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毛澤東
編者按：愛潑斯坦是著名記者。1915年出生於波蘭華沙，1917年跟隨父母移居中國。長年為美國合眾社、《紐約時報》等報道中國。抗戰期間，對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均有深入報道。1950年代，他應宋慶齡邀請返華並終老中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曾多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此次新星出版社將其作品結集出版，共7本，首批推出的是 「戰爭四部曲」，包括《從鴉片戰爭到解放》《人民之戰》《我訪問延安》《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均已入選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重點出版物目錄。
編輯|鄭廷鑫
今天（1944年6月12日）整個記者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他作了開場白，然後回答了問題。以下摘自我當時的筆記，但略有刪節。
採訪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大會議室里舉行的。在會議室兩頭有斯大林和毛的畫像，在中間的牆上掛了孫中山的畫像。毛身材高大魁梧，長著一張讀書人的面孔。他敏感，堅定有力，眼神很安詳。他講話慢條斯理，有湖南口音，因吸煙的關係，有時輕聲咳嗽。
這是中國一個小小的角落，既荒涼，從歷史上來講又相對落後。但在這裡你們可以親眼看到一個強大的決心，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應該肩並肩地共同打擊日本。你們會親眼看到我們在這裡正在抵抗日本侵略者。
延安和邊區人民興高采烈地歡迎你們，我代表我們的正規軍戰士及在前線打擊日本的所有人民歡迎你們。
歐洲第二戰場剛剛開闢，你們就來了。對世界的這部分來講，也是一件大事。在歐洲，它迎來了德國希特勒的滅亡；在太平洋地區，迎來了日本的最後失敗。整個中國都在為此歡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在歡呼。希特勒垮台之後，緊接著就是日本的垮台，全世界都為此高興。
隨著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我們的工作會開展得更有成效。現在到了中國所有抗日力量團結得更緊的時候了。加強我們自身的力量，協調太平洋和歐洲的戰事以粉碎日本軍國主義。所有這一切，我們應比以前做得更好。
在這種形勢下，你們當然關心中國內部的情況。在這裡我要講幾句話，強調團結的必要。這種態度我們已經明確聲明了許多次，你們到了延安，我要簡單地再重複一次。
首先，我們支持蔣介石堅持國共合作，共同打敗日本法西斯，創建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這是我們堅持了許多年的方向，我們仍然堅持，因為我們必須如此，因為這是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中國還有很大、很嚴重的缺點。歸根到底一句話，我們需要民主。假如我們有了民主，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抗日就可以加強，在勝利以後，我們就可重建中國。假如我們現在取得團結和民主，未來就有保障。中國需要繼續團結，但是只有民主，團結才有保證。
諸位先生深深了解，中國仍然缺乏民主，為了更好地團結，以更有效地打擊日本，民主是至關重要的。
毛主席請大家提問，有4個問題提了出來。
（1）為了國家 團結，共產黨希望其他政治團體做些什麼？
（2）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有何希望，共產黨自身又將有何作為？
（3）關於兩黨的重慶談判如何進行？目前形勢可否與迫切需要團結的1936年相比？
（4）中國共產黨是否認為第二戰場在中國和世界開創了新局面？
毛主席回答記者提問：
一些具體的答覆目前尚難於作出，因為談判正在進行。但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和外國朋友有一個共同目標，我們可以講一件目前還不可以公之於世的事。我們希望談判有所進展並能解決實質性問題，然而直到目前為止，情況並不如人意。
你們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我們的《解放日報》已經聲明，第二戰場開闢以後，形勢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確有一些新的特點。盟國間合作的發展才使得第二戰場的開闢成為可能。然而形勢的總體特徵，包括政治、軍事諸方面，比之第二戰場開闢前並沒起變化。以這件大事和另一件大事——即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取勝後蘇聯紅軍轉入反攻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反法西斯大國合作發展的兩種形式。在紅軍發動反攻前，當反法西斯國家遭受失敗和退卻時，法西斯勢力呈上升趨勢。之後，形勢急轉直下。盟軍在北非的反攻，盟軍在太平洋上的反擊以及蘇聯從斯大林格勒發起的反攻，都標誌著世界局勢的轉折。開闢第二戰場是向法西斯反攻的又一大步驟，沒有這一步驟，我們不能摧毀敵人。因此我們可以講，此舉打開了一個新的軍事局面，即決定性大反攻。像我講過的，那將朝有利方向影響太平洋、中國以及歐洲的形勢。
第二戰場的作用加速了在歐洲取得戰爭的勝利。然後盟軍的火力和人力就可轉向遠東。這對中國尚未產生直接影響。國際形勢對我們是有利的，但我們要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中國的問題不可能靠其他地方的有利形勢得到解決。
