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志文稿】山西曆代書法大系?金石編序

07-19

編者按：2003年，殷憲先生榮休，重題齋號：持志齋。取自《孟子》，意在勵志。從退下來的第一天起，先生便開始全身心地研究和創作，臨帖、抄書、拓碑、實地考察、深夜撰文……

藝術上的赤子之心帶給殷先生的卻是積勞成疾和匆匆別過。這篇文章是2015年7月下旬殷先生在天津住院期間忍著病痛的折磨寫就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撰寫的最後一篇關於書法的長文。一年過去了，把這篇文章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標點，也許依然是對先生的懷念，對藝術生命的一種敬畏吧。

山西曆代書法大系?金石編序

文/殷憲

得知山西省要編輯出版歷代書法大系，我喜不自勝。三晉出版社張繼紅社長和書界老領導文化學者林鵬先生要我把金石編的分主編擔當起來，我自樂於領受。這些年，我在金石、書學和北魏歷史方面多所涉足，也寫了一些東西。但是，我的關注點主要在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尤其是大同亦即秦漢以後的平城作為拓跋代的南都和代魏國都的二百年。

三晉、山西，作為華夏民族的重要發祥地，文化積澱既多且厚。襄汾的陶寺遺址，業已被認定為古史上堯舜時代的邦國之都，中華五千年文明和「中國」之稱，從這裡找到了肇始點，而那件扁壺上的朱書文字，也使殷商契文有了承接的源頭。

殷墟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陽，戰國時期屬於三晉之地，但不知何故，迄聖今日在黃河以北的山西大地尚未發現殷商甲骨。倒是有刻字的西周甲骨，一九五四年在山西洪洞縣坊堆發現了，這在國內還是首次。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曲沃、翼城的曲村—天馬遺址清理了八座晉侯墓，多有帶銘銅器出土。據吉林大學李曉峰的碩士論文，存世晉侯墓帶銘器已見81種。其中包括藏於本省的數十件，也包括發掘前流出並藏於上海博物館及國外的的數十件。2015年6月又一件鑄有「晉伯作厥啻宗寶彝其萬年永用」銘文的晉伯卣從國外歸藏上博。1992年在8號晉侯墓即獻侯墓中清理出兩枚精美的帶銘銅鐘，這便是有名的晉侯穌鍾。這組編鐘共有兩堵16枚, 計有銘文355字,記下了周厲王三十三年晉侯穌率兵隨王巡省東土並接受王命討伐夙夷立功受賞之事。除此2枚外,其餘14枚早已被盜流失，成了上海博物館約館藏重器。此外在長治等地也出土過兩周的有銘青銅器。

迨至春秋之末，在山西這方土地上留下的文字遺迹莫過於侯馬盟書了。侯馬盟書是1965年冬在侯馬的晉都新田遺址發現的，出土的5000餘件石片、石圭、玉片等，其上均有書而未刻的硃色盟辭。張頷先生從可以辨識的有600餘件，讀出了趙鞅主政的晉國新田時期晉國卿、大夫階層的鬥爭和重組情況，盟書大致可分為宗盟類、納室類、委質類、詛咒類、卜筮類、其它類等六個類別，目的在於適應形勢，施行新制，統一步調，維繫共盟的團結。殷商的甲骨是先書後刻，侯馬盟書則是書而不刻。這便成了有史以來最早的用毛筆書寫的書法真跡，也成了其時與青銅刻鑄文字並駕齊驅的一種載文形式。盟書形體古雅、變化多端、結字奇詭、線條屈曲、姿態靈動，真實地反映了與那個禮崩樂壞、亂象叢生的特殊歷史時期相對應的文化現象，也添補了這一歷史轉折時期我國書法史上的一個空白。

