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

引 言

　　與建國後的前三十年相比，後三十年是建國以來民間社會思潮發育、發展最為活躍的時期。在社會經濟轉型的歷史大變局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與新困境。面對困境與挑戰，社會上不同的人們，尤其是以思想為職志的知識分子，總會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論解釋、思想判斷與價值定位，並找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決途徑。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思潮流派，彼此對峙並展開論爭。本文所涉及的當代中國社會思潮，是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自發形成的，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運用不同的理論資源來應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別。

　　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的豐富與活躍，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社會原因，那就是從社會變遷的視角而言，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市場經濟的引入，導致社會分化與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從企業家、國企管理精英、知識分子、技術官僚、白領中產階級、離休幹部到普羅底層民眾，他們出於本階層的實際切身利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對某些特定思想觀念與價值，自然會產生親和感；對另外一些思想觀念與價值，會產生排斥感。這樣，不同的社會思潮就會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遇到自己的追隨者或反對者。另一方面，隨著傳媒與網路空間的迅速擴大、相對寬鬆的文化氣氛的形成，公眾表達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間也比過去更為廣闊，這就為不同思潮的滋育、傳播、交流與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社會階層多元化與不同階層利益的多元化，使人們思想大一統的同質化狀態不可能再繼續。執政者固然要堅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但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本文著重於考察改革以來中國民間六種具有代表性並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可以斷言，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六大思潮不但不會消隱，而且還會持續影響著中國人的政治與精神生活。

　　一、自由主義思潮

　　1.改革初期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

　　自由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最重要也是最早的一種思潮，它是伴隨著中國知識界對極左時代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而出現的。可以說，它與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同步產生。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知識界與學生群體普遍強調思想啟蒙，提倡人的權利意識覺醒與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專制主義。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其中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他們從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中獲得思想資源，率先呼喚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

　　當然，以上這些觀念意識可以說是1980 年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但作為自由派來說，他們與一般人的不同在於，他們不約而同地主張人類自由人權價值的普世性，認為承載這種價值的西方多元政治體制，是普遍適用於一切社會的良制。然而，他們卻忽視了西方多黨民主體製得以有效實施所需要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條件。在自由派看來，只要建立起被認為具有普適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專制災難、經濟停滯與社會文明不足等社會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我們可以把這種並不考慮制度有效運行的社會支持性條件的「制度普適論」，稱為「制度決定論」。自20 世紀初以來，中國持有這種觀念的人就相當多。孫中山就曾經有過這樣的簡單觀念 [1]。

　　事實上，辛亥革命後建立多黨制的努力失敗了，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政治社會學角度來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在一個傳統農業社會的大系統上，安置著一個高度西方化的、從工業文明社會直接移入的政治體制，導致本土政治生態條件對西方制度產生排異反應，令中國陷入「淮橘為枳」的困境。

　　與「多元民主制度普適論」相聯繫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的泛道德主義的政治思維。所謂泛道德主義，就是指用道德標準來衡量那些本來並不能用單純的「道德」來評價事物的思維方式與態度。在1980 年代後期，相當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適用的良制，當政者之所以不願意採取這種良制，原因蓋在於當政者的私心。在自由派看來，拒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良制，或是動機不純，或是不願意放棄有權者的既得利益，拒絕分享人類共同的美好價值與制度。這就被認為是道德層面的正邪問題，而對於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取得勝利。這裡面實際上隱含著以道德優越感為基礎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協的激進主義的色彩。

　　隨著「價格闖關」的挫折與「官倒」所引起的社會不滿的加劇，泛道德主義思維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焦慮感進一步升級，民間自由主義思潮也日益趨向於激進化。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受這種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人都懷抱這種西化的教條主義與激進的觀點，但這種思想體現的思維方式卻是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簡單直線思維 。激進的西化自由派懷抱著一種浪漫的激情與理想，要求實現在他們看來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悲情與激憤情緒。應該說，釀成「八九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社會思潮角度來看，它與民間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走向悲情化並與威權政治發生劇烈衝突有關。

　　2.1990 年代自由主義走向溫和化 1990 年代中期，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內部出現分化，主張激進全盤西化自由主義日益進入邊緣狀態，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主流則走向理性務實與溫和。出現這一趨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蘇東」事件以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激進自由派進行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休克療法」，並沒有獲得預想的成功，蘇聯、東歐經濟滑波與嚴重的社會脫序，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激進自由理念的反省。人們也逐漸認同了體制內漸進變革的必要性、可能性與合理性。

　　其次，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執政黨在市場經濟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沒有停止，而且邁出了更大的步伐。「八九風波」以後，知識分子最擔心的那種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條主義政治復辟——並沒有在中國出現。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強調的「反左優先論」，成為當政者意識形態的核心話語。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穩步推進，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現行權威政府的態度，從反對、疏離開始走向了認同，已經不再抱有原來那種強烈疑慮與對立情緒，認同了執政者在經濟領域的進一步改革開放。這種轉變為民間與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

　　再次，在1990 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同樣也是得益階層。自由知識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間空間里，發現了前所未有的獲取經濟利益與實現自我價值的新機會。此外，1990年代以後，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開始接觸到哈耶克的比較溫和保守的自由主義理論。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對外開放大潮的出現，1980 年代知識分子所推崇的盧梭的「不自由，毋寧死」的激進的觀點逐漸被拋棄，從總的趨勢來看，1980 年代中期以來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執政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得以緩解。

　　3.當今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社會角色

　　應該看到，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自由派，已經與「八九風波」時街頭激進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區別。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自由派人士，有時會表達出更激進的另類觀點。但主張溫和理性的自由主義的人士漸漸在這一流派中佔據了多數。他們積極推進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支持經濟全球化，強調人權、民主與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開放。雖然他們對政府也時常抱著批評的態度，但基本還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發出自己的聲音。

　　如果說，1990 年代以前，中國民間思想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同質化的自由主義思潮或傾向，那麼，到了21 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思潮只是民間多元聲音中的一種，極端與激進者的少數派還受到其他不同思潮力量的制衡與緩衝。有必要指出的是，儘管溫和的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思潮中的主流，但如果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了重大的矛盾、困局與危機，激進的自由派仍然有可能從邊緣狀態中活躍起來，以其西化思維來對困境的原因做出解釋，並對一部分知識分子產生影響。但是，這種回潮影響是有限的。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中產階級的強大，隨著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制衡機制的出現，同樣由於後發展國家簡單仿效西方多元民主體製造成的嚴重消極後果在國人中引起的理性反省意識的制衡，激進西化自由主義不再可能形成上世紀80 年代那種全面的強大影響力了。

　　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在中國現代文明健康發展的前提下，受到不同思潮有效制衡與互動的民間自由思潮可以扮演積極的建設性的角色。

