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一個人的心靈史

標籤：史鐵生● 唐小兵晚年病榻上的殷海光曾在與其學生談話中提及心靈與大腦的區分，認為前者是「價值的主司，是感情的泉源，是信仰的動力，是人類融為一體的基礎」，而後者的要求是「精確、明晰、嚴格；要求對客觀經驗世界的認知作系統化」，面對二戰後經濟復甦而精神一片荒蕪的世界，殷海光先生憂心忡忡地指出：「實在說來，存在主義所要對致的問題是心靈而非大腦。現代人大腦過於發達，而心靈一點兒也不充實，而且愈來愈空虛。這是時代的根本問題。有些人用神話熱狂、意識形態來醫治心靈，結果造成『非理性的人』，要醫治非理性的人，就必須要求理性。這是今天人類必須努力的一個方向。」作家史鐵生的死，之所以在華人世界激蕩起如此持久、廣泛的哀痛、追思與反省，正在於他是當代中國知識人群體中罕見地直面殷海光先生所謂「時代的根本問題」的人，他用四十年的時光反覆地追問生存意義之根基，真誠地面對生死之間的存在之疑問，在這樣一個艱苦備嘗的過程中，他的心靈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這種心靈生命不是文藝青年的濫情與傷感，更不是當今諸多大陸知識人沾沾自喜的自戀與自我寬恕，而是用頭腦的智慧「介入」到這個時代的最根本的癥結處，因自身之偶然性的悲劇命運而生髮出的不懈的追問，因此，可以說，史鐵生是知識人群體中難得一見的將大腦的智慧，與心靈的廣博融合在一起的人（這從他對劉小楓和陳嘉映的嘉許亦可察知。劉注重靈魂與心靈之滋養，而陳的清明理性與理知能力更是為知識界推崇）沒有前者的指引，心靈容易被肉身、肉慾乃至一切名韁利鎖牽引而泛濫無歸，而沒有後者作為精神動力，則頭腦的智慧極易誤入歧途，成就的是大奸大惡，即韋伯所言的「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的悲慘世界，或者就是隨波逐流的阿倫特所言的「平庸的邪惡」。史鐵生是紅衛兵一代，這一代人的心靈史的成長，與殷海光先生所言及的「神話熱狂、意識形態」難以切割，意識形態造就了這一代人的反叛性格，而意識形態的潰滅，更滋長了這一代人的虛無主義，而這種與極權主義藕斷絲連的意識形態，往往被貼上了理想主義的標籤被神聖化和崇高化。不同的人面對共同經歷的這個群眾運動與意識形態相互刺激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立場與歷史記憶的形式，有些人在現實的挫敗中無限感傷地召喚這個時代的重臨人間，有些人在名利雙收、左右逢源的順暢中得意洋洋地訴說青春無悔，還有些人持久地生活在對這個時代的怨恨之中而難以自拔，卻將個體的責任在受害者甚或受難者的名義下，輕輕擱置在法不責眾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史鐵生是少見的將個體所遭逢的時代經驗、生存的荒誕感、歷史意識，轉化成個體不斷地返回那個時代，以及介入當下中國最深層的精神危機的紅衛兵一代倖存者之一，他既不因為個人性的職業成就而違背良知地美化一場「信仰的災難」（史鐵生語），更不會因為對當代中國的犬儒主義、拜金主義的痛恨，而將另一個充斥暴力與蒙昧的時代聖潔化、烏托邦化。他在精神的掙扎中，試圖將文革與後文革兩個時代的內在血脈梳理清楚，他的身上無疑流淌著紅衛兵一代反抗現實的理想主義血液，他將紅衛兵一代鄙視世俗、崇尚精神的氣質發揮到了極致，可與此同時，他對於搖晃在紅衛兵輝煌背影之後的權力爭奪的痕迹、意識形態的狂熱，也有著一份卓越的警醒與自覺。史鐵生對自己的紅衛兵史反思說：「我不敢反對，也想不好該不該反對，但知不能去反對，反對的效果必如牛反對拖犁和馬反對拉車一般。我心裡兼著恐懼、迷茫、沮喪或者還有一些同情。他也上山下鄉，在山裡放牛，青天黃土，『上山下鄉』三十多年過去，對他意味著什麼呢？歷史只會記住那是一次在『我們』的旗幟下對個人選擇的強制。再過三十年，再過一百年，歷史越往前走越會刪除很多細節，使本質凸現：那是一次信仰的災難。」他在與青年法學家蕭翰的通信中，對此有著更深刻的反省，「要緊的不在有無信仰與聖徒，而在有什麼樣的信仰和為著什麼的聖徒。