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辯證法」的忘卻：阿多諾研究的歷史性遮蔽

阿多諾，一位不合時宜的「當代大師」。他生前被認為是一個傑出的悲觀的文化批判主義者，生後則更多地是作為一個現代主義美學家或原始形態的後現代理論家被反覆探討。可是，他的元批判理論，即作為《啟蒙辯證法》中的文化批判和《美學理論》中的美學批判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原型的「否定的辯證法」，長期以來卻招致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和質疑。新左派批評它是「一個巨大的失敗」，向右轉的哈貝馬斯指責它否認有「為他（阿多諾——引者注）含蓄地求助的理性概念提供系統基礎的可能性」，而學院派的學者則同樣說：「阿多諾自覺地追隨勛伯格的模式，企圖在哲學內部發動一場革命，但實際上卻屈從了同樣的命運，他反體系的原則本身已變成一種體系。……當否定的辯證法成為總體的時候，哲學也將趨向靜止，因而1960年代的新左派批評阿多諾把批判理論引向死胡同是公正的。」由此我們看到，在阿多諾作為一個思想史對象被研究的30年歷史中，「否定的辯證法」始終以各種方式被遺忘了：前20年，批評者們把它作為一個「醜聞」而刻意遮蔽了起來：在近10年由傑姆遜發動的復興運動中，它雖然被重新肯定，卻被挪用、變成了理論鬥爭的新武器和通向美學政治的中轉站，其自身依舊晦暗不明。理論政治曾經實用主義地拒絕了「否定的辯證法」，並因此經受了失憶的後遺症，然而，正確的療治方案卻不應是同樣實用主義的挪用，可取的做法只能是回到被忘卻的「否定的辯證法」本身。

一、理論政治中的集體失憶：對阿多諾研究前20年的一般診斷

阿多諾在1966年的《否定的辯證法》中預告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之後，他以自己的死亡，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批判理論發布了正式訃告。這並不是說它們的理論影響和社會影響就此消失了，事實上，它們所提供的精神傳統即使在70年代還被歐美新左派視為一個「未知的向度」，一個當代文化鬥爭中依舊有用的思想武器。這一年，《啟蒙辯證法》出版了英文本，一年後《否定的辯證法》也被譯成英文出版，而在更早一些時候，《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最終目的》(Telos)和《新德國批評》(New German Critique)等雜誌已經開始刊載他的譯文和相關評論文章了。阿多諾研究就此發端。70、80年代，阿多諾研究歷經浮沉，先後相繼地湧現出了3種影響深遠、相互衝突的模式，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否定的辯證法」作為某種禁忌或者醜聞，從理論政治的集體記憶中被抹去了。

阿多諾研究一開始就充滿了燃燒瓶的殘餘氣味。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有左派學生指責阿多諾晚期作品「已經背叛革命事業」。為此，A·施密特著重強調阿多諾思想的唯物主義本質，以期捍衛自己導師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1972年，施密特出任社會研究所所長，他的整個70年代基本上是在與自己的同學、哈貝馬斯的爭論中度過的。針對哈貝馬斯關於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存在分歧乃至對立的批評，施密特著力證明阿多諾的批判理論與霍克海默設想的連續性；通過對「唯物主義」的思想史探索，他提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所創立的批判理論是適用於資本主義當代階段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變體」。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之後，阿多諾重提唯物主義其最重大的命意在於：在打破同一性的思想專制之後，為重建主客體之間的星叢關係確立一個支點。過於強烈的辯護意識妨礙了施密特對阿多諾意圖的準確領會，因此，在對唯物主義的哲學史描述中，他更多地退到了費爾巴哈的立場上，辯證法卻被遺忘了。

與此相對應，一批新左派從《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出發，抨擊「否定的辯證法」具有太多的思辨唯心主義殘餘，只是滿足於解釋世界，而把改造資產階級社會的使命忘在了腦後。特別地，「在阿多諾這裡，辯證法變得非歷史化，以包含作為概念統治的起源的整個西方文明。因此，批判理論甚至不再企圖通過詳述未來得以發生的必要中介環節，以預想未來了，它變成為一種純粹防禦性的理論。最終，它退到一個無可退卻之處，以保衛特殊性、自律性和非同一性不受據說已經被總體管理的社會的侵害。在這樣的社會裡，思維作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奢侈品消失了。」在1971年的《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中，傑姆遜批評「否定的辯證法」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這一失敗歸根結蒂是因為它「表現一種挽救自身和哲學化觀念的意圖，使它們擺脫時間上的盲目崇拜，擺脫停滯和持久的視力幻覺。」

