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評論：儒家改造與伊斯蘭教的關係（上）

藍星之巔811922014/9/3 14:45:340606收藏導讀：原地址 《你沒看透的西遊記》繼續連載中，在前兩天寫過一篇《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大多數戰友看懂了，很讚賞，但也有一些戰友質疑，希望有進一步考證。所以，最新微信再次對相關的異議點進行了闡釋、推導和論證。最新一篇是《儒家改造與伊斯蘭教的關係——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的再推導與論證》。 有戰友善意發來微信提醒說：這類文章出力不討好，曲高和寡，何必這麼費神寫呢？不如多寫一些時事類文章。占豪想說的是，最早占豪博客是寫股票，後來寫時事、文化，都有不同的讀者。最初寫博客本身也不是為了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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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改造與伊斯蘭教的關係（上）——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的再推導與論證

《你沒看透的西遊記》繼續連載中，在前兩天寫過一篇《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大多數戰友看懂了，很讚賞，但也有一些戰友質疑，希望有進一步考證。所以，最新微信再次對相關的異議點進行了闡釋、推導和論證。最新一篇是《儒家改造與伊斯蘭教的關係——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的再推導與論證》。

有戰友善意發來微信提醒說：這類文章出力不討好，曲高和寡，何必這麼費神寫呢？不如多寫一些時事類文章。占豪想說的是，最早占豪博客是寫股票，後來寫時事、文化，都有不同的讀者。最初寫博客本身也不是為了給別人看，後來人多了也就越寫越多。但是，占豪寫東西不完全是為別人看，如果只為取悅讀者，弄一些搞笑段子可能更吸引人，或者找一些有趣文章反而更多人閱讀。但那還是占豪嗎？

首先，占豪寫東西並非為取悅誰，而是為闡釋自己的認識，希望給有緣人一些占豪觀察事物的視角，感覺有益可以讀讀，感覺無用大可不必浪費時間，這話實在是發自肺腑。但是，作為占豪來說，希望做一些不同的事，特別是對中國有益的事，這些事情當中包括為復興和改造中華文化出微薄之力。相比股市、時事，文化類文章更難，更有思想深度，當然讀者群可能也更少一點。但這不是問題，因為多總是從少開始的，而且只有這些文化的東西才是長期有價值的。未來，占豪的作品當中還會有越來越多關於中國古代思想內容的重新解讀，譬如《老子》、《大學》、《中庸》等等，解讀《西遊記》不過是個開始。誰有興趣，就一路同行，見證這中華文化煥發光芒，沒興趣僅僅炒股也沒關係。希望，一切隨緣。隨緣起，隨緣滅。

占豪的人是與眾不同的人，沒事幹這些不掙錢的碼格子在很多人看來浪費時間的事；占豪微信也是與眾不同的微信，高產高質原創文章互聯網相信找不出第二個。

《[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推出後，大多數戰友感覺到觀點新奇，邏輯清晰，很認可。也有戰友提出異議、質疑，少數比較尖銳的說這是「牽強附會」，也有提出有無考證的疑問。對於贊同者的戰友，希望大家能明白其中的深意；對於異議、質疑、要求考證及認為「牽強附會」者，個人也表示尊重，因為各有觀點。

不過，對於個別戰友提出是否有考證的疑問時，個人看法是這樣的。

占豪的東西來源於兩個方面：海量閱讀和獨立思考。戰友們看占豪的東西，基本上應都能感受到清晰的邏輯及相關的推導論證。如果細心去考證，大多數情況下應都能考證出來相關的證據，原因是相關內容都曾被閱讀過和思索過。但是，鑒於這些內容都是閱讀過且大多沒有去作詳細記錄和標記，所以不可能像搞學術文章那樣刻意安排文體格式，在每個細節上都作詳細考證並給出出處。畢竟，咱不是搞學術的，那樣對於占豪現在的高產來說太過耽誤時間，不適合。如果誰願意考證，其實大可以從占豪提出的一些觀點上延伸下去，仔細推敲考證，這樣或許還能得出不少成果來。

