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十大「盛世危言」

新華網 （ 2012-01-04 10:53:48 ）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編者按】在亞馬遜網站輸入檢索詞China，你會看到中國話題是如此之熱，而縱觀2011年世界出版的有關中國的著作，如何與這個「新興的超級大國」相處是貫穿始終的主題。了解這些著作，其實也有助於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本報從中精選十本話題最具爭議性的作品，慢慢品讀。【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竇晨焦點之一：中國註定超越美國嗎？在今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出版社：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出版時間：2011.9）一書中，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這位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斷言，美國的霸主地位必然為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所取代。薩勃拉曼尼亞在書中指出，判斷一個國家是頭號強國的指標只包括三個關鍵因素：GDP、貿易以及是否為凈債權國。中國在GDP和貿易方面都將領先美國。此外，美國是一個脆弱的債務方，而中國是殷實的凈債權方。而美國將無法扭轉這一趨勢。根據這一指標，他分析的結果是，到2030年，美國的相對衰退將不是產生一個多極世界，而是產生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接近單極世界。以往多部預言中國會超越美國的著作都曾引發激烈爭論，《黯然失色》也不例外。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就不認同薩勃拉曼尼亞的論題，指出其存在幾大問題：首先，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衡量不夠準確；此外，它的科技水平很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落後於美國；第三，認為中國會直線前進的預測是有風險的……其實，想冒這個風險的又何止薩勃拉曼尼亞一人，蘇格蘭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則是另外一位在今年大膽預測中國可能擊敗美國的西方學者。在《文明：西方與其他地方》（Penguin Press，2011.11）一書中，弗格森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在過去500年間，西方是如何獲得相對於東方的優勢的呢？他的答案是6大「殺手鐧」：資本主義企業、科學方法、基於財產私有制和個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體系、傳統帝國主義、消費者社會，以及「新教」工作倫理與資本積累。但在弗格森看來，最近數十年來，中國正在複製這些經驗，就如同將一些成功的計算機程序下載、複製，從而導致全球經濟力量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從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加快轉移的步伐。弗格森認為，在未來10年左右時間裡，美國150年來佔據世界頭號經濟體的歷史將永遠終結。弗格森的這一看法與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發生碰撞。6月17日，一場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辦的年度辯論會為兩位重量級學者提供了一次正面交鋒的機會。共有四個人就「21世紀是否將屬於中國」這個主題進行了辯論。持贊成意見的正方是弗格森和清華大學世界經濟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稻葵，反方則是基辛格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CNN）記者兼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基辛格在這場辯論會上說：「中國將忙於解決經濟問題和內政問題。鑒於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我很難想像中國會主宰全世界。」弗格森則反駁，歐元區危機和美國沉重的債務是西方衰落和自滿的跡象，這將給中國以可乘之機。和馬丁·沃爾夫一樣，基辛格也反對「中國會直線前進的預測方法」。其實今年對這一分析方法最系統的批駁來自於《權力的未來》（PublicAffairs，2011.2），該書作者同樣赫赫有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奈認為，即便中國的GDP能在2020年代趕上美國，這兩大經濟體在內部經濟構成方面依然不盡相同。不過，約瑟夫·奈一再指出，自己不贊同「中國正在超越美國」的目的，在於提醒「美國和中國應當避免激發對各自實力和意圖的過度恐懼，因為對衝突的預期本身也可能成為衝突的導火索」。這和基辛格的出發點是一致的。基辛格也強調，在21世紀，中國應該學會「自我抑制」，而美國則應該學會「重新自我定位」，以適應日漸崛起的中國。回到今年6月份這場著名的辯論上來，兩小時的辯論結束後，按照議程，聽眾投票的結果是反方以62%比38%獲勝。這場辯論會的內容後來集結成書——書名就叫做《21世紀屬於中國嗎？》（House of Anansi Press，2011.11）。不過，在筆者看來，辯論的勝負應該交給時間去做進一步地證明，畢竟辯論雙方都未否認「中國成在崛起為一支具備超越美國可能的力量」。就如同儘管反駁《黯然失色》的結論，但是馬丁·沃爾夫並不否認該書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世界的確出現了一個新的超級大國」。焦點之二：中國是傲慢還是自信？對於這個「新的超級大國」，世界輿論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想像和描繪，而在法國《世界報》總裁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Erik Izraelewicz）看來，正是這樣一種勝利讓中國滋生出傲慢情緒，這個觀點也構成了《中國的傲慢》（Grasset，2011.9）一書的核心。伊茲拉萊維奇認為中國有理由「傲慢」，作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如今前去救援因危機而受損的經濟體，因此它確實有理由顯示其已重新找回的自豪。