施特勞斯說過這樣的意思：到處都有文化，但非到處都有文明。這邏輯應該也適用於信仰與聖徒。恐怖主義和專制主義，論堅定一點都不比聖徒差，想必也是因為有著強足的精神養源。那天我們說過，『精神』一詞已被敗壞，不確定能養出什麼來。尤其是貶低著思想的『精神』，最易被時髦掏空，空到裡面什麼都沒有，進而又什麼都可以是。」紅衛兵就是標榜精神崇尚信仰的一代人，那種摧毀文化、傷害知識人的如霜雪般的冰冷和堅定，在劉小楓《記戀冬妮婭》、徐幹生的《文革紀略》、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等著述中都有著深入而令人觸目驚心的記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鐵生堅持自由思想的重要，沒有思想自由之支撐，精神就極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圖騰而釀造人間苦難。史鐵生的存在，標誌著即使在一個史華慈所言的「普羅米修斯-浮士德精神」瀰漫的功利化、物慾化的世界，精神生活仍然是保持了其完整的可能性的，非但可能，而且可以通過個體的不斷的迴向「史與思」，而向精神的腹地更深入地爬掘。這讓所有在一種所謂現實主義的邏輯之中（這種邏輯的表現形式就是體制如此，沒辦法、大家都如此等等遁詞），輕易地放棄對生命之意義的深層叩問、對於所謂時代精神、主流生活之批判性的認知以及對於歷史的知性上的誠實的責任的我們，不免悚然一驚。在瀏覽網上以及平面媒體上的紀念史鐵生的文字時，我發覺了一個驚人的誤讀，而這種誤讀發生在一個具有標杆意義的精神性的作家的離世之時，更讓我覺得異常的悲哀。包括史鐵生的諸多作家朋友以及網友，大都將史鐵生的精神生活的文本記錄，解讀成了一種勵志式的心靈雞湯，庸俗化為一種自強不息、身殘志堅的人格楷模，變成了芸芸眾生面對人世間不可避免的苦難時的精神撫慰，甚至，某些人在史鐵生的一生里尋找的不是精神生活不斷開掘的心靈動力與人格自覺，而是對自身肢體健全而靈魂殘缺的竊竊自喜。這種模式化的認知方式，其實是對史鐵生的精神生命的漠視與隔膜。史鐵生的深邃與敏銳，與其二十一歲那年的變故無疑有著緊密的聯繫，但我們卻不能說是癱瘓造就了史鐵生，只能說這是一個神賜的契機，讓苦難以急劇變態的形式重創了一個青年的人生軌跡，而導致其不斷地向心靈世界凝聚，而這種內向式的自反，卻並不是以犧牲對這個變動時代的認知、理解為前提的，我們可以說，恰恰相反，史鐵生因為身體空間的拘束，恰恰打開了另外一個無限廣闊而寧靜的生命空間。在這種空間里，人生是一個審美的、詩意的過程，人生超越了個體的苦難，而對於所有苦難獲得了一種萬物靜觀皆自得的靜美，而在這種靜觀中，史鐵生覺悟到了什麼才是構成人生意義最重要的底色。肉身是有限的，而精神是無垠的，史深切地認知到了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殘缺的，殘缺感，其實也就是一種存在主義的人生態度，正如加繆所言，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對於一個崇尚自由和美的人來說，苦痛的劇烈度，與生命的純度以及厚度恰恰成正比。這種生理意義上的殘缺感，成就的卻是史鐵生心理意義上的宗教感，因為殘缺，而更加熱愛這個世界，及這人世間，這看似矛盾，卻有著溫潤的人情邏輯。史鐵生在一封通信中這樣陳述他對於愛的哲學的理解：「我越來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懲罰，是原罪。對懲罰之地的最恰當的態度，是把它看成錘鍊之地。既是錘鍊之地，便有了一種猜想——靈魂曾經不在這裡，靈魂也不止於這裡，我們是途經這裡！宇宙那宏大渾然的消息被分割進肉體，成為一個個有限或殘缺，從而體會愛的必要。」苦難不是生長出報復的正義，或者自我否定生命意志的虛無感，而是推導出源源不絕如縷的溫情與愛意，怪不得很多人說史鐵生是明朗而安寧的存在，他的肉體在苦海中掙扎，而其靈魂卻如地壇公園的荒草古樹般安寧悠遠！