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關鍵環節

劉明芝2012-12-14 15:16:33　　來源：《理論學刊》2012年4期【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重點內容，但要順利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關鍵環節，是推動中國社會發展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有力工具。毛澤東、鄧小平是最好的表率與典範，他們豐富的方法論思想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強有力依據。當今中國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必須通過正確的途徑，採取一定的方法，而精通馬克思主義、熟知中國文化、把握時代脈搏、深入調查研究、進行科學抽象思維等是最有效的方法。【關鍵詞】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關鍵環節當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已成為黨和國家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如何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這項工程的實施有許多重點，但首先任務是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筆者欲對此方面作一探討，一方面欲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使方法論思想推而廣之使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發揮有益作用，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發展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有力工具。一、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可忽視的中介環節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武器，是被無數實踐反覆證明了的科學理論。但作為通過抽象思維而形成的理論形態，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具體指導工作的立場、觀點、方法、措施相比，距離現實畢竟還是遠些間接些。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功能在實際中不教條不落空，與現實有機聯繫，那麼使其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就成為不可迴避的話題。可是，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深入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與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實際問題，總結中國的獨特經驗，形成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使之緊跟時代步伐，不斷吸收新的時代內容，科學回答時代課題。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用簡單質樸的語言講清楚，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說明白，使之更好地為廣大黨員和人民大眾所理解與接受。簡而言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科學回答時代課題、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說明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內涵與根本要求，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本質與生命力之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是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與馬克思主義自身生命力所在。但作為站得高看得遠、能指導實際而又不等同於實際、離社會生活似乎遠些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必須經過轉換或內化才能過渡到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就像一座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分別是橋的兩端，要使這兩端連接起來沒有橋或中間環節則是妄想的。既然如此，那麼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連接起來的「橋」或中間環節究竟是什麼？一句話，方法論。亦即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實質性地發揮作用，必須具體化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能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功能，是一個陳舊而現實中往往被忽略特別是被領導幹部忽略的問題。現實中出現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與否定，對馬克思主義的非難，均與我們的幹部及一些理論工作者在指導思想的貫徹上不願動腦筋深入思考，把具有深奧道理的馬克思主義簡單化、教條化所致。因此，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並將其轉換為實際工作中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科學方法，是理論工作者及領導幹部當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大問題，否則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就會丟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會偏離方向，馬克思主義就會遠離現實，在中國就會變得毫無價值。所以，筆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過程中，方法論的應用顯得尤為重要。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功能，使其更好地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首先必須說明白什麼是方法論。方法論是一個同馬克思主義哲學緊密聯繫的概念。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方法論與世界觀密切相關。一般地說，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麼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指導並最終決定著人們對方法論的選擇和方法論的研究。反過來，方法論又支持和影響一定的世界觀。方法論與世界觀固然密不可分，但仔細分析二者也是存在差異與區別。其差異與區別主要表現為：從研究對象上看，世界觀研究的對象是外部客體，方法論研究的對象是方法，它不僅要研究客體的規律，而且要研究客體對主體價值關係，研究主體實現自己的目的應當採取怎樣的方法。從表現形式上看，世界觀回答外部客體「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的問題，方法論則告訴人們「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從評判標準上看，世界觀評判的標準是真假對錯問題，方法論評判的標準則主要是適用或不適用。關於哲學上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緊密相聯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都曾作過許多精闢的論述。馬克思說：「新思潮的優點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見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1](P416)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P409)。列寧也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3](P311)在這裡，列寧所講的「認識工具」也就是指哲學的方法論功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精闢論述深刻地闡明了發揮哲學方法論功能的重要性，不過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具體地說明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轉化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種方法，他們的貢獻是在於提出了問題。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光輝典範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實現的客觀依據前人沒有做到的，後人不一定做不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由於條件所限提出了「方法論」問題，但只是學術上的提出，未能在實踐中結合實際展開具體的研究和闡述。