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刊印的幾個問題
自從上世紀30年代發現《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對於《金瓶梅》的版本、成書等問題的研究才正式逐步展開。一般認為，目前所見的10卷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因題名有「詞話」兩字，故稱之為詞話本；又因有「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序，故亦稱萬曆本；20卷本《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是據詞話本修改後刊行於崇禎年間，故簡稱崇禎本。詞話本與崇禎本之間的關係是「父子關係」。但也有一些學者持不同意見。如吳晗在詞話本發現之初，就憑一些筆記而推斷「萬曆丁巳本並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並且已有抄本行世」。[1]至70年代，韓南在討論萬曆本與崇禎本的關係時說過「乙系本（崇禎本系統）並非源於甲系本（詞話本系統）」的話。儘管此論只是就崇禎本據《水滸傳》等修改而發，但常常被人誇大為他對整個崇禎本並非源之於詞話本的結論。[2](P111)80年代以後，說目前所見之《新刻金瓶梅詞話》並非是初刻，而是二刻、[3](P99)[4](P115-120)三刻，[5]乃至是清初所刻[6]的論文不時可見；在萬曆本與崇禎本的關係上，梅節先生等力主「是兄弟關係或叔侄關係，並不是父子關係」。①梅先生是一位學力深、造詣高的令人尊敬的長者。他窮十餘年之力，在認真校勘《金瓶梅詞話》的基礎上所作的結論，自應高度重視。但筆者一時還轉不過彎來，想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以就教於梅先生與諸位同好。
一、《新刻金瓶梅詞話》即是初刊本 說《新刻金瓶梅詞話》即是初刻本，首先要說明的是對於「新刻」一詞的理解。「新刻」的確可以理解為在原刻的基礎上重新刊印。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義」時曾對「新雕」、「新刊」作了這樣的解釋：「刻板盛於趙宋，其名甚繁。今據各書考之……又曰新雕，乃別於舊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24卷，每卷未有墨圖記雲『瞿源蔡潛道墨寶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別於舊板之名。《天祿琳琅》三慶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舉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劉輝先生即據此義而認為詞話本是二刻：「正因為有原刻在前，故特別標明此為『新刻』，列於每卷之首。」[3](P119) 但是，時至明代，特別是在刊刻戲曲、小說時，「新刊」、「新刻」的含義往往有所變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即以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來看，也有將「新刊」指為初刊的，如云： 匯刻詞集自毛晉汲古閣刻《六十家詞》始……國初無錫侯氏新刊《十家樂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後主三十三首）、馮延巳《陽春集》（宋嘉祐陳世修序，序謂「二馮遠圖長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張先）、東湖、（賀鑄）、信齋（葛剡）、竹洲（吳儆）、虛齋（趙以夫，有淳祐己酉芝山老人自序）、松雪（趙孟頫）、天錫（薩都剌）、古山（張埜，邯鄲人，有至治初元臨川李長翁序），皆在毛氏宋詞六十家之外，載王士禎《居易錄》十三。此刻世不多見，《匯刻書目》既未臚載，《邵注四庫簡明目》亦未及見。（卷7） 這裡提到「新刊」的《十家樂府》顯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們不妨再舉數例來證明明清時所說的「新刻」即是初刊。 （一）《水東日記》卷6：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卻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自難為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六經已有傳注，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為進取計，能怠學者求道之心故也。」 （二）《弇州四部稿續編》卷12《為胡元瑞序》： 曩余為胡元瑞序《綠蘿軒稿》，僅寓燕還越數編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種至，則眾體畢備，彬彬日新富有矣。 （三）《警世通言敘》： 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於棲霞山房。傾蓋莫逆，各敘旅況。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尚未成書，子盍先為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所濟者眾。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從臾其成。時天啟甲子臘月豫聿無礙居士題。 （四）《禪真逸史》第21回： 每年春秋二社，羊家為首，遍請村中女眷們聚飲，名為群陰會。羊家新刊一張十禁私約刷印了，每一家給與一紙。又於土穀神祠張掛禁約，各家男子，都要循規蹈矩，遵守內訓，犯禁者責罰不恕。稍違他意，便率領兇徒打罵，因此人人怕他。 （五）《蕩寇志》第136回： 只見那塊石碣抬到面前，張公與賀、蓋等四人一齊觀看。賀太平道：「此非古迹，確是新鐫。」 假如我們再打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可以看到大量冠以「新刻」、「新鐫」、「新刊」的小說大都是初刊本，如《新刊按鑒編纂開闢演繹通俗志傳》、《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同志傳》、《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新刻按鑒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吏》、《新刻增異說唐後傳》、《新鐫出像小說五更風》、《新鐫小說八段錦》、《新鐫繡像小說貪歡誤》、《新刻小說載花船》、《新刻全像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等等，它們是不同於《重刻西漢通俗演義》、《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等標為「重刻」的作品的。 根據以上材料，我想說明的是：僅以「新刻」兩字是難以斷為即是「重刻」的。「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 那麼，《新刻金瓶梅詞話》究竟是重刻還是初刻呢？主「重刻」論者（不管是「二刻」還是「三刻」論者）主要是依據當時一些早期筆記中談到的都是20卷本的《金瓶梅》，而沒有談到10卷本的《金瓶梅詞話》來加以推斷，實無一條實證。關於這些推斷，下文再作分析。這裡，我想重要的還是要依據文本本身的事實來說明問題。而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訴我們，它即刊刻在萬曆末至天啟年間，其刊刻的時間正合當時各家所說。 當時談到《金瓶梅》刊刻情況的實際上只有三家。 一是謝肇淛的《金瓶梅跋》說：「此書向無鏤版。」此跋當寫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後，因這一年袁中郎曾寫信給他要書：「《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此跋收在謝肇淛的《小草齋集》中。該集卷首葉向高序作於天啟丙寅(1626)，故一般說來，謝肇淛到此時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是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曰：「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馬仲良「榷吳關」時在萬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時由馮夢龍開始慫恿書坊刊印，未果，但「未幾時」，在「吳中懸之國門」。這個「未幾時」是個不確定說法，我們又無法考定沈德符寫這條材料的具體時間，只是知道當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寧知府之後，因為文中提到「邱旋出守去」一語。換句話說，多數是寫在天啟年間。 三是薛岡的《天爵堂筆余》說到「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回。……後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這裡的「往在都門」，當在萬曆二十九、三十年間(1601-1602)；[7]「後二十年」，當在天啟一二年間(1621-1622)。但這個「後二十年」只是個約數。薛岡在天啟七年(1627)給文在茲的侄子文翔鳳寫《與文太清（翔鳳）光祿》信時亦稱「二十年肝膽」，說明他與文家兩代人的交情有20年左右。因此，薛岡收到包岩叟寄來的《金瓶梅》刊本當在天啟年間。 據上所析，《金瓶梅詞話》真正「懸之國門」當在天啟年間。而其文本實際也證實了這一點。