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對清末政治的影響

就中國而言，２０世紀初發生的日俄戰爭似乎是一場局外戰爭。其實不然，這場戰爭與中國休戚相關。首先，戰爭是因日俄兩國在滿洲利益發生衝突而引發的；其次，戰爭是在滿洲及其臨海進行的；再次，滿洲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帶有日俄兩國利益妥協的痕迹。因此，日俄戰爭對中國及其社會的影響頗具歷史意義。一、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確保了在滿洲的主權地位，裁撤將軍，建立行省，這些舉措的實施與日俄戰爭及其影響密切相關。滿洲是清朝愛新覺羅氏發祥之地，清朝初期的行政設置完全不同於關內各省。時設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隸諸盛京統部之下」(1)。盛京「盡仿明留都制」(2)，設戶、禮、兵、刑、工五部（其餘各官俱由京師銓選，故未置吏部）。五部而外，又有盛京將軍，下設奉天、錦州兩府，專行盛京軍政事務。吉林、黑龍江為邊地，其設置較簡略，各設一將軍，總理其領地事務。滿洲實行將軍制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日俄戰爭結束，才得到了改變。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清政府在滿洲的主權地位岌岌可危。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被迫允諾割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國聯合法、德加以干預；清政府付出三千萬兩白銀的代價贖回遼東半島的主權，此事件史稱「三國干涉還遼」。這一事件的發生加深了日俄之間的矛盾，《清鑒綱目》稱「日於迫還遼東之舉銜俄特甚」(3)。此後，俄國便以功臣自居，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取得在滿洲修築鐵路、開發礦產等特權，把滿洲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俄國更趁機舉兵侵佔滿洲，製造「海蘭泡」慘案，滿洲主權「幾乎崐全歸俄人掌握」(4)。俄國人獨佔滿洲的狀況引起各國的不滿，日本尤為強烈。在各國強大壓力之下，中俄簽訂《交還滿洲條約》，約定俄在十月內分三期撤兵。條約鑒訂後，俄人「不肯踐撤兵之約」，日人「知戰事不可免」(5)，遂加緊作戰準備。１９０４年２月，日俄戰爭爆發。日俄兩國在滿洲及其附近海域開戰，使得清政府在滿洲的主權地位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清政府對滿洲問題的解決頗為關注。日俄開戰前，督撫丁振鐸、林紹年致電樞垣，對形勢作出分析：若俄勝，「中國困將不堪」；日勝，「中國亦被侵削」；且「俄日即和，而東三省不得主權，亦從此無以立國」。(6)所以請求清政府速變法以挽危局。及聞日俄兩國議和，清政府諭令督撫諸大臣就日俄議崐和中國應如何因應各抒己見。諭曰：「日俄兩國已有和意，聞有在華盛頓直接崐開議之說。中國現在應如何因應及將來接收東三省，應如何善後辦法，著該大崐臣等悉心籌劃，各抒所見。密行電奏。」(7)經過反覆權衡後，清政府就日俄議和發表聲明：日俄議和諸條款，「倘若有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8)。日俄議和，簽訂《朴次茅斯和約》，規定：「彼此撤退滿洲之兵，將滿洲交還中國。」(9)《朴次茅斯和約》確認了清政府在滿洲的主權地位，但在日俄戰爭後清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邊地未可輕視，於是在滿洲「增置府廳州縣，建立行省」(10)。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月，清政府詔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而在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以資控御。詔令指出，東三省吏治因循守舊，民生困苦，極應認真整頓，以除積弊。詔令責成：「盛京將軍改為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隨時分駐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缺，以資治理......徐世昌著補授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並授為欽差大臣。奉天巡撫著唐紹儀補授，朱寶琦署理吉林巡撫，段芝貴著賞給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及用副委任,其應如何分設職司之處，著該督等妥議具奏。」(11)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遵議東三省官制，上書朝廷：擬各建行省公署，以總督為長官，巡撫為次官；設二廳，曰承宣、諮議，以左右參贊領之；設七司，曰交涉、旗務、民政、提學、度支、勸業、蒙務，以司使領之；另設督練處，以擴軍政；設提法使，以理刑法。光緒帝對此議頗為重視，在奏摺上批文曰「從之」(12)。至此，將軍制在滿洲銷聲匿跡。代之，清政府在滿洲建立完備的行省機制。與前期相比，中央政府對東三省的控制得到加強，有效地確保了清政府在東三省的統治。誠然，將軍制的廢除，行省制的建立，滿洲的特殊地位隨之喪失，中央政府對滿洲的行政控制得到加強，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舉措與日俄兩國滲透滿洲的意向頗有關聯。《朴次茅斯和約》規定：滿洲雖交還中國，但中國應開放滿洲門戶。因此，東三省的改設，既是清統治者確保滿洲主權和加強對滿洲有效統治的考慮，也是他們適應日俄和議要求的舉措。在列強橫行的時代條件下，由於自身的國力單薄，清政府有不得不扮演悲劇角色的無奈。「弱國無外交」的教訓是沉痛的。