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同的是，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及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一方面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應中國革命與建設之所需，急社會發展之所急，做到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成為把馬克思主義化為具體方法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光輝典範。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方法論思想內容是很豐富的。比較起來，二者既有共同性也有不同特色。其共同性主要表現在：第一，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一語出自於班固撰寫的《漢書·河間獻王劉德》，說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說的是一種治學的態度和實證的方法。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確立實事求是為黨的思想路線，給古老的實事求是範疇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進行了科學闡述，使「實事求是」從原有的治學態度上升為我黨的思想路線及基本的科學方法。在這一科學方法指導下，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的完全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勝利。鄧小平的一大理論貢獻是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其創新之處是把實事求是同解放思想聯繫在一起。鄧小平說過：「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4](P382)。「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5](P143)；「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4](P382)；「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4](P382)。在做人方面他也把實事求是作為堂堂正正做人的根本要求，指出「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干老實事，就是實事求是」[5](P45)。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偉大人格的生動體現。實事求是貫穿在他整個革命生涯和「三落三起」的人生經歷中。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可不是那種兩面派的人」，「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4](P209)。第二，辯證的思維方式。在思維方式上，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思維方式來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遇到的具體問題。分析和綜合是辯證思維的基本方法。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長期鬥爭中，毛澤東運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解決了許多基本的理論問題，為黨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十分強調並多次號召全黨要學習辯證法。他指出：「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6](P200－201)在整體與大局問題上，毛澤東常常以驚人的力量預見事物的變化發展過程，可以說政治預見貫穿了他的全部革命活動。毛澤東認為矛盾的特殊性是認識事物的基礎，把握事物的總體，要從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並提出了「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這一高度靈活機動的整體解決矛盾的總方法。鄧小平無愧於「辯證法大師」稱號。「照辯證法辦事」既是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形成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基本方法。他總是從當代世界、當代中國的大局、整體出發，把視角集中放在全局或戰略高度，從總體上研究和把握矛盾的統一體，真正從對立的兩極思維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他的預見不再帶有偏見，總是比較準確。如在建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過程中，鄧小平總是把對問題的認識和闡述與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緊密聯繫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系統來考慮。在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緊密聯繫起來，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是四化建設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證」。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他強調必須把黨的事業看作是一個整體，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第三，群眾路線。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鬥爭中，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不僅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理論觀點，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路線，貫穿於我黨的全部歷史之中，引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走向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鄧小平面對已經變化了的有別於毛澤東時期的歷史條件，在其執政時期對毛澤東創造的群眾路線作了重要發揮。他認為，群眾路線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統一，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黨的一切政策和工作的標準，是黨一切行動的價值取向。他要求各級領導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黨的宗旨，一切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鄧小平總是尊重實踐權威，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熱情鼓勵群眾「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善於及時概括和總結群眾的經驗和創造。這突出地表現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鄉鎮企業的崛起、深圳特區的試驗、市場經濟的探索等方面。第四，獨立自主。獨立自主的原則和方法是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提出來的。獨立、自立和自主是構成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三要素。所謂獨立性，就是堅持自己的獨立存在，根據自己方面所特有的情況和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和獨立地活動，不受他方、外界的支配。自立，就是自力更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辦事。自主，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此，毛澤東有一系列論述。鄧小平雖然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但他與毛澤東一樣，也同樣強調「走自己的路」和獨立自主。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4](P2－3)走自己的路，是鄧小平對獨立自主原則的另一種表達形式，其內涵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這就是說，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出發考慮問題。二是中國的事情「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中國人民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體，社會主義事業是群眾自己的事業。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集中群眾的智慧。三是獨立思考，走自己的道路。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特點，決定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必須獨立思考，走自己的道路。從中國特點出發，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是鄧小平思想方法論的主體性原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第五，矛盾分析法。