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借用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筆者和魯歌先生一起進行了一項繁瑣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種版本匯校一遍，發現這個詞話本為避皇帝名諱，改字的情況很突出。我們統計，從第14回到61回，刁徒潑皮「花子由」這個名字出現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卻一連13次將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這是為了避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名諱。由此可窺，從第62回起，它必刻於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曆九月初六日以後。[8](P266-267) 這一事實，的確有力而生動地說明了《金瓶梅詞話》刊刻的過程：假如這100回的大書從萬曆四十五年(1617)由東吳弄珠客作序而牙雕的話，刻到第57回時泰昌帝朱常洛還未登基，②刻到第62回時，天啟帝朱由校已經接位，故在以後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諱，而第95、97回中的「吳巡檢」尚未避崇禎帝朱由檢的諱，故可確證這部《金瓶梅詞話》刊印於天啟年間。 這樣，結論當是：這部《新刻金瓶梅詞話》即是初刊本，刊成於天啟年間。這是因為： （一）刊印於天啟丙寅(1626)的《小草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說「此書向無鏤版」。 （二）今存此書避天啟而不避崇禎之諱，即說明它刊於天啟年間。 （三）初刊於天啟年間的結論與沈德符、薛岡的說法也相吻合。 （四）「花子由」之名的前後不同的情況即反映了一種呈「初刊」狀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話，當一律避諱，且在前面的「花子由」會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五）目前未見《新刻金瓶梅詞話》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話）的文本，也未見有相關的紀錄，全憑推測不足據。 二、崇禎本必據《新刻金瓶梅詞話》修改而成 梅先生的一個核心論點，即是不但「崇禎本並非源自十卷詞話」，而且反過來，「《新刻金瓶梅詞話》曾據文人改編的第一代說散本校過，錄入其改文」。而我認為，目前所見的崇禎本必據目前所見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修改後成書，故詞話本不可能根據尚未問世的崇禎本來校改。 理由之一，還是從避諱來看。詞話本不避崇禎之諱，而崇禎本在「花子由」的避與不避的問題上全照抄詞話本（只是後半部將「油」換成「繇」），後面又避崇禎之諱。這清楚地說明了崇禎本後出，且留下了修改詞話本而成書的痕迹，而不是源自所謂「第一代」尚未刊印的20卷抄本。 理由之二，還是我曾經強調過的卷題問題。1988年《金瓶梅研究》第一輯載拙文《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中的一段話，有必要重新引錄一下： 眾所周知，今存崇禎本都為五回一卷，共二十卷。每卷前一般都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此題名與全書目錄前題名相同。然而，其中有幾卷的題名較為特殊。今以上圖甲本為例，情況如下： 卷六題：新鐫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六； 卷七題：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七； 卷八題：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八； 卷九題：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詞話卷之九； 卷十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之九； 卷十四題：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卷之十四； 卷十五題：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卷之十五； 卷十六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 令人吃驚的是，與上圖甲本大有出入的上圖乙本、天津本，除了卷十六題作「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五（按：「十五」亦誤）」之外，其他與此全部相同。不但如此，北大本除卷七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七」外，其餘悉同。以此類推，天理本，乃至王氏本估計都是如此。