綜觀人類歷史的發展，社會的權力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出現而形成的一種管理公共事務的最終決斷權，但隨著奴隸制國家的形成、階級的出現，權力逐漸蛻化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力量的「異己性」滲透於商業社會實踐、又經失范的社會價值觀念的扭曲性釋義後，充分攪動並釋放了沉浸於人們心靈深處的原始欲求。於是，對於權力的崇拜與追逐就像西美爾說金錢可以以低俗為標準，「夷平」低俗與高貴一樣，同樣成為一場「夷平」個人理想、情操與精神家園的「戰爭」，一場「眾神狂歡」的遊戲。近20年來的商界小說表現了這種「夷平性」。小說中那些大權在握的人物，往往都是些曾經有過崇高理想和飛揚激情的人，是受過高等教育、鄙視流俗、不乏清高品格的知識分子。然而，面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巨大的社會變遷，他們不僅喪失了思考和批判的鋒芒，而且趨同於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把權力的角逐以及「有效使用」(或日尋租)化為了新的理想訴求。當然，如果說在權力與金錢面前，連這群曾經真誠地堅守過精神家園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放棄自己的價值觀念，更不用說那些從來就不曾想過要堅守什麼的庸常大眾了。宋押司的《地產戰爭》從特定的視角訴說了這一現象。位於長三角地帶的海杭市發生「天行大廈」寫字樓坍塌事件，這個「豆腐渣工程案」關涉市長吳之榮在內的諸多官員以及開發商胡保義與屬下翁亞斯等商人。吳市長本是個志向遠大又熱情務實的好官，對於海杭市「以房地產業為中心、以海洋旅遊業和水產品加工業為支柱」的戰略發展規劃雄心勃勃，這個從海杭農村來的孩子，還「深深地熱愛著」他腳下的這塊土地，一心期盼任期內「既能發展房地產業，又能保護耕地，既能發展經濟又能避免貧富分化過於嚴重」。但崇高的「理想」終被那不可言說的慾望所毀棄。為了任期內的「政績」，為爬上更高的位置以贏得更多的權力，加上那擋不住的金錢誘惑，他急功近利、盲目冒進、收受賄賂、濫用權力，官商合謀中，他那事業的大廈終於與工程大廈一併坍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吳市長被判刑12年入監後，他震驚萬分地得知，他一直敬仰的工作搭檔、他的上司慕書記居然攜款成功出逃國外。很顯然，吳市長之類官員的潰敗「受益」於以利謀權、奸詐機巧的商人胡保義及其屬下，兩者就這樣「以低俗為標準」被夷平了人格、情操甚至日常的生活方式。就像西美爾說的那樣，「這就是任何一種夷平過程的悲劇：這一過程直接導向了最低因素的位置。」[4]官員如此「運用」權力，那麼庸常大眾又如何看待權力？看看《紅袖》(浮石著)里的描述，鑒於李啟明作為省報新聞中心主任，「級別也就是個正處，但在別人眼裡，卻是一個可以接近至上權力、熟人更是遍及省市各廳局、人脈資源豐富得沒法想像的角色，官不大，能耐不小。副主任醫生表面上態度並沒有明顯地好轉，但對李明啟的身體狀況卻明顯地重視起來。」「重視」的前提是醫治對象可能擁有的權力，這是一位醫生的作為！這就像黃光國在《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里說的那樣，「在像中國這種關係取向的社會裡，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係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權力。資源支配者在考慮是否要做『人情』給對方時，除了考慮自己付出的代價和對方可能的回報之外，往往還會考慮，對方的關係網內到底有哪些人物？」[5]還是在《紅袖》里，關於如何處理跟領導的關係，馮老師是這樣開導自己的老公的：「那是抬轎子和坐轎子的關係。要想坐轎子，必須先學會抬轎子。」這是一個中學教政治的老師的高見！作者的敏銳與犀利令人擊節，小說的權力崇拜書寫的確力透紙背！不僅如此，人們甚至能從作品的字裡行間獲得「權力緣何產生夷平效應」之類本應由政治學家、哲學家來回答的深奧問題的答案。作者借馮老師的「論道」侃侃而談：「為什麼人人都想當官？因為權力是個好東西，誰擁有了它，誰就可以指使他人，調配資源為自己所使用。在咱們這個社會，有權即有勢，便能最大程度的控制局面，便能輕而易舉地佔據主導地位，獲得更多的話語權，總之，財富是最能控制他人的硬通貨，權力則是最能控制他人的軟鞭子。」還有什麼樣的「理論話語」，能如此鞭辟入裡而又直白如話地闡釋一個關於中國社會現實語境中權力的本質的命題？也許，正是因為對現象的生動描摹、對滋生現象的文化根源的深刻剖析，商界小說的這類權力慾望敘事才受到了批評家們自覺與不自覺的讚賞和肯定。