與新左派的解讀模式直接衝突的是哈貝馬斯對阿多諾的解讀。哈貝馬斯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由於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傳統中摻雜了韋伯合理性理論的內容，因此不可避免地偏離了馬克思的邏輯；阿多諾最為徹底地貫徹了這一理論邏輯，從而走向了一種無為的寂靜主義。也就是說，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即資本主義制度，是一項尚未完成的規劃，它具有自我修復的功能，可以走向一個更加合理性的狀態；阿多諾在對啟蒙理性的批判道路上走得太遠，從實踐退縮回理論，否認有「為他含蓄地求助的理性概念提供系統基礎的可能性」，從而走向了一種虛無的美學烏托邦。他認為，阿多諾30年代就基本形成了自己「否定的辯證法」，這與霍克海默主張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的批判理論從起點上就不一樣，以《啟蒙辯證法》為標誌，阿多諾最終背離了霍克海默的設想。因此，應當拋棄《否定的辯證法》回到批判理論的原初旨趣，在變化了的社會現實基礎上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在哈貝馬斯與利奧塔關於現代性的爭論發生之後，一些英美學者突然在爭論的中心發現了一個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阿多諾，在他們看來，「解構主義和阿多諾之間的相似之處特別引人注目。在當下的時尚風靡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阿多諾就一直堅持承認那些被概念之網濾去的異質碎片的力量，拋棄所有同一性哲學，拒絕把階級意識看作是令人不愉快的『肯定』，否定意義的意向性。真的，當代解構主義幾乎沒有一個主題不曾在他的著作中被充分地闡述過。——阿多諾或許是法國文化和德國文化的相互偏狹性的指示者，現在，具有諷刺性的是，它們只是在盎格魯—薩克遜世界裡才越來越多地走向融合。」正是在這種旨趣的引導下，這些學者對阿多諾以《啟蒙的辯證法》為代表的文化批判和以《美學理論》為代表的美學藝術批判表示出了極大的敬意和興趣，而他的「否定的辯證法」則作為對法西斯主義的過度反應，被撇在了一邊。這一模式極力推崇阿多諾對宏大敘事、體系、同一性思維和理性的抗拒姿態，但刻意弱化了這一姿態與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間的內在同一性，從而閹割了「否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取向，使之與後現代體制化的否定混同在了一起。確認「否定的辯證法」這個社會歷史的元批判已經過時，這是哈貝馬斯模式和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模式共同的基礎，只不過，在前者把阿多諾連根拔起、拋在一邊的地方，後者則在對他被截去根部的軀體進行無限制的「戲仿」。

雖然理論旨趣殊異，但是人們對於「否定的辯證法」的集體失憶，其口實卻是一致的：基於一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的不正確估判，阿多諾放棄了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正確立場，一味揭露和否定，卻不從事建構，迴避政治實踐，採取了一種退縮主義的「冬眠戰略」。向右轉的哈貝馬斯非常看重馬克思「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的觀點，強調哲學應當為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提供肯定性的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從來就沒有用像科學那樣的明確語言，把哲學傳統算作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潛力，而這種生產潛力也應該出現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批判當然是需要的，因為正是通過批判理性，現代性才能達成自我修復、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辯證法」將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開始就摧毀了自己的社會根基及與交往實踐的聯繫，使自己蜷縮在理性的範圍之內；因此，阿多諾不得不「試圖使用由意識哲學衍生出的未受壓迫的綜合概念作為烏托邦觀點移向對話理性(discursive reason)之界域：未受損害的主體間性，未經強迫的多樣性的總和，使得近與遠，同一性與個體之差異的同時並存成為可能，呈現出一種烏托邦之映象」。也就是說，「否定的辯證法」是基於對資本主義本質的不公正判斷對形而上學發動的一次失敗的攻擊，因此，一方面，阿多諾在對理性進行一種西西弗式的絕對否定，另一方面，他卻不得不不斷地返回理性，「否定的辯證法也只能從黑格爾那裡訴求非同一性的復歸，因為非同一性已經包含在黑格爾的程序之中了」。

而在新左派看來，在現時代，哲學世界化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共產主義者所需要做的就是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但是，「阿多諾所實際發生的是他失去了信念。他不再相信普遍歷史的可能性，感到必須拋棄黑格爾的神學，回到康德那既不能解釋自身也不能實現它的倫理理想的抽象的道德主義」。因此，「否定的辯證法」從集體主體的理論退卻，只能是「那日益過時的、妨害有意義的實踐結果的社會距離的避難所」。阿多諾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已經從企業家之間的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了壟斷階段，其中已經具有了很強的社會主義因素，晚期胡塞爾「生活世界」學說深刻地標示出了這一轉變。由於他既不直接投身革命實踐，又沒有能對晚期胡塞爾哲學做出正確的評價，所以，他的哲學自然與歷史發展和實踐脫了節，「否定的辯證法」的實際歷史定位應當是20世紀30年代，「它的貢獻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激進的社會理論的最高表現，雖然二戰以後的思想發展已經超越了它，但它依舊是一個需要批判地繼承的當代遺產。」

