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河洛文化定位與功能的探索|《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摘 要：作為「國家文化」和「社會主導文化」的「華夏文化」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核心理念是體現「國家至上」和「國家認同」。古代都城是古代「社會主導文化」與「國家文化」物化載體的集中體現，河洛地區夏商王朝都城開創的「中」與「方」之理念，與華夏文化、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相始終。河洛文化在多民族統一國家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集中體現三個方面：北魏洛陽城標誌著中國古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到新階段；隋唐大運河以河洛地區為中心貫通東西南北，促進了「國家認同」及「中華民族認同」；中國歷史上各地的先進文化以河洛地區古代都城為政治平台，融會、凝聚為「國家文化」。

關鍵詞：河洛文化；古代都城文化；國家認同；多元一體

一、古代都城是古代「社會主導文化」與「國家文化」物化載體的集中體現

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古代文化涵蓋內容比較廣泛，有屬於「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齊魯文化」「燕文化」等；有屬於「時代」的「文化」，如「古代文化」「春秋戰國時代文化」「中古時代文化」等；有屬於「宗教」的「文化」，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祆教文化」「景教文化」等；有屬於「族群」的「文化」，如「羌文化」「巴文化」「百越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等；有屬於「思想」的「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魏晉玄學」「程朱理學」等；屬於「政治」範疇的「王朝文化」，如「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秦文化」「漢文化」「唐文化」等。先秦時代的不同「王朝文化」，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華夏文化」；秦漢至明清時代的不同「王朝文化」，就是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①。「華夏文化」「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不屬於哪個地域、哪個時代、哪個宗教、哪個族群、哪個思想、哪個王朝的特定文化。「華夏文化」「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共同構成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也就是古代中國的「國家文化」或國家的「社會主導文化」，其與「地域文化」「時代文化」「宗教文化」「族群文化」「思想文化」「王朝文化」的最大區別是，作為「國家文化」「社會主導文化」的「華夏文化」「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核心理念是體現「國家至上」「國家認同」，並且它不是一代一朝的國家文化，二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化。

古代都城是古代「社會主導文化」與「國家文化」物化載體的集中體現。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說明，都城從選址到建設是歷代王朝之大事，所謂「卜都定鼎，計及萬世」。歷代都城建設均屬於國家的「一號工程」，從傳說的「三皇五帝」時代到夏、商、周王朝，從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帝國，其各自都城均為王朝的國家政治統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軍事指揮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楊鴻勛先生曾經指出：古代都城的「宮殿建築是王（皇）權的象徵。不論對哪個國家來說，宮殿都是一種特殊的建築。……在中國它集中體現了古代宗法觀念、禮制秩序及文化傳統的集大成，沒有任何一種建築可以比它更能說明當時社會的主導思想、歷史傳統」［1］3。古代都城是王朝歷史的縮影，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都城是中國歷史的縮影。從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中可以看出，從夏商王朝到明清帝國，中國歷史上不同王朝的都城的「最大公約數」是都城所體現的「國家至上」的政治理念、「禮儀之邦」的法治規範、「有容乃大」的開放傳統與「和合文化」的精神信仰，它們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不變遺傳基因，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文化」與「社會主導文化」的核心。

二、古代都城文化與河洛文化

豫西、晉南與陝西東部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即國家形成）最重要的區域，河洛地區是這一區域的核心地區。這一地區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早期國家夏商王朝的都城：偃師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還有其後的西周洛邑、東周王城、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以及產生於廣義河洛地區的鄭州商城、安陽殷墟、開封城等。它們所締造的「都城文化」影響並主導著中國古代都城的基本歷史進程。因此說以古代都城為核心的河洛文化成為「華夏文化」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在時空兩個方面均具備了「國家文化」的內涵與特質。

歷史文獻記載夏、商、周、漢、魏、晉、北魏、隋、唐和宋均曾在河洛地區及其廣義上的河洛地區建立都城，這些古代都城遺址20世紀以來陸續被考古學者發現：如20世紀20至30年代以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考古發現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遺址②、20世紀50年代以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考古發現的商代早期都城遺址——鄭州商城遺址③、20世紀50～6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發現的夏代都城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④，此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登封考古發現的夏代早期的「王城崗城址」⑤、新密考古發現的夏代中期的「新砦城址」學術界一般也認為有可能是夏代都城遺址⑥。此外，20世紀50年代至今考古發現河洛地區及其廣義上的河洛地區古代都城遺址還有西周洛邑（周初年洛陽之東都，歷史上就存在「王城」與「成周」兩城之說）和東周王城遺址⑦、東漢及魏晉北朝隋唐洛陽城和宋開封城遺址等⑧。