不過「傲慢」畢竟不是一個褒義詞，伊茲拉萊維奇的目的還是對這個「新的超級大國」提出批評：諸如「違反商業道德和競爭原則」、「一心要把自己的標準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不承擔它的國際責任」等等……如同《黯然失色》在英語世界引發的爭議一樣，《中國的傲慢》在法國輿論界引發巨大的反響，激發了各界有關中國是否傲慢議題的廣泛爭論，其中最為精彩的一次辯論應該是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與伊茲拉萊維奇本人之間進行的。這位能用中文朗讀孔子名句的法國前總統以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對中國人的「傲慢指控」進行了反駁，他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樸實的民族，中國的傳統文化，如道教和孔子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和諧而不是霸權。德斯坦認為，與其說中國領導人傲慢，還不如說他們開始對自己充滿自信。不過，在另外一些戰略分析家的眼光中，傲慢也好自信也罷只是修辭上的差異，無法改變中國崛起帶來的競爭乃至衝突趨勢。2011年西方輿論界論述中國「霸權企圖」的書不只一本，像法國經濟學家安托萬·布呂內（Antoine Brunet）和讓-保羅·吉夏爾（Jean－Paul Guichard）合寫的《中國的霸權企圖》（L"Harmattan，2011.1），他們認為「中國自從覺醒以來就在繼續描繪統治全球的藍圖。它咄咄逼人的重商主義（這使它積累了巨額外匯）是席捲美國和歐洲的危機的根源。」但是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撰寫的《爭奪霸權：中美與亞洲主導權之爭》（W. W. Norton & Company，2011.8）相比，其反響顯然遜色很多。弗里德伯格曾任前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外交政策顧問，在《爭奪霸權》一書中，他著力闡述：中國的戰略意圖是確立自己的「亞洲主導國地位，辦法是削弱美國安全保障的可靠性，挖空美國的各個聯盟，最終將美國排擠出該地區」。弗里德伯格認為，形勢對美國不利，「按當前趨勢來看，我們將在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中落敗」。焦點之三：如何應對中國崛起？靠威懾來防止衝突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思路，《爭奪霸權》並不主張拋棄「遏制—接觸」政策。恰恰相反：「無論如何，沒有明顯比這更好的其他策略。」 這一主張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史文（Michael D. Swaine）在《美國的挑戰：在21世紀與崛起的中國交鋒》（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6）一書中提出的觀點不謀而合，在通過對50多位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的採訪之後，史文指出，美國應採取「預防與合作接觸相平衡」的對華政策。事實上，弗里德伯格主張的是二者之間更好的平衡：美國應該對兩國競爭的性質多一些坦誠，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少一些盲目樂觀，更積極地投入必要的資源來應對軍事平衡中日益增大的問題，控制對華高科技出口，同時以更富創造性的方式與我們的民主盟友合作，以便嚇阻中國的不端行為，甚至打造一個由志同道合的政權組成的亞洲共同體。亨利·基辛格博士顯然不會贊同這一觀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注意到，與弗里德伯格主張「面對中國越來越大的實力和野心，美國必須在很多中美利益相悖的方面強硬對待中國」的觀點相反，亨利·基辛格博士的《論中國》（Penguin Press，2011.5）「是要闡明美國應當優雅地順應中國的崛起，從而避免悲劇性衝突發生」。這部長達600頁的巨著堪稱這位88歲高齡的外交大師的嘔心瀝血之作，也被認為是2011年有關中國的外文著作（非虛構類）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部。有人說《論中國》是一部中國外交政策史，書中大量引用了基辛格與中國領導人的對話實錄，追溯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戰略的曲曲折折。而在尼爾·弗格森看來，《論中國》一書最發人深省的觀點在於提出了如是的擔憂：中國精英可以從2000多年的歷史中尋找啟發，而美國精英能參考的歷史只有兩百年多一點。如此深刻的文化差異可能令中美在將來發生衝突。基辛格警告說：「中國認為是防禦性的動作可能被外界看作攻擊舉動，西方社會的威懾措施可能被中國理解為包圍策略。美國和中國在冷戰時期曾多次陷入這種兩難困境，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至今仍然沒找到擺脫這種困境的辦法。」基辛格建議，美國與其試圖「在遏制中國的基礎上引領亞洲，或者為了意識形態的聖戰而建立一個民主政權集團」，不如同中國合作，建設一個新的「太平洋共同體」。尼爾·弗格森對此建議表示讚許，「通過這本書，基辛格送給了他的繼任者一則關於如何繼續推進他所開啟的中美「共同進化」的必備指南」。不過，並非人人捧場——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戰略研究負責人加里·施米特就認為，是弗里德伯格，而不是基辛格，為迎接中國崛起的挑戰勾勒出了一幅清醒而合理的路線圖。這句話並非毫無道理，如果看過《對北京做出讓步——奧巴馬如何加快美國的衰落和開創中國稱霸的一個世紀》（Regnery Publishing，2011.11）這本書，你就會發現與《對北京做出讓步》一書的作者布雷特·M·德克爾（Brett M. Decker，美國《華盛頓時報》社論版編輯）和威廉·C·特里普利特二世（William C. Triplett II，暢銷書作者、中國問題專家）相比，弗里德伯格的觀點是多麼的溫和。從以「華盛頓越來越對北京奴顏婢膝」「其結果不僅將是美國時代的結束，而且將是敵視民主和西方的一種好戰的專制共產主義獲勝」為主要觀點來看，《對北京做出讓步》堪稱本年度最具冷戰思維的作品。「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會認為《爭奪霸權》一書危言聳聽得過了頭，加劇了人們對美中衝突不可避免的擔憂。然而，此書的目的恰好相反：弗里德伯格認為，華盛頓的對華策略如能找到恰當平衡，就可以把這種競爭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這番評價還算中肯，不過，遏制終歸是遏制，弗里德伯格的觀點很容易使人聯想起，2011年11月起，美國總統奧巴馬高調宣布美國「重返亞太」——不僅宣布從2012年開始在澳大利亞北部部署海軍陸戰隊，同時擬與多國簽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一份西班牙報紙的評價一針見血：「接受基辛格的觀點（中美合作建設新的「太平洋共同體」——本報注）就意味著要完全摒棄『冷戰』思維。但是，美國領導人恐怕很難接受這種做法,因為這意味著放棄美國自1945年就獲得的單邊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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