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書跡二十品 (一)

北魏平城書跡二十品(一)殷憲（雲岡文化研究中心）引言魏碑，是魏碑書法或魏碑書體的簡稱。兩個字代表著兩個要素，魏，是說這種書體產生的時代是魏、大魏、代魏，亦即後來通稱的北魏、後魏。碑，則是說這種書體的載體是石是碑，魏碑則是銘刻體、碑版書。。先說魏碑書體產生的時代。北魏是1600多年前由我國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一個封建王朝。上溯百年左右，也就是東晉五胡十六國時期，北魏的前身代國已經活躍在如今的山西雁門關以北和內蒙古的陰山以南。當時，內蒙托克托縣（有一段是和林格爾縣境內）的雲中盛樂或定襄盛樂是北都，平城則是南都。拓跋鮮卑原本沒有文字，在其建國前後，他們有意識地吸收越來越多的漢族士人進入政權，用中原的先進文化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拓跋猗、猗盧時期有衛操、衛雄、段繁、姬澹等人。衛操是代人（今陽高縣），他原是晉征北將軍衛瓘的牙門將，因多次出使代國，後來便領著宗族鄉親十數人正式進入拓跋代政權。衛瓘的祖上也是代人，後落籍安邑。衛瓘、衛操很可能同族。衛瓘、衛恆父子是東晉大書法家，衛恆的侄女衛鑠、衛夫人便是王羲之的老師。如此看來衛操不僅「少通俠，有才略」，而且也像衛恆一樣善草隸書。據《魏書》記載，衛操曾為新故的拓跋樹功德碑於大邗城。其實在此前兩年，衛雄、段繁就在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記行」。這該是史書上記載的最早的「魏碑」。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時期是燕鳳、許謙、張袞等人。他們都是博綜經史，善陰陽讖緯之學的飽學之士，燕鳳、許謙還是道武帝拓跋珪父親的老師。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燾時期是崔玄伯、崔浩父子，盧玄、盧淵父子，以及高允、李靈等徵士。就書法而言則以崔盧兩家為翹楚，崔氏學衛瓘體，而盧氏則傳鍾繇體。史載，崔玄伯「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崔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盧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實際上北魏早期崔盧兩家書跡，尚屬東晉北方體系。此時的銘刻書則多為帶有楷筆楷勢是的隸書。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太延元年（435）的《破多羅太夫人漆畫題記》、太延三年（437）的《皇帝東巡碑》、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嘎仙洞祝文》等碑石便是這種面目。甚至連稍後一點的靈丘《南巡碑》，以至《司馬金龍墓銘》也屬這種書風。崔浩晚年曾把他主纂的《國書》三十篇以及所注《論語》和《五經》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的西郊，最終釀成了人亡碑毀的悲劇。如果能找到它們，以崔浩為代表的平城銘刻書體便大白於天下了。總而言之，魏碑書體是隨著北魏政權的漢化即封建化進程逐步形成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進一步加快了漢化的步伐。魏碑書體也不再固守漢晉銘刻書體陣地，而與南朝的書風對立了。平城魏碑與當時的中原書風甚至是行押書相結合，便生成了基本上屬於楷書的魏碑北邙體。這種書體在大同地區有雲岡石窟的《曇媚造像題記》，還有《高琨墓誌》、《元淑墓誌》和《封和突墓誌》等。再簡單講一下「碑」的含義。古代尚無印刷術，更不會照像，要保存史料、規範古籍，只能刻石，這便是銘刻書的緣起。魏碑是銘刻書體，而銘刻書體自秦經漢再到三國魏晉南北朝，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秦是小篆，西漢是比較草率的簡書，東漢是隸書。