古代都城作為「國家文化」和「社會主導文化」的物化載體，可以從其空間位置與布局形態等方面反映出來。

近一個世紀的考古發現揭示，中國古代都城遺址最早出現、形成於河洛地區的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及其廣義河洛地區的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遺址等。河洛地區或廣義河洛地區也稱為「中原」「中州」，周公就根據夏商王朝以河洛地區為都城，提出洛陽是「天下之中」的政治理念［2］170，「擇中立國」也就成為中國古代王朝建都的傳統。

如果說都城是國家縮影的話，那麼宮城就是國家的「政治中樞」。河洛地區自夏商時期的都城已經開始形成以「宮城」為中心的格局。二里頭遺址的宮城遺址基本位於都城遺址中部，其北為祭祀（墓葬）區，其南為王室的綠松石器作坊與鑄銅作坊遺址區，其西為一般墓葬區，其東為居住區。偃師商城遺址是目前考古發現較為「完整」的夏商都邑遺址，宮城在早期小城東西居中位置。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是中國古代都城的宮城中最早的「擇中而立」典型，它們所確立的範式一直為中國古代歷代王朝都城之宮城所延續。

在王國時代，宮城的核心建築是宮殿與宗廟，這時的宮城是「二元軸線」布局，即以宮殿、宗廟各自為系統的「軸線」，如二里頭遺址的宮城遺址，其中以第一號宮廟建築遺址與第二號宮廟建築遺址為基點，形成宮城之內東西並列的兩條南北向軸線；偃師商城的宮城遺址中，東西兩部分宮廟建築遺址，也是形成兩條南北向軸線［3］。上述宮城的「二元軸線」形制基本與王國時代宮城相始終。進入帝國時代，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西漢長安城的皇宮——未央宮中，已經是大朝正殿——前殿居宮城中央，但是我們注意到未央宮在漢長安城西南部，因此未央宮前殿並不是位於都城「中央」。後來，這一情況的轉變發生在漢魏洛陽城。近年來北魏洛陽城遺址考古發現說明，中國古代都城大朝正殿基本居全城中央，至少始於北魏洛陽城的太極殿遺址［4］。北魏太極殿遺址向南依次為「三號宮城正門」（可能為文獻記載之「端門」）、「二號宮城正門」（可能為文獻記載的「止車門」或為「南止車門」）、「一號宮城正門」（即歷史文獻記載的「閶闔門」）、內城正門（宣陽門）、過洛河「永橋」、穿「四夷館」與「四夷里」東西之間，南至「圜丘」，這也就是北魏洛陽城的「中軸線」，它開啟了中國古代都城「中軸線」的「定型」新時代，此後為歷代王朝都城所繼承，如：東魏、北齊都城——鄴南城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東西居中與宮城中央的太極殿向南依次為端門、止車門、閶闔門、朱明門；隋唐長安城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東西居中與宮城中央的太極殿向南依次為太極門、嘉德門、承天門、朱雀門、明德門；北宋東京城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與大內中央的大慶殿（大朝正殿）向南依次為大慶門、宣德門、朱雀門、南熏門；金中都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與宮城中央的大安殿（大朝正殿）向南依次為大安門、應天門、宣陽門、豐宜門；元大都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東西居中與宮城中央的大明殿（大朝正殿）向南依次為大明門、崇天門（皇城正門）、周橋、欞星門、麗正門；明代南京城的中軸線由位於宮城與皇城東西居中的奉天殿（大朝正殿）向南依次為奉天門、內五龍橋、午門、端門、承天門、外五龍橋、洪武門、正陽門；明北京城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中央的皇極殿（大朝正殿）向南依次為皇極門、內五龍橋、午門、端門、承天門、外五龍橋、大明門、正陽門、永定門；清代北京城的中軸線由位於都城中央的太和殿（大朝正殿）向南依次為太和門、午門、端門、天安門、正陽門、永定門。自北魏洛陽城開啟了都城以大朝正殿為基點形成都城中軸線的時代，大朝正殿之前只有宮城、皇城（或曰「內城」）、外郭城之「正門」，沒有其他建築，使大朝正殿處於都城「居中」「居高」「居前」之「地位」，從而使大朝正殿及其以此為基點形成的都城中軸線，體現出「國家至上」和「國家至尊」理念。當人們現在提出「北京中軸線」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時，應該知道這樣一個關乎中華民族核心文化之源就在河洛地區的北魏洛陽城，就在河洛文化之中。