二、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實施預備立憲。這意味著清統治者不得不承認君主專制的落後性，開始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變。促進其轉變的因素很多，日俄戰爭結局的影響是其轉變的外在因素。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戰爭，立憲的東洋小國打敗了專制的中華帝國；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實行立憲的日本又打敗了專制的沙皇俄國。這兩個事件絕不是歷史的巧合，有心的中國人開始考慮中國是否有必要也實行立憲。1904年日俄兩國宣戰不久，《中外日報》即撰文稱「以日俄之勝負為吾國政體之從違，則不為俄國之專制，必為日本之立憲」(13)。迨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以區區三島戰勝強俄，一時公論多歸功於立憲，「專制不如立憲之說」(14)遂騰佈於萬國。《立憲紀聞》對當時輿論界的反映也作了如實地記載：「及甲辰日俄戰起，識者咸為說曰，此戰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自海陸交綏，而日無不勝，俄無不敗，於是我國人民乃群起而為立憲之爭，吾國士夫亦恍然知專制昏亂之國家不足容於甘祀清明之世界，於是立憲之議，主者漸多。」(15)清政府內部官僚在立憲問題上也頗有微議。駐法公使孫寶琦、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紛紛上書朝廷，奏請立憲。清政府迫於「時局危艱，百端待理」，決定力圖變法，銳意振興，「起衰弱而救顛危」。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朝廷諭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等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政治：簡令他們「隨時取諮，悉心提察，用備甄采」，以期「擇其善而從之」(16)同年，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奏明朝廷：立憲可「安宇內，御外辱，固邦基，而保人民」；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利於庶官者」；並以強俄「激動於東方戰敗」，不得不立憲為例，奏請朝廷以五年為期改行立憲政體。(17)經過反覆權衡利弊，精心考慮得失，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戊申，清廷發布《仿行憲政諭旨》。諭旨分析了世界政治發展趨勢和中國的政治現狀，指出：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朝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受患迫切。故要廣求知識，更訂法制，上「承祖宗締造之心」，下「慰臣庶賓士之心」。諭旨分析：中國國勢之所以不振在於「上下相暌，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政通人和國家富強在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同，搏采眾長」。諭旨宣布以「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為原則，仿行憲政。人們在法律範圍之內，對於國家大事有建言之權，此即「庶政公諸輿論」。輿論是否正當，建議是否可行，均要聽從朝廷裁決，即「大權統於朝廷」。在堅持此原則之下，清政府從官制入手「廓清積弊，改革官制」，以後次第更張，整頓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並許諾迨數年後規模初具，「養成立憲國民資格」(18)，才正式宣布實施憲政。《仿行憲政諭旨》發表，標誌著清政府「預備立憲」開場。儘管清政府只把實行君主立憲政體作為一種預備，但是其被作為一項國策確定下來，這本身就意味著清統治者開始承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必須加以改革。這對於一向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封建統治階級來說，當然是極其不情願的。但是他們提出的「庶政公諸輿論」在一定程度上為人民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合法依據，他們在預備立憲過程中改革官制、設立資政院和咨議局，推行地方自治等，也為一部分資產階級擠進統治機構參與政權打開了大門。因此預備立憲的實施實際上表明了清政府在統治方式上不得不承認君主專制制度的落後性，開始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變。儘管這種轉變是極不情願的，但在我國的政治制度民主化道路上卻算是邁出了新的一步。清政府預備立憲的積極意義不容抹殺。當然不可否認，清政府在預備立憲中仍竭力維護封建君主的特權，儘可能地保持專制制度的基本原則並且其立憲動機也不乏緩和階級矛盾取締革命的反動性。所以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虛偽性和欺騙性也是昭然若揭的。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工作者對清末的預備立憲應有全面的客觀的公正的評價。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清末預備立憲的發生當然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立憲派（包括主張立憲的資產階級代表子和官僚統治階級代表分子）力量發展壯大的必然結果。這是清末預備立憲的內因，是第一位的。但是，日俄戰爭給予國內立憲派和統治當局以極大震動，則加速了預備立憲的實施和進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本文正是立足於外因，即立足於日俄戰爭給予清末政治的影響來理清清末政治的歷史發展脈絡的

