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可能與不可能──知識論的悖論情結與宿命-法學哲學-論文中心_易通123的口袋_經...

07-19

-內容提要：人類的存在須臾離不開科學意義上的知識的作用，這種作用可能是福祉，也可能是暴力或控制，這種窘境緣於人類對知識論問題悖論本性的忽視，以及對知識作用的單純張揚和科學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無限膨脹。知識論的問題就是對知識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合理性的追問。歷史上這種追問所昭示的是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即：依據知識的同一性原則，我們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既然如此，知道本身也就失去意義了；並且，我們何以知道什麼是能知道的，什麼是不能知道的？如此，知識論就陷入了不能自我解釋的悖論循環。面對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現實性、歷史性、超越性的原則與視角，或許能為探究知識論的迷宮提供一種選擇。關鍵詞：知識論悖論可能與不可能一．知識論的語境和問題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和「科學」這個術語一樣，「知識」一詞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已經習慣了的語境中，「知識」可以作為美德知識系統是能夠自明的。但是這個假定或前提預設卻是不自明的，因為一個假定的設立必依賴於另一個假定。如何說知識系統是能夠自明的呢？因此，知識論失去了方向。這就是知識論問題在當代哲學中的境遇。我們從對知識論三種形態的描述中，可以引申出這樣一些問題：當古希臘哲學家們欲對知識本身說出其「是什麼」時，為什麼會陷入知識作為解釋的自身纏繞中？即：知道必須以知道為前提的無限循環。當康德等近代哲學家面對知識的所能與不能而必須為其劃定意義界限，並且在劃定界限中為知識的自明性或普遍必然性找到可信的根據時，為什麼不得不或必然要求助於上帝這個先天預設，亦即必須走出知識之外？面對著一個一個的關於知識論的設計，為什麼經過現代經驗主義、現象學的謀劃，當代的哲學大師卻放棄了知識論對知識意義的追尋，而走向了沉默和虛無呢？這一個一個從西方思想的歷史中走出來的「為什麼」，還得回到歷史中才能得到說明，因為在這些「為什麼」中隱藏的是知識論的宿命之根。知識論的這種尷尬境遇，應該淵源於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實際上，知識論的問題不論是如前所說的「知道」，還是告訴，在哲學上都表現為對知識所能與不能的自我辯護。這種知識的自我辯護體現為，或者設計一種思想框架，為指出知識「是什麼」找到一條路徑；或者在某種設計與謀劃中為知識的可能找出可信的理由。這裡表達出的思維邏輯是：因為上帝也要擲骰子，人只能步上帝的後塵，所以在知識論中，對於預設前提的設計與謀劃作為知識的前提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設計與謀劃，才可談得上知識的清楚明白，才會有知識的自明性，才會有知識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在知識論中，「我覺得」，「我相信」恐怕是不可缺少的。這裡所昭示的就是知識論的悖論本性，即知識必依緣於知識以外的「覺」、「信」，才能對知識有所辯護，知識自身不能證明自身。實際上，知識論的這種本性在古希臘就已經有了不可思議的洞察。柏拉圖在討論「美諾悖論」時就觸及到了這個知識論的基本問題。柏拉圖借蘇格拉底的口說的「美諾悖論」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東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因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已經知道了的東西，他就沒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麼。」把這段話換成知識論的話語就是：「我們不知道哪些觀念是真觀念，所以試圖知道，但是既然本來不知道真觀念，那麼即使遇到了真觀念，我們也不知道那就是我們想知道而原來不知道的，於是，由於沒有用來判別真觀念的觀念，結果就總是白白錯過了真觀念。」「美諾悖論」的實質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我們只能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我們不能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在這句同語反覆的語句中卻隱藏著知識論的最深層的秘密──知識論規則與知識論悖論。如前所述，我們說知識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個是「知道」，另一個是「告訴」；前者是真理問題，後者是理解或解釋問題。依據「美諾悖論」，無論是「知道」還是「告訴」，都只能是對其所知道而言的。也就是說，知道是對所知道的知道，告訴也只能是對所知道的告訴。因為對不知道的，我們既不能知道，也不能告訴。這就是知識的同一性原則或叫知識的同一律。依據知識的同一律，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是」，不知道的就只能是「不是」了。在這裡，知識的所能與不能就有了明確的界限。這個同一律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知識的同一律作為形式化規則體現在西方的形式邏輯中，即：A→A。