戰國是石鼓文的時代，洎於秦代，記功記事刻石轉多、詔版權量文字興起。然而自秦至於西漢，保存典籍主要還是藉助簡牘。這一時段各種材質的文字資料在我省所見甚少。東漢漢隸書石之風大興，兩山間的汾澮流域自是碑石林立。光緒版《山西通志金石記》，列出了十五種漢碑的名稱，實際上其中多數當時已經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了。有幸至今猶存的只有1976年出於臨猗縣翟村的一截建寧六年(168年)的殘石，碑主是西漢成帝時的丞相翟方進，此碑應為東漢時重葬時所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芮城縣中條山二十嶺修築解陌公路時，在劈下的亂石中發現了一塊刻有「漢大陽檀道界君位至三公」的界石。這是一塊頗有價值的漢碣，與《魏書》「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水經注》關於溫泉宮東南「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功用相同。前些年，我從坊間看到大半截漢碑的手機照片，說是出自朔州，碑主是一位代相，於今不知所在。其後不久，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城東的「耳侯圪瘩」遺址發現一枚沙石柱礎，上有「漢故右扶風」五字，顯然是鑿毀漢碑製成這處石構寺院的柱礎。這處遺址應是北魏王遇的祇洹舍故地，可見在王遇的時代同樣是不把前朝的遺物當回事。

由於漢末曹操碑禁森嚴，所以在我省各地三國時所立碑碣亦不多見。六年前在晉城市山裡泉景區的山崖高處，發現一處三國正始五年(244年)的摩崖刻石，記下了幾位築路官員率領師匠兵徒千餘人「通治步道，作徧橋閣，鑿開石門」之事。無論事件本身還是其書法藝術都可與漢中褒斜道的「石門頌」、「石門銘」，雅安的「何公嚴道銘」相?美。迄於兩晉碑禁猶存，立於定襄縣居士山的《監并州諸軍事碑》，民國以來被視為北魏爾朱榮碑。2008年我在《文史》撰文，斷為曹魏明帝曹?青龍元年(233年)物，覺得碑主是秀容人驍騎將軍秦朗。偶讀清末柯昌熾的《語石》，才知出了大錯。此監軍原來是西晉的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時間是咸寧二年(276年)二月，比青龍元年晚了五十年。《晉書?世祖武帝紀》有「二月丙戌……并州虜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同書《胡奮傳》有「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頓軍硜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這些都講得明明白白，自己卻在那裡胡揣亂摸一氣，謬種流傳，著實該打。定襄縣居士山的《監并州諸軍事碑》，刻在海拔1436米的山頂上，碑面高290厘米，寬128厘米，碑文為隸書，字徑4厘米，21行，凡1500餘言，可識千字左右。真可謂洋洋大觀了。

東晉十六國，迄於北朝，銘刻書從以隸書上石變成了以楷隸、隸楷和楷書上石。《代王猗盧碑也》殘石，刻於公元316年，還是西晉時期，其書風已多楷意。東晉後期在南朝出土的諸多王氏家族磚石墓誌，都是與當時鍾繇、二王筆下的隸、真、行、草截然不同的楷隸面目。北魏平城早期的志石也差不多是這種書風，只是波磔漸少方筆漸多而已。康有為「書品」一節，評出神品四種，分別是《中嶽嵩高靈廟碑陰》、《暉福寺碑》、《瘞鶴銘》和《石門銘》。就中北魏平城時期二種，洛陽時期一種，南朝也只有一種。北魏早期的書法藝術水平之曲高和寡可見一斑。「靈廟碑」是平城時期由朝廷外遣官員匠人和施工隊伍建造的，「暉福寺碑」是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二聖」的寵臣在其家鄉捨出宅第為帝後造塔立碑祈福求壽，實際上也是官方性質的。二碑書寫水平之高也證明了這一點。

北魏早期的碑石銘志，主要集中於平城及其左近的京畿地區。名碑名碣可數出文成帝《南巡之頌》、《司馬金龍墓表》《墓銘》、《韓弩真妻王億變碑》、《曹天度塔銘》、《雲岡石窟五十四人造像題記》等等。及至洛陽時期，就不僅是大同的《拓跋忠墓誌》、《元淑墓誌》、《封和突墓誌》和《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了。《霍揚碑》在臨猗，《曹恪碑》在運城，《程哲碑》在長治，《斛律轍碑》在晉祠姚村之間。《張玄墓誌》出自蒲坂即永濟，《劉懿墓誌》見於忻州九原岡，《婁?墓誌》《虞弘墓誌》出於晉源區。佛教寺院題刻更多，如交城石壁寺的延昌年間題記，長治市羊頭山的北魏太和十年至二十年（486－496）的九石窟群及造像題記等。而平定縣北齊的《李清報德碑》，不僅規模宏大，其剛健方勁的風骨也為歷來論者所稱道。

