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9)

但是，美國拒絕與德國或日本獨裁陣營做帝國主義式的交易，也不理睬軸心國的威脅。　　對德國陣營，在德國侵佔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侵佔阿爾巴尼亞之後，美國要求這兩個獨裁國家做出不再進一步侵略的保證，並且列出了不得染指的三十一個國家的名字。在德國進攻波蘭，二戰正式爆發之後，美國對民主陣營給予大量支持，羅斯福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的軍火庫」，美國提供軍火長略物資給民主陣營，並用軍艦護送作戰物資到歐洲目的地。1941年，美國驅逐艦涅布拉克號在大西洋向德國潛水艇發射深水炸彈，同年，美軍佔領冰島，進入歐洲戰區，讓冰島成為援助歐洲民主陣營的基地。還是同年，羅斯福下令，一經發現德國艦隻，美國軍艦可以立即開火。這實際是向德國不宣而戰。　　對日本軍國主義，美國起初要求其從中國滿洲之外地區撤兵，並在滿州地區不搞事態擴大化。隨著日本侵華的升級，美國也開始對日本予以經濟制裁，禁止廢鐵、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並增加對華貸款和援助的額度，連續三次提供當時金額5千萬、1億、兩億美元的貸款。在日本出現南進跡象時，美國開始對日本實施石油鋼鐵等戰爭物資的全面禁運，使日本的戰爭機器無法繼續運轉。在日本拋出橄欖枝，提出四大區域瓜分世界、與美國平分太平洋霸權、保證美國在華利益等條件後，美國仍堅持日本必須從中國撤軍，這次包括了從日本經營多年的滿洲撤軍，這其實是要求日本放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以來所掠奪的所有權益，自然是日本絕對不能接受的。在與日本開戰之前，美國退役軍官陳納德以義勇軍的方式組織美國軍人加入飛虎隊，來華幫助對日本作戰，日本政府就此抗議，美國政府則對此故作不知，後來與日本開戰後，美國政府索性將飛虎隊編入了美國正規軍。　　美國的這種支持中國抗戰，要求日本從中國包括滿洲撤軍、並且卡斷日本戰爭補給的態度，使得日本軍閥認識到，美國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條件下達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會議上，日本軍閥判斷，在侵華戰爭陷入沼澤、戰爭物資補給被美國人卡斷、與美國和解又毫無希望的情況下，日本如果維持現狀，那就如同坐以待斃，必死無疑。如果與美國決一死戰，雖然勝算不大，但如若僥倖戰勝，那麼日本就會全線盤活，既可確保近半世紀在亞洲掠奪的利益，也可進而控制太平洋地區，獲得石油等戰爭資源。東條英機在與當時的反對派爭論是否應該向美國開戰時說：「有時人不得不閉上眼睛從清水台往下跳」。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殺勝地，這句話反映了日本軍閥的憤懣和賭博式心理。此後，軍閥主導了政治，於是，軍閥們鋌而走險，發動了賭博式的太平洋戰爭。　　美國對法西斯陣營開戰，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理由，而不是一種帶有經濟考量的行為，從戰爭開始前美國可選擇的道路以及在戰爭中美國付出的巨大代價而言，美國的參戰對於他們而言很不經濟，美國在戰爭中犧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民經濟倒退幾十年，並且在戰後為了歐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國又通過馬歇爾計劃等給與了歐洲和日本兩大地區巨額的經濟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美國還是參與了戰爭，在這裡，美國人意識形態又起了作用，在美國看來，法西斯陣營是專制獨裁國家，是民主與自由的破壞者，是對美國人認為的真理和正義的挑戰。美國人說，當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脅的時候，「美國人有責任保護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論述二戰時說：即便是沒有珍珠港，美國也會參加戰爭，因為「為了自由的未來和美國的安全，羅斯福無疑會讓美國參戰」，進而，基辛格說，美國的參戰「是美國的偉大並勇敢的領袖進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導致的結果」。　　日本內閣情報局長岡崎久彥在論述二戰時說：「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　　在這裡，岡崎所說的道德和國民的好惡，就是指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具體美國人的好惡是什麼，將在下面講述。　　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也一直貫穿於二戰以後。　　二戰之後，美國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無可比擬的國家實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國藉此對西方世界進行了整合。在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美國成了資本主義陣營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最強大最堅定的捍衛者。此期間，美國出兵朝鮮，出兵越戰。美國大兵賣命流血，目的也是為了防止朝鮮半島和印支半島的「赤化」。美國在越戰遭到了慘敗，成為美國自立國以來的首次遭遇的敗績，因此，在美國一直有越戰值得不止得打的疑問。但從意識形態來講，至今仍然有許多人認為值得，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參戰，可能印度支那半島早全部成共產國家了，這也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角度的評估。　　進入七十年代，卡特執政以後，在冷戰的環境中，美國在無法改變大多數中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條件下，為爭取中立國家的支持，共同對付社會主義陣營，沒有把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當作對外交往的普遍要價。但出於其意識形態，美國提出了人權外交，這個人權外交既被用來苟病社會主義陣營，也成為美國針對其他國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後，人權開始成為美國的外交的基石，人權的狀況成為除政治體制以外的衡量敵友及遠近的標準，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目標。　　