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常識

殷墟時期前段　　以小屯238號墓、殷墟五號墓、小屯村北18號墓所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其它地區的以山西石樓二郎坡桃花者、後藍家溝、和湖南寧鄉黃材等地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頸橢扁體壺，敞口束頸橢扁扇體觶、觥等。方彝見於小屯238號墓、殷墟五號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體，內為一長方形槽。高頸橢扁體壺見於殷墟五號墓，口寬而橢扁，頸較高，腹部膨大，頸兩側有貫耳，下有圈足，有的有蓋，石樓桃花者扁壺則有龍形提梁。這類扁壺在商代晚期前段員風行一時，但至晚期後段就迅速消失。敞口束頸橢扁體觶見於殷墟五號墓。有的無蓋，頸部收縮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寬狹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種敞口束頸圓體似杯的觶，大約也在此時出現。以上兩種觶在傳世品中甚多。觥有作鳥獸形和圈足的兩類，全見於段墟五號墓。此時觥常見有鳥獸合體的造型，如婦好觥前為虎、後為梟的合體，司母辛觥前為怪獸後為怪鳥的合體，因而觥的前足與後足不相同。美國佛利爾美術博物館也有一前為虎頭後為鴨形而平啄的獸禽合體觥。合體造型是當時觥的造型設計的特點之一。山西石樓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新出的還有鳥獸形尊，如婦好鳥尊、湖南湘潭出土豬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動物的樣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設計成半容器半動物的式樣，如雙羊尊，中間是尊形，兩側為羊頭，形狀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這時大為發展，殷墟五號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壺、方缶等等，而傳世器中還有方觚、方觶，幾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從整體來看，雖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卻是富有特徵性的器物。中期沿用的器類，在本期內也有或多或少的變化，並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式樣。食器中鼎的變化較大，除了通常的式樣之外，新出現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縮口唇外翻的鼎，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種是容器部分很淺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稱為分檔鼎，是這一時期的流行新式樣，在前段的特點是袋腹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環，還沒有材料證明中期的方鼎是何種式樣，但可以確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長方狀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號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樣。甗在商早期黃陂盤龍城墓中發現有一例，之後即未見。晚期前段有較多的發現，均作甑鬲連鑄形，甑體皆大而深。口部的做法有兩種：一種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寬闊加厚的邊條，小屯188號墓即出有此種直壁甗；另一種口部侈大，殷墟五號墓有這類甗。前者大約主要流行於前段，後者成為固定的沿用式樣。婦好三聯甗分左、中、右置於一箱形的釜上，是特殊形式，他處皆不出。鬲這類器不甚流行，傳世有殷墟出土鬲，多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頸直而收縮，翻唇，亦深袋足。紋飾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樣。簋在早期的黃陂盤龍城墓中曾出有一例，為圈足雙耳。以後即未見。晚期前段出現無耳簋，形體比例較寬，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斂而翻唇。殷墟五號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無耳簋，後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無耳簋是晚期前段盛行的式樣。此時尚未發現有雙耳簋。爵、觚、斝仍是組合的酒器。扁體爵已大為減少，圓體爵盛行。五號墓圓體爵和平底扁體爵共出，但總的來看、扁體爵的數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細長發展，喇叭口擴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斝類器中分段形的變化不大顯著，比較突出的是斝鋬上開始有了較多的獸頭裝飾，三足有明顯增高的趨勢。