三、外交上，清政府迫於日俄戰爭後兩國壟斷控制「滿洲」的局勢，在東北的政策由「聯日抗俄」轉為引入歐美勢力以制日俄。應該說，清政府對日俄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戰時雖言中立，卻崐懷日本打敗俄國乘機收復東三省之希望。當權派張之洞之流也認為「日本在東方得權利，皆勝於俄人甚」，因此，他提出戰後因應時局的主張是「結近援御遠患」，採取「聯日抗俄」(19)。在這一政策下，清政府不僅對踐踏中國主權，將沙俄以前從「南滿」所掠奪的權益私相授與日本的《朴茨茅斯條約》忍氣吞聲，並於1905年12月22日，同日本簽訂了《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將上一條約中日本所攫取的南滿的權益合法化，而且，進一步極大地擴大了其在東北的權益，使日本在南滿有了不爭的霸主地位。但是，清政府的討好和犧牲並沒有換來日本的一點點憐憫與同情，反而鼓勵了日本關起東北大門，肆無忌憚地進行瘋狂掠奪。東北在日、俄的南、北分據和各自的壟斷控制下，情形比戰前更為險惡。意識到日本有永遠割佔南滿野心的清政府，為了避免這塊自己的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20)被日本吞併，採納了兩江總督魏光燾、兩廣總督岑春煊與盛宣懷提出的「與其權利讓一國獨佔必致防礙自主，不若利益讓各國公共，可以永保自主」(21)的建議，引歐美列強入東北，互相牽制以保主權。此時，美英等國勢力也正想方設法打入東北，實現利益均沾。這樣，引歐美勢力以制日俄的政策應運而生。1905年９月，清政府下令開放東三省，予列強「廠棧路礦各項利益」，各國「利益均沾」。但是，由於這一政策極大地威脅了日、俄分別在南、北滿的壟斷控制權而遭到兩國的堅決抵抗與蠻橫阻撓，清政府雖先後進行了四次努力，欲引歐美勢力共同打開東北局面，但終未成功。第一次是1907年，清政府計劃引美、英資金修建由新民屯經法庫門、洮南以齊齊哈爾的新法鐵路。事為日本獲悉，幾次照會清政府，以此線與南滿路「平行」有損日本利益為借口，提出抗議。英國雖有心在東北發展，但為維護與日同盟，只好望而卻步。第二次是1908年11月，清政府派唐紹儀赴美，接洽開發東北的借款，並探求中、美、德建立同盟以抗衡英、日、俄等國的可能性。日本唯恐中美結盟成功，訓令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在唐紹儀抵達美國之前，搶先與美國國務卿羅脫換文，達成妥協，以日本承認美國對菲律賓等太平洋島嶼的統治和日本向美國作出維護在華機會均等的空頭保證，換回了美國默認中國東北的「現狀」，表示不支持中國反對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擴張。中美借款交涉也就此中止。在新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厚積洋債，俾外款內輸，陰作牽制之計」(22)的思想指導下，清政府有了第三次引資計劃。1909年10月，清政府與美英草擬合同，準備由美國銀行團投資，英國保齡公司承造，共同修建一條與南滿路不平行的錦(州)瑗(琿)鐵路。為了組織國際力量與即將展開抵制的日俄抗衡，美國向英、法、德等國發出倡議，貸款給中國以贖回滿洲鐵路，打破日俄對滿洲的壟斷控制。結果引起日俄的聯合反對。日俄一方面同時復照美國，正式拒絕滿洲鐵路「中立化」方案，另一方面，又以欲將蒙古變成第二個滿洲相要恫嚇清政府。此時，英、法，不願為了在東北一隅的小利益開罪日俄而撤出計劃，錦瑗路計劃也終成泡影。第四次是1910年，清政府擬向歐美列強大勢舉債，以設立實業銀行及移民、開礦等，發展東北經濟，增強實力。在與美國簽訂了5萬美元借款後，次年又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簽訂《幣制實業借款合同》，除貸款1千萬英鎊外，合同還規定了四國銀行團在東北享有投資的壟斷權。這立即遭到日俄的激烈反對，要求刪除這一條。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引外資的計劃隨之破產。雖然從結果來看，清政府引歐美資本入東北以制日俄的外交策略竟是一無所獲；從性質來看，它也是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產物，但是在當時的情形下，引歐美勢力入東北是清政府「保全」東北在形式上享有「主權」的嘗試。首先，從清政府來講，土崩瓦解前的清廷國力衰微，「兵力財力均不及人，外交之道仗筆舌與人折衝已屬下策。然利在直接，我則利在牽制」。(23)雖然它會造成列強共管、共同掠奪的複雜局面，但列強們畢竟相互牽制，確保東北的「自主」，使之不至於淪為某一國的囊中之物。這是清政府實行此外交策略的宗旨。其次，日本欲吞併南滿的野心日益膨脹。1906年，日本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壟斷控制南滿路，旋又將遼東半島租借地改為關東州，設立「關東都督府」，實行軍政統治。1909年，日本又提出所謂「間島」問題，要索吉林所屬延邊一帶的中國固有領土。無力保全東北的清政府求助於歐美不失為一條出路。而且後來日俄竭力阻止歐美進入東北的事實也正說明其深諳清政府引歐美將對其壟斷控制東北所起的抵製作用。再次，從東北的開發開放來講，以「大宗洋貨銷售」為主的歐美勢力在東北的發展客觀上也會刺激東北的發展。所以，我們在指出這一外交政策的局限性的同時，還應將之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具體情形下去考察。在兩害必居其一時，擇其輕者而從之乃是明智之舉。總之，日俄戰爭這場因瓜分東北而引發的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和深刻的影響。它在引發了中國各個階層、各個集團對中國前途的探索之時，也迫使清廷為了保全河山在政治和外交上採取了對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