於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三點： （一）卷七、卷九兩處多出「詞話」兩字，特別是卷七的題名，竟與詞話本完全相同，這無疑是修改詞話本時不慎留下的痕迹。假如崇禎本與詞話本是平行發展的兩種本子，甚至先有崇禎本，後出詞話本的話，就決不可能兩處憑空加上這「詞話」兩字。 （二）當為卷十處的卷號卻題作「卷之九」，卷十六處上圖甲本缺「六」字，上圖乙本作「十五」。這些紕漏都說明此崇禎本的「二十卷」是據詞話本臨時倉促編排而成，並非來自經過輾轉傳抄的原有的二十卷本。 （三）從一會兒冒出「新鐫」，一會兒又冒出「批點」、「評點」來看，也都可以看出臨時修改、添加的混亂情況，不像據原本刊成。 這些現象，是客觀存在，不是憑臆測所得；從中得出的結論，我還是堅持。特別是第一點，這是崇禎本修改詞話本的活化石，決不能輕易地否定的。因為這完全不是什麼後人的「假冒」。固然，至清初，有「古本八才子詞話」之類的書名，用「詞話」兩字來「假冒」，但這裡是在20個「卷題」中漏出兩個「詞話」來，是「假冒」的樣子嗎？再說，上圖甲本、乙本，天津本、北大本等固然不是崇禎本的「原本」，我們目前還無法找到崇禎本的「原本」，但它們共同反映的這一現象，不正是說明了「原本」給它們帶來了這樣的胎記嗎？不正是說明了崇禎本「原本」就是從《新刻金瓶梅詞話》那裡修改而來的嗎？ 以上兩點都是從文本的客觀存在來正面肯定崇禎本必從《新刻金瓶梅詞話》而來，下面就目前認為崇禎本早就傳抄，與詞話本是「兄弟關係」的一些主要論據略作分析。 （一）20卷問題。謝肇淛《金瓶梅跋》說他看到的抄本《金瓶梅》是「為卷20」，今見的所有崇禎本均為20卷本，而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卻是10卷本。這就成了《金瓶梅》抄本或「原本」是20卷本而非詞話本的重要論據。其實，100回大書，在傳抄過程中如何裝訂，本有一定的隨意性，對「卷」的含義也有不同的理解。葉桂桐先生曾據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共裝訂成20冊」，說是「每冊大致相當於傳抄本《金瓶梅》的一卷」。[9](P117)此說儘管被魏子云先生批評為將「冊」與「卷」混淆了起來，[10]但實際上卻道出了謝肇淛所說「卷」的模糊性，我們為什麼不能說謝肇淛所說的「卷」就是當時裝訂成的「冊」而不是現在《新刻金瓶梅詞話》所標的「卷」呢？再說，即使當時流傳的抄本確實標目為20卷，但在刊刻《新刻金瓶梅詞話》時為什麼不可能改為10卷本裝呢？葉桂桐先生說，今存《新刻金瓶梅詞話》之所以將「本應為第五卷的開始」的第41回處，誤印成了「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就是因為將抄本20卷改為10卷而致誤。這個說法不能說全無道理。總之，以一人所談之抄本的卷數來區分流傳的《金瓶梅》的實際內容還是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因素的。 （二）關於《金瓶梅》的書名問題。論者認為在萬曆、天啟年間文士談及《金瓶梅》時多用「金瓶梅」三字，而未見用「金瓶梅詞話」，今崇禎本的版心即刊「金瓶梅」三字，而詞話本的中縫題「金瓶梅詞話」五字，可見當時流傳的乃是崇禎本系統的本子。其實，文人筆記所記，多用簡稱，這正像《三國志通俗演義》或《三國志傳》，多簡稱為《三國志》，《忠義水滸傳》多簡稱為《水滸傳》一樣，將《金瓶梅詞話》、《金瓶梅傳》簡稱為《金瓶梅》也並不奇怪。目前所知最早稱《金瓶梅》為「金瓶梅詞話」的是《幽怪詩譚小引》中的一段話： 不觀李溫陵賞《水滸》、《西遊》，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乎？《水滸傳》，一部《陰符》也；《西遊記》，一部《黃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說》也。 此引作於崇禎二年己巳(1629)，「上距《金瓶梅》傳入文人圈已經35年」，所以往往被人視為後出而不予重視。其實，作者在這段文字的後面也用簡稱《金瓶梅》，但在談到湯顯祖欣賞的《金瓶梅》時，特別用了《金瓶梅詞話》。這裡加上「詞話」兩字當有根據，只是我們現在一時難以找到湯顯祖的原話。而且，有研究者早就指出湯顯祖確實深受《金瓶梅》的影響，特別是他的《紫簫記》可能與《金瓶梅》有非常直接的關係。[11]湯顯祖死於萬曆丙辰(1616)，且《幽怪詩譚》一書多記萬曆及萬曆以前的故事，這完全可以說明《金瓶梅詞話》在湯顯祖時代早已流傳，或者說，當時一般人簡稱的《金瓶梅》即是《金瓶梅詞話》。 （三）關於《金瓶梅》的序跋問題。今見崇禎本卷首隻有東吳弄珠客序，而詞話本前還有欣欣子序與廿公跋。