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科學至今無法解釋的現象，可能更接近於事實真相，朋友親口講述他幼年時的神奇經歷

對於扶乩，科學的解釋，認為是由於虔誠心使人產生了強烈的心裡暗示，這個信號被不斷地強化和放大，影響到整個身體，扶乩者的手就會不由自主地抖動，抖動幅度越來越大，於是就在沙盤上形成了類似筆跡或符號的痕迹。還有一種質疑的觀點，說這是由扶乩者預先經過演練和配合，加上和乩壇的主持者進行串通，合謀的一個騙局。當然，歷史上不乏借扶乩行騙的事例，但以此便推斷所有的事件都是騙局，就有些以偏概全了。尤其是那些並非職業的乩手，只是普通百姓偶爾設壇，為鄉人鄰舍答疑解難這種情況，無需破費錢財，也就不具有行騙的動機。

我的一位同事，據說年幼時就做過乩童。我幾次想就上述的那些質疑當面問他，又怕過於唐突，引他不快。終於有次在一起吃飯時，我見他談興頗健，便趁機問起這個問題。他倒絲毫不以為意，坦言說，他那時還未上學，既不識幾個字，又什麼都不懂，大人怎樣吩咐就怎麼做。由於住在河邊，乩壇的桌上鋪的就是細細的河砂，按他們那裡的規矩，需要童男童女做乩手，他和另外一個不認識的女孩子一人扶住簸箕的一端。在有人問了問題後，他能明顯感覺到簸箕被一種力量牽著走，他只是順從地跟著移動手臂而已。那個力量一停，移開簸箕，沙盤上就出現明顯的字跡，根本不存在作弊的可能。後來上學了，就不再做這種事了。

為什麼多用兒童做乩手呢，是因為兒童心思單純，雜念和妄想較少，更容易接收感應到外部的信息。這一點我有切身的體會。記得年幼時回農村老家過年，村裡的老母宮舉辦廟會，非常熱鬧。我和一幫小夥伴進大殿玩耍，看見供桌上擺著水果等供品，心想趁人不注意偷一個解饞。剛一動念頭，就感覺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壓迫著自己，胸口憋悶難當，趕緊走出大殿，說來奇怪，身體的那種不適感立刻就消失了。

明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他父親曾對他說，他家的壽芝樓上供奉著乩仙，牆上懸掛著一隻筆，如果有事相求，筆會自己動，取下筆扶著它書寫，會有神奇的應驗。明清筆記小說中記載此類事甚多，參與的人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見多識廣的在朝為官者，以及讀書明理的文人儒士，有些還是作者的親身經歷，以他們的閱歷和判斷力是不容易輕易受騙的。紀曉嵐就記述過他和其兄年輕時親自扶乩的經歷，認為「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 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本文前面提到的兩種質疑的觀點，基本是憑主觀想像，如果在現場親自驗證過，也許就不會那麼說了。

既然扶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存在的，那麼為什麼無法得到科學界的認可呢？下面這個例子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李嗣涔先生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電機工程博士，回台灣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專長為半導體光電元件，是一位在專業領域頗有建樹的科學家。後來應台灣地區「國科委」的邀請，轉入氣功和特異功能的研究。他通過嚴謹的科學研究和實驗，發現了在我們所處的時空之外，還有一個「信息場」的存在，但這個發現卻從此使他的學術地位充滿了爭議。2005年，台灣地區「教育部」遴選台大校長時，他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便成為對手攻擊他的口實，指其宣揚怪力亂神。而個別親身參與他的實驗的科學家，雖然當場大為嘆服，但在公開場合，卻又絕口不提，擔心和迷信扯上關係，影響到聲譽和地位。

1993年10月，內地一位知名人士邀請一批科學家，在武漢對一位特異功能人士進行現場驗證，雖然過程中有嚴格的公證監督，還有兩台攝影機不同角度，不間斷地連續拍攝，但受邀的所有科學家均未到場，幾位知名科學家甚至明確表態，不相信這類超自然現象的存在。科學家們的顧慮，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海內外的許多研究機構，已經在對這類現象，用嚴謹的科學方法進行著研究實驗，並且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數據。但由於科學手段和觀念的局限性，以及這類超自然現象的特殊性，無法用現有的科學理論進行解釋，實驗結果也不能被普遍複製，更談不上轉化為應用科學，造福於人類，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和成果，還不適於向大眾公開。

對於扶乩這類科學無法深入的領域，來自民間的解釋，可能反而更接近於事實真相。近代佛教大德印光法師對扶乩的真相，以及對此現象應如何正確對待，有著非常明確的開示，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查閱。（詳見《印光大師文鈔》中，復江景春居士書、復李慰農居士書等章節）

歷來的有識之士雖不否認扶乩的真實性，但同時也把它看作旁門左道，認為偶爾遊戲可也，若沉溺其中，必誤大事，所以並不隨便附和贊同。《閱微草堂筆記》中說「……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確有鬼憑，亦當禁制，勿使熒民聽，正不必論其真妄也」，這裡的「熒」是迷惑的意思。這句話，也代表著官方和主流社會的態度。

而長久以來，由於乩仙降臨時，不僅能回答求助者的問題，還間或講一些教人戒貪克淫，謹慎處世，勸人向善的話，在民間仍有一定的社會功用，所以一直以來，仍然有其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