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親人選擇？

在中國，病危的癌症病人的搶救程序是這樣的：心臟按壓起搏（晚期癌症病人十分虛弱，很容易壓斷肋骨）；切開氣管，插進直徑超過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機；24小時補液，包括鹽水、營養液、消炎藥、鎮痛葯、鎮靜劑。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腫瘤藥物，一針劑幾千元，也不過是延長一個月或者幾個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監護室里的病人意識似有似無、逐漸多臟器衰竭，有的腦死亡之後，家屬依然讓醫生繼續搶救…… 陳毅之子陳小魯談及父親癌症末期的經歷時，令人唏噓。他說：「那時我父親已經基本上沒有知覺了，氣管切開，插個管子，已經不能講話了。身上都是管子，我看得非常難受。人躺在這個地方，經過疾病消耗，已經不成形了。就是靠呼吸機、輸液、強心針在維持……我最後問了一個醫生，能不能不搶救？當時醫生就跟我講了兩句話：第一，你說了算嗎？第二，我們敢嗎？」 我認識的一位80歲的老人，險些因為腦出血丟了性命。他的兒子說：「不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活著！」 4個鐘頭的全力搶救後，他活了下來。不過氣管被切開了、喉部也被打了個洞。那裡有一根粗長的管子連著呼吸機，呼吸機不停地發出沉悶的氣流聲，一下下地把人造空氣打進他的肺部。偶爾，他清醒過來，睜開眼，用眼神表示意願。 後來，他腫了起來，頭部像是吹大了的氣球，氣管套管的繩子在他的脖子上勒出了一道深紅色的印子。更糟糕的是，他的氣道出血不止，這需要更加頻繁地清理氣道。每次抽吸時，護士用一根很長的管子伸進他的鼻腔，進入氣管。在負壓的吸引下，只見血塊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來。這個過程很痛苦，只見他皺著眉，拚命地想躲開伸進去的管子。每當這時，他的孫女總低著頭，不敢去看。 十天後，他死了。他死的時候，膚色變成了半透明，針眼、插管遍布全身。他面部水腫，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模樣。 延長這十天值得嗎？ 生命時間大於生命質量的現象，是醫療化社會所產生的。死亡這一過程試圖矯正它，但卻在實踐過程中被慢慢異化了。大多數絕症患者寧願死在家中，在自己的床上，被家人和朋友的愛環繞著。然而,這些人絕大多數卻是在醫院裡度過最後的時光。他們全身插滿管子，與各種監視儀器連在一起，照顧他們的則是一些陌生人。 好友老劉的父親是腹膜惡性間皮瘤，屬於惡性腫瘤晚期，全身轉移。2011年4月發現的時候，已經屬於晚期了。 老劉的大哥在美國一所大學的醫學院任教，是一名醫學博士。他按大哥的建議沒有選擇放療化療，而是把身患惡性腫瘤晚期的父親送回了老家，讓父親安享最後的人生。大哥安頓他：萬一父親出現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採取積極的搶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適當作鎮靜催眠讓父親安詳地離開人世。這是一個醫學博士對自己父親臨終治療方案的抉擇。 那天凌晨，大約三點鐘左右，父親病危，陷入昏迷。醫生問要不要搶救，老劉撥通了紐約的電話。大哥在電話里哭著告訴他，不要打擾父親，讓他安靜地離開吧。因為人活的是質量，而不是幾天行屍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嚴的。 據說，英國醫院裡的一些絕症病人，在入院評估後，往往在病歷上會有NCPR的標籤。這意味著這個病人在危險時候，不要任何搶救措施。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在人生終結時，拒絕延長生存幾小時或者幾天的希望、同時也拒絕了接受伴隨著心肺復甦術和隨之而來的肋骨斷裂的結果。 肯尼斯·庫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是美國第43任總統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習稱小布希）的私人醫生，深得布希總統信任。二人擁有深厚的友誼，為多年摯友。在小布希擔任總統期間，庫珀博士曾兩次受邀出任美國衛生部代言人。 美籍華人朱為眾先生，在他高齡岳母病危時要不要搶救問題上的糾結。他想起了自己父母去世前被搶救時慘不忍睹的情景，很想告訴太太放棄，但又恐被太太家人誤會。於是給美國總統私人醫生庫珀博士打電話講述了自己的疑惑，並詢問他的意見。 庫珀博士接到電話後，問他看沒看過那篇《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醫生，回憶了一位叫查理的有名望的骨科醫生髮現自己患了胰腺癌，要給他做手術的醫生水平很高，能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存活率，從5%增加到到15%，大約3倍！