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對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理論和矛盾分析方法作出了創造性發展。毛澤東的《矛盾論》作為他的唯物辯證法的代表作，集中體現了他對矛盾分析理論和矛盾分析方法的獨創性，是中國特色矛盾分析方法創立的標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矛盾分析理論實質即矛盾特殊性理論，它是將矛盾分析作為一種理論，作為一種指導思想，轉換為一種可操作的方法。毛澤東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所作出的一個傑出的貢獻，就在於在空前未有的規模上和廣度深度上，將辯證法原理轉換為一系列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由理論形態轉化為實際形態，變成廣大幹部群眾手中銳利的哲學武器。這些方法主要包括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兩分法」、「結合法」、「彈鋼琴」、「胸中有數」等方法。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立者，在思維和實踐中又對毛澤東創立的中國特色矛盾分析方法予以繼承和發展，同樣顯示了其創造性的理論品格。鄧小平的創造概括起來表現為：在運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關係原理方面，成功地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在矛盾發展不平衡性原理方面，準確地把握住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設計出「一個中心」的最佳總思路，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與「轉軌」；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方面，提出以全面、系統的改革解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思想；在矛盾同一性和鬥爭性關係原理方面，更多地強調和注重從對立中求同一，創造性地解決了人民利益關係可協調性、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矛盾可結合性、資本主義文明可借鑒吸收性和「一國兩制」性的祖國統一等諸多歷史性難題；在重點論和兩點論統一原理方面，創造性提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鄧小平理論方法論中所凝聚的矛盾分析即對立統一思想，突出地體現在「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的辯證統一、「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的辯證統一以及「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中。在《鄧小平文選》中，經常出現「關鍵」、「核心」、「最主要」、「最根本」等充滿強烈色彩的限定詞，這充分反映了鄧小平十分善於將事物間或事物內部主要矛盾或問題的主要方面顯露出來加以強調，形成指導和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的科學方法。例如，他把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位」工作、「關鍵問題」確定為「黨政分開」，使黨擺脫行政事務工作，集中精力解決事關全局的方針政策問題；在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問題上，突出了對青年一代進行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次提出「首先」、「特別」、「尤其」教育好我們下一代下兩代，把教育人的問題與中華民族的未來、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緊緊聯繫起來。另外，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剛恢復工作，就自告奮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認為實現四化建設，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始終把科技教育作為現代化建設帶來的「關鍵」來強調。這些重要思想，不僅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合乎邏輯地展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正確指導社會實踐產生了重要的效應。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鄧小平的辯證法思維方式雖然繼承了前人，又不拘泥於前人，有著自身鮮明的個性特徵。第六，調查研究。毛澤東是在我們黨內大力倡導調查研究的傑出代表。毛澤東說：「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做了許多調查。」[7](P21)又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8](P109)，「調查就是解決問題」[8](P110)，「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8](P112)。在這裡，毛澤東把調查研究問題提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來考查，明確指出調查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發展，對無產階級政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在調查研究方面，毛澤東不僅以身作則親自搞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實踐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而且還在調查研究理論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本本主義》、《〈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等，是其理論貢獻的代表作。對此，鄧小平同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毛澤東同志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於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只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切只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繫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5](P114－115)鄧小平同志不僅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他非常尊重毛澤東同志關於調查研究的意見，十分重視調查研究，一直強調要把調查研究作為領導工作和領導者決策的前提條件和首要問題。當解放後一些幹部不再認真堅持調查研究，滋長了官僚主義作風的時候，鄧小平同志於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不重視調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實情況的領導幹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1962年2月，鄧小平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指出不注意調查研究的危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經常深入到全國各地視察，親自開展調查研究，指導工作，為各級領導作出了榜樣。他非常強調領導者特別是主要領導者要深入到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第一線，在實踐中發現典型，總結基層和群眾創造的好經驗，諸如「摸著石頭過河」、「拿事實來說話」，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明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三個有利於」標準，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擴大對外開放區域等抓典型工作等都是與調查研究密切相關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調查研究的結果。關於毛澤東、鄧小平的方法論思想，我們擇其上述幾個共同方面進行了論述，但還有許多特別是在各具特色的方面未加闡明。所述內容只是想說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可以而且完全能夠做到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只不過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實現是個複雜的問題，不是僅憑喊幾句口號就能簡單完成。對此，我們要以毛澤東、鄧小平為光輝典範，在思想內容、實踐、語言上進行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效地將其理論過渡到方法論。三、精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轉化為方法論與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主要途徑前已所述，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轉化為普通大眾所能接受的具體方法，而且這個轉化需要下很大氣力才可以實現，只有像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偉人才能做到。