眾所周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青年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之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主流，它的理論綱領是由霍克海默在1937年的「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中確立的。在《啟蒙辯證法》之後，阿多諾代替了霍克海默的位置成為學派的領導者和批判理論的旗手，也就是說，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是歷史地成為後期批判理論的綱領的。在批判「否定的辯證法」的時候，上述三種研究模式更多地是出於自己的理論政治利益對它進行相當簡單的價值評論，而沒有去認真對待如下問題：首先，「否定的辯證法」對理性的批判無疑是顛覆性的，但它是否就像哈貝馬斯所說的那樣是一種意識哲學？其次，它與30年代以後的社會歷史關係怎樣，它何以能夠超越阿多諾的個人喜好，歷史地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階段性綱領？

二、「後遺症」

很顯然，左與右的攻擊對象都是《否定的辯證法》正文最初那幾句話：「一度似乎過時的哲學因為實現它的時機被錯過了而得以繼續生存。簡要的判決是：它只是解釋了世界，在現實面前的退縮使它弄殘了自身。在改變世界的嘗試流產之後，這一判決變成了理性的失敗主義。」阿多諾的意思是說：較之於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已不再可能發生，哲學因此錯失與實踐的統一或者實現自己的世界化的歷史機遇。因為，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到文化、社會心理，資本已經實現了對社會的唯一的抽象統治，即使是原先最具批判性的哲學，也「隨著社會極其廣大的擴張和由自然科學導致的進步，似乎成了晚期工業資本主義階段簡單的易貨貿易的遺物」，換言之，它已經被市場機制同一化，失去了自身批判的功能，「重新成為一門具體科學」。雖然阿多諾在哲學無情的自我批判中寄託了自己對於人類命運無希望的希望，但歸根結底，他對現代資本主義這個「全面管理的社會」的歷史前景是悲觀的。我們看到，迄今為止的現實歷史發展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印證了阿多諾的預言，儘管這並不能證明「冬眠戰略」是唯一正確的，不過卻足以推翻了對它的責難了。左與右都為自己的失憶領受了隨之而來的後遺症：對哈貝馬斯來說是帝國主義本質的大曝光，對於新左派而言則是向著阿多諾的不得已的回歸。

哈貝馬斯認為「全面管理的社會」只是對現代性的片面總結，理性固然在自身的發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反面成為人的敵人，但它同樣為自己的贖回提供了契機。因為，雖然理性在純粹的理論層面上仍舊缺乏絕對客觀的標準，但至少在實踐層面上，通過適當的交往、對話和批判，依舊展現了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達到某種和諧統一的潛力。哈貝馬斯在某種意義上回到了康德的實踐理性，在一種偽造的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撐下，為「個體的自我實現和自主」奠定了基礎。新左派同樣是樂觀。他們受6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70年代的能源危機的激勵，堅信無產階級革命新的高潮已經來臨，只要組織一次暴動，資本主義就會土崩瓦解，在這種歷史時刻，理論的功能應當就是為實踐吶喊。新左派在事實上通過《歷史與階級意識》回到了黑格爾主義，在一種普遍規律的身上寄託了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在全球化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的今天，我們看到，1970年代資本主義深重的經濟危機和全面的社會危機並沒有使之崩潰，經過一次革命風暴，它反而走向了一個更加穩定的狀態，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一次空前的低潮之中。同樣，資本的全球擴張也沒有為理性的自我修復提供任何契機，相反，阿多諾所憂慮的同一性的牢籠已經在「社會的麥當勞化」的形式下獲得了更加廣泛和深入人心的發展。