　　首先，它對於新老左派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雖然自由主義者對權力腐敗、貧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批評同樣十分強烈，但他們堅決支持通過繼續改革開放來解決這些問題。

　　其次，自由派對於激進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可以起到降溫作用。激進的民族主義一旦成為主流，就會造成社會的失控；而自由派則強調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的意義，強調融入國際社會的必要性與歷史合理性。

　　再次，自由派對政治改革還起到了警醒作用，他們不斷呼籲並提醒執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民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年來始終持之以恆地致力於推進基層的公民社會建設，致力於社會的民主實驗，積極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組織的建設與發展，他們在推進中國民主發展方面功不可沒。在民間社會思潮的光譜中，自由派將始終佔據重要的位置。

　　二、新權威主義思潮

　　1.新權威主義是對激進自由主義的反向運動

　　1980 年代後期，一股質疑激進自由主義的民間思潮開始出現，它就是新權威主義。這種思潮以漸進、穩定與開明權威為槓桿的秩序作為主要價值。在新權威主義看來，開明專制下的社會進步，才是最終實現民主與現代化的條件。

　　作為激進自由主義的一種反向運動，它的邏輯如下：一個後發展國家，只有通過開明家長式的威權政治下的秩序穩定，才能有效地引導並發展市場經濟；只有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才能導致社會的利益多元化與中等收入階層的極大增長；只有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中產階段的成熟，與階層多元化，才能滋育妥協性、寬容、尊重契約性法治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政治文化，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舍此以外的民主，由於缺乏民主需要的諸多社會條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樓閣的幻想，就是不切實際、不穩定的民粹主義無序狀態。新權威主義者認為，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後發展民族不經過經濟發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權威主義體制被認為是為未來民主鋪平道路的過渡性政治手段。用開明權威政治這隻「看得見的手」，來創造民主政治這隻「看不見的手」，保持轉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將杯子里的水平穩地倒到盤中一樣，這一過程需要始終保持平衡。作為平衡槓桿的新權威政治對後發展國家變遷過程的可控制性，是能否成功地向民主轉型的關鍵。

　　2.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爭

　　當一個社會剛剛從某種權威體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擺脫出來，人們對任何權威政治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新權威主義的對立面，自由派認為，在中國尚未充分清算專制主義流毒的現實情況下，新權威主義的出現，起到「為虎作倀」的負面作用，並有使中國「倒退」的危險。他們指出，當人們已經遭受專制權威的痛楚之後，有什麼理由把自己的命運再次託付給專制權威統治者？他們還認為，不受約束的權威具有危險性，一種不受民主派壓力的權威很難避免腐化。新權威主義者回答說，由市場經濟引發的多元化的社會力量，是天然的對權威政治的制衡因素，這種力量將隨著社會的現代化與法治化得以不斷成熟。但這樣的回答並不能使自由派滿意。198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初，大陸自由派與新權威主義的論戰也擴大到海外，這場權威與自由之爭，是知識界最早的思想論爭。

　　如何理解這次思想論戰？可以說，它實際上是20 世紀初期自由民主派與開明專制派之爭的歷史延續。這兩種思想之間的衝突，並不在於中國是不是應該實現自由民主這一最終目標，雙方在最終目標上並沒有根本分歧，而在於通過什麼方法與途徑才能實現中國的民主。

　　必須指出的是，從歷史事實來看，並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權威主義體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過渡。劣質的威權政治，如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拉美海地的軍人政權等等，只能導致朋黨式的「蘇丹化」政權。威權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權威主義政權具有可變通性、開放性與開明性以及容許試錯過程中制度創新的彈性。

　　新權威主義的發展觀認為，對於威權體制下的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試錯式的漸進的制度創新的方法來解決。通過漸進的方式，隨著中產階級的成熟，逐漸減少權威政治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開放的心態，在多元試錯中，漸進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標，這樣，就從權威主義經由「後權威主義」「前民主政治」，而最終走向民主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演進的正途。中國成敗的關鍵在於，制度創新的速度與路徑依賴發展的速度何者更快。而要實現有效的制度創新，必要的活躍的自由空間是不可少的。高明的開明權威主義，是漸進地在試錯中走出權威主義的權威主義。

　　3.21 世紀新權威主義的前景

　　新權威主義思潮在1980 年代後期崛起，作為對激進自由主義的反向運動與批判的思潮，它在1990 年代前期成為中國知識界普遍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並在海外與國際中國學界引起廣泛注意。然而，進入21 世紀以後，這種思潮卻漸漸退出知識界與公共網路的關注焦點。當下中國思想界，是自由派與新左派兩雄角逐的時代，新權威主義思潮似乎已經淡出，處於邊緣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激進自由主義思潮，即主張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張，自1990年代以後，其社會活躍程度已大為減弱。因此，作為以批判激進自由主義為己任的新權威主義，不再有發揮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現機會。其次，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已經進入了事實上的新權威主義時代，作為既成事實，知識分子與學界已經不再感到有持續辯護這種體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黨國威權體制雖然在經濟發展上有驕人的成績，但權威政治的弊端也進一步凸顯出來，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不再是權威受到激進思潮衝擊而解體，以及由此導致的無政府狀態或脫序危機，而是權威政治下的腐敗、貧富兩極分化與威權家長制的消極性。而在新權威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卻並沒有足夠的理論資源來分析這些世人關注的焦點問題。換言之，新權威主義對於解決上述疑難問題，並沒有提供有說服力的理論、概念與方法手段。

　　正因為如此，新權威主義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必須適應時代的變化而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解釋力，尤其是將新權威主義的理論與新政治經濟學、發展社會學、新制度主義與政治社會學等交叉學科相結合，形成對權威主義體制下的發展綜合症的解釋力。相對於意識形態取向過強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更具有中性的世俗理性思維的品格，新權威主義能否與工具性的新理論相結合，以形成具有強有力的解釋力的新理論，則是它能否保持社會影響力的關鍵，這本應該是它可以發揮的優勢。

　　因為，新權威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與視角，與政治社會學有著天然的方法論與視角關聯，它對於理解與解釋轉型中的中國的政治結構，對於深化中國走向民主化過程所必需的社會支持條件的認識，對於考察中國轉型政治的各種運行機制，對於制衡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中的激進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仍然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筆者作為1980 年代的新權威主義者，近年來運用新權威主義的思路，轉向對當下中國的權威政治的政治社會學考察，分析了當今中國的權威體制的結構特點，指出這是一種特殊的形態，脫胎於全能主義或全控主義體制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極強國家」與「極弱社會」相結合的權威政治，在社會轉型模式中是一種稀有物種，可以稱之為「中國越南模式」[2] 。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強大的國家行政優勢，作為一隻創造「看不見的手」的「看得見的手」，對於中國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另一方面，這種社會制約力度極低的「極強勢政府型」的權威政治，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在「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的環境中，強勢控制的治理方式由於引不起社會有效反彈與約束，實現國家引導式的轉型與發展似乎輕而易舉、得心應手，這種體制就可能不斷自我強化，結果將陷入一種路徑依賴的惡性循懷，使極弱社會變成「極極弱社會」，甚至會走進路徑鎖定的死胡同，最終失去通過制度創新解決矛盾的發展前景。