到了三國兩晉隸書的波磔逐步變平直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銘刻書體在向手寫體即草隸或行押書靠攏，另一方面書手和刻手在書刻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形成了既具審美價值又便於操作的書刻套路。平城時期的魏碑，大多是這種比較平直的楷隸。洛陽時期的魏碑，龍門造像題記仍然承襲著平城時期的書風，而北邙的墓誌則逐步楷化，變成了方筆楷書。為什麼楷書還要用方筆？我想這也是由石頭和刻刀這樣硬碰硬的工具所決定的。正如我們現在有楷體、有宋體一樣。楷體是手寫的楷書，而宋體則是宋代發明印刷術後，適應刻刀和木版而新創的方直書體。當然，銘刻體與當時的文書、簡牘、寫經文字密不可分，因為銘刻書跡一般都有書和刻兩道工序。碑版書不可能不表現當時手寫書體的基本面目和基本特徵由於魏碑書體結體寬博、體勢開張，點畫又多用方筆，峻拔凌厲，因此無論是平城早期魏碑，還是洛陽晚期魏碑，應當說都具有風骨高古，體勢雄強的特點，瀰漫著一種盛世氣象。豈止是盛世氣象，它簡直就是北方代人粗獷慓悍的精神世界的寫照。魏碑由隸化楷的過程，其實並不完全反映文字的嬗變過程。因為中國文字的隸變、楷化在東晉已經完成了。魏碑只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這種特殊性，也正如北魏政權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領域以至人民族交融上承漢啟唐一樣，魏碑楷書同樣為後來法度森嚴的唐代楷書以至風格多樣、藝術高超的唐代書法繁榮進行了準備。這大概就是魏碑書體的意義所在。1、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嘎仙洞祝文》

1嘎仙洞祝文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嘎仙洞祝文》，1980年7月由時任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長的米文平先生在鄂倫春自治旗大興安嶺東段頂顛東麓的嘎仙洞發現。這是一處天然山洞，南北長一百多米，東西寬二十來米，可容數千人。祝文為摩崖石刻，刻在距洞口十五米處的花崗岩石壁上。高70厘米，長120厘米，字大略小於拳，陰刻19行，每行12-16字，凡201字。其文云：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歲，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中書侍郎傅，用駿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於」皇天之神：啟辟之初，佑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應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邊。慶流」後胤，延及沖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剋」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來王。始」聞舊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歸以謝施，推以配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薦於」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饗」東作師使念鑿。據《魏書·禮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雲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嘎仙洞刻石》便是《魏書》所載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等從平城不遠萬里刻在「幽都」「祖宗之廟」的《祝文》。祝文雖短，抵得一部拓跋魏的發跡史，更能證《魏書序記》之可信。而「以皇祖先可寒配」皇皇帝天，「皇妣先可敦配」皇皇后土，是北魏帝王對其先祖「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身分的認可。