同時出現了圓體和橢方體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號墓圓體斝，後者如小屯238號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現過的袋足斝。中期的還沒有發現，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現。本期內還出現了角，角這種飲酒器本來就很少，殷墟五號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見有一角。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體也有所變化。大口有肩尊原來比例偏低的體型在這時顯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別高，這類圓體的殷墟五號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體的有湖南寧鄉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點是圈足都很高。這類高體的有肩尊，湖南寧鄉等地出土的較多。但是這種尊流行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後就邃然減少。饔(瓿)這種器形有短頸和無頸合口兩類，後者主要是這一時期出現的，並且有的有蓋。石樓的後藍家溝的百乳雷紋瓿及殷墟五號墓的婦好瓿及湖南寧鄉出土的獸面紋瓿，都是頗為典型的式樣。但是饔(瓿)這種器類如同大口高體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後段就基本上不再鑄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發現，安陽侯家莊大墓出土的鑄銘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體莊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這類酒器畢竟是越來愈少了。水器類盂是新出現的器形，小屯西北岡墓出土附耳盂，有銘云：「寢小室盂」，器壁侈斜，是為盥洗用器。殷墟五號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並有對稱的兩系。《商周彝器通考》圖989盂，形體似盆而深，唇闊而平，無耳而有四系，獸面紋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樣，似稍早於寢小室盂。另-種所謂「中柱盂」，鄭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盤，中有一以困紋為飾的柱。殷墟西北岡大墓和殷墟五號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岡的盂中柱圍繞四條龍，作為水器是沒有問題的，但具體用途未詳。 殷墟時期後段　　這一時期由於青銅器銘文有所發展，根據內容記載可確定一批標準器或非標準器。體似觚形的無肩尊和橢扁體卣是這一時期新出現的典型器物。安陽大司空村5l號墓的尊和卣成組合出土，殷末鑄銘同組的青銅器，也有觚形尊和卣組合的現象，殷墟西區43號墓屬第四期，時代最晚，亦出有兩觚形尊，小屯圓葬坑中,也有卣隨葬，而殷墟五號墓出土青銅禮器二百餘件，沒有觚形尊和卣發現。前段的寬肩大口尊和後段的觚形尊，前段的寬口橢扁壺和後段的提梁卣似乎表現為兩者興衰的交替。雙耳簋在此時急邃流行，但容器部份乃與以前相似，形體基本上斂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的兩種，雙耳在口沿以下，有垂珥。有一種簋雙耳發達近口部或高於口部粗大而又有長垂珥的，則更為晚出。無耳敞口簋仍繼續使用。這一時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趨勢，有的圈足下緣做出一道寬闊的邊條以增加高度。圈足上開孔的現象基本上消失。沿用的酒器中爵觚大致相似，只有小的變化，例如平底爵巳不再出現，爵柱的位置後移等，繼續行用袋足斝，但體形都較為低而寬，柱飾粗壯。盉的式樣較前減少，此時行用的多為袋足盉，開始有形體亦較低的式樣出現，前段的無鋬盉則沒有發現。商代晚期青銅器紋飾最為發達，比之中期內容和種類豐富得多。在藝術裝飾方面，同樣呈現出高峰。這一情形不僅和青銅禮器的高度發展是一致的，而且和其它玉雕、牙雕和漆器等廣泛發展也是一致的，呈現了中國古代文明燦爛光輝。青銅紋飾種類繁多，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題的獸面紋空前發展。獸面紋只是紋樣結構規格化的形式，而所表現的物象卻很多。這時裝飾特點是集群式的，以多種物象或作主紋或作為附飾布滿器身，甚至視線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裝飾，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幾種動物紋。以表現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紋飾，形體基本上還是象徵性的，除了紋飾炯炯有神的的雙目外，其餘部分即使是較精細的圖像，也是主幹地紋不分，輪廓不清。商代晚期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紋飾主幹和地紋明顯地區分開來，地紋通常是繁密的細雷紋，與主紋構成了強烈的對比。而且紋飾主體用浮雕的現象很普通。浮雕有圓渾和竣銳的兩類，渾圓的如婦好鼎和同墓出土的獸面紋鼎；峻銳的如婦好長方彝和司粵母方壺，有的浮雕表現為幾個層次，有一個層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這種層疊式的浮雕市肆稱之為「三層花」。