　　三、新左派思潮

　　1.新左派的核心觀念

　　新左派是199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種社會思潮。如果說，新權威主義是從「右」的權威主義的立場來批判自由主義，那麼，新「左」派則是從左的平等主義的立場來攻擊自由主義。它把改革開放中的貧富分化等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不公平現象，看作是與「私有制」相伴而來的必然的惡果；它從「左」的意識形態與西方新左翼理論中（如依附性發展論、羅馬俱樂部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尋找對改革中出現的矛盾與問題的解釋框架，並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開放的一種思潮。

　　新左派關於「改革就是受資本家剝削，開放就是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的觀點雖然過於簡單與極端，但卻相當鮮明地表達了其價值趨向。自1990 年代中期以來，新左派的發展勢頭很快，它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1）中國現在實際上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官僚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其根源在於「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

　　（2）主張重新回到平均主義方式來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新左派認為人慾橫流、貪污腐敗是「私有制」的必然產物，因此主張實行平均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並在公有制前提下發展參與式民主管理。

　　（3）「重新發現」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與價值。新左派認為，毛澤東當年進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從根本上通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批判資產階級，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他們把當今推行改革開放的執政中心看作是「走資勢力」，把支持改革與憲政民主的自由知識界視之為「右翼主流」。呼籲通過類似於「文革」的群眾運動，恢復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

　　在這一方面，新左派與老左派有合流的趨勢。其中更激進者還指責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出中國正面臨著復辟1949 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危險。有人甚至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開放期間一切被私有化了的財產，收歸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在農村，實行土地國有化、勞動集體化、生活社會化的三農政策」[3] 。可以大體上把新左派定義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論或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范與社會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並以平等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

　　2.新左派的思維誤區

　　實際上，新左派的思維路徑就是對「文革」思維路徑的一種複製。新左派把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矛盾，即那些本應該用發展政治學或發展社會學來解釋的現象與問題，如幹部在缺乏制度約束的條件下的腐敗，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階層多元化現象，一律用「階級鬥爭論」加以解釋。新左派對問題和矛盾產生的原因的認識，緣於特殊的路徑與心態相結合的認識機制。一位青年人的心路歷程，典型地表達了新左派是如何進入這種思維陷阱的：

　　在八九十年代，我對「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可是，畢業幾年來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化，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階級鬥爭就在身邊，走資派正在走，讓我重新想起了毛澤東。可以想像，當我讀到毛主席關於官僚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論斷時，心裡是多麼激動。他說出了我心裡一直懷疑的事，而且早了幾十年——誰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會想起貓，這是老農說的話，簡單，實在。「貓」雖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鬥爭藝術還留了下來，夠我們學好一陣子的。他的名字還讓受壓迫者歡欣鼓舞，讓壓迫者心有餘悸[4]。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旦用「文革」極左意識形態中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競爭」「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宏大概念，把腐敗分子定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那麼我們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條主義的思維，在這一解釋過程中就會被重新激活。新左派的陷阱就在於，「文革」意識形態已經在我們民族心理與潛意識結構中形成一種政治文化定勢與民族心理積澱。這種思維一旦被激活，就會連成一片。新左派之所以對相當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就是因為青年人富於浪漫熱情，而且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苦難。正如一位研究生對筆者所說的，他們從小學的政教課中接受的就是「興無滅資」的正統教育，到了大學時代就用在小學教科書中所接受的那一套東西，來評價當今現實中的不公平現象。新左派思維就是通過社會教育中的「左」的理論成分的激活而影響青年一代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對「文革」思維的路徑依賴？這是因為，由於我們用以認識改革轉型過程的學術理論資源不足，不能用發展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改革綜合症」；而「意識形態思維」或「類意識形態思維」以及相應的「左」的政治文化，由於全能主義時代普遍的宣傳教育的潛移默化，在人們思維中根深蒂固，它們總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覺地表現出來。例如，發展中產生的由於新舊遊戲規則均失效而出現的脫序現象（即沒有足夠的制度制衡而產生的脫序現象）本來應該通過有效的制度創新來解決。更具體地說，某些當權者之所以膽敢與商業賄賂者相互勾結，形成權錢交易，是因為制度約束不夠，因而不當得利的風險極小，成本極低，收益極大，於是意志薄弱者就變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過制度約束，使權錢交易的風險極大，成本極高，收益極少，這樣，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級敵人」也就作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規規矩矩，就範於文明秩序，這個「階級敵人」也就變成公民了。這裡面不需要什麼階級鬥爭理論，如果用左的意識形態框架取代常理，來對這種轉型時代出現的腐敗綜合症做出解釋，難免要進行「文革」了。

　　一旦階級鬥爭思維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優越感與「鬥爭哲學」就油然而生。明明是可以用有效的制度創新來制衡的腐敗與兩極分化，在新左派的眼裡，統統被解釋為資產階級復辟、壟斷財團打擊勞工等。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新左派由於立足於「左」的意識形態思維而具有強烈的鬥爭的道德激情。

　　3.新左派與文化浪漫主義

　　用《安徒生童話》里的一個故事來解釋文化浪漫主義再形象不過了。童話里的主人公不滿意他的生活環境，總是嚮往富有田園詩意與牧歌色彩的中世紀時代。後來他無意中穿上了一雙魔鞋，於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紀的一個小鎮。然而，那裡卻沒有路燈、滿地泥濘，到處充滿私刑、綁架、恐怖與黑死病。到這時，他才意識到那個中世紀才是真正無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願回到中世紀了。這也就是馬克思曾經批評過的中世紀「浪漫社會主義」。

　　對「文革」進行詩化、美化，目的其實是為了滿足心理上的一種移情與寄託的需要。更具體地說，浪漫主義者往往作為主體，把自己的熱情、理想、願望不自覺地投射到另一類事物上去，而並不關注客體本身的屬性。通過這種投射來抒發、宣洩主體長期被現實壓抑的深層願望，從而達到審美意義上的升華。其實，不同民族、國家、文化背景的知識分子中都存在對異國情調的浪漫情懷，並由此生髮文化浪漫主義情懷[5] 。