從中也可讀出太武帝對祖宗舊墟的思念之情。關於告天祭祖的專員，史載「中書侍郎李敞等」，而石刻尚記有謁者僕射庫六官及另一位中書侍郎傅，可補史闕。此三人史皆無傳，庫六官族屬徒河烏桓，似為朝廷臨時簡選而特任「謁者僕射」以負責嚮導的。《嘎仙洞祝文》是廟堂之制，氣象自然非同一般。米文平先生自謂不懂書法，但是他「隸意猶濃，參差不一，古樸雄健，蒼然可辨」的評語可謂抓住了要害。祝文書法確為隸書而多楷意者，與早它三十年的東晉義熙十年（414年）《高句麗好太王碑》頗多相類之處。隸意濃重，但卻很少波磔；體勢寬博雄渾，但筆畫瘦勁而粗細變化不大；不僅字法、點畫時見楷則，而且章法全是楷書規範，這就使這件摩崖最終歸入了魏碑平城體的行列。這件作品雖在千里萬里之外，卻是實實在在的平城之作。當然它不可能是在平城寫好，帶到四五千里外上石，但小樣子肯定會有的。李敞們應當是捧著崔浩抑或高允這些文章高手擬就並經皇帝過目的祝文上路，而且「祭告團」中還應當有一位，是李敞、傅或團員中的另一位善書者，帶著預先準備好的文房四寶，在石室中告祭後找了一處適合書刻的所在打磨、書丹、鐫刻。可惜時間有些匆促，花崗岩太硬，刻石的人或準備不足或找來的當地石匠不識漢字，石面又欠平整，刻工也欠精緻，工作確是粗疏了些。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書法效果。據《北方文物》2003年第一期刊登黑龍江書協副主席、我的朋友王立民先生的文章，說是他於2002年9月25日在嘎仙洞東側背朝北方的半圓形石壁上也發現了北魏新的石刻文字。首先發現的是一個「四」字，接著在「四」字的右下方又發現了一個「皇」字，在「皇」字下面還有一個「王」字，在「皇」字的右下方又發現了一個「大」字。考古人員認為相連接的「皇王」兩字，很可能是一句話的一部分。與西側刻石文字大小和風格基本一致，都是北魏早期書體。這是一個好消息，但尚須繼續發現，科學考證。（拓本系米文平先生提供）2、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年）《孫恪墓銘》

2DSC孫恪02907釋文：代故東宮中庶子、謁者僕射」、建威將軍、賓徒子、建節將軍」、山陽、榮陽二郡太守、定陵侯、薨」追贈寧東將軍、冀州刺史、漁」陽公，謚曰康公，昌黎郡孫恪」（字）文恭之銘」口口口口口郡富春人孫靜」口口口口口口口(記)也。」《孫恪墓銘》殘拓，高40．5厘米，殘長43厘米，四邊有高框約2厘米。尚存銘文五整行，三殘行，滿行11—13字，可辨識者68字。據云，二十世紀末石出大同之南，具體地點不詳，銘文末行原有正平元年（451年）紀年，後紀年殘去。但從墓石形制、銘文格式，特別是書法風格看，亦應為北魏平城早期物。此銘書體應屬隸書而兼有楷式點畫者，結體、點畫、體勢、章法都具備了平城時期銘刻書跡的基本特徵。其一是中宮寬博，筆勢開張。像「仆」、「中」、 「庶」、「建」、「陽」、「定」、陵」、「謚」等字的博大雄渾，令人想到一代天驕太武帝。特點之二是斬釘截鐵般的長橫與方峻規整的寶蓋頭造成的雄強之氣。此銘中長橫一律方起方收，寶蓋頭雙肩高聳，「子」、「節」、「寧」、「守」、「薨」等字的雄風強勢正生於此。特點之三是生動的撇捺所產生的異乎尋常的藝術效果。長捺如「徒」、「追」、「之」等，撇捺相配如「榮」、「東」、「公」、「黎」、「史」等，或長或短，或放或斂，體勢飛揚，筆力雄健。特點之四是楷式點畫人隸出現的特殊效果。如「謁」之折筆， 「將」之短撇、短橫和斜點，「恪」之反捺，「銘」字右半之斂勢等。而銘文整體上的茂密恢宏自然暢達，也寫照出大代王朝平城時代的盛世氣象。與《皇帝東巡之碑》相較，二刻共有的一些字，如「冀」、「子」、「射」、「侯」、「代」、「軍」等大體相似，但稍顯率意和張揚。銘主孫恪字文恭者，雖未見於《魏書》、《北史》，但並非無跡可尋。《魏書·孫紹傳》云：「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我將傳文「孫協，字文和」，與銘文「孫恪，字文恭」相較，覺得二人之名、字形義相近。又北魏兄弟名、字往往相連屬，如源懷二子，兄子雍，字靈和，弟子恭，字靈順等，於是我想，同是昌黎籍的孫恪與孫協應是一家子、兄弟行，而孫紹則該是銘主孫恪的子侄輩了。如果這一判斷成立，那麼孫恪墓銘的刻葬時間就可得以證實。