在以後的歷屆總統的對外政策中，人權都是其響亮而重要的對外要價，幾乎每屆總統在選舉過程中都把人權外交當作自己未來政策的重要賣點，以獲取選民的支持。　　共和黨總統老布希曾在中國居住多年，擁有眾多的中國朋友，被認為能理解中國的現狀，帶有親華色彩。但即使這樣，布希在執政期間，對中國實施基於人權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為贏得選票，與老布希競選時，柯林頓批評其在人權問題上「軟弱」，掌權後，克靈頓在人權外交上大進一步，在任八年，克靈頓打了兩場人權戰爭，一場是為制止種族屠殺而出兵肯亞，另一場是在「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下發動的南聯盟戰爭。柯林頓當政期間，在國際上支持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兩人共同把人權提到高於國家主權的高度。　　小布希時代，美國一國獨大，世界呈單極格式，美國不再顧忌，在人權之外，又將「政治自由」作為外交公開的對外要價。對中東阿拉伯世界，小布希除了依法反恐為由，打擊伊拉克，將獨裁者薩達姆送上審判台之外，又靠宣傳及威脅，迫使中東實現民主化；對中亞及原蘇聯地區，小布希靠鼓勵顏色革命來促使其進一步民主化，對俄羅斯的被認為破壞司法獨立的案件聲稱要進行制裁；在近期的對非洲債務的免除上，小布希的條件也是非洲對象國的民主化。小布希在二次就職演說中公開宣稱，美國人的使命是掃除地球每一角落的專制體制和獨裁者。　　布希時代的美國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義的活躍。新保守主義是一場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發動的保守主義運動，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黨，領導者是共和黨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義的主要人物組成了一個叫做PANC的組織，由現任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斯斐爾德以及評論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組成，這些人在多種場合對新保守主義外交做了闡述。這些闡述可以歸納為這樣一些觀點：　　1，美國由於其市場經濟的成功，以及在婦女解放、人權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絕對影響力的帝國；　　2，這個帝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他不同於過去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帝國，過去的帝國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從，獲得殖民地；而現在的美國帝國的目的，是給這些國家帶來民主與法治。　　3，美國政府應該繼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推行美國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充分發揮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蘇聯帝國，並給世界帶來了民主化。　　4，為確保美國的價值體系，並在世界上推行這個價值體系，美國應該時刻準備打一場小規模的局部戰爭，歷史證明，美國曾經進行的這些局部戰爭，如奪取菲律賓、出兵西伯利亞、出兵古巴、越南戰爭、波西尼亞戰爭、科索沃戰爭等等，都在確保了美國的價值體系起到了作用。　　5，在這些局部戰爭之後，還要考慮這些國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為確保這些戰爭對象國的民主建設，美國應該準備類似於二戰後援助歐洲建設的馬歇爾基金。　　新保守主義經常引用的保守主義政策成功的實例，是美國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戰後，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都是被美國摧毀後，美國的重建下成為獨立的繁榮的民主國家的。　　我們可以看出，伊拉克現在成了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實驗地。　　實際上，考察美國的外交史，就會發現，新保守主義闡述的外交政策，其實正是美國政府歷來一貫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在今天美國獨大的世界裡，這個政策得到了明確的無所顧忌的表述。　　關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擔任過國務卿、並對現代的美國外交也有著一定影響力的基辛格做了一個明了的概述，揭示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質。他在《外交》一書中說：　　「在舊世界維持和平的最為傳統的方法，是維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國蔑視力量平衡的概念，認為實力外交不道德。美國的國際秩序的標準是，民主主義、集團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決」。　　基辛格是猶太人，是美國的自由派人士，不屬於保守派，也不信仰基督教，是梅特涅實力均衡外的信奉者，是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的巨擘。基辛格在被尼克松拉入自己的團隊之前，一直是民主黨的熱心擁護者，是民主黨競選智囊，並參與過天主教徒肯尼迪的總統競選。基辛格對中國的態度一直友好，是中美建交的先驅者，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封鎖和制裁中國。在現在，他也在中美合作領域中很活躍，擁有一個專門的諮詢機構，從事中美交流。我們看到，即便是這樣一個世俗化的美國外交家和不拘意識形態的人物，也認為美國的外交的本質是意識形態，是「民主主義」。　　中國學者一致認為美國的外交是追逐利益的外交，把美國外交的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也理解為逐利行為，說全球的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利益。這樣的學者應該從基辛格的觀點中獲得啟示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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