商代晚期前段獸面紋中間的鼻準線，有的不接觸下闌底線，獸吻常連成整體而中間不隔開；後段的獸面紋往往由於獸鼻尖通到下闌底線而分割為兩部份。銘文在商晚期後段有所發展，前段青銅器鑄鉻的一、二字較多，這些銘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記，以後加上甲乙等日乾的被祭人稱，直至帝乙帝辛時代，才有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出現。所謂長銘文，也不過二、三十字。從整體看，商代鑄銘的青銅器還不是多數，二、三十字的只有十餘件。 西周早期 武王至昭王　　周初的青銅器，以器形和紋飾而言，因襲商人遺風，非常明顯，而在青銅器鑄銘方面，周人形成了自己的習尚，與商人全然不同。周初銘文，有豐富的政治內容。這固然體現了朝代更換的背景，同時也說明了周初文化的著眼點。但是，傳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銅器，情形比較複雜，這中間混雜有相當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中期的青銅器。周克商後，把商奴隸主及其所佔有的奴隸分賜給周人自己的大貴族，商人的許多寶器亦被分賜給周奴隸主貴族，而通過征服戰爭，還可以有種種掠奪。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銅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可發現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例如傳寶雞鬥雞台出土的柉禁上的-組禮器，其銘文非只一個族氏，而至少有三個族氏之多，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商末之器。靈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銅禮器二十三件，所鑄族氏之名有九種之多，如果不是掠奪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來湊全一套禮器。陝西關中周原等地周人舊居的墓葬中，出土的商器不在少數。另一方面，在克商之前周人沒有大規模的青銅工業，至今還未發現可以構成時間發展程序的先周青銅器體系。在克商之後，周人接收了青銅鑄造工業和工藝奴隸，這些轉而為周人服務的手工業產品，至少在一個時期內還是原來的模式，因此出現了一批商制周銘的青銅器。如果不鑄銘文，就難以區別是商或周，因而討論周初的青銅器特徵，必需與鑄有周初銘文的器物結合起來。對於時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稱之為「殷周式」，或定為商末周初。可以確定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銅器很多，如武王時代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時代的小臣單觶、何尊、保卣、保尊、盥方鼎、德方鼎、獻侯鼎、康侯鼎。康王時代的有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旅鼎。昭王時代的有旅尊、旅觥、旅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西周早期墓葬重要的發掘，有陝西寶雞竹園溝和紙坊、澧西馬王村、涇陽尚家堡、河南睿縣辛村、洛陽磚瓦廠、北京房山琉璃河黃土坡燕國墓地、河北昌平白浮、元氏西張村、湖北江陵萬城、山東滕縣滕侯墓地等等。西周早期幾乎沒有新出的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變化。在鼎類器中，流行的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口圈呈圓角三角形，腹部龐大而下垂的獸蹄足鼎，如德鼎、大盂鼎、外叔鼎等都是這種式樣，中、小型鼎中也很普遍，它的流行直至西周中期。另一種是鬲鼎，即所謂「分襠鼎」，比商晚期更為流行，但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分襠愈來愈淺，鼎做成袋足原是為的擴大受火面積，鬲鼎到了西周早期，以其特點來說多是徒存形式，袋足幾乎成了殘痕，如成王時的獻侯鼎是其退化的典型式樣。方鼎仍然是長方槽式，多數形體無大變化，有少數斂口垂腹四角圓渾的有蓋方鼎開始出現，較早的為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的圉方鼎。西周早期鼎足的做法，也有某些變化，在商代晚期，除小鼎而外，多是短粗的柱足，西周早期鼎的柱足，趨向於長而較細。鬲類器中深袋足的束頸鬲逐漸減少，分化出形體較低而闊的幾種式樣。甗類器多為甑鬲連鑄式，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主要是甑的高低闊狹有些不同的做法，下部的鬲足也有作獸蹄形的。 但西周早期的數量比商代晚期多。簋類器的變化比較顯著。方座簋的出現最為突出。簋這種器形周初完全是因襲商末的式樣，但是有些簋的圈足下連鑄一方座。周武王時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玉時的叔德簋、伯矩簋、德簋，昭王時的令簋和過伯簋，以及寶雞竹園溝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幾具方座簋等等，都表明方座簋是始於周初的特有形式，在殷墟或相當於殷墟時代的墓中或傳世器物中，從未有方座簋出現。西周簋的設計趨向於加高圈足，方座簋的出現必定包含了提高器體成分，其它圈足簋的設計，也有類似的情形。有的雙耳下有長珥，為了解決支撐的問題，在相應的兩側又接上垂長珥的兩耳，成為四耳簋，用四根柱狀的珥把鼎體懸托起來，也有四耳做成獸腿的形狀。