但當初薛岡談及的僅是東吳弄珠客序，基本上看到全書的沈德符談到作者時也未說及欣欣子序中提到的笑笑生，這都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不知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這似可證明他們看到的抄本只是崇禎本系統的《金瓶梅》而非詞話本系統的《金瓶梅詞話》；今見《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的序跋也不統一，欣欣子序文字訛誤甚多，而東吳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卻「正確無誤」，顯得「非常特殊」，而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體與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體，一用寫體，且東吳弄珠客序稱書名為《金瓶梅》，而不稱「詞話」，與欣欣子序稱「詞話」相扞格；如此等等，無非說明先有東吳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後出的。 其實，假如換一個思路來考慮這些現象的話，正可窺見《金瓶梅詞話》及其序經輾轉傳抄而錯誤百出。薛岡所見東吳弄珠客序並不是在早年「往在都門」時，而是「後20年」看到「刻本全書」時。這個序言及跋是在刊印《新刻金瓶梅詞話》時加上去的。寫序的人很可能就是馮夢龍。[12](P289-290)中國民間歷來有「龍戲珠」或「二龍戲珠」等傳說。出身於蘇州的名夢龍、字猶龍、別署龍子猶的馮夢龍用「東吳弄珠客」為號不是順理成章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說馮夢龍見到《金瓶梅》抄本後十分「驚喜」，並「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沈德符當時不願將自己的書拿出去付刊，但書坊還是從別處購到了一部抄本《金瓶梅詞話》。在付刊前，請曾經為之「驚喜」並慫恿書坊刊刻的馮夢龍作序，也在情理之中。於是，這篇東吳弄珠客序及同時請人作的廿公跋明顯與欣欣子序有所不同。當《新刻金瓶梅詞話》出版後，書坊主覺得書中問題多多，很可能即商之於馮夢龍，將詞話本進行修改與評點，於是就有了「崇禎本」。這從崇禎本卷首僅收東吳弄珠客序與同時所寫的廿公跋而刪去了欣欣子序，以及東吳弄珠客序後刪去已不合時宜的題署時間、地點來看，也清楚地表明了詞話本中的東吳弄珠客序是原序，崇禎本中的東吳弄珠客序是後印的。反之，假如崇禎本中的東吳弄珠客序先有，則詞話本在此序後再增加「萬曆丁巳季冬」「漫書於金閶道中」云云，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從《金瓶梅》的序跋來看，也只能證明崇禎本及東吳弄珠客序是後出的。 （四）關於詞話本與崇禎本的異文問題。梅節先生在校訂《金瓶梅詞話》時，花了極大的工夫對校了詞話本與崇禎本的異文，功莫大焉。在此基礎上，他作了一些推論。其《〈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一文中的第三節《崇禎本並非改編自〈新刻金瓶梅詞話〉》與第五節《〈新刻金瓶梅詞話〉大量校入見諸崇禎本的改文》兩節比較集中地談了他的觀點。但我覺得，僅憑這些異文是得不出梅先生沿著一種既定的思維定勢所推論出來的結論的。比如，在第三節中他所舉的第一例說： 第二回，西門慶看中潘金蓮，無法入腳，托王婆做牽頭。王婆便賣弄自己「雜趁」手段。詞話本原文： 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不（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 「十月初三日」，容本《水滸》作「六月初三日」。王婆這裡說的是鬼話：她開茶鋪，卻靠「雜趁」過活。如果閏年，十月初三北方下雪不稀奇，「六月初三日」下大雪則純然是鬼話。崇禎本也作「六月初三日」，同《水滸》。可能藝人本也同《水滸》，十卷本詞話在流傳中「六」誤「十」。但崇禎本的母本卻不誤。 梅先生校出「十月」與「六月」之別，很有意義。以下，梅先生還連舉數例均為《金瓶梅詞話》抄《水滸傳》文字中出現的差錯而崇禎本予以改正的例子。這一問題，實際上韓南早就看出，所以說過「乙系本（崇禎本系統）並非源之於甲系本（詞話本系統）」的話。實際上，這種現象的產生十分簡單：詞話本在傳抄過程中出現了錯訛，《新刻金瓶梅詞話》予以照刻；馮夢龍輩將《新刻金瓶梅詞話》修改成崇禎本時，根據熟悉的《水滸傳》進行了校改，如此而已。至於後面並非據《水滸》修改的例子，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梅先生在第三節中所舉的第6例： 第91回，官媒婆陶媽媽與薛嫂兒替李衙內說聚孟玉樓。玉樓比李衙內大6歲，兩個媒婆怕衙內嫌歲數大，想瞞幾歲。路上找了個先生算命看看能不能替他瞞幾歲。算命先生斷言，玉樓「嫁個屬馬的夫主方是貴」，「往後一路功名，直到68歲，有一子，壽終」。詞話本原文：兩個媒人，收了命狀，歲罷，問先生，與屬馬的也合的著？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好！當下改做34歲。 崇禎本原文： 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才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34歲罷。」薛嫂道：「34歲與屬馬的也合的著么？」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著！」