更兼宋人張世南《遊宦紀聞》，其書卷七有一段文字：「包遜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云：『其義有二，從十乃眾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後協和之協』……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經核宋丁度《集韻·第十卷·入聲下》（1983年7月中國書店據楊州使院重刻本影印）1617頁：「協，《說文》眾之同和也，一曰服也，合也。古從日、十，或從口。」「恊，《說文》同心之和。」斯所謂古之人不予欺也。這樣，孫恪孫文恭與孫協孫文和的同姓同族同輩關係便可以確定了。據《魏書》，北魏太武帝皇始二年到天興元年（397—398年）平中山，滅後燕，「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孫紹「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孫志「入國」也極可能是此時，在魏並任濟陽太守等職就該是從道武帝（397-409年）歷明元帝（409-423年）及於太武帝早期（424年以後）。其子孫協的生活年代，自然是在其父孫志與其子孫紹之間。其子孫紹的在世時間史有明載：「永熙二年（533年）卒，時年六十九。」他的生年該是文成帝和平六年（465年），主要活動於孝文、宣武帝時期及遷都洛陽之後。如果孫志40餘歲生孫協，孫協40餘歲生孫紹，孫協的生年就是425年左右的太武帝初了。孫協的生年大致確定後，孫恪的大致生活年代也有了一個範圍。他與孫協應大致處於同一時代，如果是親兄弟，其年齡與孫協相較或長或幼不會超過20來歲。若是堂兄弟，孫恪之父與孫協之父應為兄弟，並同時「入國」。而在此其間北魏帶「正」和「平」的年號有正平（太武帝，451-452年）、永平（南安王余，452年）、和平（文成帝，460-465年）三個。永平是一個只存在幾天的非法年號，只怕留不下什麼痕迹。和平這個年號因有雲岡曇曜五窟的開鑿，大同人可謂耳熟能詳，初見完石的人不會把和平記成正平。由此可見孫恪墓銘正平元年(451年)的書刻時間不會有誤。3、文成帝興安三年(454年)《韓弩真妻王億變碑》

3DSC王億變02905釋文：篆額：平國侯韓弩真妻碑維大代興安三年，歲次」鶉火， 春正月己亥朔廿』六日，大幽州范陽郡」方城縣民，平遠將軍，平」國侯韓弩真妻王億」變，春秋六十有二，壽終」。故建立斯石以記之耳」。《韓弩真妻王億變碑》，石高44厘米，寬24厘米，碑文9行，凡63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在大街頭購得拓片一幀，出土地點應該在大同市附近。此銘雖然尺寸不大，但卻是標準的碑形。其上為圓弧形，有雙龍交尾戲珠或永平元年（452年）螭首。「平國侯韓弩真妻碑」八字篆額，為魏晉習見的具有裝飾效果的倒薤篆，雖略顯草率，卻頗為生動。銘文為森嚴峻整的隸意楷書，即被有些論者稱為新隸體者。從章法、橫畫的平勢以及一些字如「年」、「郡」、「壽」 等的寫法上看，還帶有濃重的隸書特點，但比之前舉《魏文朗造像記》、《嵩高靈廟碑陽》和《孫恪墓銘》，楷書的成份卻明顯增加了。如「真」、「春」等字橫畫的起筆多為折鋒斜入，已與後來的魏碑北邙體沒有多大區別。「大」、「六」等字的右端出鋒處多向上挑，成為一種象徵性的燕尾。餘如「月」、「己」的折筆的勁健，「火」、「弩」、「以」、「之」的捺筆，「民」、「范」的趯筆，已無隸式可言。總的講此石書刻都很精到，書體規範整肅、簡潔清峻。形端體正，舉止平和，堪稱平城墓銘中的上乘之作。此銘主人王億變之夫韓弩真，雖官至平遠將軍，爵封平國侯，秩階四品，但其事迹並不見於史傳。其族望幽州范陽郡方城縣應在今河北固安一帶，北魏時境內有韓侯城，應與韓弩真的籍貫有關。方城韓氏極有可能是道武帝攻慕容燕平中山而入魏的後燕舊臣。韓氏應為漢人。在北魏拓跋氏皇族和與拓跋氏結盟的代人不以磚石隨葬的平城時期，能夠見到這樣一枚精美的墓銘實在難能可貴。此銘不僅上為碑形，而且下有碑座，規制雖小，卻是典型的碑形銘石。這是在大同地區見到的最早的碑形墓銘，另外，大同地區出土的北魏碑式墓石，除平城時期的《司馬金龍墓表》、《墓銘》，還有遷洛以後歸葬平城的《封和突墓志銘》，名稱是墓誌，但樣式卻仍然是帶有篆額的碑形。連更後一些的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的拓跋魏皇族裔孫平城鎮將《元淑墓誌》也是標標準準的碑式墓誌。那麼，碑形墓石是不是北魏平城時期墓銘的基本形制呢？這需要更多的考古發現和更深入的研究去證明。4、文成帝和平二年《皇帝南巡之頌》