由這個形式化規則演化出邏輯的形式系統，從而才有了西方在經驗基礎上的具有形式化規定的科學。從一定意義上說，知識的同一律是現代科學的思維基礎。另外，知識的同一律還是古希臘以來的西語中的「是什麼」的言說方式的前提。如果我們把「是本身」只作為語言的意義生成機制，而不從本體論上來看「是」的問題，則「是」的深層機理就是知識的同一律。可以說，正是這個知識的同一律，孕育了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邏輯和「是什麼」的語言，從而影響著西方文化與文明的發展。知識論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構造了西方的文明與歷史，支撐著西方的文化大廈。但是，從意義理論來看，知識的統一性原則或同一律的實質卻是個悖論。如果說柏拉圖的「美諾悖論」天才地洞察了知識論的基本問題，那麼，我們從知道是對知道的知道，和我們對於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知識論的命題中，就可以引申出兩個結論：首先，既然我們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那麼就沒有必要去知道了，知道也就失去意義了；其次，當我們在確定這兩個相對的命題時，我們何以知道什麼是能知道的，什麼是不能知道的？「知道」在「美諾悖論」中進入了一個不能自我解釋的悖論循環中。因為在確定知識的同一性原則時，又必須以知識有不同一的存在為前提。這就是像法律的制定是以不遵守法律的現象的存在為前提一樣。所以，知道是對知道的知道，同時知識也是對不知道的知道。這就是知識論不可逃脫的悖論情結。這兩個結論所昭示的問題非常重要，其中隱含著知識論乃至哲學的可能走向。西方哲學後來的發展說明，知識論在對知識所能與不能的把握中，總離不開它的悖論情節和這個悖論所規定的歷史宿命。知識論問題雖然是一個悖論的本質，但西方的文化系統卻是從此出發，在知識的同一性原則或同一律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適合西方的邏輯和語言的知識大廈。對這個知識大廈而言，將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作為出發點是不證自明的，或者說知識論的悖論問題是被擱置起來了。實際上，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知識由於悖論問題形成了兩套話語，亦即科學的知識話語和哲學的知識話語，或者說是有前提設置的話語和無前提設置的話語。這兩套話語構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形態，即：第一，在二分的思維結構中，從自明性的前提出發，以同一性原則為其邏輯基礎，對對象給予「是什麼」的定義性說明，併合邏輯地展開的知識系統。這個知識系統是理性的、工具的，也是異化、偏見的。第二，面對二分結構中的知識的這種需要質疑的無可置疑性，或者在上帝的無限中尋找知識的避風港，或者在歷史或先天的理性中尋覓理由。所以，在西方的文化中總離不開古希臘，更離不開希伯來，西方文化的歷史就是在這兩極中的來回遊盪。三、知識論問題可能的理論出路我們描述知識論的悖論情結及其在歷史中的命運，是要為在哲學的話語中能對知識說什麼劃定界限。也就是說，知識論的悖論性質是在哲學語境中的認定，這種認定不是無所依的，而是基於我們已擁有的作為知識的歷史、邏輯與語言的意識。因此，知識論的悖論性質就是知識的自身認定，這種認定本身也是一種悖論。在這個意義上，知識論的悖論情結就是徹底的了。面對這種狀況，知識論在哲學的意義上還能做什麼？還需要做什麼？怎麼做？這也就是知識論的可能的理論出路問題。對這個問題有兩個考察視角，一個是從知識的悖論本身的邏輯可能來看知識論問題的意義轉換；另一個是從歷史上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方式中來攫取知識論問題的走向。從知識論的悖論來看，所謂「知道只能是對知道的知道」，「對於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以及我們「知道對於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三個命題，隱含著三種對知識進行發問的方式，或三種知識論態度。其一是「知道是對知道的知道」中所隱含的把握「知識是什麼」的態度。這種知識論是設立一些知識的標準，由這些標準來區分什麼是知識，什麼不是知識。在知識的所是中構造出合乎同一性原則的知識系統。這種知識論態度關注的問題是：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有意義，什麼無意義，知識應是由有意義的真的命題構成的，知識的任務是找到可以稱為知識的具有真值的命題系統。古希臘哲學的知識論大都屬於這種態度；他們尋找的不是命題，而是真實的概念。當代西方哲學中的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也應屬於這種知識論態度。這種知識論態度是要在知識本身的語境中說明知識的問題，為知識的合理性辯護。其二，「對於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所隱含的是「為知識劃界」的態度。這種態度主要是為知識的能與不能劃界，即找到知識能與不能的可能條件，從而限定知識的有效範圍。這種態度的出發基點是：「知識是什麼」的知識論態度是一個無限的因果追溯鏈條，在有限的知識條件中追溯「知識是什麼」是不可能的。這一判斷所包含的可能與不可能才是知識論可能說出什麼的問題。康德的哲學是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康德哲學在知識論上的深刻性在於用先天知識綜合原理來解釋知識形式與內容的二分問題，從而為知識的實在性尋找到理論根據。