　　為什麼處於一種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們會對另一種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過於美化的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文化誤讀」？其實，這種「文化誤讀」實際上是人類思想史上常見的現象。原因就在於，人們對這種異質文化所做出的想當然的讚美，是不自覺的願望投射的產物。這種投射並不是為了認識該種文化的客觀屬性，而是為了主體抒發內心積聚的深層願望的需要，是為了更有力地表達自己立場的堅實性，也是為了達到一種心理宣洩、安慰與心理與精神平衡。

　　4.新左派思潮的未來前景

　　某些激進的新左派與反對改革的老左派復舊勢力相結合而形成的反對改革、頌讚「文革」的思想浪潮，贏得了不少網上「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網路世界裡，確實有相當大的表達空間。但在整個知識界，他們仍然是少數，並不足以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

　　當然，新左派的一些觀念與對現實的批判，也並非沒有參考價值。從多元制衡的角度來說，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戰改革開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對改革決策層的警示與借鑒作用。它對底層利益的關注，對公平與平等的價值訴求，也是民主社會珍視的價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環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會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義與新權威主義的多元制約。作為一種在多元時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活動，自有其存在的權利。在一個法治化時代，隨著社會的正常發展，它的激進化趨勢會消退，它要經歷一個也許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鍊期，才能擺脫幼稚與不成熟，通過理論上的脫胎換骨與價值轉型，在未來中國多元思想文化中佔據一席之地。

　　四、新民族主義思潮

　　1.民族主義的兩重性

　　民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強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識，它如同家庭對於家庭成員的天然親和力一樣，對人們產生最直接、最自願、訴於親緣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著民族、國家以及外部世界對這一民族利益的挑戰、壓力或威脅，民族主義就會激發起人們維護民族利益的熱情、責任與使命感。對於統治者來說，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可資利用的天然的政治資源，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前的意識形態對民眾的感召力逐漸淡出以後，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凝聚力資源對當政者來說也就更為可貴。

　　但民族主義又是一把「雙刃劍」，它是一種夾雜著強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種情緒大於理性的、能把非理性衝動甚至自私的動機掩飾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種煽情力，是一種崇高與幽暗交織甚至被動員者自己也無法理解的複雜激情。在激進的民族主義成為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一旦務實的政府出於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主張溫和、讓步、理性妥協，民族主義就會挾道德主義的話語優勢，居高臨下地挑戰政府的權威，斥責政府的「賣國投降」言行。尤其在群體性情緒聚結的環境中，民族主義的氣氛會形成一種「廣場效應」的心理暗示，讓不相識的人們，突然間產生同仇敵愾的破壞性、法不責眾的非理性行動傾向，且其後果遠非任何當政者所願意看到。

　　2. 民族主義從復興到走向激進化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最早階段是民族主義復興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在1990 年代中期，中國民間民族主義開始進入相當活躍的時期，並出現激進化的趨勢；第三階段，從現在起今後數十年的相當一個時期內，中國民族主義將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並有可能逐漸走向溫和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是在1990 年代以後崛起的。一旦百年以來的屈辱產生的壓抑感隨著國力上升而有了釋放的機會，人們就會油然產生「終於可以揚眉吐氣」的心理。民族自豪感與民族自信心的增強，標誌著民族主義的復興時期就此開始。這種心態在突然崛起的落後民族中都曾經出現過，包括現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1990 年代中後期，是民族主義顯示激進化趨勢的階段。後冷戰時代，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交往頻密，彼此接觸機會大增。對於雙方來說，由於在政治、歷史與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彼此間新的利益博弈規則一時還沒有建立起來，一旦進入利益博弈與利益衝突過程，雙方都還夾雜著冷戰時期的思維定勢，這就更容易觸動中國人作為歷史上的受傷者的敏感神經，成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原因。「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炸館事件」「撞機事件」以及申奧過程中發生的相關事件，均激發起中國民眾為維護民族利益而與西方對峙的情緒。1999 年，美國飛機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是激進民族主義的起點。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剛憤的激進民族主義思潮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當中迅速抬頭。

　　3. 新民族主義激進化的原因

　　首先，從民族心理角度來說，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了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中國是一個在歷史上享有無尚榮耀的民族，自近代以來，遭受挫折與凌辱之後，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這種受傷者的敏感情緒，有強烈的發抒宣洩的衝動。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實力增強，由此產生的民族自信心為這種心理宣洩提供了可能。此外，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國內獲得的由政府發布的相關信息的高度同質性，特別容易形成對事件過程的單方面的理解，進而激發起百年中國人的悲情意識，形成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

　　其次，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與中國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義相結合，形成激進化趨勢。基於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義會進一步把任何現實的溫和冷靜的態度與言論，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形成對當政者的道德壓力。他們以為訴諸百年受辱的歷史記憶，就似乎從此具有了壓倒一切的話語優勢。這種優勢話語一旦在民眾與知識分子和官員中成為主流，結果就可能逼使務實的主政者「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中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作為解決複雜國際關係的基本選擇。似乎只有如此，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才會認同主政者的權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義與「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積澱有關。中國人三十年來與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著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為什麼「憤青」們仍然會以偏執、好鬥的方式來處理國際問題？這是因為，激進的極左的政治文化，曾經如此深深地滲入民族的骨髓與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維方式對人們思想的支配與影響作用的式微，要遠比經濟變遷緩慢得多。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陳舊的內容，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會在無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下一代。我們的民族只有經過長期的、自覺的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才能真正地成熟起來，並走向真正的文明。

　　4.未來中國民族主義「去激進化」的趨勢

　　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有潛在的激進化的傾向，但從長遠的趨勢來看，在正常情況下，激進民族主義將會退潮，溫和理性的民族主義將會成為主流：第一，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迅速崛起，他們的觀念更具穩健性，心態更為平和理性，這使他們的民族主義更趨向於理性與溫和化。第二，政府已經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兩面刃特點，以及激進高調的民族主義話語霸權可能挑戰自己的權威，開始對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有意識的控制與引導。第三，開放的環境使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更加了解，從而改變了原來封閉環境中形成的固有觀念。第四，中國人的自信心更強了。一般而言，內心充滿自卑感與壓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後，更容易表現得亢奮、悲情與反應過度；相反，經濟發展與國力強大培育出來的民族自信心態，與中產階級理性相結合，更容易滋養成寬容坦然的處世態度。由於國力的強大，中國人對外部的反應也就越來越平和了。

　　從近年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以及台灣問題逐漸走向緩和來看，以上這四種因素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總體上，中國民族主義進入一個去激進化的時期。