　　 (二)

　　 「權錢交易」也是近20年來商界小說權力慾望敘事表現的主要內容。從某種角度來說，商業活動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個人活動，它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基礎之上，而生產關係的本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傳統中國是倫理本位的國度，「倫理本位者，關係本位也」[6]，人們「彼此之相與」，「相與之間，關係隨生」[7]；傳統文化是一種恪守「君臣」關係的整體主義文化，它恆久地制約著民族文化心理；傳統中國社會則是一個「官本位」社會，以官場為根基構築的權力關係制導了社會諸關係的運行。當市場經濟以張揚個體主義價值觀的倫理取向向整體主義挑戰，它既促使了人的權利感的萌生與生長，也促進了以經濟滿足為標誌的個人利益至上觀念的漫延，而此時的權力關係在歷經社會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革後呈現出多維的變化，變化之一就是以往為官場所漠視的官商關係進入了官場權力關係的主頁，「官」與「商」的糾結日益繁多起來。受這樣的「傳統」與「現實」影響，商界小說官商合謀的「權錢交易」敘事彰顯了一種特性，即傳統的「關係本位」意識在褪去「忠君」色彩後絕對性地臣服於個體慾望，而官商之間對於權力關係所指向的利益需求則變得空前一致。浮石在《青瓷》中憑藉他獨特的從商經驗和文化想像，精心繪製了一副21世紀初中國商界生活的「清明上河圖」。小說主人公張仲平乃一家拍賣公司老總，為了實現自己的商業目標，滿足個人的物質慾望，他不惜因循苟且、用盡手段，結交權貴，賄賂法官，通過權錢交易建立自己的商業關係網，通過旁門左道去發財。就內心的本真想法而言，張仲平是想獨善其身、不與權勢產生依附關係的，但現實中意在「尋租」的官場權力讓他俯首稱臣，形形色色的「關係」推他下水，是非成敗，的確不在他的槌起槌落之間。小說向我們展示了當代中國商人對權力網的頂禮膜拜和嫻熟利用，呈現了不見硝煙的「權錢交易」戰中的劍拔弩張與血肉橫飛，它讓人們看到，權力與經濟利益結合擴張了人的無限慾望，而道德倫理和理性倫理的同時失范則導致權力對慾望的妥協、順從直至異化為慾望本身。曹建偉的《灰商》是通過描述主人公孔天引的成長經歷和財富集聚過程，揭示「為商、為人、為事」之道，同時它也營造了一個關係錯綜複雜、內蘊繁複沉重的「灰商」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不僅官場的權力尋租大行其道，商道對「正道」的腐蝕也同樣瘋狂，慾望肆虐的官商之間「錢、權、色」交融，構築出的是一個新形勢下的「上海的早晨」。胡月偉的《財富時代》為人們塑造了一個亦官亦商、依仗權力編織出龐大的關係網、繼而想方設法撈足體制內外所有好處的「銀行行長」，讓人領略權錢交易在社會各領域泛化的嚴峻。此外，《皮夾子》(王亞騰著)幾乎傾其全部筆墨用以描寫栗敏傑如何利用手中的行賄手冊建立權力關係網，整部小說更像一部傳授經商「關係學」的教科書；《暴富年代》(語龍著)中的主人公於世傑以自己經營的酒店為根據地，也在鹿港市編織了一張嚴嚴實實的關係大網，這張網使得他在以後的經商活動中所向披靡，無往不勝。這，就是「權錢交易」的巨大「效用」，其成功秘訣很簡單，《紅袖》(浮石著)的主人公柳絮的經驗具有普適性——「找到契合點就好辦。做生意其實很簡單，第一是找對人，第二是看你要他辦的事他能不能辦，以及他辦完之後能得到什麼利益。如果你和他能在利益上達成共同體，就等於上了一條船。」由此來看，姑且不論這些作品所揭示的問題是否能產生「警世鐘」效用，僅就其描摹的經濟與政治聯姻進而污染社會文化環境的現實而言，已足以讓人掩卷深思、扼腕長嘆了！