小臣速簋在圈足下另加三柱足，有的簋在圈足上做成四條很長的獸腿。乙公簋雙耳垂珥做成象的長鼻以為支柱，另在圈足的相應位置又置有兩象耳。攸簋圈足下有三個立虎懸托簋體。也有的加高圈足，在圈足下緣再加一圈寬闊的邊條。凡此種種做法，都在於升高簋體，用意是和方座簋的設計相同，是西周早期簋形制的值得注意的現象。卣類器在西周早期一度相當流行，現存的青銅卣中，屬於這一時期的不在少數，卣和尊是周初兩類最主要的酒器。形體大別為兩類，一是各種橢扁體卣，一是直筒形卣。據現有的發掘資料，這兩類卣存在著同樣的組合關係，寶雞竹園溝西周早期墓地中出土的這兩類卣都為-大一小的兩器組合，這兩器的容量比值約為3：2。甘肅靈台西周早期墓的漯伯筒形卣，也為大小兩器組合，兩卣大小組合的情形，最早的見於寶雞鬥雞台出土的「柉禁」上的鼎卣，此卣大者一器、小的另有一方座，其容量亦約為3：2。這一情況也許在商晚期後段出土的卣已有成對的資料，但大小相配成組合的資料甚少。在周初兩卣大小相配成組是固定的現象。橢扁體卣這種器物的流行，本來是在帝乙帝辛時代，邲其卣就是帝辛時的產物。但是筒狀形自傳世的商器並不多，先是在靈台西周早期墓，後是在寶雞竹園溝成組的發現了多起。西周早期橢扁體卣比較普遍的是器腹下垂的很多，在鑄有周人銘文的卣中，沒有發現如商代晚期器腹最寬處在器體中線的較早形式的卣。垂腹形卣分為較高的和稍低的兩類，但西周卣的發展趨向是器體偏低。大約在成、康之際，有一種截面為橢方形的卣出現，即把扁體垂腹作成橢方體垂腹，如士上卣、庚贏卣等少量的截面為圓形垂腹卣，也出現於此時，如宗寶彝卣。壺類器中主要是截面為橢圓形或橢方形的闊頸提梁壺，它是遠承商代晚期前段同類扁壺而經過變化的式樣。它的形體小於前者，頸闊也不如前者，但都有蓋和提梁，前者提梁和蓋或有或無。這種壺整個的數量甚少，它大約是卣的補充，有的著錄中統稱為卣，但以形體而言，實屬於壺類而不是屬於卣類。尊類器中，盛行無肩觚形尊。成、康時期有一類器體比例較高，圈足下常有寬闊的邊圈用以增高氣勢，例如成王五年的何尊。也有不加邊圈作尋常高度的，是商晚期形式所沿用。以上兩種器腹都不顯著臌出。另一種觚形尊腹部呈圓弧狀臌出，是為新的變化。昭王時期的幾件標準器如瞏尊、召尊等形體較低而寬，是這類尊的較晚式樣。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點，形體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兩側前端高於後端，是多數器的共同特點。具有刀形足的爵，也是此時的特點之一。觚因襲商晚期，可以確知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與商觚在形式上沒有區別，但周原扶風家族器群中的青銅觚，中腰極細，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紋飾只施於圈足上，是周初觚發展的唯一新式樣。西周觚的數量遠比爵的數量少，但爵、觚是成套最基本的酒器，當必有一定數量的漆、木觚相配，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漆觚、漆罍、漆簠，說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 至於觥、罍、觶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襲，但前兩種方形器較多，尤其是方觥，為晚商所罕見。西周早期青銅器紋飾，絕大多數是商晚期的式樣。獸面紋沒有什麼變化，但角型中多內卷角、牛角，其它的角型也有，但很少。有一種長垂角的獸面紋，為晚商所未見，周初具有時代特徵性的紋飾是蝸體或卷體有觸角的獸紋，武王時代的天亡簋，涇陽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組青銅禮器都有這樣奇異的紋飾。但是天亡簋上這一紋飾的圖形已相當成熟，不能排除先周或商晚期出現這類紋飾的可能。風鳥紋有所發展，盥方鼎、仲子觥、等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鳳鳥紋飾。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數量的大鷙鳥或鳳紋為裝飾，但西周早期的風紋顯得更為華麗，數量更多些。其它鳥紋的種類，也比商代的鳥紋多。西周早期青銅器最有特色的發展，是大量的長篇青銅器銘文的出現。天亡簋、何尊、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麥尊、令尊等等都是鑄有長篇銘文的重器。一般鑄有數十字銘文的青銅器則屬於常見，遠遠超過了商代晚期，從而體現了商周兩代文化差別和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商人宗教意識很濃，把青銅器作為單純的祭器或禮器，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現了幾篇載有錫命或記事體裁的銘釋。周人則不同，他們也以青銅器作為廟堂的寶器，但是很突出的是他們憑藉青銅器銘文來宣傳作器者個人或家族的榮譽和地位，而這種榮譽和地位常常與政治事件聯繫在一起。西用早期許多青銅器銘文內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亂，分封、方國征伐，鞏固統治種種政治事件或政務活動為背景。這一類內容在西周早期的銘文中最為突出，銘文的格式也比較活潑。西周早期一般地記載作器祭祀祖考的銘文也不少，這是商代習俗的遺留。周初青銅器中非周族所鑄的器也不少，非周同姓的諸侯國所保存的還是原來的文化和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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