　　5.未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隱憂

　　雖然總體上說，民族主義已經進入到一個去激進化的時期，但也不能對這一過程過分樂觀。第一，正如筆者前面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應型的民族主義，經濟危機、西方的消極影響，都有使反應型的民族主義再次激進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特別容易產生高調民族主義。發展中的大國特別容易產生「虛幻的大國感」，加之長期遭受屈辱，被壓抑的自尊心有一種強烈的發抒的衝動。1928 年北伐勝利以後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中就有這種高調民族主義的典型表現。國力不足而又充滿異乎尋常的大國感的自信之間的矛盾，會把一個國家引向災難的陷阱。此外，受長期以來潛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層影響，極左主義的話語紛擾仍然會影響我們對問題的處理與判斷。

　　五、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1.全球化衝擊下的中國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義是對於自「五四」以來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中的激進反傳統主義的反向運動，它在20 世紀初期就在中國出現，到了21 世紀則再次顯示出其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無論是學院知識分子、企業家，還是各級官員與大學生，都出現讚賞、認同並回歸傳統文化的價值趨向與文化潮流。

　　這種文化保守主義或稱文化守成主義在21 世紀中國的出現，有兩個重要時代背景。首先，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與國力的上升，使國民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強，而文化自信心與文化認同的載體一般則體現為這個民族祖先創造的傳統主流文化。對於中國來說，則是儒家典章文物。通過回歸傳統文化來重建文化認同，就成為文化思潮變遷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次，20世紀後期，後冷戰時代全球化過程進一步加速，回歸傳統文化，也是中國人對來勢迅猛的西方全球化浪潮的衝擊與壓力的文化回應，通過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尋求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來克服全球化與西方世俗文明衝擊波造成的文化焦慮感與文化「無根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只要中國國力還在進一步發展，只要以西方文明為主體的全球化進程沒有中止，中國人就會通過回歸與肯認自身的文化傳統，來尋求精神立足點。因此，文化保守主義將成為21 世紀中國最具普遍性、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一位成功的白領女士正是這樣來表述她個人走向文化保守主義的心路歷程的：80 年代當我們在大學裡時，曾經總想拋棄自己的黃色文明，是激進反傳統的信奉者。90 年代在我們的青春時期，見證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原本以為毫無希望的中國此刻是如此的充滿生機，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經濟生活的富裕卻凸顯出我們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匱乏。很多海歸派的空閑生活全是在燈紅酒綠的酒吧里度過的。而老外們的生活則要健康豐富得多。他們或去野外徒步，或駕船出遊，總之他們好像對生活保持了更多的興趣和尊重。

　　為什麼中國人的興趣愛好如此匱乏，如此淺薄？即使有了經濟上的富裕，我們也只是文化上的貧民。我們也許有知識，但沒有文化，沒有自己的根。我們是斷層的一代。也許就此以後我們永遠無法將文化傳承給我們的孩子。這是多麼可悲的故事啊。當我接觸了中醫與儒家，那種「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境界與神秘、精奧吸引了我。中醫學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小支流。可以想像如果那麼多支流彙集在一起，它的幹流將是多麼的壯觀。由於我們的歷史和語言與西方都截然不同，我們無法完全移植並認同西方文化，那必然會導致水土不服。我們只有好好挖掘我們傳統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豐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實。

　　正因為如此，我現在特別痛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斷層。「文革」「破四舊」把傳承中國文化的士紳階層都消滅了，我們如何才能找回這失傳的火種呢？特別緊迫的是，許多了解傳統文化的人都上了年紀，隨著他們的逐漸老去，也許我們的文化就真的失傳了。而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永遠不會有前途的[6] 。

　　這位白領女士的這段內心獨白，體現了文化保守主義在新興中產階段中的影響力。一般來說，它的新支持者往往是這樣一批人：他們出身於20 世紀70 年代，80 年代曾經是自由派，90 年代的經濟成功卻凸顯出自己在文化上的無根感，與外國人的交往進一步促發其對精神生活、文化認同與尋根的需要，進而對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發生強烈的興趣。他們意識到，對於個人而言，沒有文化與精神生活的支撐，永遠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永遠不會有前途的，這樣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是新保守主義在1990 年代以後在知識型的白領中產階級中獲得大量追隨者的的社會原因。

　　2.文化保守主義的要義

　　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開創者可以追溯到嚴復一代。嚴復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義介紹到中國的思想家，19 世紀末，他對進化論的介紹引起中國思想的一次大轉向。然而，20 世紀初，他對「五四」興起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感到憂慮，成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領軍人物。

　　嚴復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貢獻在於，他提出「國性」的概念，他認為：「大凡一國存立，必以其國性為之基。國性國各不同，而皆成於特別之教化，往往經數千年之漸摩浸漬，而後大著。但使國性長存，則雖被他種之制服，其國其天下尚非真亡。」[7] 正是這種國性，使一個民族能「自拔於艱難困苦之中，蔚為強國」。他認為，國性存在於一個國家民族的「聲名文物」之中，存在於孔子的教化即主流文化之中，「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經為之本原」，這裡的「經」，就是儒家的典章文物，它是中華民族在適應環境過程中凝聚的集體經驗的結晶，在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亦必求之於經而有所合，而後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號召天下」 [8] 。

　　嚴復還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意義還在於， 只有在以傳統文化作為載體的情況下，從西方文明中借鑒過來的異質文化因子，才能順利吸收與鞏固。用他的話來說，「方其洶洶，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世聖哲所創垂，累朝變動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9]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嚴復引出一個可以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的十二字箴言：「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嚴復對此言的解釋是：「且守且進，此其國之所以駿發而又治安也。」[10]

　　我們可以把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大體上做如下的概括：這是一種在應對西方文化挑戰的過程中，主張以傳統主流文化的價值作為現代化中介與民族凝聚力的基礎，並以傳統文化為載體引進外來文明，來實現民族生命穩定與持續過程中的文明匯合。新舊融合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要義。國外的新儒家，以及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均以此為特點。

　　3.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

　　近年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學院與民間學者，積極倡導文化保守主義並展開活動。有一位學者曾任教於南方某大學，提前退休後，在明代大儒王陽明悟道之處——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講習儒學。他認為，儒學式微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中華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結果是中國人「靈魂四處飄蕩，無所歸依」，國家的文明屬性也逐漸喪失，出現了嚴復所哀嘆的「國性不存，國何以為國」的狀況。解脫這一文化困境的辦法，就是大力復興儒學，以此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國現在不僅要增強「國力」，更要回歸「國性」，因為「國性」才是中國之為中國的根本標誌。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國社科院一位哲學博士，十多年來堅持不懈自籌經費主編《原道》，並創辦了《中國儒學網》。這些執著於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者還共同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匯聚一堂，會講於陽明精舍，或致力於發掘儒家仁政思想，或倡導天下主義。