由大朝正殿「居中」及都城中軸線所反映的「中」文化思想，在河洛地區都城文化中還有很多，比如都城的「一門三道」與「一路三塗」。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一門三道」制度僅僅限於都城，二里頭遺址宮城之中的第一號宮殿建築的庭院南門（正門）的「一門三道」是目前考古發現所知時代最早的。考古發現證實，這一制度在漢代全面實施，並成為此後歷代王朝都城嚴格遵守的國家禮儀制度。「一門三道」突出的是「門」的「中道」至尊。漢魏洛陽城是中國古代都城中最早實行「一門三道」制度的都城之一⑨。當然到了中古時代的唐長安城的外郭城正門——明德門遺址［5］、宮城——大明宮正門——丹鳳門遺址均為「一門五道」［6］，從本質上來看「一門五道」比「一門三道」更突出了「城門」的「中道」至尊地位。

古代都城與「一門三道」對應的「一路三塗」，同樣是突出「中塗」的至尊地位。《元河南志》卷二引陸機《洛陽記》記載：「洛陽十二門，門有閣，閉中，開左右出入。城內大道三，中央御道，兩邊築土牆，高四尺，公卿尚書章服從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夾道種槐柳樹。」在漢魏洛陽城遺址考古發現中，城內道路的「一路三塗」也得到證實［7］。

與河洛地區的古代都城的「中」觀念對應的還有「方」之理念。偃師商城宮城的方形平面，開啟了中國古代都城「崇方」理念，奠定了其後中國古代都城皇城（或內城）、宮城乃至皇室宗廟、社稷、明堂、辟雍、靈台、陵園、地宮等建築的方形平面的先河，這些方形建築的周圍又設置了方形平面的院落。如商代中期的都城——洹北商城遺址平面基本為方形，邊長約2200米［8］；漢魏洛陽城的禮制建築遺址中的靈台院落遺址東西232米、南北殘長220米，靈台建築基址東西57～58米、南北49～50米，靈台院落與主體建築基址平面均近方形；明堂建築遺址院落平面近方形，南北約400米、東西約415米，明堂中心主體建築平面方形，東西63米、南北64米［9］。

河洛地區古代都城的「中」與「方」的空間平面形態，並不符合建築學上的「美感」，也不是建築物主人的生活必需，中國古代都城之「中」的「空間」理念與「方」的布局形態是其「國家文化」和「社會主導文化」所體現的「國家至尊」的物化表現形式。

古代先民關於「中」的這種思想，實際上是後來「中國」「中華」之「中」的源頭。「中」的理念不只是反映在都城選址方面，它是一個系列的思想，比如：都城的「擇中立宮」、宮城之中的大朝正殿「居中」、都城城門的「一門三道」與「中門道」、都城道路的「一路三塗」與「中塗」、都城的「中軸線」等等，它們均通過「天子」與「國王」反映了國家的「中心」地位⑩。河洛地區這些都城遺址中所體現的以「中」為核心的文化，實際上屬於一種「國家至上」「國家至尊」的「政治文化」，它們對其後的中國古代歷史及其歷代都城產生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由都城在國家「擇中而立」，到都城「擇中立宮」，大朝正殿在都城與宮城的「居中」「居前」「居高」，最後形成都城「中軸線」，使「中」以最為重要的國家象徵層面的文化基因再現出來，構成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不變基因，形成中國的「根文化」，這是河洛文化之都城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

古代都城的「方」是與「中」相對應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政治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方」體現了東、西、南、北「四方」，「方」之核心為「中」。作為中國古代「四方」的「東夷」「西戎」「北狄」「南蠻」，「四方」之中為「河洛」（或曰「中原」）。河洛與「四方」融合為「方」，「方」為「地」，地為「國」，「國」由東西南北中組成。正是「中」體現出對四方的「公允」與「四方」均等的哲理，是和合文化的凝練。「方形」平面還是「中」的至高無上基礎，是都城「中軸線」、大朝正殿「居中」的空間保證。「中」又成為「四方」的「中心」，「中」是華夏文化、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凝練與升華，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之「一體」，是「國家」的同義語。河洛地區夏商王朝都城開創的「中」與「方」之理念，與華夏文化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相始終。

從以上所述河洛地區的古代都城文化可以看出，河洛文化就其本質而言是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從空間上說，河洛文化不同於古代各種「區域文化」或「族群文化」（如巴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等），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特定時期的地方性政治文化」（如楚文化、燕文化等）；從時間上看，河洛文化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不同王朝的「政治文化」，它不只是中國歷史上某個特定王朝的「政治文化」。河洛文化應該是「國家」整體「文化」，是歷代王朝「政治文化」中的「最大公約數」，是中國歷史上不同王朝的共同存在的「國家文化」和「社會主導文化」。因此，可以說河洛文化是中國古代歷史的「核心文化」或曰「根文化」。