就《西遊記》，個人則可以給出一些更清晰的考證，原因是占豪對這個課題本身感興趣，而且有些東西都有一些較為深刻的記憶，所以咱們不妨就前文的一些觀點，進行一些世界和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考證。這樣，認可的讀者也會清楚自己認可的理由；質疑和異議者也可再重新思考；那些認為此為「牽強附會」者，也可重新再掂量一下自己原來的判斷。當然，就占豪而言，這也是《你沒看透的西遊記》這一部思想著作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對《西遊記》的解讀也就能更深一層。

言歸正傳。

在《[西遊記]為什麼出現在明朝？》這篇文章中，主要爭議其實就一個，即「程朱理學」對儒家進行類宗教化的改造與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關係。在前文筆者觀點是，正是因為伊斯蘭教的興起及傳播，才促使中國儒家精英對儒家學說進行改造，構建「程朱理學」體系，以防禦伊斯蘭教對中華文化的伊斯蘭。對於「程朱理學」演變到明朝的「陸王心學」對《西遊記》成書的影響沒看到有人提出異議，這也就是說，大家對大的觀點，即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對《西遊記》成書的歷史文化邏輯推理是認可的，不認可的是論證細節上細節論點和論據，即儒家精英進行類宗教化改造並發展出「程朱理學」是因伊斯蘭教的影響。那麼，我們下面就對這個異議點進行一些考證性推理和論述。

論證並考證這個點，應該從兩個層面：一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進程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二是伊斯蘭教在中國以外的傳播進程，特別是在亞洲其他地區的傳播進程以及影響。

在論證這兩個層面之前，我們還有必要了解一下歷史上伊斯蘭教傳播的方式及途徑，並探討一下為什麼中國精英會在文化上防範伊斯蘭化，而對諸如外來的佛教等沒有排斥。

歷史上，伊斯蘭教傳播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征服和通商貿易。總體來說，近的、弱的，就通過征服來實現傳教；遠的、強的，就通過貿易來實現傳教；有時候兩者也會結合起來。這一點，其實和近代西歐基督教國家對外的征服是同構的，即如果能夠征服最好，不能征服就進行通商貿易，通商貿易過程中再尋求征服機會。只是，和伊斯蘭教相比，基督教國家更加殘酷，伊斯蘭在征服後主要是傳教，追求意識形態的一致，意識形態一致後往往比較容易共容，伊斯蘭教對相關國家往往只是統治而不進行奴役。近代西歐基督教國家則不同，他們在征服後就是殖民、奴役。

至於中國宋代精英為什麼擔心中國伊斯蘭化，根本原因在於兩點：一是伊斯蘭教是世俗化宗教，且阿拉伯帝國也是政教合一的國家。伊斯蘭教主張入世，反對個人脫離社會生活區尋求精神超越之類的修行。伊斯蘭教要求人要融入到世俗當中，在融入的同時還要有一種超然於世的態度來對待外在事物。教義還要求，穆斯林必須主動承擔社會苦難和人性善惡，不允許脫離社會進行所謂功修，只有主動地奉真主之命承載社會和人類歷史者才能稱得上代治者，否則就是逃脫責任。