　　 眾所周知，與公權力相伴而生的「官」的存在，是自人類誕生以來便存在的一個久遠的社會歷史現象，它並非天然醜惡，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是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的。同理，商人的從事商業活動也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此而言，適度有序的官商交往不僅正常且屬必要，因為「官」的核心是「為民」，「商」的核心乃「求利」，兩者並行，有利於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當然二者也只應是不相交的「平行線」，這是官場操守，也是商界底線。但是，由於官員掌握了稀缺的公權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資源分配，以逐利為本的商人必然趨之若鶩；而權力，正如英國思想家羅素所指出，從它產生的那天起，就摻雜著私慾的成分，當制度存在漏洞、信念步入歧途時，權力失范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自古以來，官商交往屢屢越軌，他們往往以交際為道具，以人情為幌子，撕破尊嚴與底線，相互滲透，糾纏不清，一方面「官」肆意尋租謀求權力變現，另一方面「商」趨權逐勢妄圖非法獲利，兩者纏絞成一張官商糾結、利益交織的複雜大網。當市場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運行模式和價值導向衝擊古老中國的經濟運行體系與社會價值觀念時，來不及完善的制度設計和觀念變革中必然伴生的社會負麵價值取向不僅會導致官商交往的越界出軌，甚至會衍生更為嚴重的貪官奸商「結盟」分肥，因為此時期的中國就像邱華棟在《白晝的躁動》里所說的那樣，「社會制度已允許每一個充滿慾望的人釋放他們所有的慾望，因此每一個人都在干著他們想乾的事」。的確，利用權力的魔力及監管不到位的濫權空間，資本向權力靠攏，權力向資本尋租，這似乎成為市場經濟構建以來的官商之間流行的「新型倫理」，權錢交易則成為支撐這種倫理張揚與滲透的基本路徑。庹政的《大哥》表述了這樣的現實。張濤坐上了市公安局副局長的位置，為了得到他的「照顧」，「無數的人通過各種渠道向他表示親近，希望跟他建立某種親密的關係」，同時，「金錢像鐵磁一樣向他這塊磁石猛撲過來」，這讓一度想做個正直的警察、最終還是藉助大哥的勢力用金錢獲取了官位的張濤慶幸，他慶幸自己選擇了臣服於做黑道的親大哥。隨後，僅僅為了取得他的模糊支持，一家公司向他的哥哥賄賂了兩個利潤豐厚的工程，另一家公司毫不落後，直接就是成捆的現金，張濤對此完全了解，卻裝作毫不知情；為了無所顧忌地攻打商業競爭對手和城市商業圈，農民鎮長何慶豐希望張濤幫他調開他不喜歡的當地派出所所長，回報是「一塊好地，靠公路邊的，你來開個磚廠」，張濤對此猶豫再三是立刻答應還是繼續刁難，抬高價碼？是接受利潤豐厚財源滾滾的磚廠還是一次性地索取現金以圖「清爽」？此處支撐張濤的信念是，「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對他們的照顧和放縱當作一種投資，算作他在他們公司的股份，所以他可以在合適的時候收取分紅，僅此而已。他在人生快要過去一半時才總算明白過來，這世界，每個人都應該自己照顧自己。」為追逐慾望，行賄者如此明目張胆；為一己私利，受賄者竟這樣肆無忌憚！小說的敘事或許可以啟示人們：權錢本無原罪，可權錢之間具有超強的「親和力」，一旦糾結無度，必將是人類社會的噩夢，因此，伴隨市場經濟的日益推向縱深，致力於在「官」、「商」的權力與金錢之間打造一道用制度構築的「防火牆」，勢在必行！