然後回到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和其他政治團體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將有何作為的問題：
我已經講過，我們的共同目的是把日本軍國主義趕出中國。在打敗法西斯之後，中國應建立起良好的國際關係，並在國內建立起良好的和平的關係。為達到我們的共同目標，我們在各方面都需要民主。反法西斯是世界性的，在歐洲已進入決定性的階段，在遠東，決定性戰役馬上就要到來。中國缺少什麼？民主。我們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擊法西斯。只有這種配合才能產生力量。蘇聯革命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英國和美國的歷史同樣如此。我們對日七年抗戰的形勢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需要在所有領域中的團結，但這種團結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上。我們需要建立在牢固基礎上的真正的團結，這一基礎就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選舉自由。在這種牢固基礎上建立的並依據政策辦事的政府，它就是無比強大的。只有這種政治團結才是牢固的。
國際方面，必須有國家內部和各國之間的民主。我希望外國和我們的外國朋友對中國採取一個民主的態度，我們對其他國家也應採取同樣的態度。
國家間的新型關係需要在民主基礎上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組織。我們可以以這個觀點回顧一下聯合國的所有聲明，大西洋憲章，莫斯科、德黑蘭、開羅及其他的宣言。
中國共產黨就是為了這一切而工作。
在和毛主席個別交談時，沒有人做記錄，我也沒做筆記。作為保衛中國同盟的成員，我代表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向毛主席問候，並願意就我們如何在醫藥及其他救濟物資方面向邊區提供更好幫助的問題，聽取他的意見，而國民黨在這方面則是極力阻撓的。
後來，毛主席反過來問我關於國外的一些事情。有兩點我還記得很清楚。
毛主席知道我還為其他刊物，如為美國工會報紙服務的通訊社——聯合勞動新聞社寫文章，於是他問我，「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人聯合會」中，哪一個工會會員更多一些？因為我手頭沒有具體數字，我只能因個人傾向於正處於快速發展的「產業工人聯合會」而冒昧地說，「產聯」人數更多一些。他說「不」，就他所知，「勞聯」的人數已超過了「產聯」。他對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在延安的窯洞里對外部事物了解的廣度；還可看出，在討論任何問題之前他所做的準備工作。
他還問了我一個問題，是關於美共領導人白勞德為什麼把美共融於政治聯盟中以求在美國兩黨制度下發揮作用。我引用了白勞德自己講的和美共黨報曾發表過的理由，回答他：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沒有第三個黨在那種制度之外取得過成功。毛澤東問：一個無產階級獨立的政黨的原則性到哪裡去了？他沒有再講什麼，也沒有必要講了。他對此不贊成就清清楚楚了。
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採訪他不受時間限制，有時可持續幾個小時。回答完問題以後，他喜歡調轉頭來，向他的採訪者提問他們所知道的和心裡所想的事情，以擴大和檢驗他的知識面。
我們和毛主席及其他領導人吃的幾頓飯，沒有宴會的禮節和規模，一共不超過兩三桌，交談很方便，飯菜也簡單。當我們離開延安時，他和他的一兩個同事來到我們客人的住地（像延安其他住處的窯洞一樣）和我們話別，並送我們每人一幅在延安用石板印刷的畫像，一張像在沉思中的畫像，每張上邊他都親筆簽了名。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敵後十多個抗日根據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國民黨多方面的關係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去打擊日軍。他已在從事於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從事於理論寫作和解決黨內爭論的問題。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
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國民黨派往國外的每個官員都要經過他持續不斷的、長時間的觀察，他像一個看面相的人，立身於帷幕之後，以觀察那個人臉上是否流露出不妥或不忠心的表現。他要求他的軍官都必須戴新洗燙過的雪白手套，甚至每次見他們時，白手套可能會吸引他的注意，也可能讓他發火。
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由於交通的阻隔和困難，內部通訊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了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
《我訪問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
作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譯者：張揚、張水澄、沈蘇儒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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