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就對「轉化」動搖甚至放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毋庸置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探索、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都證明了這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生吞活剝，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化為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並用以指導實際的自覺行動，在當代，也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現時代能擔當起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化為具體方法的任務，除了政治家、思想家以外，一般地就是理論工作者及主要領導幹部。深入考察毛澤東、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因便會發現，馬克思主義轉化為方法論的主要途徑或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不可缺少。一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指導實踐並給實踐帶來一定效益，但是如果對理論本身或者對其精神實質把握不好，則其指導實踐就會有誤。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就要讀懂馬克思主義，精通馬克思主義。所謂讀懂馬克思主義，就是要認真領會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來源、發展與作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學習中，還要結合實際，融會貫通，那種死記硬背的教條式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是不可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大精深，下工夫研究方法不得當都未必能理解好，對其一知半解式還要與現實結合更不可能。二是諳熟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一個浩瀚的海洋，傳統的、現代的、當代的，是擷之不盡的思想寶庫。甭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非中國土壤里產生的西方理論，即使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是基於中國不同時期的背景、條件而產生的，亦即是說無論「西馬」還是「中馬」要指導現實與現實結合都存在一個轉換問題。要轉換好，除了要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外，還要學習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即中國文化。現在學習外語與外國文化是一種時尚，許多人認為不學外語不學西方的東西就不上檔次，就低人一等。誠然，我們現在發展必須要有世界眼光與世界胸懷，不會外語不了解西方文化就無法進行國際交流，就無法拓寬自己的學術視野。但是學習西方並不是要忘掉自己民族自己國家的文化。作為一個中國人，只有把自己的文化學好了，才能底氣足。中國在世界地位的提高，漢語在世界的普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由於中國的強大，許多西方人對中國文化中國模式感興趣，「中國熱」是目前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己的語言都說不好，自己的文化不了解，既立不起來也會被外國人嘲笑。所以，中國人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除了要精通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這粒種子到底怎樣才能在中國發芽外，更為重要的是要讀懂自己的文化即中國文化，把自己的中國文化底蘊即土壤培育好。種子只有撒到肥沃的土壤里才能生長、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是如此。毛澤東、鄧小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楷模，原因在於他們對中國文化精通了解，從而在解釋、運用、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時運用了中國語言，使馬克思主義理論變得通俗易懂，為中國的老百姓喜聞樂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動搖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是共同的，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問題上，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的是他更能緊密結合中國國情，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三是把握時代脈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當代中國的前途命運同世界的前途命運日益聯繫在一起，如果我們對世界發展大勢認識不清，甚至茫然無知，我們的事業就難以有新的開拓。同時，作為世界性學說的馬克思主義，其本身也是放眼全球的，它只有把握時代脈搏，與世界緊密結合，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中國，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贏得比資本主義更大的發展優勢，必須牢牢把握髮展的主動權，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這就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特別是領導幹部，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光觀察世界，多掌握一些國際問題的基本知識，多了解一些國際社會的基本情況，正確把握時代發展的趨勢，不斷增強各項工作的戰略性與前瞻性，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實現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息。四是深入調查研究。前有所述，馬克思主義是橋的一端，客觀實際是橋的另一端，橋的兩端要打通，必須彼此走近交流。精通馬克思主義、諳熟中國文化、與時代緊密結合，只是為馬克思主義化為方法論指導具體實踐奠定了一定基礎。馬克思主義要能夠指導實際，給實際生活帶來利益，必須深入到實際生活，了解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活動，採擷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語言，把人民群眾的活動需求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有機地銜接起來。只有深入生活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虛心向群眾請教，馬克思主義才能有價值，實現其最終目的。馬克思主義來源於實踐又能夠指導實踐，但它是來源於和指導歐洲的實踐及不同背景下的實踐，實踐背景發生變化，實踐內容發生改變，作為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的理論工作者及領導幹部，要及時深入社會生活，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五是進行科學抽象思維。用馬克思主義及中國文化武裝頭腦，把握了時代，走近生活，但並不等於就獲得了方法論。它們只是為方法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礎。要使理論化為方法，必須進行認真的思考，進行抽象的思維活動，考慮怎樣在語言與行動上把具有西方特色、史味濃厚、理論性強的馬克思主義表現得具有中國性、時代感、大眾化，為中國現實及大眾百姓所接納，然後化為自己的行動。必須指出，思維活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把馬克思主義化為方法論，用恰當的語言加以表達，要付出艱辛的思考與勞動。馬克思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9](P26)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形成也是如此。總之，在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它的完成需要採取正確有效的方式方法。要想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將其轉化為方法論效果會更佳。要運用方法論並推進方法論的研究，除了必須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外還必須做更多的工作，花費更大的氣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相互促進與共同發展。【參考文獻】[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作者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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