對生命痛苦有著精深思索的叔本華說過：「一種極高超的人物性格總帶有幾份沉默傷感的色彩，而這種傷感決不是什麼對於日常不如意的事常有的厭惡之心（這會是一種不高尚的氣質，甚至還令人擔心是否存心不良），而是從認識中產生的一種意識，意識著一切身外之物的空虛，意識著一切生命的痛苦，不只是意識著自己的痛苦。但是，必須由於自己本人經歷的痛苦，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痛苦，才能喚起這種認識。」巨大的痛苦確實讓史鐵生意識到了生命的脆薄和空無，殘疾後的他也曾經數度自殺未遂，個人化的痛苦才是切身的經驗，是其反覆迴轉的精神上的赤地，一切人生感悟從此生髮出來而蕩漾開去。叔本華給痛苦的人類開出的解藥是洞察一切苦痛後的冷靜與清寂，類似於佛門弟子的皈依空門，而其中又融合了理性的認知。史鐵生卻是從個體的苦難中生長出一種愛的哲學，美的哲學，過程的哲學。正如諸多作家在回憶中所言，史鐵生是愛笑的寬厚溫和的作家，他不是用一個也不寬恕的怨恨來標榜自我的深刻、尖銳與遺世獨立，而是用涓涓細流的精神養分來滋潤人世間乾渴的靈魂的天使，這精神養分決不是他博覽群書後用超人的智慧融為一爐鍛造出來的，而是在時時刻刻的生死契闊的存在感中一點一滴地結晶而成的，正因為此，它才顯得彌足珍貴，更難能可貴的是，正如許紀霖教授在《另一種理想主義》中所指出的那樣，史鐵生與張承志、張煒等紅衛兵一代人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他不是張掛著反抗時代的獵獵大旗而居高臨下地面對受難而墮落的大眾（單一化的為反抗而反抗往往造就的是與反抗對象的驚人的一致，無論是思維、行為還是話語方式），而是在大眾中一起感同身受地體會這個時代在巨變中的隱痛與暗疾，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是在人間的，而非凌駕於人間的，就此而言，史鐵生更像一個儒家知識分子，溫厚、純篤而有著一份親切、自然的淑世情懷。這就像晚年殷海光所言，他不是在反抗這個時代，而是在超越這個時代。史鐵生同樣如此，在他的所有文字里，你讀不到反抗的劇烈與悲情，你體會到的是超越，超越自身的生理局限，超越自身的自怨自艾，超越這個時代的癲狂與迷離，超越一己所寄託的時空而向無限廣闊的精神世界漫遊。思想者是有福的人，即此而言，史鐵生是福分不淺的塵世跋涉者。史鐵生在《好運設計》一文中曾如此袒露其人生哲學：「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你能創造這過程的美好與精彩，生命的價值就在於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絕望你才能找到這審美的救助。但這虛無與絕望難道不會使你痛苦嗎？是的，除非你為此痛苦，除非這痛苦足夠大，大得不可消滅大得不可動搖，除非這樣你才能甘心從目的轉向過程，從對目的的焦慮轉向對過程的關注，除非這樣的痛苦與你同在，永遠與你同在，你才能夠永遠欣賞到人類的步伐和舞姿，讚美著生命的呼喊與歌唱，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提取幸福，從虛無中創造意義。」史鐵生從來不諱言自己的軟弱，軟弱同樣意味著靈性生長的可能，帕斯卡說人是會思想的蘆葦，蘆葦的根性就是軟弱甚至脆弱的，這正如史鐵生的身軀，而思想卻是自由的無拘無束的，這正如史鐵生的精神。晚年殷海光面對台灣市場經濟崛起後知識界的魚龍混雜，曾呼喚一種「隔離的智慧」：「在文化市場上叫囂的那些人，都是時代的蜉蝣。我們要透過時代的霧，看未來。這樣，更能顯現知識的光芒。我們需要隔離的智慧，才能顯現自己的獨特性。隔離的第一個方式是withdraw，這不是萎縮，乃是保存能力，培養工作的力量。」如果說殷海光是一種主動的隔離，或者說自我邊緣化的話，那麼史鐵生因為人生的變故而不得不隔離於這個蜉蝣喧囂的世界，用一種持久而堅韌的心力不斷地內卷，同時又向外開放做思想的探險者，給這個時代留下了一份瀰漫著心靈獨特性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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