但他拒絕了，關掉了自己很成功的診所，最後幾個月的時間全用在了和家人享受人生的最後時光上。在生命的質量和數量之間，查理選擇了質量。 醫生們在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他們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在自己身患絕症時，卻選擇了最少的治療。因為他們的專業訓練，讓他們深深明白藥物和手術的局限性，以及它們給患者帶來的生活品質的摧殘和巨大的痛苦，所以他們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不少訓練有素的美國醫生，會跟家人討論當死亡無可避免時自己的選擇。拒絕給自己搶救特別是人工呼吸，那容易把自己的肋骨壓斷。但遺憾的是醫生所受的職業訓練和教育，卻讓他們「己所不欲，偏施於人」。 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我們常常選擇了痛苦而昂貴的搶救，徒勞地試圖延續親人將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豐富醫學知識和技術手段的美國醫生們，卻為自己選擇了最好的臨終方式：呆在家裡，用最少的藥物和治療來改善生活品質，而不是延長生命！ 再來看看我們那些可憐的躺在病床上或昏迷不醒，或極度衰竭的親人。被東開一刀、西開一刀、身上插滿管子，被各式儀器所「綁架」、大把大把吃藥、成瓶成瓶輸液。更別說一擲千金的花費了，鈔票像打水漂一樣嘩啦啦地流走。 「請答應我，當我處在這樣的狀況時，請一定把我殺了！」《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的作者肯·穆尤睿回憶說：「我真的不記得有多少次我的同事們很認真地對我這樣囑咐過！恐怕我們審訊最冷血的恐怖分子時也做不到像我們對待病人那樣造成的折磨和痛苦！所有的錢，買來的全是痛苦！」有的醫生甚至紋身「No Code」，來提醒同行們永遠不要對自己實施人工呼吸。 我永遠也忘不了我慈愛的母親，在臨終時，被大夫們搶救的情形。母親是骨髓癌，發病到去世整整半年。骨髓癌的惡變過程非常快，它先會把病人的骨頭變得異常脆弱，即便一個翻身，也會造成骨折。最後還會波及腎臟，造成尿毒症,因不能進食而亡。 母親在晚期時，已經不能進食。大夫建議進行血液透析，84歲的老人沒等透析完畢就心力衰竭，血壓迅速降為零。白衣天使們湧來，用雙手使勁按壓胸部做心肺復甦術，隨之而來的是全部肋骨斷裂。母親展現的是痛苦扭曲變形的臉，張大嘴似乎想呼喊，但是又呼喊不出來。我無法體會那種全部肋條被壓斷的感覺，我的心在流血。 許多人和我一樣，在父輩臨終時，內心徬徨、糾結萬分，常陷入不救到底就等於不孝的迷思。因此同意選擇讓病人飽受痛苦的「死亡套餐」，如插管、電擊、氣切等急救措施，最後卻常常「一路救到掛」。 我現在才醒悟，與其執著於留著殘缺的軀殼，讓親人飽受痛苦的折磨，不如放手讓親人好好地走。 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曾說：「活得好的藝術與死得好的藝術，兩者是一體的。」醫護人員應該教導人們如何正確地看待死亡、接受死亡。幫助人們減少，甚至消除對死亡的恐懼，好好與親人道別。這些都有助於將我們對死亡的悲傷與不舍降到最低。 我知道死亡有一萬多道門，讓人們各自退場離去。你看這水，一點一滴流到小溪裡面，流到金沙河裡面，再到富春江、錢塘江，最後匯進東海無聲無息。人的一生，也應該這樣啊！可是，我們為什麼不讓我們的親人有尊嚴、平靜地離去呢？ 我懊悔沒有阻止他們對母親的野蠻搶救，我清醒地知道，母親的肋條在那一刻全部被他們按斷了。因為母親得的是骨癌，骨骼就像玻璃器皿那樣易碎。母親在最後的一刻似乎想大聲地呼喊，但是她喊不出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悲慘的時刻。 後記： 看著醫院大廳的大牌子上寫著希波克拉底的誓言，覺得真夠諷刺。什麼人道主義，什麼醫德，什麼一切為病人著想，統統都是鬼話，不知誰會相信。「病人走進醫院就感覺頭懸利劍，」國家衛生部長都這樣說。 錢鍾書先生在《驢子和狼》中說驢子見狼，假裝腿上受傷，對狼說：「腳上有刺，請你拔去了，免得你吃我時舌頭被刺。」狼信以為真，專心尋刺，被驢子踢傷逃去，因此嘆氣說：「天派我做送命的屠夫的，何苦做治病的醫生呢！」錢鍾書說：「這當然幼稚可笑，它不知道醫生也是屠夫的一種。」 梁實秋先生在散文《醫生》里說：「可是醫生一不小心，或是雖已小心而仍然錯誤，他隨時也有機會減短人的壽命。據說庸醫的藥方就可以避鬼，比鍾馗的像還靈。膽小的夜行人舉著一藥方就可以通行無阻，因為鬼中有不少生前吃過那樣藥方的虧的，死後還是望而生畏。」 哲學家周國平在其作品中也有這般痛斥：「現代醫學不缺乏知識技術，而是缺乏人性責任和自律……雖然他們名義上是知識分子，我卻覺得自己面對著一群野蠻人。」 列舉這些不是對醫生有什麼偏見，我只想說，這世間有一些名義上救人的人也許就扮演著殺人的角色。因為現在的醫生與屠夫已經沒有本質的區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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