既然失憶是由於政治引起的，那麼，它也將在其中顯現出後果來。20年是一個足夠長的時間了。前蘇東的解體對左與右來說都是一個劃時代的思想事件，不過，它對哈貝馬斯似乎更有利些，因為這無疑證實了他對現代性的信仰。在1992年出版的《事實與規範》這一法哲學巨著中，他直接挑明了自己的康德思路，認為道德原則必須能普遍化。可是，在一個後形而上學的多元社會裡，綜合性世界觀與有集體約束力的道德標準已經瓦解，在這樣的社會中倖存的後傳統的道德良心不再能替代一度以宗教和形而上學為基礎的自然法。因此，民主生產法律的程序是法律合法性的唯一後形而上學根源。而這種合法性力量則來自問題和意見，信息和理性的自由交流，來自每一個公民在公共領域中的自由對話和討論，來自社會每一個成員以平等的身份積极參与。如此美妙的未來實在讓人嚮往，不過，這種過於理想化和形式化的「交往」、「對話」讓人不免懷疑它的可行性。終於，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讓我們看到了它的現實可操作性，即在人權高於主權旗幟下，對一獨立主權國家的公然侵略和對平民的野蠻屠殺。哈貝馬斯自覺充當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意識形態衛道士，這是其現代性理論必然的政治結局。

至於左派，如果他不頑固地堅持自己幼稚傾向，就會向傑姆遜那樣承認「難以克服的困境」已經出現，但是，希望並沒有消失，至少我們可以像阿多諾那樣「從否定的角度去關注這一困境，關注可望出現新事物的那個地方」。傑姆遜向那些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很悲觀的朋友」「溫和地提建議」：「我們不需要把尼采留給敵人，我們可以在尼採的堅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們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觀是真正力量的來源。我們必須對這個體系保持深刻和連續的悲觀，就像我的東方朋友對另一個體系所持的態度一樣。樂觀主義，甚至最微弱的樂觀主義，只能推薦給那些願意讓人利用和操縱的人。」

三、復興後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回到「否定的辯證法」本身

20世紀8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蘊藏的革命潛能已經消耗殆盡，現代性取代革命成為社會的理論主題。儘管現代性是一個聚訟紛紜的難題，不過，它歸根結底指的就是與危機相聯繫的現代社會的本質，因此，雖然它首先是在哈貝馬斯和利奧塔這兩個資產階級思想家之間發生的，但它很快就迫使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進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在這場論戰中，傑姆遜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發言人。他反對所謂後現代，認為現時代是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晚期資本主義」，那麼，在這種「後革命」的「彈性生產時代」，革命何以可能？馬克思主義何以可能？爭論最終又折射到了阿多諾身上。

1990年，傑姆遜出版了一部爭議很大的作品《晚期馬克思主義：阿多諾，或，對辯證法的堅持》。在這裡，他從70年代的反對立場走向擁護，開創了阿多諾的晚期馬克思主義解讀模式。晚期馬克思主義解讀既反對哈貝馬斯關於阿多諾走向理性的對立面的指控，又反對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關於阿多諾反對總體性和同一性的理解，認為阿多諾的作品是「90年代的辯證法模型」，「在他自己建構時代精神的旨趣中，完全過時的壟斷資本的學說，在我們自己的表象缺席的情況下，也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表象，因為它激勵他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最深入細緻的探討，少了些偏執，多了幾分效率，仍然可以為那些因當前無中心的狀況而萎靡不振的人們樹立榜樣。」晚期馬克思主義解讀模式一經出台就引起巨大反響：一方面它重新喚起人們對阿多諾的關注，客觀上引起阿多諾的復興；另一方面，它也招致巨大批評：「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它被兩個主要特徵所刻畫：一是以美文學式的分析引起哲學的位移，二是把價值批判以聯想的實用主義方式還原為若干可以干涉當代理論爭論的重要的概念參數」。傑姆遜實際是在利用阿多諾闡發自己的晚期馬克思主義理論。情況確實如此。一方面如上所述，是因為現實政治的發展使傑姆遜切身地認識到了自己早期政治策略的幼稚及對阿多諾評價的失當，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哈貝馬斯和後現代思潮已經成為晚期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互為表裡的雙方面，通過對處於兩者張力連接點上的阿多諾的重新解讀，既可以說明尾隨哈貝馬斯康德式的現代性幻象而至的不過是同一性的「資本邏輯的復活」，又可以說明阿多諾已經通過對實證主義、「初級階段的後現代主義」的嚴厲批判，先行拒絕了後現代主義，從而為第一世界處於「理論的缺席」中的知識分子預支一種馬克思主義，因為正如阿多諾所指出的那樣，「理論的缺席」是能夠變成物質力量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出版19年之後，現實歷史發展迫使傑姆遜重新回到阿多諾，回到「否定的辯證法」。透過在《政治無意識》中形成的三重解釋系統，傑姆遜對「否定的辯證法」做了兩點基本準確的判定：它是阿多諾無可替代的理論貢獻，其本質在於用經濟體系或生產方式的話語分析了哲學和意識形態；它是阿多諾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原型，《啟蒙辯證法》、《否定的辯證法》和《美學理論》因此是同時性並立的。不過，問題在於，除了斷章取義和借題發揮之外，傑姆遜非文本的美文學解讀並沒有令人信服地證明：「否定的辯證法」就是90年代的辯證法模型，儘管我們認為真理或許就在他的手中。

