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億元資產被官員零元轉讓引發移民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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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憲法：6年前我是民營企業家，億萬富翁，現在是亡命天涯的流浪漢 。我的錢不是賭沒了，也不是賠沒了，而是被人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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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官員拘禁老闆後將價值數億企業零元轉讓】企業家承包煅燒廠後從7.9萬元資產發展為價值數億元企業，06年平陸縣對該企業強行清產核資，以副縣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逼迫其在已寫好的協議上簽字，並安排人員對其非法拘禁一個多月。最終將該企業零元轉讓給官員實際控制企業。中青報http://t.cn/zODqzTY 2012-06-04 08:15
衛憲法：又找到了個落腳的地方。06年到現在，我沒睡過幾個好覺。公園的樹叢中、沒有窗戶的小旅館我都躲藏過，冬天在樹洞、倉庫下蓋著報紙抵禦寒風。夏天，在24小時店呆過，實在困得不行就趴桌旁睡。有一天夜裡，實在沒地方敢去就躲在野外的山包包里。
2012-12-07 21:24 來自新浪微博 轉發(1763) | 收藏 | 評論(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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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報》首席記者 蔣格偉
一則《山西億萬富翁遭官員非法拘禁 億元資產被零元轉讓》的新聞，讓活躍在互聯網的公知和民營企業家們再度熱議起移民問題。
報道稱，山西籍民營企業家衛憲法，一個靠自學而在中國鋁礬土行業小有名氣的「土專家」，經過多年積累身價上億。6年前，遭當地民政局官員非法拘禁後致企業易主，億元資產被零元轉讓。近日，衛憲法開通微博講述自己的故事。
衛憲法的遭遇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安全與移民話題再次被熱議。此前，俏江南[微博]董事長張蘭悄然註銷戶口、移民加勒比島國的新聞，早已引起了廣泛關注。
熱議中，針對民營企業家移民現象，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指責說，「先富起來的人應該帶動後富，移民就是賣國，也會妨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而知名移民法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國福在接受《法制周報》記者採訪時則表示，從長遠看，人才的流動是利大於弊。「中國人無論到哪裡，做的生意主要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產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麼這筆資產就沒有完全流失。」
爭議的背後，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數據是近日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藍皮書中顯示的：「在中國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超高凈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
●有調查分析，當前企業家移民原因還包括：為了孩子擺脫應試教育重壓，為了獲得健康的生活環境與完善的社會保障……
●對移民美國的很多中國內地富人來說，美國護照就像無法再裝回到瓶里的妖怪。
●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呼籲，給民營企業更好的投資環境，企業家才不會被「拐跑」。
民營企業家何以大量移民
「由於法人代表國籍變更後，有望獲得稅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資渠道也更加多樣化。移民對企業主的誘惑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經濟下滑的時期，靠移民爭得一口喘息的機會顯得尤為重要。」在李志起看來，近年來，國內諸多民營企業家換國籍是為過冬造寒衣。
李志起是一家營銷諮詢集團的董事長。他認為，很多高凈值富人的財富來自經營私營企業，移民動機是基於企業生存這個更現實的考慮，「只要政策依舊，經濟環境依舊，民企中的融資式移民將會越來越多。
徐浩移民加拿大已經一年了。移民前，他獨立創業已經有5年，經營著一家屬於消費類行業的中型規模企業。廠房原來安在石家莊的徐浩後來又遠赴安徽辦廠。
輾轉多地的徐浩在稅收、用地、用工上都覺得難以獲得支持。為了讓公司獲得更好的發展，移民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徐浩沒有想到，移民後所受的禮遇來得那麼猛烈而迅速。法人代表變更為外籍人士後，徐浩的公司在2012年轉為外資企業，按規定獲得稅收上的減免。讓他沒有意料到的是，自己在安徽的工廠一直以來因為土地問題遲遲沒能擴建廠房，但外資企業的身份卻幫他迅速解決了這個難題。
記者了解到，移民國外一般分為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徐浩這類民營企業家大多選擇投資移民。
雖然花費不菲，但因「出口轉內銷」後，能享受到此前難以奢求的「超國民待遇」，移民對民企的誘惑實在難擋。
另外，移民也成為了曲線融資的一個捷徑。俏江南董事長張蘭為企業上市而移民島國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李志起透露，地方政府如果能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支持保持一致，金融層面如果能夠給民營企業更多的空間，民營企業家不會通過移民「曲線自救」，也會減少這種融資式移民。
事實上，國內民營企業家移民的原因遠不止如此。有調查分析，當前企業家移民原因還包括：為了孩子擺脫應試教育重壓，為了獲得健康的生活環境與完善的社會保障，期待沒有因貧富差距導致「仇富心態」的氛圍……移民遠行所「期」也是中國當下所「缺」。
「裸商」現象剖析
由中國銀行(2.93,-0.01,-0.34%)私人銀行部聯合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提到，對大陸18個重點城市千萬元人民幣級別以上富人發放980份有效問卷調查後，統計顯示有超過半數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請移民，其中中國東部和南部被調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更多。
