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鵬：香港需重建「行政主導」

　　隨著近日香港警方執行清障行動，加之強烈的民意基礎，料「佔中」事件將進入收尾階段。危機往往是反思與變革的契機，從香港的歷史經驗與制度變革來看，社會危機的積累，很大原因在於政治領域的改革過了頭，在探索中走了彎路，影響了「行政主導」體制和執政效能。化解危機，營造未來，香港需要升級版的行政主導體制。

　　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與繁榮穩定，繞不過「行政主導」體制。行政主導體制緣起於19世紀中後期港督主導下的「委任議局」模式，通過設置行政局和立法局，以委任方式吸納英資代表和華人精英，作為港英政府施政的諮詢和立法工具。經過二戰後至第25任港督麥理浩改革，港英行政主導體制走向成熟，為改革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無論如何調整管制架構，「委任制」始終是港英政制基礎，保證行政局和立法局成為港督施政的穩固建制力量。

　　到了20世紀80年代，香港進入過渡時期，1982年，香港推行代議政制，成立區議會，分區實行直選。1985年9月，立法局開始間接選舉，同時引入功能組別，衝散委任議席。1991年，立法局啟動地區直選議席。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的直選議席。到回歸前，立法局已經變成了由委任制、功能界別和直選三部分構成，原定回歸後推行的政制改革，由港英迫不及待地提前實現了。

　　如今看來，港英急迫推進政制改革的目的，不僅在於通過引入直選，將香港社會引向「政治化」，而且在於將立法機構「去建制化」，從而改變行政主導的條件和特質。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央要求香港延續行政主導體制。在建制方面，取消了行政局改為特首行政會議，取消立法局改為立法會。但回歸後的立法會改革卻明顯趨向「去建制化」，其中政治委任的席位逐漸減少，最終全部廢除。

　　伴隨著立法會的「去建制化」趨勢，香港的政治生態在過去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與西方代議制相比，香港特首在競選時需脫離所屬政團，因此當選後，在缺乏委任機制情況下，難以在立法會獲得充分支持。伴隨這種不平衡的政治生態，港府的各項施政出現強烈掣肘。比如，根據香港發展局的最新信息，一項涉及重大水上基建的工程預算經歷立法會五次會議仍未審批，而由於立法會內部拉布行動和不合作運動，未來兩年港府每年基建支出減少將超200億，嚴重打擊整體經濟增長和就業。

　　在一個遍布「否決者」的體制中，如何貫徹行政主導，又如何回應民意？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行政主導體制，重建行政主導並不意味著要開歷史的倒車，重新回到委任制或由小圈子參與的時代。而是需要更多政治智慧，要擺脫單一的政改思維，在堅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條件下，圍繞如何改善立法會與特首關係，如何加強精英在體制內的有序輪替，如何更好地吸納社會意見，以及如何提高有效決策能力等具體政制設計，結合實際推出一攬子改革計劃，逐步提高行政主導的質量，作為擺脫危機並推動香港穩定發展的突破口。▲（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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