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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風·召南·摽有梅 | 詩經講演錄 ⑦

書名:《詩經講演錄:靈魂的詩與詩的靈魂》

作者:姜廣輝,邱夢艷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05

國風·召南

原文

摽 有 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譯文

梅子熟了開始落,果實還剩七成多。想要娶我的男士,趁著吉日莫蹉跎!

梅子熟了漸掉干,果實十成還剩三。想要娶我的男士,要娶何不趁今天!

梅子熟了落滿地,拿著簸箕來撿拾。想要娶我的男士,要我何不趁這時!

解說

先解釋幾個字詞:

1.「摽」,音鰾,墜落。

2.「有」,語助詞。

3.「庶士」,年輕的未婚男子。

4.「迨」,音待,是趁著的意思。

5.「吉」,吉日。

6.「頃筐」,淺筐,北方稱簸箕。

7.「塈」,音細,或音即,是拾取的意思。

8.「謂」,不待禮備而私自相會。

楊運《摽有梅》扇面

關於這首詩,歷來有意思相反的解釋:一以《毛詩序》為代表:「《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認為這首詩是反映男女能夠及時婚配的詩。

男女及時婚配怎麼就和文王之化聯繫上了呢?按照周人的禮制,女子十五歲就算成年了,這時女子可以梳髻插簪,待嫁閨中。但如果過了二十還沒嫁出去,就不必遵從婚姻的六禮規定,甚至在仲春時節遇到心儀的男人,就可以跟著他回家。但六禮不備,對於女方而言,是很不體面的婚禮。所以,女子怕時光易逝,青春不返,唱出了這首盼嫁歌。召南之地是文王的兒子召公所治之地,由於接受了文王的德化,男女能及時婚配。

另一種解釋以歐陽修、楊簡等為代表,認為此詩乃是男女失時之詩。歐陽修《詩本義》說:《摽有梅》「自首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楊簡《慈湖遺書》說:「《摽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但他們又都接受《毛詩序》「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的說法,認為雖然男女婚姻失時,但又不敢萌發淫奔之意。朱熹的觀點與他們接近。有學生問朱熹:為什麼女子盼嫁如此急迫?朱熹回答:這也是人之常情嘛。

另外,明清的許多學者則將《摽有梅》視為淫奔之詩,直斥詩中女子不待父母之命,輕易以身許人,臉皮太厚。如明代朱善《詩解頤》說:「《摽有梅》……汲汲於求售者,而豈可以貞信許之邪?嘗試思之,男有家,女有室,必有待乎父母之命。今而曰『求我庶士』,則是苟有求之者,將不待父母之命,而輕以其身許人也。豈有當聖人之世,輕以其身自許於人,而可以為貞乎?」

清人吳浩《十三經義疑》說:「《摽梅》,刺淫奔也。禮:男先乎女。而此之求士者如此其急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則說:「後世閨情艷體出,文人墨士筆正與此相類。朱子以為女子自言,閨中處女何顏厚乃爾耶?」在我們看來,明清學者禮教態度之嚴苛,超過了宋代的道學家們。而《詩經·國風》中的許多作品反映的是人的真性情,其所反映的男女之情多出於自然。《摽有梅》直接唱出了女子的心聲,情感真切、質樸,鮮活逼真,毫不做作。《詩經》的編者將其收入進來,也可見當時人們對生命的真誠態度。

歷史上也有的學者認為此詩不是女子盼嫁詩,而是國家求賢詩。如明代章潢的《圖書編》說:「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摽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認為詩人看到賢者不為世所用,託言凋落的梅子,希望求賢的人能夠及時求訪他們。這種解說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可。清乾隆時期的《御纂詩義折中》就採用了這種解釋,該書將「摽」解釋為「擇取」。

其解釋第一章說「摽(取)所有之梅,摽其三而留其七,是擇其先熟者而早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迨賓興之吉期,擇其尤者而早取之也」;其解釋第二章說:「摽所有之梅,摽其七而留其三,是趁其大熟之時而多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廣其途以多取之,不必待吉也」;其解釋第三章說:「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而有以謂之。謂之者,通其言也,使天下之士皆得盡言以通於上,則嘉言罔伏,而野無遺賢矣。此盡取庶士之道也。」

這種解釋雖然不合主流,卻也言之成理,因為《摽有梅》一首詩,從字面上看並沒有出現女子一類的字樣,此詩反覆出現「求我庶士」的話,「庶士」不一定就是女子所求的男人,也可以是朝廷所求的賢人。所以將此詩解釋成「求賢」詩,也未為不可。

古人解詩,還有一種傳統,就是「賦詩斷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斷章取義。在春秋時期的諸侯國之間的外交場合,《詩經》被經常引用,甚至有濫用的情況,在引用《詩經》某一詩篇的時候,這篇詩的「本事」或「本意」是什麼,往往不被考慮,即使其詩有所謂「本事」或「本意」,也往往被過濾掉,只用其中的某一層意思。這需要當時在外交場合的當事人有敏銳的感受力,知道對方所表達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比如《左傳·襄公八年》記載:晉國的執政大臣范宣子訪問魯國,通報晉國將要向鄭國用兵。魯君設宴招待。席間范宣子賦《摽有梅》,范宣子此時賦《摽有梅》,當然不是表達「女子盼嫁」或「國君求賢」的意思。他只是要表達「及時」或「不失時機」的意思。希望當晉國發兵攻伐鄭國的時候,作為結盟國的魯國也要「不失時機」地派兵同往。這語氣中隱含著晉國頤指氣使的味道,也包含著對魯國屆時能否積極配合有某種擔憂和猜忌。

晉國是當時的超級大國,又是主盟國,而魯國是小國,只有唯唯諾諾的份兒,如果魯國屆時不能積極配合,便可能要承擔被懲罰的後果。當時魯國執政的季武子聽後,馬上心領神會,回答說:魯國怎麼敢不積極配合呢?我們的國君與貴國國君乃是一體同胞,就像芳香與香草的關係一樣。我們只會高興地等候盟主的命令,不會有錯過時機的問題。季武子的回答化解了晉國使臣的擔憂和猜忌。在那種情境下,《摽有梅》成了「及時」「不失時機」的代名詞。

不過,在我們看來,當時在外交場合這樣運用《詩經》,已有濫用之嫌。為什麼這樣說呢?當時晉國的霸業已經衰落,與楚國爭奪鄭國,經常發動戰爭。魯國畏懼晉國的強勢,成了晉國的幫凶。而鄭國無端受禍,成了戰爭的犧牲品。晉國范宣子與魯國季武子之間這種外交活動,不過是強權與幫凶之間的政治交易,他們這樣運用《詩經》,實在是對《詩經》的褻瀆,所以說此時他們對《摽有梅》的援引,已有濫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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