這種態度的問題是「你如何提出先天綜合知識原理，並且是可能的？」換句話說就是康德提出先天知識原理所依據的知識條件是否是可能的，是否是合理的？可見，這種態度仍然陷入了一種論證循環。其三，我們「知道——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和知道是對知道的知道」，這個知道是對知道和不知道的知道。這是一個自身關係命題，其中隱含的是一種對知識論的超越性態度。這種超越性態度緣於對知識論問題悖論本性的認識。在這種態度看來，知識的存在是一個事實，無論我們怎樣在知識的語境中對知識的是什麼和合理性條件進行論證，都是在對知識是一個事實的認定的框架內的循環論證，知識論應當是對這種循環論證的超越。也就是說，知識論的意義是要走出知識論。現代西方哲學中的存在論、解釋學以及知識社會學、知識考古學等都屬於或接近這種知識論態度。這三種對知識論問題所採取的哲學態度，既是從知識論的悖論本性中的合理引申，也是西方的思想與文化的歷史選擇。我們只能從知識論的悖論本性出發來看待知識論問題的可能的走向或理論出路。我以為，從西方知識論的發展歷史來看，在知識論上應該有三個可供選擇的視角。⑴知識作為科學是一個存在事實的視角。在知識作為科學的視閾中，「知識是什麼」的問題會永遠追溯下去，正是這種追溯才推動了科學知識系統的更新，才會有科學探秘的不斷發展。科學知識所帶來的物質財富基礎上的科學信仰，在我們所擁有的語言和邏輯工具中恐還難以撼動。這種視角的危險是在忘記知識是一個悖論本性之後所形成的科學主義的無限膨脹，以及對人類存在的科學主義暴力。⑵知識論的歷史主義的視角。時間性和歷史性是當代西方哲學的最重要的觀察視閾。在知識論的問題上堅持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以往的知識輪都想找到超時間、超歷史的恆定知識及其與其相適應的終極性標準。但實際上知識卻是歷史的，並是在時間中存在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們對「是」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在不同的「是什麼」的意義當中必然有不同的對知識的把握。在時間性和歷史性中，「終極性的實在」就會在哲學的視閾中失去意義。⑶知識論的超越性視角。這裡的超越性既不是宣布知識論的研究對於科學知識系統的不必要，也不是放棄知識論的哲學思考，而是在知識論之外的問題域中反身來看待知識論問題。知識的生髮本身就不是純粹的，知識意義的獲得與存在是聯繫在一起的。從哲學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本體論的建立離不開知識論，但知識論又必須以本體論為根據。所以，知識論的問題及意義確定應該到知識論之外去尋找。這種超越只是一種哲學的視閾轉換，而不是放棄。總之，知識論作為西方的哲學話語，為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開拓了一個廣泛的空間，也成為人類文明的一朵奇葩。我們應該尊重知識的歷史角色，用知識的理性與批判精神去探究知識論的迷宮。從以上知識論的悖論本性與歷史命運的描述中，或許能感受到知識論與我們存在的某種關聯，可能時間和歷史會幫我們揭開這層面紗，我們只能在努力中期待。注釋：無論是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還是在經典文獻中，知與智是不同的。知是指學而知之，智則是指生而知之。知與識相通，對智而言，則有轉識成智之說。為何在中國沒有產生知識論，這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由此或許可以找到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李約瑟問題」的一個解釋路徑。關於語言的「是什麼」的敘述方式，是我們人類在對象性思維中唯一可能的言說方式。我們除了對「是」和「是什麼」言說之外，還不能說得更多。對此，我們只能以上帝的預設作解，因為上帝為我們擲骰子。我們所擁有的「問答」邏輯是對象性思維的知識邏輯，即在設定一個與發問者相區別的觀照對象的前提下才能發問。當將「知識」本身作為這種對象進行發問時，我們也只能依據這種問答邏輯。這種邏輯是我們能夠進行發問的前提預設。參見《辭源》中「知」字條目。參見《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38頁。參見張蓬：《從「是什麼」到「不可說就應當沉默」》，《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1期。參見黃頌傑等著：《西方哲學多維透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01頁。《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0頁。參見趙汀陽：《長話短說》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參見帕特里夏－奧坦伯德－約翰遜著：《伽達默爾》何衛平譯，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32—38頁。參見宋寬峰：《古希臘哲學本體論探究的知識論前提》載《人文雜誌》2002年第6期。參考文獻1．《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2．趙汀陽：《長話短說》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3．黃頌傑等著：《西方哲學多維透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帕特里夏－奧坦伯德－約翰遜著：《伽達默爾》何衛平譯，中華書局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