　　近年來，初具規模的「讀經活動」在國內不少地區漸然成風。數年以前中國就已有五百萬個家庭、六十多個城市的少年兒童加入誦讀儒家經典行列。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國三十年來發展起來的城市中產階級與企業家為主要對象的國學班，也在各著名大學陸續開辦。國學班除傳授琴棋書畫之外，研習內容還有中國歷史、儒學、佛經、禪宗、周易、老莊思想等。

　　學院知識分子與民間知識分子在倡導文化保守主義方面可以說是遙相呼應。一批屬於自由主義的學者，也都明確支持兒童閱讀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中國古代經典。他們在學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蘇格蘭道德哲學的影響，醞釀「中道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憲政主義框架。他們中有人提出「儒家憲政主義」「科舉憲政主義」，也有學者從老子思想出發來論證強調「消極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在法學界，有一批學者從傳統中國的民本思想的發展來論證現代民權思想；也有一些接受新左派思想的學者，到中國司法傳統中去發掘判例法（普通法）傳統。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義者、新權威主義者以及民主社會主義者，各派學者雖然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上爭論不休，但在回歸文化保守主義方面，卻有著少有的共識。凡此種種均可以看作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教育、文化、學術等領域的廣泛滲透與發展。

　　4.發掘人的內在精神資源：儒學的現代性

　　文化保守主義的崛起，還起到制衡全球化所帶來的價值世俗化的消極影響的作用。世俗自由主義使中國人權意識得以覺醒，有其重要的意義。但在西方，自由主義在20 世紀下半期開始走向俚俗化，鼓吹絕對放任與自由，拋棄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發了從自由放任主義向「動物化」退化的嚴重文化危機。這種世俗自由主義對中國文化也產生嚴重的衝擊，例如有一位著名的性學女學者，公開主張和贊同同性戀合法化與「一夜情」。雖然，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發出各種奇談怪論本不足為奇，但特別令人憂慮的是，這種極端不負責任、反道德倫常的文化「病毒」幾入無人之境，本土文化已經完全喪失了抵制這種極端不負責任的言論的資源。

　　當代中國人特別缺乏對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不能不使人們反思自「五四」以來的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的消極影響。自近代以來，全盤反傳統主義思潮逐漸成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養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加以批判與拒絕。長期以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與中產階級的精緻性，「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對精緻性、教養性或文明性的全盤否定，影響中國文化與思想生活達數十年之久。

　　新世紀之交，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主義又進一步滲透進了其知識界的精神里，尤其對「80 後」青年人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由於舊的文明價值被人為地剷除，在中國人的自由啟蒙價值中，本來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資源，而主要來自美國的外來思想，又缺少了對文明德性的關切。正因為如此，如何從傳統儒家精緻文化中獲得制衡世俗化文化衝擊的資源，避免整個民族在過度世俗化過程中，走向動物化與低俗化，就成為時代的重大課題。中國傳統的禮文化恰恰可以轉化為平衡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自由價值的文明要件。

　　如果從與全球化相伴而來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來看，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時代意義。經過創造性轉化的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具有平衡世俗自由主義的絕對自我中心價值觀的作用，具有克服無根化與人生意義感缺乏的後現代病的作用。

　　儒家最關鍵的東西是發掘人的內在資源，並使之充滿人的身心，以此為基礎光大，從而形成一種人格力量，以之立足於世界，並與惡勢力抗爭。近代國學家繆鳳林在《中國通史要略》中指出：

　　——（儒家）其所言首重修身成己……修身之後，即推之於家國天下，蓋既充滿心身之本能，一切牖民覺世之方，乃從此中自然發露於外。

　　——由其以修身克己為重，斯不暇及於外，而怨天憂人之意，自無自而生，其遇雖窮，其心自樂，人世名利，視之淡然。

　　——自孔子立標準，於是人生正義之價值，用超越之經濟勢力之上，服其教者，力爭人格，而不為經濟勢力所屈。

　　——孔子以為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增進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即使境遇極窮，人莫我知，境遇極窮，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蕩之樂……儒教真義，惟此而己[11]。

　　更具體地說，仁就是內在的精神資源，它就是把人性中的善外化到世界上去，並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精神自我實現的自得之樂。這種由內而外的外爍性，使人脫離了低級狀態，脫離了動物性。在這個意義上，儒家學說就因其制衡動物化與人性異化的功能，而具有了強烈的現代性。《論語》中的「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可以形象地表達儒家的這樣一種人格力量：一個內心充滿仁的精神的人，足以對環境無所憂懼。

　　必須指出的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面臨許多障礙與困境。這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儒家的資源已經喪失殆盡。幾代中國人已經不再接觸儒家經典，人們並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在理性層次上，誰也說不清傳統文化是什麼，儒家有什麼精華的東西值得我們一代一代保持下去，情感上傾向於回歸，理性上誰都說不清要回歸什麼，這是當下國人精神世界的困惑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回歸文化保守主義，國人的心態因素先於理性認識因素。因此，傳統文化復興的路仍然漫長而任重道遠。

　　六、民主社會主義思潮

　　1.走出傳統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要義

　　在我國，民主社會主義是21 世紀初出現的一種社會思潮。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長文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掀起了知識界的爭論。民主社會主義對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正統提出挑戰。它認為，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長期以來被批判和否定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其原創者並非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而是恩格斯，而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論，並不代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正途。中國應該朝民主社會主義方向進行政治改革。

　　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人士，大都是離休的老幹部。他們在信仰共產主義之前也接受過儒家文化、西方現代自由主義與「五四」民主啟蒙思想的影響，在1940 年代後期出於對國民黨腐敗的不滿以及對解放區政治清明的嚮往，而積极參与革命事業。「文革」的災難使他們如夢初醒，改革開放又進一步使他們眼界大開。一方面，通過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真相，特別是共產黨主要領袖人物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的了解，通過對中共革命走向極左災難與改革後權力集中造成的腐敗的反思，他們要堅決與他們所稱的「專制社會主義」決裂；另一方面，看到西方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的結構性弊端，並意識到中國不可能通過簡單仿效西方民主政治來實現社會進步，這種種內因外緣，使他們在保持社會主義理想與信念的同時，要拋棄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階級專政以及中共早期不成熟的農村社會主義與計劃式社會主義的觀念，並期望通過人民大眾的選舉性民主避免社會主義走向異化，通過制度改良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

　　大體上，我們可以把民主社會主義的要義概括如下：通過追溯馬克思與恩格斯晚年提出的資本主義可以不經過暴力革命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的理論，證明社會主義就是要走向民主；並以現實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實踐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路徑的借鑒；在保持中共執政黨地位的情況下，通過民主化，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理想。