當下改做34歲。 對照兩個本子，詞話「歲罷」以上，脫去46字。兩本還有一些文字歧異，可以解釋為編纂者的加工，但無論如何，現存說散本根據10卷本詞話，是補不出這樣一大段文字來的。合理的解釋是，崇禎本另有所本。 梅先生比較兩本的文字後，實際上是從崇禎本倒看過去的，覺得10卷詞話本脫去了46個字。但假如仔細對照的話，詞話本中「收了命狀」四字未見在崇禎本中，詞話本中「問先生」與「正好」兩處，也與崇禎本不合，故顯然不是詞話本簡單地脫漏了所謂崇禎本原本中的46個字的問題。最大的可能，還是崇禎本修改者在這裡覺得詞話本有錯誤與脫漏，於是就進行了修補。另外，還有兩種可能：一是，這種錯誤是刻工手誤，馮夢龍輩本與書坊主熟悉，在改編成崇禎本時，或許還是參考了《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底本；二是，《金瓶梅》鑲嵌了不少當時現成的作品而成，這一段也有可能鑲嵌了如《水滸》之類的其他現成作品，修改者就據以添加。總之，情況相當複雜，有多種可能的存在，未必據此就能一口咬定「崇禎本並非改編自《新刻金瓶梅詞話》」而出自所謂「共同的祖本」等。 梅先生在《〈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的第五節中，進一步根據一些異文宋論證「《新刻金瓶梅詞話》大量校入見諸崇禎本的改文」，以此作為「崇禎本並非源自十卷本詞話」的「最強有力的根據」。其「方法是將十卷本詞話的例句，減去校入見諸崇禎本的改文」；前面再列所謂「原本」的文字，其「原本我們今天已看不到，是推論出來的」。假如心中先有一個成見，那麼如梅先生這樣來作推論，似乎也頗合理。但我認為這種推理也是一廂情願，經不起推敲的。且看梅先生所舉第一例，即「第15回西門慶在李家吃花酒」時的文字： 桂卿外與桂姐，一個琵琶一個箏，兩個彈著。（原本） 桂卿、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兩個彈著。（崇禎本） 桂卿外與桂姐一個彈筍，一個琵琶一個箏，兩個彈著。（今本詞話） 梅先生舉此例句後作了這樣的推論： 今本詞話「一個彈箏」四字校入說散本改文，造成重文。 對此，我頗感奇怪，假如真的是詞話本據崇禎本校入「一個彈箏」四字的話，其校者豈不是太糊塗了嗎？明明下面有「一個箏」三字，且「一個琵琶一個箏」句還算通順，怎麼會再加上一個「一個彈箏」去疊床架屋、越改越錯呢？合理的推論還當是倒過來思考：崇禎本的改編者看見詞話本此句有重文與不通之處，於是就刪去了「外與」與「一個箏」五字。這是一個頭腦清醒的、即使是一般水平的校改者也會做的事情。因此，梅先生在此節中所舉的這類詞話本有問題而崇禎本改得通順的例子，據我看來，恰恰都是證明崇禎本據詞話本改編的「最強有力的證據」。 （五）關於崇禎本的批語。早在1985年，我在《〈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中即指出，崇禎本第4回、第30回兩處分別提到了「原本」與「元本」，其結論是：「崇禎本的批改者向我們透露了：詞話本就是《金瓶梅》的原本。」對此，梅先生在《〈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中也承認：「這兩條批語都批在崇禎本上，所謂『原本』、『元本』，當然不排除是詞話本。」但他舉出第29回關於「西門慶的八字，說散本與詞話本不同。詞話本所開列的四柱，不符合八字構成法則」，卻沒有批語指出其四柱不合；而「崇禎本作了修改」，使之正確了，但上面還有眉批：「四柱俱不合，想宋時算命如此耳。」於是梅先生得出了這樣的推論：「既然崇禎本已經改正詞話本原八字的錯誤，四柱皆合，為什麼竟有『四柱不合』的眉批呢？合理的推測是繼承自母本。」筆者認為，這個推理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詞話本的抄本與刻本本來都是沒有批語的，但崇禎本改編者是邊改邊評的，所以出現這種既指出其錯誤，又進行了修改的現象是十分正常的。反之，假如此批源自所謂崇禎本的母本，倒是十分奇怪了：母本原來就是「四柱皆合」的，為什麼還要批上這句「四柱俱不合」的話呢？所以，正確的推論當是：崇禎本的批語，都是馮夢龍輩在根據新刻的詞話本進行邊改邊評時加上去的。 上面就崇禎本源自《新刻金瓶梅詞話》談了幾點看法。毫無疑問，這裡也多推測之詞，但怎樣推論才較合理，讀者自可思考。不管怎樣，最重要的根據還是文本存在的實際，假如果真能發現一部《新刻金瓶梅詞話》之前的刻本《金瓶梅詞話》和20卷本的崇禎本母本的話，那我承認這些推論全部錯誤，否則，事實告訴我們的結論只能是《新刻金瓶梅詞話》即是初刻，目前所見的崇禎本即是從此本詞話本改編而來。 三、關於崇禎本的若干問題 關於崇禎本各本之間的關係問題，我曾寫過《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13]、《再論〈金瓶梅〉崇禎本系統各本之間的關係》[14]兩文，前一文的主要觀點是： 崇禎本系統中，二字行眉批本當為最先刊出；三字行眉批內閣本，四字行眉批北大本、天理本、上圖甲本及混合型眉批上圖乙本、天津本三類分別從二字行眉批本出；無眉批的首圖本則從內閣本出。