伊斯蘭教的入世修行和其倡導的精神，與儒家所提倡的一些內容有些共通之處。換句話說，即伊斯蘭教不但介入社會經濟、文化生活，還直接介入政治生活，這種模會直接威脅儒家的存在。所以，相比佛教和道教已退出中國政治舞台，伊斯蘭教的文化基因自然會成為那些儒家精英們的心頭之患。一些人可能對此並不理解，但若想想二戰後東西方的意識形態戰爭，就不會再覺得奇怪了。別忘了，那可是一千年前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對意識形態的敏感程度遠甚現代，比二戰後東西方冷戰時的意識形態鬥爭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很早，伊斯蘭教610年才由穆罕默德復興，阿拉伯帝國632年才建立，但在阿拉伯帝國建立之前，伊斯蘭教就開始傳入中國。據《閩書》記載，穆罕默德有門徒大賢四人，唐武德年間（公元618年至626年）來朝，一賢傳於廣州，二賢傳於揚州，三賢、四賢傳於泉州。也就是說，從公元7世紀初年，在伊斯蘭教剛剛興起的時候，就有阿拉伯商人通過通商貿易或旅行向中國傳播伊斯蘭教。就時代而言，唐、宋、元三個朝代是伊斯蘭教傳播到中國的主要時期。

伊斯蘭教傳播到中國的標誌性事件非上述，而是公元651年8月阿拉伯帝國第三人哈里發奧斯曼遣特使到中國，該事件被記載在《舊唐書·西域轉》中。使者見到了唐高宗，並向高宗介紹了阿拉伯帝國的建國經過、民俗和伊斯蘭教的情況。這是阿拉伯帝國第一次遣使到中國，也被史學家稱作中國伊斯蘭教元年。從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一次遣使到宋末600餘年間，阿拉伯帝國共向中國派遣使者47次。這600年中間除去50多年的五代十國及前後的亂世，阿拉伯帝國的使者平均每10來年來一次中國。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和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距離，可見阿拉伯帝國對中國的重視。特別是到了宋代，陸上絲綢之路已時通時不通的情況下仍然要到中國，說明中國和阿拉伯帝國以及伊斯蘭世界在此期間從來沒有中斷官方聯繫，民間聯繫更是從未停歇。

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融合起點也是從唐代就開始了。據《全唐文》記載，公元848年,阿拉伯人（唐代稱「大食人」）李彥升（跟著商隊旅居中國的阿拉伯人）還考取了唐朝的進士（當年考中進士者只有22人）。穎川人陳黯為此還專門撰《華心說》一文，來表達對李彥升的讚賞。中國在唐代時經濟發達，文化昌盛，且那時來中國的阿拉伯商人還相對較少，他們也還沒有信心在中國大規模傳教。不過，那時已經開始在中國建立一些清真寺，譬如廣州的懷聖寺，杭州鳳凰寺、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都是唐代建立。

到了宋朝，來中國的穆斯林不但越來越多，有些甚至已經在中國生活好幾代，並在中國紮根。他們不但豪富，而且在地方已經形成很強大的勢力，宋朝朝廷把他們稱為「蕃商」，他們在港口貿易城市聚集形成聚集區，稱作「蕃坊」。由於他們財力雄厚，勢力強大，再加上宋朝迫於絲綢之路中斷和經濟中心南遷而發展海上貿易，所以也給予了「蕃商」非常優厚的待遇。宋朝皇帝還曾任用一些阿拉伯的「蕃商」鎮守和管理邊疆海口，管理對外的經濟貿易。也正是那個時候，阿拉伯商人在沿海的港口城市建立了更多的清真寺，其社會活動不但深入到了中國的經濟生活，甚至在局部已經進入政治生活，在民間對社會的影響也比唐朝要大得多。

那時候的阿拉伯商人無論是來華的還是長期在中國居住生活的，都有很高的宗教素養，對伊斯蘭教都有很深研究且信仰虔誠。他們每到一處，行裝甫卸，接著就是覓凈水沐浴、禮拜，非常講究。而且，他們衣冠、飲食、起居、生活習慣等等都充分表現出了伊斯蘭教的宗教精神，這種精神本身對接觸者就會有很深的影響（這和我們今天對那些高僧大德或虔誠信仰者會肅然起敬一樣），再加上和阿拉伯人做生意如果自己也是穆斯林會更加容易，所以阿拉伯商人每到一處都能很好地將宗教傳播。而且，一旦信奉了伊斯蘭教，就很難再改回到過去。