4碑陽有額《水經注·滱水》云：「滱水自縣(按，靈丘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淵西轉逕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魏書·高宗文成帝紀》亦系此事：〔和平二年〕「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於鄴，遂幸信都。三月，劉駿遣使朝貢……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官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但此石並未被一些常見的金石書籍所著錄。直到一九八五年，人們才在靈丘縣城東南約十五公里唐河(古滱水)北岸的台地上找到了御射碑的大小殘塊。台地西是覺山古寺，其南則是當時仰射的南山，今稱筆架山，以其三峰兀立、形如筆架稱焉。現在該縣已把找到的十塊殘石連同一個巨大的龜座連綴粘結立在覺山寺內，惜用功不精，對接錯位，字口支離，且又失去碑陽的「年」、「自」、「濱」等字，殊為可惜。據1997年12期《文物》張慶捷、李彪先生文，此石碑首寬145厘米，高84厘米，厚30厘米。碑身寬137厘米，厚29厘米。碑高殘不可測。但從長236厘米，寬137厘米，高53厘米偌大一個屓屭座，若依《東巡碑》1/2的高廣比例，碑高應在2.7—2.8米，加上碑座可達3.4米左右。碑首部分蟠螭間是「皇帝南巡之頌」六個篆書大字，肅穆精勁，大勝「皇帝東巡之碑」。碑陽刻頌文，字徑3.5—4厘米。右半字跡較清晰，可辨者12行、140餘言。依比例推測，全碑應有25行、500餘字。碑陰皆刻陪射及隨駕官員名單。上下可見者七列，每列約15字，第二列和第五列比較完整，分別為43行和50行。可以辨認的官爵人名有280多位，2400多字，加上碑陽全碑共存2600多字，可謂煌煌巨制了。此石是為當今皇帝記行頌功之作，書丹和鐫刻自然都出自一時的名家巨匠之手。如果把《東巡碑》與《南巡碑》作一比較，不僅時間不同，而且地域有異。前者距京師較遠，工程由定州刺史負責，且歷經兩任，三年始成。更耐人尋味的是，責任人前為乞伏氏，後為禿髮氏，都是西來的鮮卑人，皆不諳此道，竟在碑額該刻交龍的地方刻了兩位鮮卑族武士，有違禮法。篆額的簡率也說明這個問題。而《南巡碑》近在京畿，正當靈丘道上，我懷疑如今覺山寺的位置原本就是一座行宮，所以一定是委派有司督造，故能一歲而成，並且形制可觀，做工精細，於禮無違。縱而觀之，此刻更見其精整方峻、博大雄渾。觀碑讀銘，如入廟堂，如對君子。從書風看，反映這些特點的：一是結字寬博開張。如「殊」的左右均衡，「興」的上疏下張，造成一種恢宏之氣。二是時見篆意隸筆，如「都」、「野」、「聘」、「聲」等，平添幾分高古之象。三是體勢右昂。所有的橫筆都是左低右高，與之相應，字中豎畫也無意中向左斜挺而方出，這就從整體上強化了碑文的楷書效果，體現著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四是點畫的峻整遒健。此碑橫畫入筆方截，收筆上挑，從「丁」、「鄴」「平」「二」等字看得更為明顯。豎畫也是如此，起筆方勁，收筆向左挑方，勢峻力疾，可受千鈞。比之碑陽，碑陰所刻官爵人名，字數長短，人各有別，因此書寫隨意了些，豎成行而橫不成列。字形也長了一些，偶見率性之作，但整體面目與碑陽無異。此碑經風雨剝蝕和人為破壞，肢體已殘，碑陽僅存部分文又泐去大半，碑陰有些部位字口也模糊不清，但一千五百年後能有這樣兩千多字的平城魏碑巨制，誠可寶之。如能在御射台旁再覓殘塊，得睹全璧，則千古幸事矣。5、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年) 《曹天度造九層石塔記》