媒體報道稱，中國新一輪精英移民有三大特點：首先是移民不再以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為主，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後，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大陸作為賺錢的主戰場。
這些「移民不移居」的富豪，把家庭和部分資產利用投資移民的方式轉移到國外，自己仍留在國內經商，被稱之為「裸商」。 儘管這些「裸商」仍在大陸經商，但他們移民方式幾乎都是投資移民，所以必然會帶走一部分資產，且移民後賺取的財富也將繼續轉移到國外。
「裸商」的出現，引來輿論一陣撻伐。有人質疑那些靠著大陸政策紅利先富起來的人，不僅沒有帶動後富者，還把在中國賺的錢大筆拿到國外消費，為別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痛批這種做法在掏空中國財富。
對於「裸商」這個稱呼，移民富豪們很有意見。
浙江商人王明直稱：「每天刷微博，處處充斥著‘裸官’現象，當權者在有能力時把自己的資產和家庭轉移到國外去。‘裸官’的存在，給民營企業家帶來很壞的示範作用。」
「大量資本外逃不僅對中國實體經濟造成影響，也會使國家財富流失嚴重。因此，防範財富大規模流出刻不容緩。」國內有評論稱。
知名移民法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國福則認為，資產外流並不意味著資產從中國消失。對於個人合法收入，所有人都有權自由支配，包括攜帶資產移民其他國家。
劉國福進一步解釋道，有能力積累大量資產的企業主必定有著相當的經營能力和工作慾望，即使移民海外也必然繼續開展經營活動，很少成為坐吃山空的閑人。
「中國人無論到哪裡，做的生意主要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產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麼這筆資產就沒有完全流失。」劉國福表示。
「二等公民」之痛
對移民美國的很多中國內地富人來說，美國護照就像無法再裝回到瓶里的妖怪。他們中越來越多人正考慮放棄美國公民身份，這在10年前幾乎無法想像，當時獲得美國護照在中國可是頂級身份的象徵。
31歲的家庭主婦吳莉(化名)大約一年前開始盤算這件事，「我後悔死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後悔死了，」吳莉講起美國公民身份時說，「我永遠也不會回美國去。」她想法改變的背後原因是納稅。根據美國法律，公民和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不論住在哪裡，其世界範圍的收入都要被徵稅。
在美國納稅是嚴肅的法律問題，但很多移民在決定變成美國公民時卻未認識到這點。2010年3月，華盛頓通過《外國賬戶合規納稅法案》，目的就是打擊在國外的偷稅者。不光納稅是個問題，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還面臨繁瑣的美國稅收申報要求，在美國境外銀行開戶時也常遭遇麻煩。
從事移民工作的香港律師蒂默斯·鄧說，很多中國富人在申請美國公民身份的過程中了解到美國稅務機構將監視其全球收入後，就中途放棄了，「很難找到一名稅收申報歷史沒有瑕疵的中國企業家。」
放棄美國公民身份也要付出很大代價。鄧說完成這一過程需花上一兩年，還有高額法律諮詢費用。但移民美國的內地人數仍在上升。很多人是為尋求更好的醫療、環境和資產保護。一名獨立經濟學家說，政治風險也是個因素，對於在中國致富的民營企業家來說，與官員腐敗無一點牽連的概率「極低」。
移民除了可能承受高額的納稅之痛外，還承受著語言、信仰、生活習慣、交際圈子等諸多因素的困惑，更多的時候，移民者潛意識的認為自己移民後成為了「二等公民」。
關於「二等公民」的說法，引起了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的深思。鄭宇民舉例說，一次在飛機上，一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浙江民營企業家告訴他，其實在外面很苦，被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並不像大家想像的像個天堂。
呼籲更好的投資環境
「政府應好好反思移民潮，移民是一個信號，企業家缺乏安全感。」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
「我們希望未來有一個民主、法制、憲政的社會環境，有一個廉潔自律、且能夠有效管理的各級政府。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企業家扎紮實實地做自己的事兒，只做自己的事兒。」2012第十一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發表演講時表示。
打造宜居大國的訴求應聲而起。時評人士曲哲涵表示，移民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內的某些「不宜居」因素。
曲哲涵認為，對移民熱的關注，理應轉化為這樣的思考和行動：進一步深化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比如發展和改革教育理念，讓孩子的成長更健康、更快樂；完善國內相關立法，提高居民財富的安全感；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堅決懲治貪污腐敗，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確保居民的尊嚴感……「只有從經濟大國邁向宜居大國，中國才能留住財富、留下人才、留存自信，向外移民才不會成為一種熱潮，帶來諸多焦慮。」
無獨有偶，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近日亦呼籲，「投資環境好了，民營企業才能更好地創造價值，為社會服務。」宗慶後認為，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業家更有積極性和責任性，如此才不會被「拐跑」，才會把更多的資金投向國內，而不是去國外做「二等公民」。
「我們要創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我們的政府是服務的政府，不是壟斷企業的政府。」曲哲涵表示。
一個利好的消息是，十八大之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就是要劃清政府與企業的、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來源：《法制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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