三、河洛文化開啟中國歷史上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的新時代

中國是多民族統一國家，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河洛文化在多民族統一國家與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它們集中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鮮卑人的北魏孝文帝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在繼承傳統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基因之上，營建了北魏洛陽城。北魏洛陽城對其後歷代王朝都城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政治層面而言，它標誌著中國古代歷史上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4］［10］，即多民族管理「自己」國家的階段，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基因得以強化、深化。這為中古時代以後遼金元清王朝開創了少數民族作為國家統治者，對「國家」的「政治文化」始終如一的「認同」樹立「榜樣」。

（二）河洛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作出歷史性貢獻，它們主要反映在以洛陽為國家中心，隋煬帝開鑿的「人字形」大運河，這是一條「政治之河」，是一條國家與中華民族發展之河。隋唐大運河的開鑿，使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東南與西北、南方與北方連為一體，使中國古代北方與東北地區作為中華民族一部分而進一步融合與發展。隋唐大運河對中古時代以後的國家管理者、河洛文化傳承者的遼金元明清王朝的發展作出了極為重要歷史貢獻，隋唐大運河成為中古時代以後契丹人的遼王朝、黑龍江女真人的大金王朝、蒙古人的元王朝和遼寧女真人的清王朝使國家保證統一的「高速公路」，極大地促進了多民族對「國家認同」、對「中華民族認同」。

（三）河洛文化使中國各地的先進文化成為「國家文化」。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正是從四面八方匯聚「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區，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等等，他們都是力圖在河洛地區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影響「四方」。洛陽的東漢太學熹平石經印證了作為「魯國」的儒家學說如何通過河洛之地而成為國家文化經典、社會主導文化。另一方面，由河洛地區擴及中國南方地區的「客家文化」，使中國北方與南方融為一體。近代以來，隨著以客家人為主的海外四千萬華僑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又使河洛文化越來越成為炎黃子孫的精神家園。

河洛文化的「有容乃大」，在佛教文化的「漢化」與「漢式佛教」的形成方面，有著世界性歷史意義。佛教作為異域的宗教，它在中國的第一個佛教寺院——白馬寺，就建在東漢雒陽城。永寧寺作為國家大寺，營建於北魏洛陽城宮城正門之外、都城中軸線——銅駝街。而北魏和唐代的國家石窟，也都位於都城洛陽。由此可見，以古都洛陽為核心的河洛文化之有容乃大可見一斑，這種兼容並包的文化觀念促進了中華民族輝煌歷史文化的形成。

注釋

①「中華民族」一詞是近代學者梁啟超先生1902年，在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事》一文中最早提出來的，1905年他又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明確指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我認為從本質上說，「中華民族」就是中國各個民族的統稱，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相對「人」而言，就是「中國人」或「中國」的「國民」。②參見石璋如：《小屯·殷墟建築遺存》，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年版，台北；《小屯·北組墓葬》，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版，台北；《小屯·中組墓葬》，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年版，台北；《小屯·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年版，台北；《小屯·乙區基址上下的墓葬》，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年版，台北；《小屯·丙區墓葬上》，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年版，台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③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④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⑤參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⑥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密縣新砦遺址的試掘》，《考古》1981年第5期；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隊、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淺穴式大型建築基址的發掘》、《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東城牆發掘簡報》，《考古》2009年第2期；趙春青等：《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發現城牆和大型建築》，《中國文物報》2004年3月5日；趙春青：《新密新砦城址與夏啟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⑦參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98年第3期。⑧參見閻文儒：《洛陽漢魏隋唐城址勘查記》，《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r-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北魏洛陽永寧寺：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魏洛陽故城南郊禮制建築遺址：1962～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錢國祥、劉濤、郭曉濤：《漢魏故都·絲路起點》，《洛陽考古》2014年第2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隋唐東都城址的勘查和發掘》，《考古》1961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隋唐東都城址的勘查和發掘」續記》，《考古》1978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洛陽隋唐東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紀要》，《考古》1989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洛陽唐東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發掘簡報》，《考古》1994年第8期；丘剛主編：《開封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劉迎春：《北宋東京城研究》，科學出版社，2004年。⑨參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及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⑩參見《管子·度地篇》：「天子中而處。」《荀子·大略篇》：「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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