我們注意到，在1989年其實就有學者提出應當「返回阿多諾」了，傑姆遜引發的爭論是一個契機，它使得一批對阿多諾研究現狀早就心懷不滿的英美學者挺身而出，表達自己的不同見解。他們要求打破與阿多諾之間的政治（理論）距離，把阿多諾作為一個客觀的思想史研究對象，認識論地「返回阿多諾」。「對這些學者而言，對阿多諾作品的回復在美國思想爭論中標示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返回阿多諾』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辯證的、唯物主義的理論曾在80年代傑姆遜、伊格爾頓和哈貝馬斯的著作中失落了，如今，返回它的時代來臨了。」近10年來，認識論主義解讀模式應當說是取得了重大成果的，這特別體現在了對阿多諾音樂理論的研究上，可是，阿多諾被人忘卻的「辯證的、唯物主義的理論」並沒有像原來預言的那樣「返回」。究其原由，是因為這些人實際上和傑姆遜一樣，只是意識到了「否定的辯證法」的現實意義，而沒有辦法真正地「返回」，因此不得不像傑姆遜那樣，藉助美學來諷議現實。

復興後產生的問題其實也就是阿多諾研究30年留下來的一個根本問題。對於「否定的辯證法」，人們其實知道它「說」了什麼，卻無法理解它為什麼這麼說：一是覺得它無中生有般地突然出現，然後又如幽靈一般在歷史的表面上飄蕩，缺乏應有的時代確定性；二是覺得阿多諾故弄玄虛，在自己的周圍刻意設置不必要的障礙，拒絕釋義。上述第一種批評或者說意見具有某種一般性，它表明了研究阿多諾特別是「否定的辯證法」的主要困境，事實上，即使是哈貝馬斯，也不得不藉助蘇珊·巴克－摩爾斯和吉利安·羅斯的研究成果，才弄明白「否定的辯證法」早在30年代初就已經基本形成了。從1925年到維也納學習作曲在無調音樂中獲得「否定的辯證法」最初的理論靈感到1966年的《否定的辯證法》，「否定的辯證法」的形成史長達40年。前《否定的辯證法》的理論探索決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史前史，它們毋寧說是理解《否定的辯證法》的一個「導論」，因為正是在這裡，「否定的辯證法」不僅找到了自己的言說內容，而且確定了自己的言說方式。因此，不理解「否定的辯證法」在現實的政治發展和意識形態鬥爭中的歷史嬗變，想正確理解、評價、發展《否定的辯證法》中的「否定的辯證法」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除了巴克－摩爾斯在1977年的《「否定的辯證法」的起源：阿多諾、本雅明和法蘭克福研究所》中，對阿多諾早期思想進行過一次開創性的總體研究之外，「否定的辯證法」的形成史基本上還處於隱晦之中。這事實上給一般研究者和讀者正確理解《否定的辯證法》造成了比較大的障礙。

也正是因為第一種批評，在後現代氛圍中，第二種批評才不徑而走，最終造出一個「《否定的辯證法》是不可理解的」新神話。在我們看來，阿多諾確實在自己的周圍刻意設置了大量障礙，以拒斥任何想廉價購買他的思想的企圖。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阿多諾學術傳統的複雜性和獨特性大大超出了絕大多數讀者的閱讀期待，人們難以在自己的思想圖譜中對他進行有效的完全匹配，從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餘。這些剩餘與其說是阿多諾的，倒不如說是屬於主體自身設定的，因為，拒絕承認「客體的辯證的首要性」的人們，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體理性的需要」去「構成」客體，「這些剩餘物就是他們主觀地組織起來的操縱過程的產物」。阿多諾不過是為了維護自己作為客體的尊嚴而拒絕了企圖冒充客體的自戀主體。聽起來似乎有些荒謬，但阿多諾確實是為那些能夠理解「否定的辯證法」的讀者而寫《否定的辯證法》的，因此，為了能夠理解它，人們就必須進入它的歷史。

正像傑姆遜已經提示的那樣，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阿多諾的核心意義或價值就在於「否定的辯證法」，然而，它如今依舊未向人們敞現。原因雖然有兩個，但其實只是一個，即「否定的辯證法」需要用自己的歷史來界說自己的合法性。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動機，理解阿多諾的關鍵就在於理解「否定的辯證法」，而理解「否定的辯證法」的唯一選擇就是回到「否定的辯證法」的歷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