　　 商業大潮在呼嘯前行，在其侵襲之下，人們有權利在人文精神被撕裂而重新拼合的揪心裂肺的痛楚中焦慮、懷疑、痛苦，但是不能掉頭而去，這是許多躁動起言說衝動的商海沉浮者的選擇。這些人大多有從商經歷，有名利場上打滾的切膚之痛，更重要的是他們深知，「隨著對幸福的接近，對幸福的渴望也不斷增長。點燃我們最大的渴望和激情的並非遙不可及和禁止我們涉足的東西，而是我們暫時沒有擁有的東西。」[8]故而，商戰中的人們對於「並非遙不可及」但「暫時沒有擁有的」權力的渴望，以及運用權錢交易手段來攫取權力的瘋狂，成為他們深刻感受並決心傾力講述的故事。郭潛力和喬薩就是這麼作的。郭潛力的《城市狩獵》和喬薩的《原罪》，都以房地產業為題材，兩部小說的時代背景也都取自中國市場經濟剛剛實施、房地產行業方興未艾的1990年代初。這一時代的中國，是非理性的商業中國；這個時代的商業，必然有著野蠻的叢林特徵；而這一時代的商人，更多地遵循的是一種原始的叢林法則。《城市狩獵》這個書名很特別，它指向了一個基本語義，即利益的角逐以及這種角逐所特有的複雜性與殘酷性。人們狩獵的，當然是物，是金錢，是如何利用權錢交易的手段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市場化帶來的個體競爭自由和維護個體利益理念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對金錢和權力的渴望，「狩獵」於是在人與物、人與人或人與自我之間競相展開－－這不是在荒山野林，而是發生在現代化大都市裡「狩獵」：那片在房地產開發狂潮中應運而生的高樓大廈，成了官商合謀、利益角逐的獵場，金錢成了獵槍子彈，人們使出了對付野獸的一切手段，設陷阱，下絆子，施誘餌，放暗箭，窮追猛打，圍困堵截，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獵場上不僅僅有「狩獵」者的正面交鋒，更有紈絝子弟的助紂為虐，不法外商的圖謀不軌，流氓無產者的無法無天，當然也包括黨政要員、公司主管、部門領導的慾望膨脹、害人害己。作者以「一種透底的、毫不矯飾的坦率，一種撕皮裂肉般的堅決，一種淋漓盡致的訴說快感」[9]，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競逐金錢的城市狩獵圖。喬薩的小說《原罪》也是此類敘事的典型代表。小說中兩個房地產集團的較量，實際上成了兩張官商勾結的關係網、兩大陣營之間的較量，而以權錢交易為基調的出賣、背信棄義、陰險構陷、殘忍謀殺等卑劣行徑圍繞各色樓盤的開發次第展開，被利慾和權欲宰制了的人們為了一己私利在進行生死角逐，人性的傾軋、惡勢力的爭鬥、官商勾結暗箱操縱樓盤的黑幕，構成了一幅幅觸目驚心的當代名利場的百丑圖。這正如李哲在小說《替身》中所說：「錢，這個人見人愛的東西，正悄悄地以它獨有的強大的力量重新界定每個人所處的階層，如今這個社會，有幾個人能真正抵擋得住金錢的誘惑？包括那些高官……只要我們這個社會沒有鐵的制度把當官人的手真正地管住，這些幸運兒就會毫不客氣地、面帶微笑地、道貌岸然地、貪得無厭地把財富聚斂到個人或是小團體的名下，這是一種無法迴避的事實，是普通百姓深惡痛絕但又無能為力的現象。」權力萬能導致利益佔有，利益佔有又刺激著權力追逐。與其說作者筆下的權力慾望敘事旨在批判由權錢交易、權力角逐帶來的人性扭曲和異化，不如說是在警示權力腐敗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戕害。

　　 近20年來，市場經濟以其特有的魔力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意識和競爭精神，個體主義價值觀也開始了全方位的社會滲透。由於相應的法律機制和道德規範的來不及健全，加之慾望無節制的泛濫，這種滲透帶來的往往是權力掠奪下的倫理缺失與文化斷裂，是權錢交易的重重黑幕和慾望肆虐的渾濁空間。對此，商界小說的權力慾望敘事予以了較為真實而多元的刻畫，體現了慾望敘事的別樣風格。儘管其中不少作品還只是止於現象描述，少有社會性、歷史性反思，且沒能深入刻畫生動典型的人物形象從而充分展現文學特有的藝術功能，但就其以別具一格的藝術表現真實有時甚至是犀利地揭露黑幕和批判現實、體現出一種較為自覺的社會擔當意識而言，它的審美意識和文化價值均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參考文獻】

　　 [1]［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等譯．三聯書店，1998: 377.

　　 [2]吳暢暢，趙瑜．場域、資本與商業化——解讀湖南衛視現象．彭煥萍．媒介與商人．華夏出版社，2008: 130.

　　 [3]李帆．現狀：中國富豪帶著鐐銬起舞．彭煥萍．媒介與商人．華夏出版社，2008: 166.

　　 [4]［德］西美爾．現代文化中的金錢．見劉小楓編．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顧明仁譯．學林出版社，2000: 8.

　　 [5]杜建．權力關係的多重變奏——官場小說的類型學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 20.

　　 [6]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93.

　　 [7]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79.

　　 [8]［德］西美爾．現代文化中的金錢．劉小楓．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顧明仁譯．學林出版社，2000: 12.

　　 [9]雷達，郭潛力．城市狩獵．小說評論，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