至於四字本中的北大本、天理本、上圖甲本，也非同版，它們之間的關係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後一篇文章針對梅先生認為崇禎本系統中的「正頭香主」是內閣本的觀點，從「有意簡略」、「時見脫漏」、「特多錯刻」三個角度實證了「內閣本不似原刻形態」，並同時談及了一些其他有關問題。今梅先生《〈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一文針對拙見提出了若干新的意見，我覺得有必要在這裡略作辯白。 第一，王孝慈藏二字行批本與世界文庫本。王氏二字行批本目前只能見首頁及圖像的照片於「世界文庫」與現代翻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中，鄭振鐸在「世界文庫」中排印《金瓶梅詞話》時，用「崇禎本」加以校勘，並出了校記。故包括我在內的一般人長期都認為鄭振鐸即用王氏本的崇禎本加以校勘的。但我發現世界文庫本的第17回所用崇禎本均將詞話本中的「夷狄」改掉之後，即認為「鄭振鐸的確並未用王氏本作校，而是用了一種晚出的崇禎本、甚至是可能用了某種竹坡本來冒充崇禎本作校的」。這裡就與梅先生產生了分歧。梅先生認為「鄭氏不會也沒有必要掛羊頭賣狗肉，圖版用崇禎本的王氏藏本，卻『用某種竹坡本來冒充』，欺騙讀者」，其實質即要說明王氏藏本實際上是一種後出的劣本。而我認為，鄭氏所用的圖版是從王氏那裡借來的，而實際所用的文字校本並不是王氏藏本。這倒不是要像有的日本學者那樣指摘鄭氏在校勘《水滸全傳》時人格上有問題，而只是說明當時人們對崇禎本的認識還沒有現在那樣深入，不知道貌似相同的崇禎本實際上也大有出入，更何況真如梅先生所說的，「點校等均假手他人，『這在當時都是如此』」，是很容易出這樣的差錯的。因為從圖版等各種情況看來，王氏本不像是後出的劣本。 第二，關於眉批的多寡問題。梅先生為了說明「內閣文庫本許多方面比北大本更接近崇禎本原刻形態」，除了強調序跋的多少問題之外，又提出了「眉批內閣本也最多」的論點。所據的的證據是：「據劉輝、吳敢『會評會校本』統計，內閣本有北大本無者74條，北大本有內閣本無者27條。」這句話不明確是劉、吳兩人的統計呢，還是梅先生據劉、吳兩人的本子所作的統計。我查了劉、吳兩人的文章，未能發現，這就恐怕是梅先生據劉、吳的「會評會校本」所作的統計了。但是，這種統計是十分不可靠的，因為劉、吳兩人所作的會評未能正確地反映真實的情況處極多，比如，我曾提到過的第37回北大本有「似坐，似想，似托怨，口角宛然」的眉批，內閣本闕。但在劉、吳本上只是標了「繡像本評」（此表示各本都有），未能反映出北大本有而內閣本無的真實情況來。反過來，比如第12回，劉、吳本眉批處有一則「綉丙本評」（意即內閣本評）：「妙在件件皆請客之物，則鷫鸘等項自別。」言下之意即北大本所無，惟內閣本有，而實際上北大本也是有的。眉批是如此，夾批也是如此，如第1回劉、吳本夾批有50處標「綉乙本評「（即北大本評），實際上多數內閣本也是有的。總之，用劉、吳本作統計，不足為據。此其一。其二，這樣論證本身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兩本互有脫漏，這隻能證明兩本都不是原刻，多幾條、少幾條是不能說明問題的。 第三，插圖問題。北京中國書店2002年春季拍賣會所提供的一種《金瓶梅》圖冊，梅先生認為即是「內閣文庫系統已遺失的百幅圖冊」，並以此推想：「萬曆天啟初刊行的是文人第一代改編本。精明的書商看到這是一條財路，立刻增評、綉圖、改文（包括帝諱），在崇禎初推出新版，這就是第二代說散本，亦即崇禎本的原刻本。內閣文庫本是這一原刻本的簡裝本。但是出版界的競爭古今如一。書林有人見到《金瓶梅》銷路好，於是將之重新包裝，出豪華版。文本仍是第二代說散本（個別文字作改訂）。取消廿公跋，只留弄珠客序。最具特色的是版面加大，行款更大方，如回數、詩曰、詞牌等都單獨佔行。聘名匠將內閣文庫本系統的五十頁百幅圖增加為百頁二百幅。」這裡且不論梅先生已將原說是「正頭香主」的內閣文庫本改稱是「第二代」的「原刻本的簡裝本」了，我想只討論問題的實質：究竟是先有刻工粗劣簡陋的50頁綉圖，然後再有書商「聘名匠」，「將之重新包裝，出豪華版」100頁的插圖本呢？還是先有認真刊刻精美綉圖100頁的本子，然後由商人投機取巧、偷工減料，炮製50幅粗劣的插圖去應付市場呢？假如我們抽象地來「推想」，兩種可能都有，都符合商人的出版心理。但假如我們結合當時出版的背景和實際操作的情況來看，我認為只能是後者。這是因為崇禎本的改編與出版是在不滿詞話本的冗雜錯訛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的校改的。這種校改實際上差不多是一種再創作。在這基礎上再作了評點。從大的方面來看，其作風是認真嚴肅的（只是在付印時，原未注意的卷題改得倉促，出了紕漏）。與此相應，其綉圖也是延請名手所刻，且刻得精良，與當時蘇州刊刻的、與馮夢龍有關係的「三言」、袁無涯本《忠義水滸全書》的插圖的版式、風格都十分接近。因此，其原刻本當是一個比較精良的本子。再從實際操作來看，正如我以前說過的，「不可能根據一種僅有五十葉插圖的『原本』去增刊風貌相同的插圖五十葉。反之，翻刻時只有刪減原有的插圖，才有可能使刪剩的圖面與原本保持一致」。[13](P67)這僅是從大的頁面來看的。從具體的畫面來看，在《再論〈金瓶梅〉崇禎本系統各本之間的關係》一文中，我又這樣說過： 在這裡，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內閣本的插圖品質如何？是「精美」的，還是粗劣的？現在不得而知。但從首圖本來看，其插圖均為王氏藏本的仿刻，形神均無，粗劣不堪，又減少了一半，這都暴露了書商追求利潤而減少成本的思維。內閣本坊主的思維與首圖本是一脈相承的。他復刻王氏藏本的一半不可能精工細雕，其水平能達到北大本之類的水平也是相當不易的了。當然，我這個分析也需得到實物的驗證，在未見到內閣本插圖之前，也與梅先生一樣，只能是一種推測。 附圖