鑒於伊斯蘭教在中國沿海已經形成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中逐漸滲入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作為封建社會的文化精英，不可能不在意識形態上進行警覺。這種警覺，必然會引發這些精英的思考（當時的政治文化精英主要還是儒家精英），即如何改進自己的文化，從而避免被伊斯蘭文化的同化。

我們知道，唐代佛教非常受到推崇，但到唐代後期，由於寺院僧眾不納稅，造成國庫壓力，所以唐武宗時曾發生滅佛運動，佛教發展遭受了嚴重打擊。而到了後周時期（北宋之前，趙匡胤即後周大將），周世宗柴榮又興起一輪滅佛運動，廢除各地非敕額的寺院，又貶斥儒學，廢除孔子後代的免稅權（也是因為經濟，主要是為了收稅）。北宋趙匡胤時期，鑒於經濟壓力延續了周世宗的政策，但到了宋太宗趙匡義時，宋朝經濟已經有所恢復，開始棄用之前的政策，他任用儒家文臣執政，儒學由此復興，佛教也開始恢復。

到宋真宗時（宋太宗三子），更是號稱「禮樂並舉，儒術化成」，大力推崇儒家，同時又提倡佛教，他自己本身卻信奉道教，他主張用儒佛道共同對國家進行統治。總之，那時候是中國宗教復興的年代。也正是那個時候，儒家開始吸取佛教和道教的一些精華並為我所用。不過，無論佛教還是道教，都只是在民間發展，而且兩教都不是入世宗教，所以雖然有所爭論，但由於不介入政治生活，因此都不會對儒家構成威脅。相反，民間中伊斯蘭教、襖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明教）、猶太教（開封有少量猶太人在活動，至今仍有後裔）等卻是意識形態精英關注的重點。相比其他宗教，伊斯蘭教的勢力最大，發展最為迅速，這一切都源於數量龐大的阿拉伯商人，這必然會引起儒家精英的警惕和思考。

自唐代以來，伊斯蘭教向中國傳教是通過通商貿易，但從阿拉伯半島向東擴張並非都像對中國這樣，他們也遵循「遠交近攻」的策略。他們政府了中亞西亞，然後伊斯蘭化。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教薩曼尼王朝又通過征服和貿易，將伊斯蘭教傳入了中國新疆的喀喇汗國，喀喇汗國很快伊斯蘭化（維吾爾族前身）。這是西邊方向。在東邊沿海，當時中國和阿拉伯帝國之間的海上交通很發達，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不但有聚集區、商業區，還有專門管理機構蕃長司及蕃長，這些機構專門負責領導宗教活動、聯繫貿易和管理民事訴訟。

公元1070年，為了防禦契丹，宋神宗還邀請5300個喀喇汗國治下的阿拉伯人移民中國，他們被安置汴梁與燕京之間。1080年他們去到中國東北。其他在南方的為蕃客，最著名的是蒲壽庚。蒲壽庚是穆斯林商人集團的代表，先世為阿拉伯商人移民，後漢化成為中國穆斯林。宋朝末年，泉州一帶海盜猖獗，宋朝政府無力控制。壽庚與其兄蒲壽宬，為保持商路暢通，自行組織船隊，擊敗海盜，維持泉州地區的安寧。宋朝政府招撫蒲壽庚家族，授官福建安撫沿海制置使，承認他們在此地的勢力。這又是穆斯林介入軍事政治的證據。

上述內容，應足以證明伊斯蘭教在當時中國局部的影響力以及擴張潛力。而作為執政的儒家政治文化精英，不可能對此無視。雖然，當時的伊斯蘭教對儒家還無法構成挑戰，但如果儒家不能有宗教性質的防範措施，恐怕中華文化早晚會綠化。在這方面，作為政治文化精英，通過改進儒家為儒教，並作出相應防範措施應該是毫無懸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