進入隋唐，碑銘志石星佈於三晉大地。出自朔州梵王寺村現藏雲岡石窟的《張謨墓誌》，雖為北齊物，但卻成於武平七年(576)齊亡之際，距隋立只有五年。其書風頗類東魏名刻《敬使君碑》，疑出同一書家之手，值得引起重視。近年出於「廓州」「廓城」，藏於大同西京文化博物館的隋開皇九年(589年)《王慈墓誌》，其書風質樸蒼古、窮極幽妙，是一件很有特色的中古墓誌。山西全省存世的唐代碑刻，行書以貞觀二十年的御書《晉祠之銘並序》獨佔鰲頭，行楷以交城石壁寺房嶙妻高氏所書《鐵彌勒像頌並序》最為精美，篆書以新絳縣龍興寺的《碧落碑》最具古意，楷書則有榆次市的《李光進碑》、《李光顏碑》，此為「三李碑」中尚存的二種。唐代墓誌近年寓目日多，所見不乏精品。長治、高平的唐志既多且佳，新近汾陽印了一個唐代墓誌的本子，幾乎件件都好。這些都將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宋遼金元三百年，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個書家輩出，各種書風異彩紛呈的時期。在山西各地遺存著為數不少的名人名刻。譬如，宋代有萬榮縣后土祠秋風樓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御書《汾陰二聖配饗之銘》；有夏縣司馬光墓宋哲宗篆額、蘇東坡書丹的《司馬溫國公神道碑》。金代有大同善化寺朱弁撰文、孔固書丹的《重修大普恩寺碑》；有大同華嚴寺金大定二年(1162年)的《大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教記》。元代存世碑石數量要更多一些，著名的如稷山縣元統元年(1333年)皇帝詔命翰林學士虞集撰文並書丹的《姚天福神道碑》，有元大德三年(1299年)集賢殿學士劉因撰文並書丹的渾源《孫公亮先塋碑銘》，等等。

傅山在中國近代書法史上是一座山，一座仰之彌高的大山。在明末清初王朝更迭之際，他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了書學復興的重任。他的人品、書品都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現在傅山的研究熙熙攘攘，書畫集出得紛紛揚揚，但總覺膚淺了些，粗疏了些。譬如，傅山的銘石書跡遍布汾晉之域，竊以為對這部分遺迹搜集整理的工夫還嫌不夠。這些年大家出書是不是有點重墨跡輕銘刻呢？如果我們將傅山的存世碑銘，包括本省的、外地的、國內的、國外的，廣泛而認真地收羅汰選，精選一冊，以新的面目面對受眾，必然會大有益於中華文化、中國書法的傳承和復興。

由於學力、眼界所限，過去對全省各地的金石碑銘關注不夠，似知非知，今日忽地要四下環顧，談碑說銘，肯定會有許多不妥之處，遺珠棄璧之憾更不會少。好在書要一冊一冊出，問題也會一個一個解決。

拉拉雜雜，寫來無緒，如果細心的讀者能夠從這紙無緒之序中摸摩出一條數千年三晉文化的文脈，我和我的幾位年輕朋友做好這件事就會「信心滿滿」了。

二零一五年大暑於天津病塌上

殷憲，山西太原人，1943年1月出生。曾任大同市新榮區得勝五七中學教師、黨支部書記，得勝公社黨委副書記，新榮區委辦公室副主任，大同市委秘書處副處長，大同市委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雲中大學、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大同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等職。

生前致力於北魏平城書跡及平城京畿地理研究，為四屆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書協藝術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山西省詩詞學會副會長，山西省楹聯藝術家學會副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七、八屆副會長，九屆至十一屆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主編，山西文史館館員，山西省首位書法蘭亭獎理論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