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時代一些單位實行「排隊懷孕」，只譴責有用嗎

隨著「二孩」政策的推行，許多家庭都在謀劃著繁衍生育大計。但是，一些職業女性，卻面臨著「排隊懷孕」的困擾。報載，近日東莞橫瀝醫院有女護士向媒體投訴，聲稱醫院以科室為單位，要求女護士排隊生二孩，如提前懷孕，則要扣發一半的獎金。據稱，有的護士的懷孕時間已被排到了2020年。

近年，類似事件媒體已曝光多起。

就在上月，河南省中牟縣某中學還下發通知，要求實行「有序生育」，並明確了各學科可懷孕二孩的名額，如在特定時間懷不上，名額則取消。更早些時，江蘇無錫、河南焦作等地，也都發生過要求單位女工「排隊懷孕」的情形，違反規定者，不僅要被扣獎金，連職務晉陞、年度評優等都將無緣。

嚴格要求員工在規定時間，輪候懷孕生育，這無論如何都凸顯著滑稽和荒唐。受孕生育原本是兩性間的私事，即便夫婦倆直接當事人也未必算得那麼精準，何況要由單位安排。而且，生育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應受到任何單位和個人的無理干涉。《婦女權益保障法》也對婦女的結婚、懷孕及生育期的權益保障，做出了明確規定，要求籤訂勞動合同時不得就此做出歧視性約定。

顯然，單位動用行政手段，並以職務晉陞、獎金髮放、評優等相要挾，限制員工的生育權，不僅粗暴干涉職工的正當權利，也已涉嫌違法。因此，類似事情一經曝光，每每引發輿論的撻伐。

儘管如此，卻總有一些單位「頂風而上」，或變通方式，或以潛規則悄悄施行著「內部政策」。有的單位在招聘時就明確要求女員工承諾數年內不得結婚、懷孕等等。

然而，站在道德或法律的高度譴責類似行為容易，但若輿論的聲援非但不能阻止此類行為，反而令其產生「抗藥性」，依然我行我素，這無疑會令權益受損者感到更加無奈和無助。因此，審視事情背後的深層原因，真正尋到化解之道無疑更為現實和迫切。

通常，「排隊懷孕」多發於女工比例較高的單位，如中小學、醫院等。若一個時期內眾人集中懷孕，勢必拖累單位的正常運營。尤其是在重視績效考核的當下，單位人力資源用到極致，幾無臨時頂崗或輪休替崗的人員，在此情況下，缺一人都會陷單位工作於被動。從這個角度說，「排隊懷孕」亦是無奈之舉。

或許，可以借鑒某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像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女性職工的產假工資由國家或部分由公共財政承擔，這樣既可減輕用人單位的「生育成本」，也能更有效地保障婦女的生育權利。在由國家和社會分擔女性職工的生育成本方面，我國在制度上顯然還需儘快補課。

良法與好規則皆需「制度成本」支撐，否則，便可能淪為空頭支票。治理「排隊懷孕」既要恪守法律的尊嚴，違法者必究；同時，亦不可迴避守護法律的必要成本，尤其在保障民眾權益方面，要有一定的制度救濟渠道，不然，面對強勢的用人單位，弱勢的婦女便只得屈服於更為隱蔽的歧視性就業「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