▲上圖為拍賣之內閣本系統的第52、53回插圖。 附圖
▲上圖為王氏藏本第52、53回插圖。 現在，從北京2002年春季拍賣會上冒出的一本內閣本系統的圖冊，就證實了我原來的推測的正確性。從其影印的第52、53兩回的插圖來看，明顯比王氏本粗劣，且減狹了畫幅，因而圖像的兩邊均缺少了內容。再如兩圖的右上角，都缺略了樹木或山石之類的圖像。這樣一種粗劣的東西，明顯地暴露了它翻刻他人、粗製濫造的痕迹。試想，假如反過來，如梅先生所想，在原來劣本的基礎上，延請一些名家來豪華包裝，那還有必要和可能去因循這樣的濫圖，去擴大同樣的畫幅，去增加同樣風格的50幅畫面嗎？很顯然，據100幅精美的插圖，刪去一半，粗糙地翻刻一下，具有可操作性；反之，據50幅濫圖，去改造這50幅，再增加同一風格的50幅畫，是不可操作的；要「豪華包裝」，也只能另起爐灶。正因此，內閣本決不可能是崇禎本「原刻本」或最接近「原刻本」的本子。 《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的刊刻問題十分複雜，且能實證的材料較少，本文所論只是一孔之見。梅先生是我尊敬的長者和很好的朋友，我們只是為了學術而相互論難。我衷心希望繼續得到梅先生的教誨和各位同好的批評，以把問題搞得更加清楚些。
注釋： ①梅節《〈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燕京學報》新十五期。梅先生有關論文較多，此文最後出，最有代表性。 ②第57回「強姦了常娥」之「常」字尚未避諱。【參考文獻】: [1]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J].文學季刊，創刊號，1934. [2] 韓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A].丁婉貞譯.胡文彬.《金瓶梅》的世界[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 [3] 劉輝.現存《金瓶梅詞話》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嗎——與馬泰來先生商榷[A].金瓶梅論集[C].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 [4] 李時人.《金瓶梅》的作者、版本與寫作背景[A].金瓶梅新論[M].北京：學林出版社，1991. [5] 許建平.《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初刻抑或是三刻[J].棗莊師專學報，2000,(1). [6] 葉桂桐.中國文學史上的大騙局、大鬧劇、大悲劇——《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質疑[J].煙台師範學院學報，2002,(3). [7] 黃霖.《金瓶梅》成書問題三考[J].復旦學報，1985,(4). [8] 馬征.《金瓶梅》懸案解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9] 葉桂桐.《金瓶梅》卷帙與版本之謎[A].金瓶梅研究：第六輯[C].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 [10] 魏子云.關於《金瓶梅詞話》的卷帙[J].徐州教育學院學報，2000,(1). [11] 芮效衛.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A].徐朔方編選校閱.金瓶梅西方論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 黃霖.《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A].金瓶梅考論[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13] 黃霖.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A].中國《金瓶梅》學會.金瓶梅研究：第一輯[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14] 辜美高，黃霖.再論《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A].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學林出版社，2002.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