　　2.良好願望，而非發展路徑

　　一方面，人們對市場經濟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化產生了嚴重的憂慮，從而通過社會主義的價值來呼喚平等與公正；另一方面，對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權力腐敗與權錢勾結的專制主義的警覺，又使人們產生對大眾式的民主參與的價值追求。這樣，民主價值與社會公平的價值兩者必須得兼的觀念，在國人心目中就變得十分強烈了。雖然，1980 年代初，民主與社會主義這兩種價值往往被認為是難以共處的。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恰恰滿足了人們把公平與民主這兩種不同價值相結合的內心訴求，人們在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構想中，在社會主義價值、公有、平等、民主、自由之間找到了結合點。尤其在一些青年時代經歷過「一二九·運動」與「反飢餓運動」的自由民主洗禮、並參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老人中，出現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強烈期待，就絕非偶然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是把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價值，把公正、平等與對底層利益的關注，以及對自由與競爭的現代經濟秩序的肯定，統統結合到一個體制中來。在某種意義上，它與自由主義相同，強調與國際經濟秩序接軌，強調法治與自由，但並不同意以仿效西方的多黨民主來實現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同時，它又與新左派相近，主張關注底層利益，強調公平與平等，但並不認同新左派不切實際的對「文革」理想的浪漫復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社會主義似乎可以成為自由主義、新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公約數，似乎可以把各派思潮的價值融會到一起來實現國人的共識。試圖在保持社會主義思想與價值的前提下，找到實現民主、公平與底層利益的新路，這似乎是這一思潮的最大優勢所在。

　　一定意義上說，民主社會主義把各派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起來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潮與政治力量都在民主社會主義中找到與自己的相似點。但民主社會主義表面上的優點，實際上恰恰又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民主社會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平等、公正、效率、和諧等人類美好價值，大雜燴式地熔為一爐，卻並沒有提供實現這一價值大融合的具體路徑與方法。看來，民主社會主義更多地是代表了一種良好的理想與願望，而不是現階段的發展路徑與具體模式。

　　即使對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的示範作用，不少批評者也認為不能過分強調，因為中國與西歐國家的歷史、文化、地理、經濟與政治條件、發展路徑實在是大相徑庭。歐洲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與經濟積累，為高福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物質準備；代表勞工利益的左派政黨和比較強大的工會的存在，都為通過民主選舉的壓力來解決貧富不均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現實可能。相反，中國現階段不具備民主社會主義的條件。首先，中國經濟仍然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不存在實現高福利的社會政策的經濟基礎。其次，在缺乏公民社會的條件下，超階段地推行全民普選制，會帶來街頭民粹政治。即使讓代表底層勞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執政並推行高福利政策，由於平等化速度太快，就會出現類似於拉美國家那樣的民粹主義症候群，那將使效率受到挑戰，出現經濟大滑坡，失業率驟增，最終還是以底層民眾受損而告失敗。中國在現階段並不具備直接實施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只能在遠景的意義上有其價值。

　　七、民間社會思潮多元化的時代意義

　　1.對新思潮的解釋：不同思潮對應不同的困境

　　多樣化的社會思潮是人們對社會困境與矛盾進行反思的產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發現，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時段出現，恰恰與此一時期的社會疑難與矛盾存在著對應關係。由此順藤摸瓜，就能比較清晰地把握各種思潮的來龍去脈。

　　自由主義思潮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出現的社會思潮，它是國人對「文革」專制主義的批判意識覺醒的產物。自由主義對法治的呼喚，對啟蒙、人權、民主、自由的價值的執著追求，反映了在經歷「文革」專制主義苦難後的中國人所追求的價值的大轉向。

　　新權威主義在1980 年代後期出現也有其歷史背景，它是在自由主義走向激進化以後的反思與批判思潮。新權威主義者強調變遷過程的可控制性，強調政治秩序穩定的必要性，與當時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激進自由運動可能帶來的無序化前景的憂慮有關。作為對自由派的西化普世主義的反向運動，新權威主義更多的是對斷裂與革命式的歷史跨跳的質疑。

　　新左派思潮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出現，而不是在此前出現，也絕非偶然。正是1990 年代後的市場經濟大潮的全面鋪開，各地出現的競爭無序化、貧富分化與社會底層利益的受損，這些社會問題的累積，是產生新左翼思潮的客觀原因，儘管新左派知識分子以反對改革來實現平等的觀念被認為是錯誤的。

　　新民族主義之所以出現於1990 年代後期與21 世紀初，是因為改革開放使中國國力增強，遭受百年屈辱後的揚眉吐氣感，與對全球化進程的消極面的批判，均從不同方向進一步強化了國人的民族意識。

　　文化保守主義與新民族主義在社會上凸顯的時間幾乎同步，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引發的價值觀的世俗化，引起了全民的尋根意識與文化認同感的覺醒。回歸傳統的思潮也與新中產階級的發展有關，這一思潮體現了這一新階級在文化上的更精緻的趣味與追求。

　　最後出現的是民主社會主義。這種思潮體現了中國人在精神意識上，對多種美好價值共處的均衡需求。

　　2.當代思潮與社會階層的對應關係

　　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多元並存，與社會分層化與地域利益多元化趨勢均有著密切關聯，中國思想界與社會文化領域重新呈現出建國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相對豐富的多元的光譜。

　　雖然，社會階層與思潮的對應關係決不能簡單化。但大體上看，追求自由與個體權利的自由主義思潮，確實在中產階級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強調秩序與穩定的新權威主義，在官員與大企業家中有更多的贊同人。呼喚平等與社會公正的新左派則在青年一代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許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溫和派，其中相當數量的人與大學文學批評專業有關，因為他們比較多地受西方後現代文學批評思潮的影響。新左派中的激進派或民粹主義派，在中西部地區的底層弱勢群體與「憤青」中有許多支持者。在70 後的知識型白領、中產階層、企業家中，文化保守主義有比較大的影響。民主社會主義在飽經政治風霜的老幹部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

　　我們還要注意到，從地域分布上看，極左原教旨主義者在北方如河南、北京等地數量相對較多；相對而言，在南方地區，例如上海及長江三角洲地區則較少見，在廣東、江浙如溫州等地為數更少。相反，自由主義思潮在廣州比較多見，這種地域性分布與經濟發展程度有一定關聯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交界地區，激進民族主義思潮反而比沿海更為普遍，安徽合肥的「家樂福事件」是一個例子。這是因為在轉型過程中，民族主義往往會成為表達不滿的最安全的發泄口，「憤青」在民族主義話語中可以獲得更大的表現場所。而在沿海地區，溫和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勢頭比較明顯。地域、階層與社會思潮的對應關係，是與社會思潮有關聯的政治社會學研究的新課題。