5曹天度造像記-03釋文：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聖不自運，暢由表」感。是以仰慕者願莫」不如，功務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茲」石塔。飭〔飾〕儀麗暉，以□(釋或解)」永或。願」聖主契齊乾坤。運表」皇太后、皇太子□□」無窮。」群僚百辟，存亡宗〔族？〕。」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獲。天安元年，歲次鶉□」侶登蕤賓五日，□□」內小曹天度，為亡□」穎寧亡息玄明於」平城造。《曹天度造九層石塔記》，為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年)的記年造塔題記，與近年在大同地區發現的《叱乾渴侯墓磚》同年。原在朔州崇福寺，現藏台灣歷史博物館（今身首異處，塔剎猶存崇福寺）——本體是一尊九級石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造於京師平城。塔周三面為供養人浮雕，一面刻題記。《魏書·釋老志》雲，永寧寺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酈道元《水經注》稱「其制甚妙，工在寡雙」。我曾說過，雲岡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層的四尊九級浮圖及其他洞窟的諸多塔雕，該是「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峙相望」的真實寫照。恰與永寧寺塔作於同年的曹天度造九層石塔更具有這樣的意義。前已述及，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的《魏文朗造像題記》，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北魏平城時期最早的造像題記。在雲岡石窟三十多種題記中，較早的是十一窟太和七年(483年)的《五十四人題記》。《曹天度塔記》雖然比《魏文朗題記》晚了四十多年，但卻是有明確記年的造於平城的最早佛像題記。文成、獻文時期平城內外民間雕石造佛的盛況可見一斑。《曹天度塔記》凡十九行，滿行八字，尚存一百一十五字。其書筆力雄健，方重厚密，始則導源《魏文朗》，中則堪比《欽文姬辰》，末則遺及《鄭長猷》、《楊大眼》、《魏靈藏》。在平城魏碑中，《魏文朗》可謂「草昧初構，已有王氣矣」。此評同樣適用於《曹天度》和《欽文姬辰》。就三石而較，《魏文朗》最率意，《欽文姬辰》略肅整，《曹天度》則在二者之間。三石的共性比差異更多。《曹天度》與《魏文朗》的兩個「子」字同出一轍。曹天度與《欽文姬辰》中共有的「楚」、「延」、「內」、「儀」「歲」、「之」等字的用筆和體勢幾乎看不出時間的差異。而二記書跡上部兩側的聳肩，長橫起落的波磔，以及字形相近的「蕤」「豫」、「護」等字的上疏下密，也頗相類。康有為說，這種書風是「衛氏嫡派」。《魏書·崔玄伯傳》謂：崔浩曾祖崔「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這種書風是否與崔浩父子有關呢？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最後還有三點要述及：其一，關於釋文，首句「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在人」，以往研究者皆作「由人」，今改。第二句，前人皆釋為「聖不自運，暢由來感」，今以字形和文義改釋為「暢由表感」。第三句，「是以仰慕者願莫不如，功務者因莫不果」，前人盡釋為「是以仰慕者悲嘆不如，功務者因莫不果」。我改「悲嘆」為「願莫」。2005年，張焯君《雲岡石窟編年史》將付梓，以書稿示我。適逢本人為日本《金石書學》撰寫《平城時期金名刻書跡考釋》特集，於《曹天度塔發願文》改釋上述數字，且以此和盤托於張焯君，張遂在過錄史樹青先生《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載《文物》1980年第一意見期)釋文時，將我的改釋文字或在錄文中用括弧標出，如(悲嘆)[莫願]，或在腳註中標明，如「來，拓片又似表字」，而「由」改「在」是其後葛世民先生欲撰寫《北魏曹天度石塔考》(後刊於《大同日報》，2007年，《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時向我借拓本並請釋其要義，我在串解此願文時又讀出的。葛文中引用的釋文，則全用我的新釋法。其二，功德主曹天度不見於《魏書》、《北史》，但其職位不低。「內小」當為「內行內小」。《南巡碑》陰還可辨識二十一位「內行內小」的隨行官員，且指其為「內侍之官」。這反映了孝文帝改制前的官制。其三，天安元年的書刻時間令人生疑。