　　3.人們並不要求玫瑰與紫羅蘭散發同樣的芬芳

　　綜上所述，各種社會思潮都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某些重大問題與現象有關。這六種思潮均與中國現代化的價值追求存在著關聯性。例如，自由主義強調競爭、憲政與法治與人權，新權威主義強調秩序與穩定，新左派強調公平與底層利益，民族主義強調國家利益與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義強調民族的文化認同，民主社會主義強調社會主義與正義的結合，等等。正因如此，只要各種思潮不走向極端，那麼，它們在憲政條件下均有著不應被剝奪的生存的權利與自主的空間。只要沒有觸犯憲政底線，當政者並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禁止它們，而是學會並習慣於與不同思潮和諧共生。各種思潮所強調的不同價值之間的相互激蕩與制衡都是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所需要的，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交匯與思想碰撞，並形成複雜的互動關係。不同思想與思潮並存，是社會多元性在文化領域的反映，這也是中國走向真正的常態社會的進步的標誌。

　　馬克思說過，人們並不要求玫瑰與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芬芳。互動有利於避免社會的同質化，有利於思想發展與社會進步。

　　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不同的聲音，不可能讓所有的人只有一種思想，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同思想之間可以彼此磨礪，有助於思想的發展與進步，有利於避免社會同質化與死氣沉沉。只有單一的思想是可怕的，是我們民族的深刻的歷史教訓。

　　4.思潮多元化對未來中國民主的功能意義

　　近年來，中國的思想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我們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經增強，這是大轉型過程中的新的文化特點。只要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這種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改革三十年來中國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開放的環境所賜，也是中國走向正常的社會的標誌。

　　思想的碰撞是一個民族精神發展的條件，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發展。對改革開放與突破極左迷信具有重要貢獻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以及「分稅制」的推行，「社會主義和諧論」的產生，都是民間思想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積極互動與碰撞的結果。

　　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來中國民主多元制衡機制的社會先決條件。眾所周知，中國經濟改革導致的社會分層化已經出現，然而，單純的社會多元化並不足以成為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充分條件。1990 年代以來出現的知識分子思想多元化，與社會利益多元化相結合，形成階層與思想流派的對應關係，當是未來中國民主政治有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體地說，這種對應關係體現在：自由派對私有產權、自由競爭、人權自由與法治的強調，在客觀上更符合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新權威主義與自由派的保守派，對秩序與穩定價值的強調，客觀上更能體現從舊官僚階級中轉化過來的新興技術官員與大企業集團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拋棄過於浪漫的底層情結與暴力革命崇拜，他們對公平、平等與弱勢群體利益的強調，則在客觀上體現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訴求。這樣，不同思潮背後各有其在社會上對應的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當各個社會利益集團與階層在民主體制下爭取自己的利益與發言權時，他們就有了表達自己利益與價值追求的意識形態或思想與主義，並可以在此思想與主義下聚結成政治派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寬容與理解的條件下形成互動，對於中國未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結語：現代化程度取決於多元包容程度

　　社會思潮的多元並存，不經意中，形成事實上的百家爭鳴的趨勢，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當今中國民間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已經形成，例如激進自由派提出的「政黨註冊論」的激進觀點，就受到新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批判與制衡；而極端新左派提出的為「文革」與「四人幫」翻案的言論，同樣受到自由派與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強烈反擊與有效制衡。隨著中國社會的日益健康發育，理性的聲音在社會上將越來越有影響力，來自不同思潮的極端聲音雖然會始終存在，但只會處於邊緣，任何極端與激進的言論，只能是多元聲音中的一種「不同凡響」的異端而已。任何極端聲音，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裡，都不可能在社會上產生連鎖反應，它總會受到不同思潮的制衡與平衡。社會思潮多元性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了更多的思想方案與試錯機會。而這種方案與機會越多，一個社會做出不同選擇的機會就越多，社會的應變與適應能力也就越強。

　　馬克斯·韋伯曾說過一句精闢的話：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取決於對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誠哉斯言。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也在經歷一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具有現代國家標誌意義的文化思想多元化時代正在光臨當代中國，正因如此，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越來越接近於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會的歷史過程。面對21 世紀的思想開放與多元的時代趨勢，政治決策者與知識分子，只有闊視遠想，在廣泛吸收各類社會科學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才能把美好與文明的價值輸入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創新過程中去，並以此來迎接21 世紀中期的到來。在筆者看來，那將是中國真正走向民主與自由的時代，那將是建立在經濟繁榮基礎上的人性充分發展的時代。我們有理由對此表示樂觀，在進入這樣的時代以前，中國精神生活與思想意識的多元化，將是發展的應有之義。

　　注釋：

　　[1] 孫中山在1906年對東京中國留學生的演講中就認為，中國推翻滿清以後要建立多黨民主制，這就如同我們現在造好了鐵路，需要引入火車頭，我們當然要用西方人發明的最新式的火車頭，而不要用舊式火車頭。他說，多黨民主制就是新式火車頭，而開明專制則是舊式的火車頭，他認為，西方人發明新式火車要用數百年之功，而我們拿來就可以用。在他看來，問題就這麼簡單。見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277-281頁， 中華書局1981年版。

　　[2] 參見蕭功秦：《中國的大轉型》第104 頁，[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8 年版。

　　[3] 轉引自馬立誠：《有人想為四人幫平反》，載《同舟共進》2009 年第3 期。

　　[4] 哪烏西卡2 ：《冤有頭 債有主》，引自天涯社區網《關天茶舍》2007 年3 月31 日。

　　[5]1978 年筆者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曾和一名叫奧來弗的法國留學生同宿舍三年。這位奧來弗先生是法國的左翼青年，他顯然是市場經濟競爭社會中的失意者。他憎惡市場經濟，憎惡市場經濟競爭帶來的各種社會不公問題，他從對法國市場競爭制度的批判中，附帶形成了對中國「李雙雙的公社食堂」充滿詩情畫意的溫柔聯想，並進而連帶產生了對「四人幫」的好感。他認為這四個人，堅持的正是他渴望在法國獲得而沒有實現的東西。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傳到法國，在他的心目中，大鍋飯體制顯得無限美妙。他把對競爭社會反感產生的逆向心理，以及對另一種反競爭的體制與價值觀的熱情，完全投射到中國文化革命時期的人民公社上來了。

　　[6] 引自作者任教的大學的一位在職研究生給作者本人的學習報告。

　　[7][8] 嚴 復：《讀經當積極提倡》，載《嚴復集》（第二冊）第330、330 頁，[ 北京] 中華書局1986 年版。

　　[9] 嚴 復：《與〈外交報〉主人書》，載《嚴復集》（第三冊）第560 頁，[ 北京] 中華書局1986 年版。

　　[10] 嚴 復：《主客平議》，載《嚴復集》（第一冊）第119 頁，[ 北京] 中華書局1986 年版。

　　[11] 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第一冊）第66 頁，1944 年重慶初版，2008 年東方出版社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