題記中的「聖主」是獻文帝，皇太后當為文明太后馮氏，皇太子無疑是孝文帝了。但孝文帝出生於皇興元年(467年)八月，天安元年〔466〕年皇太子尚未出生，豈能為其祈福？以書跡觀之，其刻不偽，是不是造塔像在天安元年，刻題記已在第二年八月甚至冊封皇太子以後呢？6、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叱乾渴侯墓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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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DSC叱乾渴侯之人二06433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年）的《叱乾渴侯墓磚》2001年出土於大同市區南4公里的迎賓路工地，磚存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同穴出磚銘兩方，尺寸大抵為30×16×6厘米。其一，志文3行，首行13字，二行12字，三行10字，凡35字。其二，整塊磚面可邊可沿刻著五個大字：「萇安人謁侯。」「長安」之「長」作「萇」，這是當時的一種習見寫法。北魏太和七年（483年）雲岡石窟十一窟東壁《邑師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題記》有「萇夜改昏，久寢斯悟」語，「萇夜」即「長夜」。上世紀90年代我曾見到過北魏時期的一件銅釜，上有「萇安朱苟」四字銘文。可見長安為墓主叱乾渴侯之郡望。「懸民」即「縣民」，古「縣」通「懸」。但古籍中多見懸作縣，縣作懸則鮮見。北朝銘石多用異體、別體、俗體字，此銘以懸代縣一例也。叱乾渴侯其人不見於正史。據《魏書·官氏志》：「叱干氏，後改為薛氏。」叱干氏亦稱薛干氏，是西部鮮卑的一支，或為雜胡，世居三城（今內蒙境內武川一帶）。《魏書》有「擒昌尚書王買、薛超等」。此叱乾渴侯自稱長安人，當為先歸姚秦，並經赫連昌破秦入長安，終在太武帝滅赫連夏後歸魏而為編戶者。後來他們又都變成了薛姓。如今雁門關外上的大同、朔州地區，薛姓人口是3.2萬人，應多為離散部落中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叱干氏子孫。薛氏相對集中地為大同城郊8700多人，天鎮縣5000餘人，陽高縣4000餘人。那麼，大同市周圍及天鎮、陽高二縣極可能就是叱干氏的「編戶」地。渴侯，是代北各部族喜用之名。當為胡語，其義已不可知。渴侯是地名，史載「茹茹大擅還至渴侯山」即是；又是部落族姓，《魏書·官氏志》，「渴侯氏，後改為緱氏」。今大同地區仍有緱姓300多人，僅右玉縣就有近200人。陳寅恪先生還說：「元勰，字彥和，彥和即省胡名『渴言侯』之音而來」，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代人姓名，譯無定字，渴侯、謁侯、渴言侯是一回事。叱乾渴侯多字磚三行字在磚面上滿滿當當，章法有所安排，但比較隨意，與太武帝時的《嘎仙洞祝文》及東晉的《顏謙婦劉氏銘》、《夏金虎銘》等面目大同，不僅是字體、而且點畫都是隸楷間雜，更多地表現為世俗氣息、稚拙之氣。此磚刻的意味似乎要多於寫的意味。但書者的意志不可能不在字裡行間體現出來。「天」、「郡」、「侯」的厚重沉穩，「十一月」的自然質拙，「萇」、「人」、「兆」、「懸」、「民」、「渴」、「冢」、「銘」的生動出奇，以及「京兆」、「叱干」相鄰二字的上下連屬等，便反映著刻工對書者意志的服從或者是書刻雙方的結合。從書法的角度審視，少字的「萇安人渴侯」磚也許更具審美價值。五字置於整個磚面，其章法頗類篆刻。字體雖為隸書，而行筆用刀則直入漢篆堂奧。單刀直刻，起收自如，簡易概括，使轉流暢。四個字安排緊密而不局促，「萇」字較舒，「安」、「人」收縮；「謁」下部「侯」上部借用而連屬，雖使二字右半變形，幾不可識，但「謁」字右半的短撇拉長，借作「侯」字起筆，把兩個字連綴得如此自然，很見功力。尤其是「侯」右下部變形的「矢」字，既精彩成就全字，又從整體上強化了這件銘刻作品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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